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闲话】冷宫名人—张申府与中共三巨头

【名人闲话】冷宫名人—张申府与中共三巨头 冷宫名人—张申府与中共三巨头 在正统的历史中有些线索或隐或显，若断若续，仔细寻找下去你会发现：灰尘掩盖的是冰冷的真实！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然而党史中你很难找到这个名字。他是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时的“顶头上司”，为一件小事毛记恨了一辈子。 他是周恩来、朱德的走向革命的引路人，也是他们两人的入党介绍人。他是共产党在国民军队中任职最早、官职最高的人物。 他是周恩来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最关键的的推荐人，使共产党在军队中从此扎下根站稳了脚。 他是以〈罗素〉专家著称于学界，常以是中国唯一了解罗素的人而自豪。他是清华哲学系四大名教授之一，钱钟书、张岱年..等日后名家都是他的学生和崇拜者。 ............... 他的前半生起伏激荡不管在党内党外总是处于社会思潮的前锋，而他的后半生却因一篇短文，从此陷入在劫之地，终其一生不能翻身。命运还是性格？恐怕评论这位旧时名人没有这麽简单吧！ 1.【北大图书馆】--毛泽东的老板 故宫的东北角是沙滩，北大图书馆设在沙滩红楼的第一层，里边的书都是从〈四公主梳妆楼〉里的旧藏书楼搬过来的。 1918年夏，图书馆的主任是李大钊。主任室就设在红楼东南角上的两间房子里。放假了，李大钊去了回家乡五峰山度假，代理他管理图书馆的是张申府。 张申府（1893-1986年），原名张崧年，河北献县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自改为申府，意思是治理国家。 本来是学习数理，中间两个月攻读哲学。却对哲学，尤其是罗素的解析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上的是数学的课，读的却多是哲学的书。经常呆在阅览室里，废寝忘食 就架恣意快读。张申府在北大已经毕业，蔡元培对这位年轻人破格录用，留校做助教，教预科。 李大钊经章士钊的推荐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张申府课程不多时，就在图书馆帮助李大钊做些工作。张申府的工作室标为登录室，在主任室的旁边。 其时，李大钊组织一些学生“勤工俭学”，课外帮助整理图书，翻译、编目、打印卡片等，张申府则负责检查和校对。毛泽东来北大时，一度也参加了这项勤工俭学活动，担任登录工作。 毛泽东刚从湖南来，是由伦理系的杨昌济老先生介绍来的。长衫乱发，鹤身高瘦，一口湖南土腔。和口快气盛的北京人打交道总有些怯场。 严格地讲，毛泽东不是正式的学生，只能算是一个工友。毛泽东后来跟斯诺讲：是图书馆助理员不过是一种障眼法。不过那时北大校门大敞，听课借书、自由，很有些君子风度。 没交学费毛泽东因此也旁听了不少课。 即使如此，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毛泽东来讲还是很贵。为了节省房租，他和几个同乡在三眼井合租，挤在一张大床上。他那时的主要来源是在图书馆帮忙抄抄写写，以毛润之开阔好奇的思路，活跳的性情做这种文抄公的笨活简直是一种活受罪。 有一天张申府检查登录卡片。这种卡片上有书名、作者、编号...背面有简介，是给读者查询用的，字体要求特别清晰干净，张申府发现毛泽东写龙飞凤舞，大有怀素遗风，撩草的难以辨认。马上把他叫来，大训了一通。 张申府和毛泽东是同龄人，不过此时一个是深受名流赏识的助教，“顶头上司”，一个是没有注册的旁听生、靠老面子介绍来的工友，身份和口气相差太大了。毛泽东被张申府抢白了一通，不得不忍声吞气，又重抄写了一遍，这件事毛泽东到了很多年后还耿耿于怀，反复讲述。 张申府后来回忆说："那是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我属下工作，解放之后，他到处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因为他忘不了我有一次要他重新再填写一叠图书卡片。” 的确，毛泽东在北大的经历是不愉快的，这种不愉快在他一生中都有痕迹，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特别是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评价，与早年的北大受贬经历是有关系的。在延安他对斯诺半自嘲半抱怨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 ，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西行漫记》第127页） 对张申府而言，这事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很快就忘记了。 他太忙了，教书之外还要研究，组织、参加多项社会活动几无余暇。 “五四”前后张申府发表了许多文章，首次向国人介绍了罗素、罗曼·罗兰等西方进步思想家。 1918年冬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三人联手创办了颇具影响的杂志《每周评论》，由张申府负责编辑。他同时还担任《新青年》的编委。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的活动，以其才识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交往甚密，成为同龄人中最耀眼的新星。而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那一代年轻人，对世界、中国社会和新思潮都是读《新青年》学到的，张申府比他们早走了一步。 1920年8月中旬，为了确定组织名称，在上海的陈独秀在给李大钊和张申府的信中说：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李大钊）可以谈。可见张申府在当时的作用之重。〔名称问题后来解决了！在1921年7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纲》第一条，便明确规定了党的正式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注〕 1920年10月，这三个又共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基层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张申府成为这个共产党前身的最早创始人之一。 以重要性来讲，张申府应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陈独秀、李大钊以后占第三位的人物。陈独秀富有号召力、有激情，是旗手型的人物，李大钊有独创性、博学多识，张申府则能文善辩、逻辑清晰。 张申府的重要性在正统的党史中始终没有明确，没有肯定。 与此同时张申府由于宣传研究罗素主义，仅25岁已成思想界罗素专家。‘罗素’二字的翻译定名就是出自张手。 1920年10月，英国分析哲学大师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华讲学，他是罗素访华时的学术翻译。一时成为新知识界注目的焦点。 对一些浪漫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罗素是最让他们发狂的偶像。诗人徐志摩，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对罗素著作的感觉，说它犹如“夏日黄昏时穿透海上乌云的金色光芒——冷静、锐利、千变万化。” 围绕罗素这位被中国知识分子誉为“世界哲学泰斗”的“外来和尚”，知识界的各色人等纷纷“以我观物”，形成了新一轮思想大战。时势造英雄，张申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以“罗素专家”的身份走到了历史前台。 早在罗素来华之前，张申府不仅为宣传罗素学说写了三份很有分量的罗素传略，翻译了罗素和罗曼·罗兰等人联名发表的《独立精神宣言》，罗素来华后，张申府围绕应该怎样定义罗素哲学问题，又与罗素的另一仰慕者张东荪打了场笔仗，同时还为《新青年》编了期罗素特辑，他本人为这个特辑写了篇“罗素著作目录”。这一切成就了张申府“罗素专家”的声名。 2.【巴黎学院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 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筹办了一所中法大学，但是很缺教授。经别人推荐，他们找到张申府，张申府受聘教逻辑。他离开母校，1920年12月27日底，到达法国。同船前往的有蔡元培、天津女杰刘清扬等。此行张申府还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即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在海外建立、发展党组织。 先于张申府到达巴黎的周恩来原是准备在伦敦留学的。 在伦敦住了一段时间后，感到那里的生活费用太贵，于是转回巴黎。中间，遇到了越南人阮爱国〔即胡志明〕，其时还是法国共产党员的胡志明向周恩来讲了不少马克思主义。 后来周恩来听说张申府、刘清扬在巴黎，大喜过望。 他们以前在北京就见过面认识。那是1920年8月，天津觉悟社为了联合进步团体，采取共同行动，全体社员曾到北京，邀请北京的进步团体在京南的陶然亭〈慈悲庵〉举行座谈会。刘清扬为会议主席，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张申府等都到会上讲过话。 而刘清扬是觉悟社成员，五四运动中担任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会长，代表天津学联代理过全国学生联合会常务理事，由此和周恩来十分熟悉。刘清扬思想激进，追求进步，是五四先进中的女中豪杰，是女界的领袖人物之一。李大钊在北京筹建共产党小组时，就有意介绍她参加。刘清扬本来想参加，但看到张国焘也在其间， 便拒绝了，因为她和张国焘有过一段不愉快感情纠葛。她看上了英俊潇洒、春风得意的张申府。 知道周恩来要来见面，张申府夫妇也非常高兴。陶然亭的会面中周恩来的年轻、活力、组织才干、辩才无障给张申府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非常惊讶周恩来对新思想的敏感和领悟能力，巴黎会面使他有了个绝好的机会考察周恩来。 张申府来巴黎后，和刘清扬住在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学院街〉50号，紧靠着欧洲最古老的大学，有三百年历史的〈索邦大学〉，与巴黎圣母院只有几分钟的路，环境颇为雅致。他们是来巴黎后才结婚的。 这一天周恩来来到张申府的住处，他乡遇故知！本是人生乐事之一，再加上志向合一，于是进行长谈，交流思想。 张申府发现比上次分手时周恩来瘦了，很多一问才知道原来周恩来因组织学潮入狱半年，出国前刚刚出狱不久。 张申府不知怎样开口安慰，周恩来淡淡一笑说：“仲甫〔陈独秀〕先生不是说，我们要准备出了书房进牢房，出了牢房进书房吗？受点苦，我不怕。我所焦急的是怎样找到真正救国道路，学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经过交谈张申府发现，周恩来虽然还有些虚无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观念。但他对共产主义思想的了解和理解要比同时的人深刻的多。又经过几个月交流张申府决定发展周恩来为中国共产党员。 此前，他已经发展刘清扬入党，于是张申府、刘清扬成为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 入党仪式是在1921年的3月份，比国内党的正式成立日期提早了半年。也比官方的1922年的讲法早了一年〔见邓小平的悼词〕 那个的入党仪式并没有后来的宣誓一项，也还没有完整的党章规定，党的组织还处于秘密萌芽状态。入党的主要程序是给总书记陈独秀写了报告得到批准。 但由此周恩来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周恩来对此事念念难忘，在许多场合中提起过此事，1962年在著名讲话《论知识分子问题中》特地加了一笔说：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 张申府在偶然中成了周恩来革命的引路人。 不久，张申府即与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5人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并和国内的陈独秀常有书信往来。 1922年，张申府由于支持留法学生抗议中国学院院长吴稚晖拒收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入学而毅然辞去教授之职，眼看巴黎的生活日益艰难与刘清扬、周恩来一同乘车转往德国柏林。 3.【柏林康德大街】--朱德的的入党介绍人 1922年九月36岁的朱德和孙炳文法国的马赛。登岸后，朱德二人立即乘火车到达巴黎。 在这里，他们得到了一个渴望已久的好消息：旅欧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负责人是周恩来。听说周恩来刚离开巴黎，到德国柏林去组织新的支部。朱德十分兴奋，他和孙炳文又急忙乘火车赶到柏林。 战后的柏林，人心沮丧，经济还很萧条。唯一的好处就是生活费用低廉，不到巴黎的一半。 这天傍晚，他们来到柏林〈康德大街〉周恩来住所门前。此刻，朱德的心情是既兴奋又忐忑不安。他想：周恩来会不会对我怀疑？会不会因为我在旧军队中的经历而把我拒之门外呢？ 门打开了。一个英姿焕发、两眼炯炯有神的青年出现在面前，并请他们进屋坐下，之后他亲切地问：“请告诉我，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 朱德面对比自己年轻12岁的青年，激动地讲述他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为寻找自己的新生命和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而来到欧洲。并恳切提出自己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周恩来看着朱德那朴实的脸庞， 听完朱德的叙述，周恩来十分高兴，他认为像他毅然抛弃高官厚禄，远涉重洋，积极寻找革命真理，完全可以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因此他接受了朱德的要求， 周恩来找到张申府，介绍了朱德的特别经历。张申府此时著重研究欧洲的思潮，组织方面的工作主要是旅欧总支部书记赵世炎和周恩来等来做。但他十分相信周恩来的眼力和朱德的决心，同意做介绍人。后来经过党组织批准，朱德孙炳文于同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朱德终于实现了自己渴望已久，梦寐以求并为之奔波万里 的愿望。 从此，朱德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走上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道路。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六年后，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 张申府的引路人的作用发挥了。 〔孙炳文后來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是周恩來的副手，他牺牲后其遗孤孙泱、孙維世被周恩來、朱德 分別抚养。---老巴巴注〕 4.【黄埔军校】--力荐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 1924年回国后，张申府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是中共从事早期军事工作的党员之一。 军校完全是按照苏联红军的原则和制度建立起来的。孙中山请来几名苏联教官作为军事顾问参加军校的筹建工 作，他们中间有人讲英语、德语，由张申府给校长蒋介石当翻译。那时张申府一面在广东大学教书，一面参加筹建黄埔军校工作。 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蔣介石为黃埔军官学校校長兼粵軍总司令部参谋长，命廖仲恺为党校党代表，命王柏龄为军校教授部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戴季陶为政治部主任、張申府為副主任.... 军校招生“简章”在报上登出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学生十分踊跃。主要负责学生的口试，同时还兼管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第一期录取揭榜时，共产党员蒋先云名列第一。 黄埔军校开办后，特别需要政治工作干部，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多次叫张申府为军校推荐人才，希望能够介绍几个在国外学习有能力的人。于是他“开了一份１５人的名单给廖仲恺，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周恩来”，还有周佛海、赵世炎等人。周恩来当时还在法国留学，张申府立即写信邀请他速来黄埔军校工作，周 回信表示愿意回来，但又说路费困难，希望能寄路费去。张申府又将此事报告了当时担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长的廖仲恺，很快得到他的同意，廖给周汇了路费。 　　戴季陶、张申府在黄埔军校的时间不长，因与蒋介石难于共事，大约两个月左右，于１９２４年６月下旬辞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 邵元沖继任政治部主任。邵元沖隨孙中山北上后，便由周恩來继任。 周恩來于當年8月初自法国返 1924年 11 月到黄埔军校担任第三任政治部主任，授中将衔，时年26岁周恩來精力充沛，学识渊博，态度和藹熱情，工作細致周詳。从此开辟了黄埔军校乃至以后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期，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政治部主任的位置，在今后的武装斗争中的重要意义 。 张申府的历史机遇是罕见的！不到30岁，他几乎遍交了当时中国政治、思想界及国共两党所有高层人物，并以自己的才干和学识给这些现在的和未来的中国领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毫无疑问，如果他是一个有长远抱负的人他会很顺利的在高层干下去，并有希望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社会的领袖人物。 但遗憾是他的思想和道德意识是自由派的。不愿受别人和纪律的约束，受不了挫折，也不愿意做那些看来琐琐碎碎的小事。张申府脾气大，很甚至有些暴躁，这一点很像总书记陈独秀的大家长作风，自负倨傲，目中无人，和下边的成员难以沟通。和他共事的很多人都能作证明。 1923年2月在法国， 旅欧支部投票将他驱逐出党支部，只有周恩来替他做了无能为力的辩解。 两年之后，在上海召开的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历史的一幕又再次重演，由于张申府傲视一切的工作作风和反对党的统一战线的立场，使他难以合群，与人发生争执，而后负气提出退党。 一个本来可能成为新中国领袖的人物，就这样只是因为意气用事，自己、自动退出了政治舞台。 自此，他不得不独自上路，另辟蹊径，并永远只能成为党的一个同路人。 张申府是党的创建人，并发展了象周恩来、朱德这样的未来的共和国领袖，对初期的革命起到的作用巨大的， 贡献是十分重要的， 别人不能代替的。 真实的历史不应因他的缺点或污点忘记而忘记他的贡献。 5.【清华大学】--钱钟书和我的兄弟张岱年并为国宝 退党之后，政治界少了一位明星，文化界却多了一名健将。 张申府以教学和翻译著述为生，先后在暨南大学、大陆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所教的都是罗素哲学或逻辑。 当时的哲学界：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美的胡适，柏格森生命哲学主要介绍者是留德的张君劢，黑格尔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美留德的贺麟，罗素新实在论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法的张申府。 1931年，张申府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教授， 讲授逻辑与西洋哲学史。当时，清华大学哲学系还有冯友兰、金岳霖、邓以蛰三位教授。几人颇相契合。〔冯友兰的堂妹后来还嫁给张申府的弟弟张岱年。〕 由于他们四人都特别注重逻辑课，因而被称为“数理逻辑派”。 几位大师级的教授齐聚哲学系 并称“四大金刚”阵容豪华，空前绝后，颇为壮观。 同时他在北大讲数理逻辑，在师大讲现代哲学，借鉴西方逻辑分析方法整理中国哲学史。都受到学生们欢迎。 他又在《大公报》主编《世界思潮》副刊，登载介绍当代西方哲学和讨论哲学问题的文章，用很大篇幅宣扬辩证唯物论。介绍了许多新思想、新科学、新书刊，不久，被国民政府视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停刊。 在清华任教时期，是张申府在学术界名望最高的时期。当时学者一本《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曾将张申府列为专章，与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冯友兰并称。 张申府的学生很多，今日有名气的教授都受到过张申府引导和影响。其中最出名的是大学者钱钟书。 钱钟书始终对哲学抱着浓厚兴趣。在他的著作中哲学味一直很浓，很有回味。不过钱钟书的博学和论人刻薄一样出名， 能入他眼中的先生并不多。 上清华时，他交往最多的老师，大概就是张申府。钱先生的《谈交友》一文说：“我有大学时代五位最敬爱 的老师，都像蒲伯所说，以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这五位老师以及其 他三四位好朋友，全对我有说不尽的恩德。”这“五位最敬爱的老师” 是温源宁、张申府、叶公超、冯友兰、吴宓。 张申府经常买来新的外文书，他看了之后要写篇文章介绍。这些文章写好后总是请钟书代他送给《清华周刊》。 当时在清华教授中，知道和了解钱钟书的人除了本系的两三位先生以外就是张申府。张申府在各种场合不吝佳语，极力张扬褒奖钱钟书，时人以为张教授太过夸张。 大约在1934年，张先生编《大公报》，在一篇文章中，他说：“钱钟书和我的兄弟张岱年并为国宝”。 当年，钱钟书不过是20出头在校学生，张申府先生的这句话，了解不了解钱钟书的人也不敢讲不愿讲 ，很能见他的为人：直率、敢言。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钱钟书和张岱年先生都已经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著名学者，足见其先见之明。 　 1935年冬，北平教育界的爱国师生举行了爱国反日的“一二·九”运动游行，张申府任清华负责人、游行总指挥 ，政府嫉恨，于1936年2月将张申府刘清扬同时逮捕，被关在安定门内的陆军监狱了两个月，才由冯玉祥保释出狱。出狱之后，又讲了几个月的课，到暑假时，清华当局囿于当局压力 把张申府解聘了。 张申府离开清华之后，无惧无畏仍参加救国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张申府在武汉、重庆参加救国民主运动，是民主同盟的主要发起人和并任民盟中常委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6.【逆流而动，冷宫余生】 1948年解放军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势如破竹。解放战争的局势已经明朗，蔣家王朝根基摇动。按毛泽东的话来讲：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就是连敌人自己也不怀疑了。 1948年10月23日，张申府昧于时局，大唱反调，在储安平主办的第5卷第9期《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导致结束他个人政治生命的《呼吁和平》，公开承认蒋介石政府的"宪政"，拥护其"戡乱政策"，诬蔑人民解放军为"匪"。 11月15日，在香港的民盟总部第四次扩大会议以"张申府之言行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为由，开除了曾是创始人的张申府的盟籍。 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靠"！十天后，已进入东北解放区的张申府的夫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著名政治活动家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出离婚启事，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并宣布与张申府从此仳离，一刀两断。 年底一天晚上，一批知名知识分子由朱德和周恩来陪同，去西柏坡见毛泽东。此时毛泽东意气高扬， 睨视中国。接见在会客室，对每个人的姓名和经历都问得十分详细。轮到千家驹时，千说“我是在大学教书 的”，却没有想这一句话引起了毛泽东的一顿牢骚。 毛泽东说：“哦，大学教授呵！我 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我只是中学毕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个小职员，一个月夯勃啷当八块大洋，张申府就是我的顶头上司....” 1949年，北京解放。 由于张申府教书的华北学院宣告解散，他的工作问题成了一大难题。学校是不能去了，大概是怕“误人子弟”吧，被毛泽东点了名，政府部门更不能去。以张申府的学问和影响，又不能随便放在下边。 还是周恩来感怀旧恩，费尽心机。和北京市长彭真商议，把他安排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坐上了冷板凳。重新开始了读书、写作生活。 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与中南海只隔了一条街，离西华厅只有几分钟的路。然而红墙红宫，咫尺天涯。 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中照例被侮辱一番 。晚年任全国政协委员。 从建国以后到1986年去世的半个世纪内中，张申府便被全面封杀，不准出面，不准说话，写作不准发表，他只能在孤寂冷清中度过余生。甚至平反后1992年出版过近四十万字的《民盟史话》，其中对张申府也还是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根本不提他在民盟所起的作用。 对此，张申府本人则将这一切都归于建党初期，他在历史上与毛泽东所结下的个人恩怨。 1979年，研究现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的美国学者舒衡哲走进了北京西单大木仓的张申府家中，写了本有问必答的访问录，【说实话的时间不多了！】--是这部英文原版的书名，这是张申府在第一次与作者见面时所说的一句话。回顾了自己的离奇一生。 1986年7月张申府逝世，《人民日报》刊出的讣文采用了“退党”的说法。称他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云云。 逝后张申府旧作《所思》、《我相信中国》、《什么是新启蒙运动》、《独立与民主》、《张申府学术论文集》、《所忆》、《罗素哲学译述集》、《张申府散文选》、《思与文》等陆续出版，有人开始重新研究张申府的学术思想。 7.【学术内外】------罗素学说接近孔子，我是他们的桥梁。 现在有资格和学识评论张申府的人已经很少了。 这不仅是因为他所处的那个年代，是中国社会变革最剧烈的时期，也是因为他的经历、资历、学识复杂不是处在那个时期的、没有他那种眼界的人，很难了解他和理解他的选择。 学术以外的张申府是个旧文人的活化石 ，坦率不怕得罪人。 言行一致 ，有自己的生活哲学和方式。 1967文革最凶的的年代，别人都在清洗灵魂， 老夫子张申府在写的一份自我批判居然大大咧咧的说：“我有三好：好名、好书、好女人。.....别人听了目瞪口呆。 他喜欢罗素，也是因为罗素性观念的开放和私生活的放浪。不过他和罗素一样，在男女关系上最终并不成功。 在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享受人生”云云虽经林语堂提倡，但对别人仍是纸上的“幽默”。而张申府则不然，他是个很有个性的人。比如谈及“１９２４年在广州从事共产党活动时，在夏天的时候他开了小差”，他说原因是“天气太热了”；比如１９３６年他因参与“一二九运动”而遭清华大学解聘，对此他最介意的竟是“要被迫放弃在清华园优雅的屋子”；又比如１９４８年他因在《观察》周刊上书生气十足地《呼吁和平》而被骂为“人民敌人”并从此淡出历史前台，对这一重大事件，如昨日般清晰的却是这样的记忆：“我写这篇文章，赚了３０００元。您要知道。当时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教授们那时都断粮断饷，吃饭是一个问题。……一交稿就有稿费。我大概是他稿酬最高的作者之一。……我需要那笔钱。” ----如斯种种，似真似痴，以寻常观念难以理喻... 张申府一生推崇罗素，对自己的总结是这样的：“我相信我了解罗素；我可能是全中国惟一了解罗素的人……罗素本人不认识孔子，但他的思想事实上十分接近孔子。其他人看不到这点，但我看到了。就算罗素不承认他的学说接近孔子，但我的哲学能把他俩拉在一起。我是他们的桥梁。” 张申府平生引以为憾的是：没有静下心来写一本专著，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他完全有这个能力！ 后记：经过50年的封杀，张申府的资料非常稀少。只能求助于事主周围人的点滴回忆，本文借助了不少已有资料，目的在于让这个奇人的形象更清晰些，让历史更真实些。半年前的旧作，听说最近有了传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