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廷、教皇和中国关系简史

教廷、教皇和中国简史 上帝保佑！ 约翰·保罗二世终于见到了每日祈祷人物。 这位梵蒂冈历史上最年轻的教皇，在中国的清明节前一天4月3日21点43分终于结束了长期的疾病折磨 ，走到了天堂 。 凡是到过梵蒂冈的人无不对教皇所支配的财富和权利感到惊叹。 就其财富而言，不仅有教徒的无偿的捐献，而且还有精英的财政专家煞费苦心的投资 ，上千亿资产的集中到为数极少的几个人支配， 它所发挥的魔力是惊人的 。就权利而言 教皇对世界上的教徒有着极大的影响，十亿基督教徒所产生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是任何一个国家也不能忽略的。 根据现在公开的资料 ，约翰·保罗二世早已经不是普通宗教意义的教皇， 而是一个政治教皇 ，他的政治作用在东欧崩溃的前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可惜的是教皇到死以前也没有机会到中国一行 ， 虽然他2000年时曾经表示过这样的心愿 。 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可以追到很远 。 基督教分为两支， 一是以罗马为中心的罗马公教， 中国人称为天主教 ，一是东欧为中心的东正教， 教皇的势利只在天主教范围内〔当然这不是以简单的地缘划分的〕 。 基督教大致是元朝传入中国的， 明朝在利玛窦等真才实学的传教士卓越的努力下，影响了一大批有头脑的士子，并且上达天听。 到了清朝，中国皇朝对天主教还是很宽容的。 后来，罗马教廷由于想用自己的教义压制中国的儒教礼仪， 引起朝廷的不满， 正是鼎盛时期的康熙、雍正连续下诏 ，禁止传教的活动。 近代，传教士借助洋枪、洋炮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再次进入中国 ，享受着种种特权 ，并且深入内地， 他们并控制了中国天主教。 由于宗旨不同， 基督教一直是共产党的死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梵蒂冈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它派驻在前国民党政府的“公使”黎培里和在上海解放初任命的主教龚品梅等人继续执行这一政策。实际上，中国基督教会内混杂大量的间谍特务， 成为当时东西方对抗的政治工具 ，理所当然的遭到共产党的取缔。 1957年，中国成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割断政治上经济上与梵蒂冈的关系、实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这标志着中国天主教摆脱外国势力的控制，开始成为中国教徒自办的宗教事业。 今天中国和梵蒂冈主要有两件事情没有办好 ：一是中国内政，具体而言就是， 对主教的任命权问题。二个是台湾问题， 即是否承认一个中国。 任命权问题从宗教系统而言，任命权自然在罗马， 然而由于中国教会的特别情况 虽然教义相同， 教会在并不宗属于教廷 ，所以中国政府认为这是内政 。一如西藏班禅、达赖的认证一样， 谁最后人能够认证， 看似礼仪问题 ，实际上却是宗主权问题。 如果一开始不能定位， 现在看来很虚荣的事， 将会在未来社会的变动中给中华民族造成巨大的主权隐患 。史鉴不远， 西藏的问题让中国绝对控制这件事。我想通过谈判互商 中国政府提名 ，罗马承认似乎是个可行的办法。 实际上在梵蒂冈也分成新2种势力和观点， 约翰·保罗二世代表传统的观念， 依然想通过以前的办法控制各地的教会 ，而另一部分 新派的主教则希望将教廷的权利更多的下放到各地大主教那里， 教廷不在枝节问题上缠绕 。这个问题将会在20天后，新教皇产生后逐渐明朗。 台湾问题方面梵蒂冈是欧洲国家中惟一一个与台湾维持“邦交”的国家。 1952年10月，梵蒂冈任命黎培里为“驻台湾公使”。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前夕，梵蒂冈见风使舵，当时梵蒂冈“驻台大使”离台后，一直由“临时代办”留守，使梵蒂冈“驻台大使馆”从此降为“代办级”。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由于梵蒂冈多次表达愿与中国政府接触的意向，台湾当局惟恐改换“大使”成为梵蒂冈要求与台湾“外交关系”降级的借口，采取癞皮战术， 所以一直要求“大使”周书楷先生“坚守岗位”，直到80大寿， 周也成为任期最长的驻梵“大使”。现在的台湾驻梵蒂冈“大使”戴瑞明曾任“总统府副秘书长”，于1996年5月上任。 由于中国近年的影响越来越大 ，梵蒂冈对中国的有着越来越浓的兴趣 ，双方有着很多秘密的使者往来。 台湾驻梵蒂冈的大使已经看到这点 ，教廷的高层人士早有人放出话来： 和中国建交也许就是“明天的事 ” ，台湾大使可以随时走人。 在我看来，台湾问题将会和30多年前的联合国席位问题一样得到最后解决。急切的办法是降低台湾驻节的地位，马上承认中国； 懒惰的做法是两岸合为一家时，就变成水到渠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