虽然离开那家只工作了三年多的公司已经十几年了，因为老板大卫帮过我一个大忙，近来我越来越希望能够与他联系上，以找机会表示一下。终于，原同事玛格丽特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但得到的却是个很意外的消息，想象中愉快地按通电话，先让他猜猜我是谁，然后再发过几张全家福的情景，没有立刻发生。
原来他出事了，我需要想一想话该怎么说。
跨入新纪元的那年金秋得到X酒店集团的工作机会，纯粹是个事故。当时我因不习惯企业文化从原公司去意渐浓，所以经常上《芝加哥论坛报》浏览招聘广告。那会联系工作的主要方式是传真简历，豆腐块大小的地方，一次我看窜了行，给没想申请的一个号码发了过去。出人意料的是，几天后我接到了电话约谈。
我无意该职是因为虽然我财会和计算机方面的资历足够应对，但并不具备其拥有两年国际酒店集团工作经验的要求。不过既然人家伸来了橄榄枝，我先将错就错接下来，因为无所求，反而比较轻松。那位甜美的女声阿斯塔，我后来的顶头上司，对我离职的理由很赞同，交谈的结果，是她邀请我去面试。
放下电话，我赶紧去查这家公司的信息，直觉告诉我，可能有戏。那是个别致的面谈，主审官是阿斯塔，Director，还有两位男士，分别为Manager 和 Senior。也许是客服行业的关系，未来的同事都非常和善优雅，直言对我的背景无可挑剔。而对于我，最重要的，是公司愿意为我申请绿卡。
最后阿斯塔带我上了另外一个楼层，去见她口中的大卫 - 部门北美的大区老板。与惯常办公室的布局截然不同，他居然背冲着门坐，宽大的皮椅上露出半截肩膀，挺括耀眼的白衬衫，以及一头与年龄极不相称的贝贝似的浅色金发。他闻声转过椅子，欠起高大的身躯，用同样贝贝蓝的眼睛打量了我几秒，漫不经心地伸出手来握了握。
然后他毫无遮拦地告诉阿斯塔你决定吧，再没兴趣多说什么。由于公司结构设置关系，CFO位缺，大卫名为Controller，实则集二职于一身。尽管我应聘的只是个芝麻粒大的小Senior，他还是太傲慢了点，我犹豫了三天才接受，就是对这位大头没有好印象，担心他难伺候。因为一旦递上绿卡，等于卖给他们，我有期待，也有不安。
上任伊始，当我发现有选择办公室的自由，一间在大卫隔壁，一间在下层商务中心，奔儿都没打就去了后者，想尽量避免跟他抬头不见低头见。
说到正事，我面临的是个乱摊子。这家总部瑞士、美洲分部刚从纽约迁来、并将与新加坡合并的公司，因为运用不同的会计制度，系统之间尚未联网，金融财务方面的活计堆积如山。我的桌上摆了三台电脑，一台连纽约，一台连芝加哥，一台连苏黎世，脚边还有一台连新加坡，纵横交错的电缆线，就好像《小灵通漫游未来》里描述的场景。难怪大家都那么友好，是为有人来分担而高兴吧。
工作上的事情一笔带过，总之用披星戴月都不足以形容那份辛劳。因为我每天从公寓门口乘车直抵市中心，扎入楼群后经由地下通道即达办公室，早晨便开始惦记一天的活计，晚上仍想着还没完成的任务，星星和月亮即使挂满天空也没时间抬一下眼，太阳就更难得一见了。
阿斯塔是位出生于非洲、在美国南方长大的中年女子，上等黑宝石般地美艳。她本人是位基督徒，但嫁了个穆斯林大学同学，男方为回中东接受家产，毫无预兆地不辞而别。大卫与她因工作关系相识多年，协助她离开旧地重新开始。但芝加哥的冬天让她措手不及，加之工作压力，造成她比较情绪化，在她手下一度挺难。
有一次她把东西算错了，影响到一份综合报表的结果，可她却要求修改我做的那部分。我小心地提出异议，她非但不听还指责我不懂合作，最终我忍无可忍跟她吵了起来，扬长而去。事后我难免惴惴，不料她却向我道了歉，说大卫告诉她：“那中国丫头敢跟你吵，一定有200%的把握”。
大卫只在意我们源源不断地提供出的他需要的数字。
酒店酒店，近水楼台，忙碌之余，吃吃喝喝成为我们犒劳自己的最好方式。记得第一次是入职不久，在一间出名的西餐厅，大卫很绅士地为我倒上一杯酒，以弥补前日欢迎午餐的简陋。喝酒是我的死穴，从来碰到酒局我就头大，加上他一本正经的神色，更让人紧张。他误会了，吩咐服务生：“请换一种她喜欢的。”可惜每次他都忘，幸亏有其它酒鬼同事，总手疾眼快接下来，容我以果汁滥竽充数。
第二年初夏，我的绿卡申请如约递交。尽管仍然忙乱，但心里一块石头终究落了地。可惜好景不常，很快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
9月11日早晨，我像平常一样来到公司，大卫的秘书、年近六旬的罗娜，情绪激动地冲过来，高声惊呼纽约世贸大厦被恐怖袭击了… … 我办公室几米远的外墙上就挂有一台当时还不多见的薄型大屏彩电，脚踏质地柔软色彩斑斓的地毯，耳边回荡着沁人的音乐，目光所及之处满是橘色的灯光，千里之外的惨剧让我毫无概念。
正当我茫然地看着浓烟滚滚的画面，后来被反复播放了逾千万遍的一幕出现了：视野中又钻出一驾飞机，笔直地飞向双子塔，桔红的火球和乌黑的蘑菇云一瞬间腾空而起，刚刚还亭亭玉立的南楼就像一个破火柴盒一样被撕扯开了… …晃动的镜头、惊呼的记者、和彻底歇斯底里的罗娜，看得我目瞪口呆。
我这时才了解到，罗娜看似白人，其实生于伊朗，儿时与家人逃到伊拉克，最后以难民身份落脚美国。她熟知战火与杀戮，对祖国感情复杂，很敏感所为何人，难怪痛彻心扉。表面看每个人都好好的，原来都挺苦大仇深的。
大卫听着罗娜的哭诉，脸上没有了那种捉摸不定的神色，为她端来一杯冰水，待她稍显平静后，示意一男同事叫来出租车，送她回家了。
那天之后的世界便不同了。首先美国的旅游业陷入瘫痪，辐射到欧洲、中东，公司的营业一落千丈。祸不单行，接下来亚洲爆发了SARS，香港、新加坡、韩日、中国… … 集团旗下的生意全线告急，但维护那些庞大的不动产，却是一分钱也不少花。
我自己的情形也急转直下。一天下班前，阿斯塔进来关上门，说告诉你个坏消息。由于公司收入滑坡，员工绿卡申请全部被无限期冻结，换句话就是不能办了，你考虑一下吧。
这简直是个晴天霹雳，与亲睹航班175引爆世贸大厦同样惊骇，我一筹莫展，惶惶不可终日。更糟糕的是几天后，人事部经理H不是打电话，而是派人来叫我去一下，我猜铁定要被裁了，立刻想好晚上必须去女友小刘家吃饭。她随丈夫来美国，没下飞机就有绿卡，我都快流落街头了，不蹭她蹭谁呢。
H面露难色、挤牙膏般跟我解释，绿卡停办，本质就是钱的问题。除此之外凡她能做到的，一定尽力协助。我一下就听明白了，转忧为喜，马不停蹄地联系到一位华人律师。他收费合理，并安慰我不要上火，可谓峰回路转。
我又恢复哼着歌的快乐模样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很久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听罗娜说起，大卫得知我的麻烦后，亲自打电话给人事部门协商。不知对方说了什么，惹得他大发雷霆，抛出了一句 “I don’t care! Get that Chinese Chick her green card!”， 摔了电话。
原来如此，难怪人事部经理那么不自然。虽然我工作很勤奋，但也并非不可取代，居然是一直敬而远之的大卫，为我争来宝贵的机会，否则我不知还要走多少弯路。当大卫得知我自己付费后，依然不满，认为只在员工身上省钱并不公平。后来阿斯塔告诉他我其实因祸得福，私人律师办得更快，他才哼了一哼。
另外我不知道，大卫背后总叫我The Chinese Chick。其实我早过了小丫头片子的阶段，只是亚裔人的年龄他们猜不出来吧。
大卫除了身为账房总管，也是酒店管理和并购方面的专家，随着经济形式的好转，他跟公司的摩擦也逐渐明显。比如他反对大规模地兼并扩张，力主对工会态度强硬毫不妥协。在他看来，某些有着浓郁欧亚背景的高层，对美国社会的理解存在偏差，故常使下面的工作举步维艰。
不久，一个意外造成了我不得不主动离职。那是内布拉斯加的移民中心出了错，把包括我在内的一批本该终审的绿卡申请，作为结案的转至他处存了档，纠正的办法是移交给地方移民机构来完成。这样，我就有可能要接受一次面谈，届时须提交在职证明，即无论如何此间我不能失业。
当一波可能裁员的消息传来时，尽管依依不舍，为保险起见，我仍决定另寻他路。大卫给了我三个月的安全期，实际我只用了两星期就觅到下家，有工作许可的甜头，终于头一回被我品尝到了。尽管裁员和面谈最终都未发生，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做了一件彼时彼地最合理的事，与那段经历就此别过。后来大卫也另谋高就，搬回老家的一所大城市去了。
新的公司属于高科技类，完全是另外一种氛围了。
但我与酒店的几位前同事一直保持着联络，市场部的玛格丽特就是其一。让我惊讶的是，提到大卫，大家对他的评价都非常之高，认为我碰见这样的老板运气很好。而与我同批申请绿卡的人中，不是被迫离境，就是费力地调换工作，留下的也历经曲折才调整成功。
玛格丽特的发现是，大卫去年被以渎职罪起诉了。
原因是，他担任财务总监的某豪华酒店的资深运营者兼开发商，授意他挪用四十八万美金公款，支付自己的房产税。之前总经理因提出反对已被解雇，迫于对方位高权重，大卫违心地划出了这笔钱。他有一对上大学的龙凤胎。东窗事发后，他虽因配合检方作证得到缓刑，但会计师资格被取消，若干年内不能从事相关工作，对于他的年龄，几乎就是永远了。
记得多年前在那所普通的州立大学商学院读书时，一次教税法的老先生，因某话题有感而发，说过大致这样一段话：大家以后当会计，要与金钱和上司打交道，总会看到不想看到的事情，陷入怎么做都为难的境地。所以你们一要用好判断力，二要自求多福。
回想起来，这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大卫知法犯法，错得不轻，不过他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就不予评说了。他对帮过我的事一定早已忘记了，但补上当年从没当面说出的谢谢，还是唯一我需要去关心的。
2015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