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的自觉

在《辞海》中，对荒诞的解释为：“不真实，不近情理；虚妄不可信。”外国人对荒诞的解释为：“1.音乐中的不协调。2.同理性或常态不和谐；现代用法，彻底反理性，意为荒谬的、愚蠢的”（见《简明牛津词典》）。而真正对“荒诞”一词发扬光大的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法国出现的“荒诞派戏剧”。在本世纪开始的工业化进程当中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并没有阻止住人类工业文明的脚步，当人们从战场上归来除了发现自己是多余的人而外，便是在工业化的流程中，人不过扮演着流水线上的一个点、一个部件、一个螺丝钉这样的角色。人被物化了，成了没有血没有肉，只剩下灵魂的怪物。正是这种处境，让人觉得这一切太荒诞了。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在他著名的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中这样写道：“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放逐无可救药，因为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他进一步写道：“起床、电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里的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大部分时间都轻易地循着这条路走下去。仅仅有一天，产生了‘为什么’的疑问，于是，在这种带有惊讶色彩的厌倦中一切就开始了。”对既定的生活的提问成了人类对荒诞的自觉。

西绪福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因为触犯了天条，宙斯罚他把一块巨石滚上山。当他把巨石滚上山顶以后，石头又滚回到山底，于是新一轮的工作又开始了……在这里，希腊神话为我们提供了最初的荒诞模式——重复，无谓的重复。加缪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建构起自己的学说，在他的代表作《局外人》里体现的也正是这一哲学命题。

让我们再来稍稍关心一下荒诞派戏剧所描写的荒诞情景吧。在荒诞派戏剧的阵营中，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的作品《等待戈多》无疑是荒诞派戏剧的抗鼎之作。剧中描述两个像乞丐一样瘦弱的老人，他们无所事事，只是在等待、等待。在等待中他们说些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但谁也不知道戈多是谁，是什么？在全剧快要结束时，其中的一个说：“咱们明天上吊吧。除非戈多来了。”另一个说：“他要是来了呢？”“咱们就得救啦。”最后他们等待的戈多还是没有来，他们还需要等下去。他们为什么要等待戈多，剧中没有说。照我的理解，戈多与其说是个人，不如说是一种物质、一种渺不可见的希望，或者直接理解为来了后叫人大失所望的明天。人类正是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憧憬中耗尽了自己的生命。

还有一出荒诞派的戏剧，叫《他们来了》。台下一有人喊：“他们来了！”台上的人就一阵忙乱，搬桌子、抬椅子、准备欢迎仪式。可是他们却没有来，等台上的人松懈下来的时候，台下“他们来了”的喊声又响起来了，台上的人又陷入一片忙乱之中。“他们”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而值得台上的人如此手足无措？中国读者理所当然地把“他们”理解成政府官员，也即所谓的领导，只有在领导视察的时候，才够得上这样的礼遇。要么就是检查团，检查卫生、检查工作。我记得该剧的作者是个意大利人，那么“他们”很可能是教廷来的人，也就是说是教皇派来的。或者是外国元首。不管是哪一类人，这些人都有让人手忙脚乱的身份，也都有可以愚弄我们一次次热情的资格。“他们”在台上的人们一次次声势浩大的迎接中最终没有来。

对荒诞的自觉似乎有很强的传染性，美国的“黑色幽默”也是一个以反映荒诞而著称的文学流派。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就是这方面的巨著，这也是我读过的最为精彩的美国小说之一。作品描写了一个让人无奈而又可悲的故事，一个美军轰炸机飞行中队，在一个虚构的意大利附近的海岛上，主人公已经有了五十次作战飞行的纪录，他不想再飞了，但飞行中队的上校把停飞的次数从原来的五十次增加到五十五次。而当你快要接近它的时候，上校又把原来的规定增加到六十次，到最后，停飞次数已经增加到八十次。普遍的精神错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所揭示的深刻主题，你还不能用正常的理性来反对这种精神错乱，因为它本来就以理性自居，它会把一切理性统统视为精神错乱。在这本小说里，荒诞不再是一个事件，而是生活的全部！“二十二条军规”在美国成了一句俗语，小说家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美国另一位大作家诺曼·梅勒甚至说：“我要是一个第一流的评论家，我会感到十分荣幸地撰写一篇关于《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重头评论。写它个千把字，或许再多些。因为海勒比他之前的任何一位美国作家都更切实地带领读者游历了地狱。”这是何等高的褒奖啊！

毫无疑问，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也是善于提炼生活中荒诞的大师。他在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处疗养地，有一位专看妇科的大夫斯克雷托，他在治疗妇女不孕症的时候，把自己的精液用针管注射进去。结果在疗养地附近的孩子不仅在衣着上而且在面貌上都彼此相像，并且，他们当中至少有七个孩子有着显著的大鼻子和大嘴巴，看起来就像斯克雷托医生。这一地区成了斯克雷托上帝的殖民地，再过一二十年，这个国家也将居住成千上万的斯克雷托。天啊，真不敢想象。更为荒诞的是，那些孩子的父母非但不怪罪斯克雷托大夫，而且还很感激他。他们认为，老天有眼，为了报答斯克雷托大夫，就连孩子也长得像他。也就是说，在孩子的父母正不知如何感谢给他们孩子的斯克雷托大夫的时候，恰好发现孩子居然有点像大夫，这真是再好不过的一种感谢！

昆德拉在他的另一本书里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真实的荒诞故事。一位捷克学者到英国访问，回国后却被当局定为英国的间谍，这位学者极力辩解，说自己不是英国间谍，却拿不出任何证据。而官方也拿不出确切的证据。也就是说间谍成了他假定的身份，他就像一顶帽子扣在他的头上。他极力想摆脱这一虚假的身份，他也想过承认自己就是间谍，但等着他的肯定是没完没了的人身迫害。最终，这位学者因恐怖和无奈，走进了这一虚假的身份当中去，他真的叛逃去了英国。而官方则欣喜地认为自己的情报异乎寻常地准确。这一荒诞的事件不是小说家的杜撰，但它酷似虚构的这一特性说明荒诞不仅是艺术的事情，它已经成了我们周围发生的真实事件，说不定哪一天，你我都可能成为荒诞事件的主角。

在这里我本不想列举太多的荒诞故事，我只想籍此说明这样一个观点：荒诞是人类在二十世纪中最伟大的精神发现，它为我们能重新审视眼前这个人类居住了几千年的世界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它的发现为我们一度贫乏的精神生活注入了活力，使我们重新活得有滋有味。遗憾的是，中国文学界并没有产生哪怕一丁点的荒诞作品——甚至连作品中的一个情节也没有。是我们的作家没有觉悟到荒诞？还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才能？总之，迄今为止我没有读到一篇这方面的作品。这使我们的文学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都缺乏吸引读者的东西，读者也就有理由把阅读的精力放到其它方面。我们的文学家还有什么理由抱怨日趋缩小的读者群呢？

就在我开始怀疑中国作家文学才能的时候，我读到已故作家王小波的文字。他在记述他留学时的文字中提到过这样一则故事：一个非法移居美国的中国人，同一位同样是非法移居到美国的南美人结了婚。中国人不会讲西班牙话，南美人不会讲中国话，他们俩又都不会讲美国话。但做那种事的语言却是共同的，于是他们接二连三地有了孩子。因为孩子是母亲带大的，中国人回到家里，看到一家人呜哩哇啦地用自己听都听不懂的话交谈，他这个一家之主居然成了可悲的局外人，一股无名之火腾地而起，拉过一个一顿饱打。然后在打人的快意中再度倾听那呜哩哇啦的鸟语，真是快慰。

我提及这段文字旨在说明中国作家并不缺乏发现荒诞的眼光，但为什么就没有表现荒诞的能力呢？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充满了荒诞的时代——文化大革命，如果有谁说那不荒诞，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我曾经看到过一个真实的文革故事，讲的是东北某地革委会主任违反了交通规则，警察判他在一定的时间内必须跳忠字舞上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处罚？革委会主任竟欣然允诺。于是，在一个清晨，大街上上班的队伍中就出现了一个且舞且蹈的人，没准他的嘴里还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爱看热闹的中国人竟然对这一怪现象熟视无睹，舞蹈者本人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丢人现眼的。这一切都被看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何等的荒诞！像类似的事件在那个年代俯拾即是，但我们的文学家也像那天早上上班的人一样见怪不怪了。写到这里我的心里涌上涩涩的酸楚，众所周知，文革以后，文坛上流行的伤痕文选、知青文学、寻根文学之类的作品，在这些文学热中作家从来没有认真地思考过，我不得不相信，我们的作家缺乏对荒诞的自觉，这种缺乏正是基于他们太在意个人的得失、个人的遭遇、个人的宠辱，而把一个民族经历过的苦难与挫折置于脑后。实在是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