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记忆的幼年的环境（4）
六十年代末北京修地铁，沿着玉泉路修了一段铁路用来运输物资，上下学每天沿着铁路走。这段有个人字形两股铁路交汇的地方，有个道岔。每每放学的时候就有调皮的孩子去摇那个道岔学李玉和的样子，摇着摇着铁路接口分开，去接到另一路。
小孩不知深浅，把道岔接错了火车走错了道出事故怎么办，这个他们不懂也不在乎。。
其实人生如何不如此，好好地沿着轨道走着被什么人错搬了道岔，于是误入歧途。
文革以前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基本还是比较正常的，住在大院里，楼一栋栋盖起来，年轻的家庭搬入新居，生儿育女。孩子们能就近上学。院子大门出来，马路对过有个玉泉商店，买个菜打个酱油都很方便，要更多些的东西，要去下一站的永定路商场，有邮局，储蓄所，还有小饭馆。。干部管理制度也算正常，有正常的升迁，到外地休养，年纪大的不适于继续工作开始有退休的安置，而从大学里吸收文科的毕业生到军校里接替。总体上人事变动比较慢，建院的这批人，邻居加同事十几年都熟了多少年之后还有结亲家的。。
比较熟悉的几家，A年纪比较大了，业务水平不足，被派去当“妇女主任”，管理院里的不工作的家属们。这位老伯胖呼呼的脾气很好，经常被一群小孩围着，他拿个树棍在沙土上教小孩写字画画。我记得他教的“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然后想起来现在已经不是杜鲁门了。。他跟那些建国之后结婚的家庭不同，孩子很大了，女婿是驻欧洲某国的海军武官，把外孙女留给外公家照顾。这女孩子比我小几岁是我小尾巴。大概是因为有外汇的关系，他们家居然有一台电视，在我所认识的人家是绝无仅有。他们一家是比较早地被打发退休去休养所(那时候不知道叫什么正式的名目，跟现在的干休所是一回事）。
第二家B有三个孩子，他家的大哥对我很呵护，他家的小姐姐那会儿还是个没怎么长开的拖着鼻涕的小姑娘，经常到我家里来玩。很多年以后，她对我说，我那时候羡慕你家书多老来泡你家。。。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拖鼻涕的小姐姐学业有成，是中国第一个中医的博士，全国政协委员，出息了。B家的伯伯是我父亲三八年加入八路陈锡联补充团时就认识的几十年的战友，文革的时候被挖出来他原来是国军军官投了八路，算历史问题限定时间打发回老家。这么几天家里来不及收拾啊，全家人拿着东西东一家西一家地送，我还记得这小姐姐拿了一杆秤晚上来敲我家的门，问这个你们要么，真是惨啊。
第三家的C叔叔很好玩，到了夏天剃个光头，黑边眼镜，刮光的脸青色的胡茬子，不管大人小孩都叫他外号鬼子山田。他是东北学生投了八路，会日语，这个在改开之后还被他用来发挥了一趟余热，编译了一些日文的研究著作到中国来。山田叔叔喜欢下象棋，有一副很大的棋子，经常跟邻居摆开了在门口大战，总是有小孩围观。他家也有三个孩子，儿子调皮经常挨揍，大女儿堂堂地是少先队的大队长。我跟他家小女儿关系不错，后来大家都被分配到外地，我还跟家里要了信封信纸邮票给她写了封信。后来发现我妈打马虎眼，给了我一个两分钱的邮票贴上去，然后往哪儿一放根本没寄。两分钱能寄到哪里啊，我那寄不出去的信。。。
这祥和世界被文革所打断，院里成立了若干派造反，先遭殃的是院领导，然后往下被整的人越来越多。中将院领导的夫人，平时扛着少校肩章神气活现地比较霸道，这时候也被拉来被一帮家属来斗。某一天几个小孩抬头一看，有人爬到楼顶上了，正要找大人，她大喊一声没听清（在那个条件下比较大的概率喊的是毛主席万岁。。）一跃而下从此一切解脱。。
平时的同事邻居，此时反目成仇，今天A斗B，明天B斗C尘土飞扬。当尘埃落定大家停下来喘息，却发现单位被撤销了不管ABC大家都得滚蛋。。
政治学院成为军大的一部分，黄永胜是名义的校长，但是他哪有工夫管，是他的夫人项辉芳实际在管，经常看到她的车在办公楼下面。多罗嗦几句，项辉芳因为黄爱搞女人，后来跟他离了，一直是军大和后来的国防大学管，最后住国防大学永定路的干休所，丧事也是那里给办的。大部分人，年纪大的或者有问题的被退休了，剩下的大部分被分配到外地。少数人抱对了大腿留下得到高升，比如邻居的D叔叔。不过好景不长，D叔叔被判定跟林彪有一腿，位置还没高到跟四大金刚一起被审判，做了处理打回原形。D叔叔退休以后走火入魔，出门看见女人的提包就买回去，家里放了一屋子。。他家的大姐，后来听说也到美国了，因为文革没怎么念过书的，我不知道到国外她怎么生活的，希望她还好。
很多年以后，这些人都没脾气退休了，回到北京，原来的院被新人占了，给安置在同一个干休所，放弃前嫌继续做邻居，继续在大树下下棋。。。
人生就像铁轨，被人搬错了道岔，转了一大圈，还好，能回到原处。。。但是有些不幸的人，是再也回不到原处了。。
2024年8月19日完成于美国，献给我幼时的长辈，邻居，和玩伴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