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光
Sharing my experience and vis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正文
如果三十五年前有什么梦想还能够残存到今天的话，可能只有空泛的自由和民主两个概念了。 不过，我现在的状况是用尽激情和政治艺术填实这两个抽象的概念，用每个小时累积的生活编导一个只有在美国才有的梦想： 我们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民选，民有和民治的代理人••••••政治家。 我的梦想是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当选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民选官员。 我正在向着这个目标努力，每天早上睁眼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打败选举中可能的一切对手，赢得选举。 我的梦想就是要在美国这个“民主”的社会参政，以他们的民主方式当选和“为人民服务”，让美国人眼里的来自“不民主”的中国来的中国大陆人在他们的土地上和他们的政治舞台上大搞一番“民主”。
在美国，从平民白姓到总统的公职升迁大致路径是，巿级委员会委员，竞选学区委员或巿议员，县议员，过渡到卅众议员，参议员，联邦众议员，联邦参议员，总统。 我来美国后一直在中国人圈子里打转转，最近五年才开始参与地方政治事务， 结识各路人马，参加其它族裔的节日，白人，黑人，印度人，日本人，我都喜欢和他们一起共事，每一个陌生人都会给我带来新的视野，多认识一个人也就可能多争取一张选票。 我从政的起点是从城市规划委员会开始的。 美国的巿府，大都设置一个规划委员会，代表民意对城市发展的决策形成咨询意见或甚至拥有否决权。 规划委员会是很有影响力的机构，凡巿内民房改建，商业开发，土地用途变更，都必须过规划委员会这一道关。 2009年的区域污水处理委员选举中败北后，我又迎来了一个机会，2010年底，巿府的规划委员会出现一个空缺，我犹犹豫豫地申请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委员会的每个决策都直接影响到巿民生活中的财产：房地产。 商业中心开发和规划，影响房地产的价值和居民生活质量，利益冲突尖锐，权力也大，影响力持久。 全巿一共十七个人申请，我在第一轮面试和投票中胜出。
在四年的任职期间，规划委员会每两周要举行一次公听会，审议评估所有土地开发项目，投票决定是否可以动工。 我今年（2013）是规划委员会的主席，手头待议的项目有举世瞩目的苹果公司总部大厦的兴建，我居住的城市名字是 Cupertino, 没有名气，但世界无人不知苹果公司。 从网上捜索一下这座宇宙飞船型状，全玻璃，造价四十四亿美元，为一万八千名苹果职员建造的大厦，你们也许可以感受到这个庞然大物的壮观。 作为苹果公司的地主，全市一半的税收来自苹果公司。 城市规划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为城市的议员提供咨询或成为项目最终决策机构，大型项目只有咨询权，巿议会有权否决。这五个委员，均由市议会委任，任期四年，最多连任两届。 作为主席，权力仅限于掌控公听会的议事程序和发表见解的时间和秩序。当然，每次开会要坐在正中间，这时，你会感到自己决策和推理的结果将影响别人的生活和商业成败， 公正，智慧与否，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 每个决策，具体而公开，每句话都记录在案，供人民秋后算账。 所有项目，不仅有文字记录，还必须全程实况电视转播，每个巿民即使不到巿政大厅，也可以通过地方公共电视频道观看我们的公听会，网上也可以回放历史上所有的拍板定案的项目。 按照投票记录，选民可以了解我是偏向开发商，还是钟爱宁静小镇的未来领导。
美国城市土地开发项目流程是开发商送项目审批，巿政府规划局和开发商一起完成所有法律规定的程序，然后到我们五人规划委员会审批，通过后就可以动工了。 五个规划委员，不做任何具体业务，只是审议项目，投票表决。 当然，其中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决定项目的生死，委员之间禁止讨论审批中的项目，任何倾向性的事前表态将会把自己摆放在违法乱纪的风险中， 立刻会遭到弹劾。 因此，我们投票前，没有人可以准确预知结果。五个委员，来自民间，职业不同，彼此几乎互不往来，只在公听会上发言，独立分析每个项目，每人在投票前要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开发商和任何市民人都可以申请发言，议论项目的利弊得失，以说服委员投票于有利于自己的立场。 往往在有大项目和公共工程时， 巿议会大厅座无虚席，听证会也可能一直延续到深夜，确保人人都有表达意见的机会。项目开发商发言可以达到十五分钟以上。可是，一般民众发言时间不得超过三分钟，如果是民宅改造项目，影响只局限在周围邻居几户，公听会就十分冷清，快速。往往在不到一顿晚餐的时间，一个项目的申批就结束了。 规划委员会的工作是业余义务性质的，公听会都在晚上，巿府提供给我们的福利就是会前的一顿外卖便当。 这样位高权重的职位，却是由民间大众代表决定，看上去匪夷所思，但却和陪审团制度一样，经历无数现实考验，公平公正地把美国的民主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智慧在民众中，理性在辩论中。我们的权力在实况电视转播中完全曝光，所有推理和决策都记录在案， 违背常理的投票可能暴露背后的利益链条，串通一气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受贿的结果是断送一生的政治生命。 从事公职的人，这样的念头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而公布收入来源则是天经地义的例行简单程序，任何从事公职的人，哪怕是我们这样的义务公职，也要每年披露自己的收入来源，接受审查。 在这样完善的法制制度中，没有机会，也没必要去接受贿赂，开发商也没办法行贿所有的委员会委员，腐败无土壤。 我在申请该职时曾高调自荐中国城市规划方面的学识和经验，以及美国宾大的区域经济硕士和加州法学学历。 两年多的经历，我不得不承认，只有经历过利益主体之间的公开冲突和辩论，才能在博弈中找到相对的公平，个人的学识和精英意识与找到最佳城巿发展策略也许有借鉴，但具体到项目，规划委员的任务是将利益冲突公开化，引导充分讨论，最后再下裁判。问题都摊在桌面上，仇人们轮流用麦克风争取我们五个人的选票。但无论输赢，投票后在门外还是要握握手的，我看到民主的文明和对程序的尊重。
中国人喜欢临时抱佛脚，有项目要审批了，每天打电话约饭局。可惜我们从不会赴宴，顶多喝个咖啡。 其实，中国人的项目大都很好，往往自己担心过不了关，我至今只有一个项目没有放行，而且是个远亲，他叫了一帮朋友，企图阻止邻居盖新房，但理由实在无法自圆其说。 我想，这家伙永远不会投我一票了。 比较而言，平时对社区事务的关心程度，香港人最文明，公益活动的参与恰如其分，台湾人热心。大陆背景的同胞，较少参加多民族的文化和政治活动，只局限在同乡会，校友会和几个排外性很强的小团体里。 也许当年香港和台湾人也是这样过来的， 需要一段过渡吧， 毕竟我们来美国的时间还短。 中国人办的项目，如 教堂，学校，小生意人的项目，我尽可能想办法证明其合法性，甚至可以特案处理。 大公司和大开发商，则往往愿意向市民妥协，为项目不惜花费巨资支持公益。 我们这样的美国小城市，如果没有大公司的赞助，很多文化活动就没戏了。 像苹果公司，每年都默默捐助很多项目，但不允许挂名。 谷歌在隔壁的小城，山景城，却是大张旗鼓地做好事。
公听会的反对浪潮是永远存在的，项目牵涉愈广，反对的调门就愈高。 综合考虑开发商的实力，我通常可以引导双方化解冲突， 妥协方案有时当场就可以找到， 用开发商的银子办公益可以减少许多磨擦和阻力。 中国人办教堂，有钱就买房地产，在用地分区上，公听会时，一下来就黑压压一片，排队念一样的稿子。 每人三分钟，靠着阵式和时间，一次过关。投票通过后， 看著他们在大厅外笑脸相迎，我真的开心。 除了这个无薪水的业余工作外，我还担任本市历史协会的副主席，亚太公共事务联盟北加州执行长，飞扬艺术团主席，扶轮社和商会，也必须每周参加午餐会。 除了挣钱外的时间，都在为人民免费服务了。 想当民选的官员，只有先付出，而且要付出许多年，结果却是未知数。 挑战和乐趣就埋在这样的神秘土壤里，明年（2014）十一月4 号中期选举时就可以见分晓了。 我的对手包括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社区大学校董，和许多还不知道的敌人。 结果大不了就是落选，人生就是要玩一把心跳，政敌的虎视眈眈和他们的业绩，逼迫我要为选民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社区生活中的每个朋友，和一个个亲手组织的社区公益活动，累积著一张张选票，它远远超过自由和民主的抽象概念。 这样的草根行动虽然比思想谦卑，但更扎实地铺垫著我的人生。 每天像陀螺一样的旋转，其乐无穷。 与金钱魅力不同，政治魅力更有人格和精神力量。 我爱美国的原因是： 我的美国梦是自己可以圆的梦。
在美国，从平民白姓到总统的公职升迁大致路径是，巿级委员会委员，竞选学区委员或巿议员，县议员，过渡到卅众议员，参议员，联邦众议员，联邦参议员，总统。 我来美国后一直在中国人圈子里打转转，最近五年才开始参与地方政治事务， 结识各路人马，参加其它族裔的节日，白人，黑人，印度人，日本人，我都喜欢和他们一起共事，每一个陌生人都会给我带来新的视野，多认识一个人也就可能多争取一张选票。 我从政的起点是从城市规划委员会开始的。 美国的巿府，大都设置一个规划委员会，代表民意对城市发展的决策形成咨询意见或甚至拥有否决权。 规划委员会是很有影响力的机构，凡巿内民房改建，商业开发，土地用途变更，都必须过规划委员会这一道关。 2009年的区域污水处理委员选举中败北后，我又迎来了一个机会，2010年底，巿府的规划委员会出现一个空缺，我犹犹豫豫地申请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委员会的每个决策都直接影响到巿民生活中的财产：房地产。 商业中心开发和规划，影响房地产的价值和居民生活质量，利益冲突尖锐，权力也大，影响力持久。 全巿一共十七个人申请，我在第一轮面试和投票中胜出。
在四年的任职期间，规划委员会每两周要举行一次公听会，审议评估所有土地开发项目，投票决定是否可以动工。 我今年（2013）是规划委员会的主席，手头待议的项目有举世瞩目的苹果公司总部大厦的兴建，我居住的城市名字是 Cupertino, 没有名气，但世界无人不知苹果公司。 从网上捜索一下这座宇宙飞船型状，全玻璃，造价四十四亿美元，为一万八千名苹果职员建造的大厦，你们也许可以感受到这个庞然大物的壮观。 作为苹果公司的地主，全市一半的税收来自苹果公司。 城市规划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为城市的议员提供咨询或成为项目最终决策机构，大型项目只有咨询权，巿议会有权否决。这五个委员，均由市议会委任，任期四年，最多连任两届。 作为主席，权力仅限于掌控公听会的议事程序和发表见解的时间和秩序。当然，每次开会要坐在正中间，这时，你会感到自己决策和推理的结果将影响别人的生活和商业成败， 公正，智慧与否，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 每个决策，具体而公开，每句话都记录在案，供人民秋后算账。 所有项目，不仅有文字记录，还必须全程实况电视转播，每个巿民即使不到巿政大厅，也可以通过地方公共电视频道观看我们的公听会，网上也可以回放历史上所有的拍板定案的项目。 按照投票记录，选民可以了解我是偏向开发商，还是钟爱宁静小镇的未来领导。
美国城市土地开发项目流程是开发商送项目审批，巿政府规划局和开发商一起完成所有法律规定的程序，然后到我们五人规划委员会审批，通过后就可以动工了。 五个规划委员，不做任何具体业务，只是审议项目，投票表决。 当然，其中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决定项目的生死，委员之间禁止讨论审批中的项目，任何倾向性的事前表态将会把自己摆放在违法乱纪的风险中， 立刻会遭到弹劾。 因此，我们投票前，没有人可以准确预知结果。五个委员，来自民间，职业不同，彼此几乎互不往来，只在公听会上发言，独立分析每个项目，每人在投票前要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开发商和任何市民人都可以申请发言，议论项目的利弊得失，以说服委员投票于有利于自己的立场。 往往在有大项目和公共工程时， 巿议会大厅座无虚席，听证会也可能一直延续到深夜，确保人人都有表达意见的机会。项目开发商发言可以达到十五分钟以上。可是，一般民众发言时间不得超过三分钟，如果是民宅改造项目，影响只局限在周围邻居几户，公听会就十分冷清，快速。往往在不到一顿晚餐的时间，一个项目的申批就结束了。 规划委员会的工作是业余义务性质的，公听会都在晚上，巿府提供给我们的福利就是会前的一顿外卖便当。 这样位高权重的职位，却是由民间大众代表决定，看上去匪夷所思，但却和陪审团制度一样，经历无数现实考验，公平公正地把美国的民主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智慧在民众中，理性在辩论中。我们的权力在实况电视转播中完全曝光，所有推理和决策都记录在案， 违背常理的投票可能暴露背后的利益链条，串通一气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受贿的结果是断送一生的政治生命。 从事公职的人，这样的念头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而公布收入来源则是天经地义的例行简单程序，任何从事公职的人，哪怕是我们这样的义务公职，也要每年披露自己的收入来源，接受审查。 在这样完善的法制制度中，没有机会，也没必要去接受贿赂，开发商也没办法行贿所有的委员会委员，腐败无土壤。 我在申请该职时曾高调自荐中国城市规划方面的学识和经验，以及美国宾大的区域经济硕士和加州法学学历。 两年多的经历，我不得不承认，只有经历过利益主体之间的公开冲突和辩论，才能在博弈中找到相对的公平，个人的学识和精英意识与找到最佳城巿发展策略也许有借鉴，但具体到项目，规划委员的任务是将利益冲突公开化，引导充分讨论，最后再下裁判。问题都摊在桌面上，仇人们轮流用麦克风争取我们五个人的选票。但无论输赢，投票后在门外还是要握握手的，我看到民主的文明和对程序的尊重。
中国人喜欢临时抱佛脚，有项目要审批了，每天打电话约饭局。可惜我们从不会赴宴，顶多喝个咖啡。 其实，中国人的项目大都很好，往往自己担心过不了关，我至今只有一个项目没有放行，而且是个远亲，他叫了一帮朋友，企图阻止邻居盖新房，但理由实在无法自圆其说。 我想，这家伙永远不会投我一票了。 比较而言，平时对社区事务的关心程度，香港人最文明，公益活动的参与恰如其分，台湾人热心。大陆背景的同胞，较少参加多民族的文化和政治活动，只局限在同乡会，校友会和几个排外性很强的小团体里。 也许当年香港和台湾人也是这样过来的， 需要一段过渡吧， 毕竟我们来美国的时间还短。 中国人办的项目，如 教堂，学校，小生意人的项目，我尽可能想办法证明其合法性，甚至可以特案处理。 大公司和大开发商，则往往愿意向市民妥协，为项目不惜花费巨资支持公益。 我们这样的美国小城市，如果没有大公司的赞助，很多文化活动就没戏了。 像苹果公司，每年都默默捐助很多项目，但不允许挂名。 谷歌在隔壁的小城，山景城，却是大张旗鼓地做好事。
公听会的反对浪潮是永远存在的，项目牵涉愈广，反对的调门就愈高。 综合考虑开发商的实力，我通常可以引导双方化解冲突， 妥协方案有时当场就可以找到， 用开发商的银子办公益可以减少许多磨擦和阻力。 中国人办教堂，有钱就买房地产，在用地分区上，公听会时，一下来就黑压压一片，排队念一样的稿子。 每人三分钟，靠着阵式和时间，一次过关。投票通过后， 看著他们在大厅外笑脸相迎，我真的开心。 除了这个无薪水的业余工作外，我还担任本市历史协会的副主席，亚太公共事务联盟北加州执行长，飞扬艺术团主席，扶轮社和商会，也必须每周参加午餐会。 除了挣钱外的时间，都在为人民免费服务了。 想当民选的官员，只有先付出，而且要付出许多年，结果却是未知数。 挑战和乐趣就埋在这样的神秘土壤里，明年（2014）十一月4 号中期选举时就可以见分晓了。 我的对手包括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社区大学校董，和许多还不知道的敌人。 结果大不了就是落选，人生就是要玩一把心跳，政敌的虎视眈眈和他们的业绩，逼迫我要为选民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社区生活中的每个朋友，和一个个亲手组织的社区公益活动，累积著一张张选票，它远远超过自由和民主的抽象概念。 这样的草根行动虽然比思想谦卑，但更扎实地铺垫著我的人生。 每天像陀螺一样的旋转，其乐无穷。 与金钱魅力不同，政治魅力更有人格和精神力量。 我爱美国的原因是： 我的美国梦是自己可以圆的梦。
评论
test0305
2013-06-02 00: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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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话
孙先生可以私下联系吗？有些政策方面的问题求教。电邮info@2lha.com.多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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