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反对声中进步

主流的声音不总是对的 历史在反对声中进步 [日期：2004-12-18] 来源：新周刊 作者：新周刊 [字体：大 中 小] 　　主流的声音不总是对的，历史在反对声中进步。 　　在公共利益面前，多一种反对的声音，就是多一分理性。 　　反对者往往属于少数派。少数派越来越沉默的现象被称作“沉默的螺旋”。 　　如何跳出沉默的螺旋？唯一的出路就是尊重少数派，聆听反对者的声音。 　　反对立场的确立，必须是基于不牺牲幸福求发展，不牺牲个体求公益，不牺牲人性求原则。 　　反对混合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孤傲的人格优越感，使新事物从僵硬的思想冻土中破冰而出。 　　因此，反对总是能让事情变得更好。 　　今天的主流思想，许多出自以前的反对者之口；而他们，无一不是逆流而进的尖兵。 　　在这里，反对成为日常，成为社会的潮流、时尚和文明指标之一。 　　在这里，基于公众长远利益的福祉，我们捕捉、聆听这个时代值得关注的反对声音。 　　文/肖锋 　　房龙说，宽容是一件奢侈品，购 买它的人只会是智力非常发 达的人。不宽容者坚信多数即 正确，然而他们往往错了。少数派成为我们时代的稀缺资源，所以要加以保护。 　　有智囊团提交企业改革报告，引经据典，头头是道。最后主管官员说：“你们说的道理我都明白，可你怎么解决这么些人的出路？”中国人太多了，需解决出路的人太多了。早在“人多力量大”那排山倒海式的口号声中，人口学家马寅初就提出“我反对”，可少数派声音如此微弱，只能用时间来证明一切。 　　50年前，梁思成们保护古城、另建新城的提议没人理睬。现在北京人被封堵在以紫禁城为圆心的环线上，在高峰时段这座新旧格局混杂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多少年后我们总结出一个道理，叫“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但集体为失误买单之后我们仍未习惯倾听少数派的声音。 　　假如他们是对的 　　茅于轼反对滥发彩票。买彩票带有赌博性，容易鼓励人的不劳而获思想，相对于慈善、教育等公益贡献，滥发彩票的负面效应也同样大。 　　作家叶兆言反对烟花爆竹解禁。不要把放鞭炮和文化搅在一起，这种“泛文化”的思考方式很可笑，相对于每年被炸死、炸伤的人，这种“泛文化”不值得。 　　诗人于坚干脆反对现代科技。认为西方的所有现代器皿都可理解成凶器，9·11的飞机就是例证。他认为东方朴素宇宙观仍然是现代人的生存智慧。 　　有学者更提醒，假如沙漠化得不到遏制，假如黄河长江断了流，那么“引黄入京”还有什么用？那时唯一能考虑的方案恐怕只有迁都了。 　　任何疾病都是一种文明的隐喻。SARS的隐喻就是大自然以“震慑与敬畏”的方式向人类发出警告，“你们犯规了！”对同为自然之子的动物的滥捕、滥杀、滥吃，密不透风的人居环境，封闭的沟通方式。病毒们常常在人过得好好的时候突然发难。SARS期间网上传文“什么什么治不了，非典治了”，比如大吃大喝，比如公款旅游。也有人著文“其实非典改变不了我们什么”。 　　在预兆2054年的电影《少数派报告》中，汤姆·克鲁斯的清白要靠“少数派报告”来证明。系统编程者说，为了保障系统正常运行，少数派报告一律被“抹掉”。“在瞎子王国里，独眼龙就是王”，这样就赋予系统操纵者至高无上的权力，当他成为专横跋扈的君王时，只有恢复少数派报告才能更正系统错误。 　　人都是健忘的。难道改变人类陋习的最有效方式就是灾变？难道事先没人发出过警告吗？应该不是。提醒者的声音显然被“抹掉”了。 　　谁妨碍了我们反对 　　对公众意见，人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学者告诉我们这种本能可能会导致集体沉默。 　　传播学家诺利·纽曼创立了沉默的螺旋理论（spiral of silence），认为公众在接受一个公众议题时一般会判断：自己的意见是否与大多数人站在一边（学者称之为人的“准统计学感觉官能”）？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站在少数派一边，他们倾向保持沉默；如果他们觉得与舆论主导相去渐远，就越会保持沉默。这种使优势意见越来越占优，少数派越来越沉默的现象就被称作“沉默的螺旋”。 　　沉默的螺旋理论强调大众媒介在影响公众意见方面确有强大的效果。报纸、杂志、电视对某一议题的宣扬在大众中产生所谓“共鸣”效应，这种共鸣是排他性的，从而使“优势意见”越来越成为压倒性意见。 　　问题是，历史常常表明，优势意见并非总是对的和符合大众利益的，可能符合了当前利益却牺牲了长远利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经济增长与环保、新城规划与旧城保护之间的矛盾。 　　人们如何跳出沉默的螺旋？唯一的出路就是尊重少数派。突变论认为，少数派如果不想被多数派压倒，一是个体足够强大、坚定，二是坚持的时间足够久。一群狼不能容忍一只与众不同的狼，总会除掉这个不受欢迎的伙伴。这只是自然界法则。 　　人类社会法则应更有能动性。就是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改变表达意见的环境。长期以来，家长式管制、背书式教育一直塑造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今的变化是，鸡毛掸子换成了软磨硬泡。家长告诫儿童，如果你不怎么怎么你就会被社会淘汰。方式变了但结果没变，就是把你变成适合时代潮流的一叶浮萍，建设时代大厦的一块砖头。 　　保护少数派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如果将社会当作一个生命有机体，那么“我反对”就是它必不可少的免疫系统。过去一直无知以为，人身体上的淋巴、腮腺、盲肠等是只会惹麻烦的可有可无的器官，属造物的败笔。生命科学家说它们是人体免疫系统的一部分，除掉它们整个机体将降低人体对病毒侵害的抵御能力。 　　少数派就是这样一种系统，让社会在行动时保持一种提醒状态。长久以来，我们不习惯在争论中前行，什么都要统一思想后才放心齐步走。中华民族一向有“少数服从多数”的“传统美德”，缺失的是对少数派的尊重和保护。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赵本山坦言：谁能在中国得到真正的快乐？我可以感受到我周围的人，他们都不是很快乐。学者用理论证明，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3000美元到5000美元)后，快乐效应就开始递减。现代化、全球化、城市化，社会运动正如火如荼，当人们都朝一个方向行进时，总有一些人跳出来说“走错路了”。 　　其实，保护少数派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我们珍视“少数派报告”的价值。珍视并保护少数派提出异议的权力，就是珍视并保护我们的未来，使社会拥有摆脱陷入谬误的康复能力。你说得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得不对，我们也会耐心听。我们会不断提醒自己：万一你说的是对的呢？万一你是个马寅初呢？ 茅于轼 我坚决反对滥发彩票 　　文/胡赳赳 图—马岭/新周刊 　　茅于轼早在2002年6月16日就 “炮轰”了彩票的负面效应，他 所“祭”出的反对彩票的“法 宝”是一篇2212字的文章：《彩票热引起的思考》。其时距今恰好两周年。两年过去了，与那个反对声音可资对比的是，人们生活在西安宝马彩票案连曝“调包案中案”的尾声里。 　　两年来，先后经历了湖北体彩丑闻、福彩双色球事件、西安宝马彩票案的人们，忽然发现经济学家茅于轼的那个声音扮演了先知的角色：反对彩票还是不反对彩票，这是一个问题。 　　两年后，75岁高龄的茅于轼先生再次向《新周刊》重申了他的立场：“我仍然坚决反对滥发彩票。” 　　“你自己买过彩票吗？” 　　“没有。” 　　“你周围的朋友或熟人买过彩票吗？” 　　茅于轼把头偏向左侧，用目光向家人询问了一下，摇头说道：“没有。” 　　这位对彩票玩法“无知”的老人两年前用清华中英文输入法，在PC机的WIN98操作平台上，以1分钟30字的打字速度，完成了反对彩票的“檄文”。此后，文章在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上广为转载，成为第一个反对彩票的理性声音。 　　“买彩票带有赌博性，容易鼓励人的不劳而获思想。一些老百姓怀着侥幸心理，以为花几元钱就可以赚上百万，至于中奖概率是多少则不太清楚，甚至是稀里糊涂的。滥发彩票太危险了，我非常反对。” 　　茅于轼认为他的反对声音是孤响，他既没有与同事和朋友交换过对彩票的看法，也无暇顾及他的反对声音取得的效应。两年来他坚持认为：“这个社会，支持也好反对也好，要让大家说话，让大家来判断，只有一种人声音是容易被误导的。” 　　茅于轼从经济学领域里抽身出来，冒着“外行”和“无知”的危险，对彩票业这个他并不熟悉的领域予以迎头痛击，他的想法至今看来仍不失朴素：“总的情况看，社会上对彩票业是支持的，需要一个反对的声音来平衡一下。但是我所反对的东西并不是我不了解的东西。” 　　茅于轼表示，在转型期间，滥发彩票是个经济问题，同时还是一个道德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正是他所关心的范畴。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社会正义”，茅于轼先后在山西龙水头村进行了“民间小额信贷”的实验，在北京开办了保姆培训学校。无论从经济的尺度还是道德的尺度来看，滥发彩票都不符合他所倡导的社会正义。 　　两年来层出不穷的彩票造假案印证了茅于轼的担心，这位学术老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在先知先觉之外，他同样看到了滥发彩票的“恶之花”的后果。 　　这个后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彩票形式的滥发，比如说有人鼓噪发行“西部大开发彩票”、“南水北调彩票”、“高速公路彩票”等等，将需要建立在经济学的可行性分析上的建设项目搞发行彩票来获得建设资金，用非经济的办法来解决经济问题。“彩票是不可以用于建设项目的。因为一个建设项目该不该上，要从供应和需求方面去判断，这就是经济可行性研究。如果靠发彩票来集资，就可能有些该上的项目筹不到资，又有些不该上的项目却有钱去搞，经济将陷入混乱。” 　　茅于轼预见到了滥发各种形式的彩票的终极后果—国家越来越穷。 　　因为彩票募集来的资金的使用经常会是产出小于投入的。它对社会不是增加财富而是减少了财富，所以会将国家越搞越穷。“现在有好多项目未经过认真的核算就上了马，什么形象工程、好多没有车跑的高速公路等等，你要是用彩票搞，那就是灾难性的。” 　　第二个方面是彩票管理销售环节上的“滥发”。面对西安宝马彩票案，茅于轼说：“国外很多地方发彩票都要有法律管着，而且有专门的公司。现在社会有些人是不负责任的人，该公证的不公证。”西安宝马彩票案曝出的案中案是：宝马车在公证时被偷换成了奇瑞。 　　与他“檄文”中声称的一样，茅于轼认为彩票该不该发是一个事情，怎么发是另一个事情。在他看来，福利彩票是应该发的、足球彩票是不应该发的。发行足球彩票的原始背景是，十几年前，发展足球事业但国家没有钱，所以发行彩票。而现在足球本身已经市场化了，已经赚到钱了，再发彩票就毫无道理可言。 　　茅的观点很旗帜鲜明，在市场上能赚到钱的行业不能发彩票，不能在市场上赚到钱的行业如福利事业则可以考虑发行彩票。 　　对于可以发行的彩票，茅于轼仍然持谨慎态度，原因在于彩票的负作用是缓慢的、不易为人觉察的。“它主要鼓励一种不劳而获的思想，这个很不好。”茅于轼分析了“博彩”的二重性：赌博和娱乐的双重功能。如何发挥彩票的娱乐功能而将赌博的特性降到最低？这位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眼睛轻度老花，两年来耳朵渐“背”，同时患有脂肪肝和冠心病的老人，以一厢情愿的赤子之心说出了他的另一种反对之声：“彩票一买就买几百张、几千张，那他是想发财，这个是有危害的，所以彩票要规定不许买很多张，你可以买两张三张。” 　　在茅于轼之前，很少有人提到彩票的有害性。反而是某某买彩票发财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故此，彩票的负面效应普通老百姓感觉不到，彩票的弊病很间接。茅于轼倡导要有人来研究彩票的利弊。 　　他说，在美国，三五年就有人研究一次，随着时间的变化它的社会后果会怎样变。茅于轼准确说出了一本叫《美国大西洋城开放赌博的变化》（The Atlantic City Gamble）的书，作为他认为彩票研究也要如此做学问、深入分析的例子。他先验性地反对彩票，而不是在有人对彩票利弊得出结论后再反对。 　　实际上，茅于轼并不孤独，在他发表反对“檄文”两个月后，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就成立了公益彩票研究所，担任所长的赵明明因此成为第一个站出来以行动声援茅于轼的人。并且，媒体是他天然的盟友，他撰写文章交给媒体发表，成为一种效率最高的方式。 　　两年来，反对彩票的声音终归还是引起了人们的警惕。一些叫嚷着要发行西部开发彩票、发行南水北调彩票、发行高速公路彩票的声音逐渐弱化和消失，妄图将一切需要政府投资的项目都用彩票解决的念头，也被打破。 梁从诫 破坏生态就是我们的敌人 　　文/宁二 图/王旭华 　　2004年2月，僵持数月的“怒江 水坝建设项目”终于得到了 来自高层的指示，但是，当 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暂缓怒江水坝项目”的消息传来时，“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并没有像多数关心怒江、生态保护的人那样痛快地松了口气。在他看来，怒江大坝被暂时搁置，是因为温家宝总理的批示，但这并不是最后的决定，各方力量仍在博弈。梁从诫很怀疑怒江大坝最后还是要上马。“因为我们这个政府对于来自民间的声音能听到的不多。没有一个制度化的渠道来反映，赶上了，哪位高层领导人关注这个事情，作一个批示，但是如果这个领导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又能如何？”梁从诫看重的是，“民间的声音什么时候才能通过制度化的渠道传到上级。” 　　多年来，阻止怒江建坝几乎成了许多民间环保组织的使命。在推动中央重新考虑开发怒江水电的各方力量中，北京汪永晨的“绿家园”和于晓刚的“云南大众流域” 两个民间环保组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发源自青藏高原，沿云南西部奔驰而下，纵贯东南亚的怒江是目前中国仅有的两条没有水坝的大江之一。华电集团计划在此修建水电站，这意味着怒江现在的自然风貌将彻底改变。“为子孙保留一条生态江”是当时环保人士提出的口号，何况怒江、金沙江、澜沧江三江并流的自然奇观已经在去年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世界自然遗产。尽管这是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第一次在与一个大坝的斗争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也有人认为：“这在中国环保史上，中国环保NGO（非政府组织）史上，都是第一次，都值得浓墨重彩地写一笔。”但梁从诫对此有所保留，他说：“怒江这个事情我不认为有多么大的意义。”“1995年‘自然之友’发起保护滇金丝猴，以及现在国内环保组织联合起来反对怒江大坝能够有所成绩都只是偶然事件。” 　　梁从诫在评价怒江十三级水坝项目因中央领导人的批示而暂时搁置时仍然心怀疑虑，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他看重的不是一两次环保行为的胜利与失败，而是致力于整个过程中一种“制度化渠道”的建立。“制度化渠道”的一种形式是听证制度，梁从诫认为在规划关系到生态环保的重大项目时必须举行有当事各方都参加的听证会，保证各方都有充分的知情权，目前很多当地人因为文化水平不高，不了解实际情况，容易被开发方短期的利益所欺骗。——事实上，这种制度目前并不存在，环保人士向上级表达自己反对声音的方式便只有通过“上书”。“我是全国政协委员，我上书可能还有人关注，要是别人呢？全国政协委员并不是终身制的，如果我不当了，渠道就没有了。那个时候写信会不会有人去看，我就不知道了。所以我们国家如果没有一个真正健全的民主制度的话，NGO所能发挥的作用始终是有限的。” 　　“NGO本质上是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制社会的产物。因此，NGO在中国还是一个外来物，在政府的观念中，把NGO的声音作为来自民间的声音来听取，还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国外是民选制度，NGO的影响大了之后就会影响某一位官员和政党，NGO很可能使你不能当政，但是在我们国家这都不可能。政府没有听取来自民间声音的习惯，也没有这样的选民制度。所以不会对执政者构成什么压力，他偶尔体察民情，老百姓包括NGO在内就感恩戴德了，就觉得这是个大胜利。要是不听呢，你又怎么办？” 　　“如何才能使环保团体更有力量？”在“自然之友”网站的论坛里，有会员在热烈地讨论着这个问题。“绿色和平组织在西方的作法在中国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肯定是行不通的，你上街游行你在污染企业的门口手拉手不让汽车出入试试？可能吗？‘自然之友’并不是一个以抗争为主要方向的团体。”梁从诫说。 　　尽管如此，在“自然之友”10年的历史中，抗争成功的例子并不少见。1995年，数量极其稀少的国家一级珍稀保护动物滇金丝猴的栖息地告急，云南德钦县为解决财政困难决定砍伐1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在保护滇金丝猴的行动中，梁从诫直接向中央有关领导写信呼吁，获得了一位副总理的正式批示，继而另一位领导也作了批示。有了两位中央领导人的明确批示，云南德钦县对天然原始森林的砍伐才算告一段落。然而在1998年，环保人士们又发现德钦县砍伐天然林的行为并没有真正地终止。最终这件事是通过《焦点访谈》等媒体强有力的曝光才迫使当地政府部门切实禁止了砍伐破坏。滇金丝猴最后的栖息地也才终于得以保存。 　　“‘自然之友’最重要的方向是开展环境教育，教育更多的人反对那些破坏生态的行为。”在梁从诫看来，做环保事业，“只有当地的人，基层的老百姓，认识到保护他们的家园对自己以及子孙后代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才会积极行动起来，没有当地的老百姓自己站出来环保，光靠几个人先知先觉，是没有用的。” 一个人有环保意识和没有环保意识大不相同，梁从诫常常举自己在“五七干校”打麻雀的例子为证。那时没有环保意识的他，觉得打麻雀并没有什么不妥。而“凡是做过‘自然之友’会员的人，我相信，他可以很长时间不和我们联系，但他的环保理念是不会消失的。” 　　做环保事业，梁从诫从未觉得孤单。最初“自然之友”成立时只有4个成员，现在会员则有几千个。“自然之友”成立时是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而现在此类型的NGO组织全国也已近千个。今年是“自然之友”成立10周年，“自然之友”并没有举行纪念活动。梁从诫说“我们觉得10年来我们对于中国环境保护所作出的贡献实在是很有限，不值得举办什么纪念活动，如果将来，比如20周年的时候，我们有比较大的贡献了，我们再来庆祝。”梁从诫所说的“较大贡献”是指促进中国环保立法。现在“自然之友”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环保立法的工作，但仅仅是依靠梁从诫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民间环保团体要进入一个环保立法决策过程的程序化的参与。能做多少，我们还不敢说，但在可以预见到的一个时期内我们要朝着这个目标前进。”除此之外，“自然之友”近期的目标是要开拓一个对“保护地保护状况民间评价”的项目。“民间的评价标准和开发商的、官方的评价标准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是要提出自己的评价标准，这其中至少要有一个不同的声音。” 　　采访结束时，梁从诫找出地图册，指着挂在墙上的全国自然生态植被分布示意图说：“中国凡是人多的地方绿色就少，天然绿色林带已经非常边缘。面对这种状况，我们难道不应该做些事情吗？” 朱大可 我珍惜说出城市真相的自由 　　文/罗震光、王晔菁 图—何政东/新周刊 　　朱大可自己也没有料到会这么快就回到学校，而且被“押”回旧居，继续跟文学“同居”。他一周要上7节课，分别是给影视系上影视研究，给中文系上中国当代文学史。由于职业的缘故，他保留对当代文学的关注，但文化批评和研究仍然是主业。你不要指望他会放弃对“新天地”和“后海”之类的“爱情”。 　　朱大可批评上海的浮华，批评城市建筑及其图腾，批评美女作家、美男作家，批评了许多为传媒和大众津津乐道、热情赞美的事物。这样一个尖刻地批判时尚的批评家自身也成了时尚的一部分。 　　从《上海：情欲在尖叫》到《衡山路上的中产消费典礼》，他甄别时尚景观中包含着的是属于文明进步的元素还是垃圾：“比如上海‘小资’曾经是一种生活时尚，它也是一个比较先进的消费群体，但最大弱点是‘零度原创’。上海是一个原创性日益丧失的都市，人们不断举办各种大型演出活动和庆典，看上去热闹非凡，但是等到曲终人散时我们才发现，其实什么都没有剩下。这就是所谓的‘集市效应’。作为上海公民，我无法对一个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景象保持沉默。” 　　朱大可对于上海，除了1920年代的文化原创运动，给的褒义词一如既往地吝啬：“在今天，上海也一度冒出过个别值得关注的人物，像自由主义学者朱学勤和作家王安忆（前期）等等，但他们都是1980年代的产物。1986年，上海曾经是中国文化变革的前线，思想和文化一度非常活跃。我们至今还在享受着它提供的那些零星成果。但在后殖民的整体语境中，上海正在丧失它的文化个性，它的嘴脸长得跟世界上的其它城市越来越像。它的建筑在全面克隆西方，而它的文化则日益“新加坡化”，也就是荒漠化。我看不到它有任何改变的迹象。” 　　他真正的盟友不多，更多是读者，“我从来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孤独是我的常态。”住在上海外环线边上，一个叫做莘庄的地方，这是都市的边缘，也是有关他立场的象征。“我把自己边缘化，以保证有足够的距离对它进行观察、研究和批判。边缘化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策略。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汇入主流的洪流，而我则注定要成为一个孤独的守望者，看守着莘庄这样的麦田。” 　　朱大可看出了为什么中国遍地都是“表扬家”的原因。“人们顺畅地表达自己观点变得很艰难，这是因为它牵涉到各种微妙的利益。有些评论家和作者、协会、出版社有很深的利害关系，他们要么碍于个人情面，要么考虑各种关系，无法说出真实的评判。这就是经典作家马克思说过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很多人一面嘲弄这个世界，同时又高明地同它结盟，他们没有改变现状的勇气。利益是批评家的最大障碍，一旦跨越了这个障碍，批评家就将无所畏惧。”他真的能做到“六亲不认”吗？“呵呵，这有点夸张了。我最多也就是‘三亲不认’而已。我还是很看重友情的。这其实是我的弱点。我总是试图找到一个平衡点，一方面诚实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不至于伤害他人。但拿捏好分寸很难。这是我的一个很深的困惑，也是我最终选择孤独的原因。” 　　他毫不指望自己的反对意见会成为主流意见。“今天，主流派的含义就是与你所批判的对象妥协。在中国，批评家和媒体有着完全不同的使命。尽管许多优秀媒体人在反抗他们的命运，但中国媒体文化的表扬使命是难以改变的，这是由所有制决定的。而我作为个人，也许有更多的说出真相的自由。我珍惜这样的自由。”只有短缺的东西才是珍贵的。自由从来就是中国这个超级市场里最罕见的跷铮??沂俏ㄒ晃薹ㄓ没醣夜郝虻亩?鳌Ｔ谖镏时涞昧绽怕?康氖贝??嗣钦?诔晌??坪吞逯频乃?嘏?ァＮ蚁肫鹨桓霰恍∽拭怯美牡拇剩?惺裁础扒嵛璺裳铩保?凇鞍俣取鄙纤岩幌拢?尤挥?8万个结果，这个词虽然已经沦为一种恶俗，却多少传达了人们对自由飞扬的渴望。 　　在一个社会问题成堆的语境里，独立的批判立场更容易激发人们的共鸣。“这也是鲁迅先生为什么能成为第一偶像的缘故。鲁迅的不屈的批判精神，鼓舞了大批愤怒的青年。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反抗效应’。但文化批评永远只能是一种建构性程序的开端，它必定要引向文化制度的重建，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关切的核心。另一些朋友对我的话语方式更感兴趣，因为它在元语言建构上做了一些小小的实验。” 　　在朱大可眼里，好的批评家不能只发表“酷评”，还应该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原创性。“就我个人而言，我的预言有时并不准确”。比如朱大可以前提出的神学浪漫主义观点，认为不久会有一种终极关怀的东西降临于我们生活，这个一厢情愿的预言后来落空了；但几年前他提出的有关“情欲在尖叫”的预言，以后却得到了普遍的证实。 　　朱大可对批评的力量没有信心。从说出真相到改变现状，这里有一个难以逾越的距离。比如一部遭到批评的不良图书，最终却会因为“争议”而变得畅销起来。甚至批评家会被怀疑与书作者唱双簧。“批评正在古怪地走向它的反面。”这就是所谓“后现代误读”现象，它的特征就是：公众不仅丧失了是非评判的标准，甚至丧失了对批评本身的评判力。这是一个从“信仰危机”退化到“信任危机”的年代，好与坏、善与恶的界限完全消失，人们的判断标准不是它的是非，而是它是不是足够好玩。这是批评家所面临的危机。批评家似乎只能成为少数人的知己。他只能发出警告，但不可能更改现实。 　　朱大可说：“我的原创性活动分为四个方面：第一，在都市文化批评领域，开拓都市符号分析，对都市文化符码进行“细读”和“精神分析”，寻找其隐喻性语义；第二，在一般文化批评领域，展开对后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变异现状的批判，寻找各种“文化口红”和“道德胭脂”；第三，在“广义流氓学”领域，认为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而隐形的流氓社会，拥有自己独有的精神特点和话语方式，并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第四，在历史－神话学领域，对历史传承的民间符号进行了精神分析。比如，我认为梁山伯对女扮男装的祝英台的“恋情”存在着隐蔽的“同性恋”机制。这种对人们熟知的“常识性历史”所进行的阐释，意在还原中国传统文化，让历史对人的当前经验全面开放。你会看到，这些书写都已经大大超出了“酷评”的范围。批评的本义就是重新估量人类的全部经验。” 　　知足常乐还是永不满足？朱大可觉得这恰恰是同一枚钱币的两面，“我会把前者当作最低纲领，而把后者当作最高纲领。” 于坚 反全球化的那天必会到来 　　文/夏楠 图—何政东/新周刊 　　全球化是深入人心的全民运动， 今天谁还会同意“闭关锁国”？ 　　于坚马上搬出《现代汉语词 典》修订本，指着“化”这个词：“后缀。加在名词或形容词后，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一说“全球化”，他马上联想到电梯。“本来嘛，步行，一万个人有一万个走法，速度、体态、目的地都不一样，一旦电梯化，还有什么细节上的不同？” 　　于坚上个月刚刚从巴黎回来，他感到所谓全球化已经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就是我们每个人无法逃避的生活。它不是咖啡、麦当劳和关于先锋派文化和左岸的知识，“它是你现在正在喝的机器水”。在云南最遥远的乡村土地上，他总能看见塑料薄膜挂在蒲公英的枝叶上；他牢记拆除曹雪芹故居的时候那个并不反对的邻居，关心的只是房子的拆迁费、补偿；他更看到80岁的老人以住在四壁洁白刺目、刚刚油漆过的房间里，在大彩电前坐在新买的沙发上吊着两条腿为荣。而作为一个诗人，全球化更使他已经无法逃跑去做一个陶渊明。 　　“人们甚至认为土著们千年栖居的蘑菇房、竹楼都是有碍‘现代化’的，富起来的标准是看这些落后村庄和他们的落后生活方式消亡的速度。” 　　于坚感觉到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世界，“它的目标就是令我们在古代汉语里面建立起来的对人生世界的基本价值统统失效。” 　　他在《棕皮手记》里写道：“西方隐藏着可怕的危险，西方的器皿只要换一个角度去理解，它们都是武器。”“例如每天都要用的刀和叉，但不意味着它们总是被视为武器，把民航客机视为武器的是基地组织，汽车当然不是武器，或者不是被作为武器来制造的，但与步行和牛车相比，它确实有致命的因素；玻璃当然不是武器，或者不是被作为武器来制造的，但与雕花窗子和窗花绵纸相比，它确实也暗藏着致命的因素。你今天在大街上最害怕的是什么，难道不是汽车，你会害怕步行，对行走的人东张西望？看他在哪里拐弯？” 　　于坚从中国历史上揪出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认为这正是全球化的开始。“好像是在闭关锁国，但其实是在为全球化做思想准备。”他说，如果没有对中国传统的最后的激烈革命，“进步”、“天天向上”的思想怎会如此深入人心？ 　　“反全球化？今日在中国恐怕只是‘二三子’的杞人忧天。” 　　当人类选择“全球化”，选择“进步”、“再进步”时，于坚以个人的力量一意孤行：他拒绝无孔不入的通讯工具——手机，至今他都是一个鸡鸣时分就要起床的人（现在当然听不见鸡叫）；他酷爱步行，将常去的旅行地西安强调为“长安”；出国参加诗歌节他坚持用昆明话朗诵自己的诗：他不会英语，他觉得用一生来研究汉语也是绝对不够的。“我无非是坚持我在自己故乡已经习惯了的生活传统，不动、不变而已，就已经成为一个‘另类’了。” 　　于坚还紧密注意身边一切的另类痕迹。丽江古城因为保持旧社会留下来的一堆“破烂”而成旅游上的另类，怒江因为是国内最后两条还没有“水电化”的原始河流之一也成为一个另类。 　　于坚感叹于“全球化”的厉害，它可以令传统的普遍的日常生活世界和词典全部变成“另类的”、“落后的”、“反动的”眼中钉。“我的所谓‘一意孤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愿被时代所抛弃，落后、永不成功。” 　　但是，当这个世界像阮籍那样途穷而返，于坚确信反全球化的那天必会到来。事实上，他早已从20世纪西方的现代主义运动中看到对‘全球化’的反对：卡夫卡的甲壳虫、艾略特的《荒原》、梭罗的《瓦尔登湖》……在巴黎，他看到的生活是推崇慢和古老，人们以没有进步或者反抗了进步而自豪。在奥尔良，他的朋友法国《诗歌》杂志的副主编穆沙先生自豪的是他隔壁的邻居是高更家的，而且现在的主人还是叫高更，那是什么样的破房子啊！ 　　最近于坚还发现老子和庄子的作品越来越像是刚刚出版的著作。他相信：当一个中国人在8月15日的晚上走出小轿车的时候，他看不见月亮会很空虚；但一个西方人可以在空虚的时候去教堂，教堂就在世贸大厦的隔壁。 　　“中国人崇拜的是自然，是自然世界中的万物有灵。如果全球化的‘地球村’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为声，目遇之成色，为吾与子之所共适’，那么未来不正是要回到一个‘中国式的过去’吗？” 　　于坚对他的个人反全球化行动做结：时代的列车照样前进，但车轮会被某颗不动的沙粒磨掉一小小片，它的速度因此在可以忽略不计的记录里慢了千分之一毫米。 秦朔——如果不幸福 宁可不要 　　文/毛译敏 图—何政东/新周刊 　　秦朔又出书了，《告别GDP崇拜》。 这本书的扉页上没有引用海 子的诗句“从明天起，做一个 幸福的人”，但的确谈到了一个与幸福有关的生词—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 　　GNH的反对目标是GDP（国民生产总值）。GDP不能决定GNH，收入不能决定幸福。国内第一个明确提出告别GDP概念并引发社会思考的人，正是他。 　　在《南风窗》办公室见到秦朔，他还是那么胖，这应该归功于GNH的好处。 　　他时而会用“我们知道分子”、“我们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字眼。这是暗示还是象征？！与其说他是反对者，不如说他是思想者；与其说他是思想者，不如说他是经营者。秦朔在经营一本杂志、一份责任感和一系列顺应潮流的、带建设性的反对观点。 　　“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但是GDP也不是万能的。”2003年11月，秦朔在《南风窗》上发表了《GDP先生的讲述》。对一些官员来说，GDP是图腾，是政绩，是发展的全部。秦朔说也有些政府官员对他的提法非常不满。“为什么城市官员对什么招商引资、剪彩签字的热情远大于扶助弱势群体和完善城市公共机构？就是因为前者可以引来GDP增长，有利于政绩。现在我说，我们要强调人民幸福，不要强调GDP，对于他们的既得利益来讲，是一种阻碍。” 　　“另一些官员，把我的观念当作挡箭牌，这也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比如温州的GDP增长是浙江省的倒数第一，当地官员用我的观点来为自己开脱，这当然是对我的误读。” 　　“许多人认为书生论政是非常可笑的，许多人把《南风窗》看做书生论政。而我不同意，首先，《南风窗》的记者都是深入第一线的，我们对于国情是了解的；其次，只有一个开放成熟与民主的社会机制，才能容许知识分子与媒体保持独立思考，并对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表达质疑。这是执政者保持清醒、社会保持健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不过，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第一个跳出来的“GDP反对派”。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是顺应趋势喊出了“不要盲目崇拜GDP”的第一句口号，并不是超越时代的先知先觉者。从这一届政府执政者的决策、社会话语氛围以及学术界的讨论来看，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加之我本人人文气质比较重，成文很感性，比起经济学家专业的分析，可能更容易得到公众的认可……当然我同样认为，‘反思’这样的思维方式对于《南风窗》这样一个强调责任感的杂志来讲，将会一直坚持。” 　　秦朔曾经被评为“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的100位青年人物”、“最具责任感的新锐人物”，他说过“三十而立”的“立”是独立，拥有精神与思想的自由。 “我们社会的发展是均衡的吗？ GDP的增长是不是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2000年9月号的《南风窗》上，身在美国的秦朔写了《重建均衡：中国政策新走向》。加州州立大学的公共管理课程令他意识到是政府的公共政策还存在问题。 2003年5月，秦朔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告别GDP崇拜”的观点开始受到关注，“为什么一场SARS会暴露出如上问题？那就是因为我们在提倡高速发展中忽略了人民真正的幸福以及整个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持续性。” 　　“我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反对派。”他接着阐述：“从1998年我因《标致·乙烯纪念碑》一文曾促成广州市人大通过了确立重大市政工程责任人制度的提案后，我就得罪了某些人。之后我的确因为这样那样的反对受到关注、得到认可，也承受过压力。当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认为自己的责任不仅仅在于“反对”，更在于在“反对”的同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比如在告别GDP崇拜的同时，我提出了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的概念。GNH最早是由南亚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后来马来西亚黄有光教授深入地对东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而人民快乐不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我把这个概念在国内提出来，是希望我们的政府更关注国民幸福与社会的持续发展、资源的保护、收入的均衡，我认为综合引进GNH之后，追求GDP的增长就不至于那么盲目和形式化”。 　　“上个周末我在深圳参加《经济观察报》主办的‘中国最值得尊敬企业’的年会上，上海通用公司总经理陈虹谈到了通用汽车在‘零排放’技术上的开发；万科房地产老总王石提到‘房地产可能会死掉，房子不会死掉，因此更要重视建筑与城市的和谐美感以及开发中对资源的保护性’、诺基亚的中国区副总裁也强调了企业的发展要‘以人为本’……他们在与会期间都曾与我交流过GDP与GNH的问题。” 　　问他：“您预计您的反GDP观点何时能成为主流？”他的回答：“从知识分子的层面来讲，它正在成为主流。从社会各阶层讲，国内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我估计10-20年后局部地区将进入一个中高收入的水平状态，到时候或者大多数公众会意识到科学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而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我估计这个过程将延续到20～30年。” 刘长寿 谁能容忍城建中的低级错误 　　文/郭娜 图/文英 　　国际大都市上海为什么不应该建 国际水准的大桥？66岁的刘长 寿戴上助听器，摘下老花镜，面 前一字排开4大本“进言记录”共358页，从1990年说起。 　　北平、奉天长大的刘长寿很不上海。在上海这个“不反对”的城市，他捏住了“造大桥”这个大事。14年来分主题（不限于造桥）7次上书上海市市长和有关部门。母亲说他从小方脑袋，认死理。1990年，国内第一、世界第三的南浦大桥动工，刘长寿第一次上书反对；创10项世界纪录的卢浦大桥再次动工，刘长寿再次上书反对。面对着南浦、杨浦、卢浦三座振奋了上海后来居上的市民雄心、宣告了长三角把珠三角抛在身后的“宣言型”建筑，刘长寿就是不依不饶：“这是低级错误，捏住，跑不了。” 　　刘长寿就是有这个自信，同济数学力学系毕业，他比别人更精于计算和受力分析。不过依他看，“这个问题比较初级”。“自己也解决不了的事我不提，我能提出对策的才说。” 　　理由很简单：造高桥是“打肿脚穿大鞋”，“上海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国际大都市，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最拥挤的空间”，根据“这个密度、黄浦江的河道状况、上海市的市龄、国外同类大桥的具体情况……”，“三座大桥”是得不偿失的浪费，影响上海发展的间接损失不可估量。 　　他反复发问：“为什么一定要建大桥？”为了进巨轮吗？”他再发问：“一年能有多少艘次？”他提出：“南浦大桥动迁5000户居民和180多个单位值得吗？”为什么不可以“造小桥并调整港区，腾出大块土地建一座滨江森林花园”。 　　“我们为什么偏爱黄浦江闹市区段的港区呢？”更主要的原因是“港区原来就造在那儿”。但是要知道，“这些码头兴建之初，浦西江岸正是城市外边缘，而现在城市外缘在长江南岸、在东海之滨……” 　　刘长寿反复强调：“我想再重复一下，一切均要量国力而行，但应强调规划意识。” 　　然而，尽管他一再奋笔疾书，每一页都用严整而隽秀的硬笔书法一字不改地誊清，每一封信的复印件上还有红笔校对的记号，每一本记录的目录上都用红笔圈出重要的页码，但是，他依然还是那个奋笔疾书的刘长寿，桥也依然造得那么高。没有什么人明白他究竟“图什么”，唯独一位圣约翰大学出身、老地下工作者的规划局老局长说过：“他这是动态的休息，活他的生命价值。” 　　对于得过两次癌症（1999年得淋巴癌，2002年得肝癌）的刘长寿，他开玩笑说：“飞机误点，待着也是待着。”他创作了座右铭：“说自己的话，让别人去走吧。” 　　走进刘长寿十几个平方的小屋，柜子上堆满了药瓶，最显眼的家当是一台3个月前刚买的飞利浦液晶显示器和外壳更新的旧主机以及惠普打印机和佳能复印机。2003年，刘长寿找到了这个最宝贝的去处，因为他知道：“许多场合不是我说话的地方，网上不同。”想法来了，刘长寿就坐下来发帖子，键盘上贴满了形状各异的胶布以便操练盲打识别，鼠标垫是塑料砧板，桌布就是枕套。老伴说他：“只要一坐下来，就不给我做饭了。”刘长寿就沉浸在这里把他的建言“广而告之，留世存照”。他说：“在这里，我能指挥刘长寿！” 　　找到了互联网，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坚持自己“不大一样”的思想方法了。他还是强调凡事“合乎逻辑”，这是他的信仰，至今还能倒背如流的古文诗词都是靠“分析文句内在的逻辑关系”记了一辈子。 　　一心希望上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刘长寿，在第一封写给市长的建议信中用《桃花源记》的句子为上海勾画了一番美好图景：“如果不造大桥，改建小桥并调整港区，腾出大块土地换来一座滨江森林花园。树木葱郁，江水涟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那时上海市民，喜何如也。”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早就是刘长寿思考、建言的主题，有诸多领域的进言都提出在矛盾突出之前。上海，一个以国际化大都市为最大雄心的当今中国大舞台，城建发展方向亟需深入思考的诤言。 　　妙笔败笔？刘长寿说：“让后人评说吧！” 　　《新周刊》：结婚这么多年了，您在家里也爱提反对意见吗？ 　　刘长寿：我以前不像现在这样“横秋”，只是到了50岁以后，遇事发作，继而一发不可收拾，这是说在家外面。 　　《新周刊》：怎样开始给市长写信的？这些年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刘长寿：1990年时我是民建黄浦区区委委员。一次，区委布置要参政议政给政府提建议。当时偶然看到报纸报道南浦大桥，想到了就写了。 　　我自诩是中国第一流工程师，话赶话，曾向总师和全单位叫板，话很难听，没人应。专业方面，上海有几点技术突破是我破的。但因独到和耿直屡受打击，遇事党委副书记当面说“……但是你不是总师”，副总经理当面说“我们集团没有跟你刘长寿合作的打算”。我也算老专家了，临退休时我住肿瘤医院单位竟不肯照章支付住院费（是自己垫付大部分才勉强入住的）。眼见谬误横行、建设粗放，腹中才学报国无门，不肯折腰，为证曾言“我不是总师是上海设计院的错误”，写下54页技术专论批点我单位大工程设计低级错误，引起不小轰动，万马齐喑；我还接受聘请去给上海全市的建筑师和房屋结构工程师授课…… 　　上海市一级，缩短战线，只是再拾起、捏住黄浦江上的建桥旧题，网上帖子寄给市委书记、市长。中央一级，竟写“目前中国最大政失是什么令不行禁不止”，网上帖子和寄给温家宝同志—自认为不是打扰总理，而是探寻中央领导不致过劳于事务堆里的蹊径。希望大小人才受到起码尊重从而导致城市和国家越来越好。 　　人没有实力都是扯淡，名句云“语不惊人死不暝”，“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关键是我写的东西真理不真理。 　　《新周刊》：为什么会有这些低级错误？ 　　刘长寿：现在的社会太浮躁，上海有些城市规划只是拿剪子哗的一下把布剪了，然后才想是要做旗袍还是做西装。可是已经晚了。不符合居住规律的情形太多。工作人员不敬业、不及格的是大多数。耐得住寂寞深入思考问题的人太少。应该对得起饭碗。 　　《新周刊》：同事们对您有什么评价？ 　　刘长寿：还行。他们说：“你是我们院的刘罗锅。我们院里有三五个像刘长寿这样的人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新周刊》：不造大桥，您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刘长寿：第一，没有必要因为巨轮进港造大桥。黄浦江外的长江南岸、东海岸、杭洲湾北岸、岛屿，区别用途用较多的矮桥把黄浦江缝起来，以畅浦东、浦西交通。 第二，由于黄浦江的水深和岸边空间的局限，码头、船厂只有移出浦江才有大展宏图的天地。 第三，现在的码头、船厂、仓库迁出，建小桥省去了大桥的庞大引桥，都能腾出宝贵的黄金地段，可以进行大手笔的绿化和公共设施建设。 　　《新周刊》：反对造桥的这件事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 　　刘长寿：我就像一个挑错别字的语文老师，指出专家和少数高级领导的低级错误。现在每3个月检查一次身体，不知道“飞机”什么时候来。上海话“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我希望能把自己的东西网络化，留世存照吧。还是那句话：“一时的扬抑滞于权，千古的对错决于理。” 彭培根 我警惕设计上的任何炫技 　　文/宁二 图/王旭华 　　2000年的端午节，对清华大 学建筑学教授彭培根来说 是个难忘的日子。就北京 国家大剧院法国设计师安德鲁的设计方案，彭培根和114名建筑学专家联名向中央上书。在这封公开信结尾，有这样一段话：“如果按这个方案建造起来，必将引起国人长期的非议，势必成为国际舆论笑柄，有损于我国政府的声誉。由于这不是局部的技术性问题，而是设计方案本身不合理，修修补补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建议撤消这个不合格的设计方案，现在撤消是损失最小的！” 　　彭培根们的上书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 　　4年过去了，人民大会堂西侧国家大剧院的巨型壳体日渐成型，并将于几个月后封顶。然而，随着5月23日安德鲁在法国设计的戴高乐机场候机厅突然发生坍塌，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的安全性再一次被各方密切关注。彭培根作为4年前最强烈反对安德鲁设计方案的建筑学专家之一，又一次站到了质疑的最前线：“现在我主张把它炸掉，那一块地方最好建成绿地或公园！” 彭培根说。 　　“国家大剧院开工已经很久了，已经成为现实，你为什么还这么强烈地反对它？” 　　“事实上大家一直在关注着大剧院，从来没有停止过。我觉得这是维护我们中国建筑界以及整个民族民族尊严的事情。” 　　4年前，114名建筑专家联名上书所列出的反对意见中，第一条便指出：“安德鲁的设计方案严重不合理，存在安全隐患。”“从我们建筑学的理论来讲，建筑学有一句算是金科玉律的话：建筑的形式是随着机能而产生的，现在是都倒过来。先造一个造型，然后再去配它的结构，这是绝对的形式主义，安德鲁的国家大剧院就是个典型代表。” 　　有着巨大的圆穹顶的国家大剧院，彭培根称之为“外太空掉下来的杂种”。因为这个大顶，观众厅等必须安排在地面下的7至10米处，彭培根说有情况时尽管也有逃生之路，但要比从地面直接逃生要慢好几倍的时间。紧急情况分秒必争，有时就差一分钟就得要人的命。国家大剧院四周的水面也存在安全隐患，“万一来个三四级的地震，水下的玻璃通道震裂，地下的六七千观众都要从水里钻出来才能逃生，万一有失误、没有任何人能负得起责任。” 　　在彭培根看来，大型的公共建筑不能把一个新试验品直接拿来就用，这关系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一定要从小到大，多次论证多次改进，的确非常安全了，才能拿来用。像2008北京奥运主体育馆“鸟巢”以及国家大剧院都应该这样。 　　但目前中国城市建设对“洋化”和“外国建筑师”的崇拜心理，使得中国越来越像一块“未来建筑”试验田。不久前《时代》周刊的封面就以中国新兴建筑为图，那些严重脱离中国文化传统的“新建筑”实际严重地影响中国传统人文景观。被某些国外媒体称作是“一个用金属钛制作的蛋壳”的巨大的圆穹顶在彭培根看来毫无意义，尽管这可能是“一座晶莹剔透的建筑物”，但高大的屋顶，天长日久，如果发生损坏、裂缝，修理和维护存在很大的困难。自“9·11”事件以来，反恐问题被各方关注，彭培根甚至想到这个巨大的圆穹顶不利于反恐，“如果恐怖分子在这个大顶上安装炸药，你怎么办？上万根构件，你根本无法查炸药究竟安装在哪里。而且一旦大顶坍塌，后果不堪设想！” 　　最让彭培根愤怒的是安德鲁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安德鲁的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在彭培根看来实际上对中国文化持有蔑视态度，是一种“后殖民主义的表现”。中国驻法国大使有一次接见安德鲁时对他说要注意中国文化传统的协调时，安德鲁说：“我就是要切断历史。”—“安德鲁说切断中国的历史才是和中国历史结合的最好的办法。这是一种混蛋的说法，帝国主义的海盗才会这么说。”彭培根回应道。 　　“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爱国主义的传统，什么时候都是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只要你（的设计）好，不管你是哪国人，我们都佩服你。假如你的（设计）安全有问题，对国家利益有损害，对我们的文化是个侮辱，那我到棺材里面都要跟你斗！” 　　“现在我们国家整个文化的基础比较浅，人们的视觉经不起冲击，一看特别新奇就觉得是好东西。实际很多人中国文化的根基浅，对西方文化了解也不深，所以就会选择一个妖魔鬼怪的东西。” 　　“我们国家比较有钱了，虽说我们还不是暴发户，但比较有钱了就有了暴发户心态，希望要建就建世界最高的，要建就建最新的。世界第一高楼在马来西亚建成的时候，谁会认为马来西亚是最富的国家？现在台湾有第一高楼了，又有几个人会这样认为呢？” 　　反对国家大剧院方案，反对盲目建超高层建筑，质疑北京奥运主体育场“鸟巢”方案，多年来，彭培根以斗士的角色坚持站在反对垃圾建筑的最前面。“如果没有我们的反对，结果更糟糕，那他们就为所欲为了。”彭培根说。 冯骥才 有什么理由毁弃城市遗产！ 　　文/夏楠 图/邹建 　　抢救估衣街是5年以前的事。 　　估衣街是天津根须最长的一 条老街。1999年12月9日，冯骥 才突然得知这条老街要拆了。他放下长篇小说《俗世奇人》的创作，蹭地又一次站起来。 　　第一次惊动地站起来是因为1994年天津老城要拆。冯骥才在天津的生活是与老城紧密相连的。老城有1.5平方公里，人口约10万，近600年的历史。房子都很破，但里边有很多著名的历史建筑掺杂其间，像中国最早的电报局、义和团坛口旧址等。“‘文革’时我在社会底层滚过十几年，就是在老城区里滚，结识了社会上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这对我写小说帮助很大。” 　　而抢救估衣街，就跟打仗一样。对这段经历，他有很详细的记录：“估衣街上名店林立，有谦祥益、瑞蚨祥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街本身亦是文物保护单位，铜牌就在估衣街西口的墙上。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天津的支柱性的文物街区，怎么说拆就拆呢？……” 　　冯骥才邀请专业摄像师，将估衣街挨门挨户地进行摄像，留下估衣街鲜活的音像史料。访问估衣街的原住民，用录音机记录下他们的口头记忆。保留估衣街的口述史。搜集相关文物。必要的文物花钱买。尽可能挽留估衣街的实证性的文化细节。2000年1月，冯骥才策划出版估衣街的明信片，一套五枚，他为每份明信片题写对联，当街演讲：估衣街是600年来一代代祖先的创造。 　　当地百姓与商家在估衣街沿街贴出大标语：“社情民意不可欺，保留估衣街！”、“商业发祥地，龙脉不可动”、“保留古迹，不愧天津人民”、“红木家具不能变组合”等。“百姓起来捍卫自己的文化，这在中国当代是首次。这年“两会”文艺界政协委员座谈时，冯骥才做了“拯救城市文化刻不容缓”的发言。返津不久，冯骥才听到了“估衣街地区保护性改造方案”，估衣街的百年老店谦祥益得以幸存。 　　“我有几部小说要写，人物常常在我心里活起来，我有写作的冲动，但我必须压抑自已。常常一个电话来了，说哪儿哪儿哪儿要拆了，叫我赶快去，十万火急。” 　　天津有个地方叫大直沽，大直沽从前有座庙叫天妃宫，后被八国联军烧掉。1998年前，这儿被一个开发商买下，建新房。冯骥才自费请考古队一层层地往下挖，一直挖到宋末元初的东西，他马上给市长、市委书记写信：希望你们注意，这地方必须保护。城市的遗址，就是这个城市的胎记。一座城市若能在市中心找到它的胎记是这个城市的福气。最后，市政府花了3200万元，把这块地儿买下，包括开发商已经盖起的楼房，然后把房子炸掉，建一座“天妃宫遗址博物馆”。 　　冯骥才认为经济上处于弱势的民族和国家，在文化上往往会自我轻贱，会盲目抄袭强势经济国家的文化。“可是，一旦你丢掉了自己的文化，那这个民族就会面临很大的精神危机，这比物质贫困还要可怕。” 　　但是，有人现实地提出老城的保护与安居的矛盾。“在没拆的老院子里，搭盖有许多小房子，路窄得只能容下一个人，像地道战一样。住这样的老房子，冬天冷，夏天漏，夜里上个厕所也要跑老远的路。”冯骥才被人问到：“你住老房子还是住单元房？你自己怎么不住到破房子里？” 　　“首先，你对这个城市是不是很清楚，哪些旧房有价值，必须保留，哪些没有很高的价值，可以改造。问题是，现在有些地方应该拆掉，我们没拆；有些地方很有价值却非拆不可，为什么？因为那儿地皮贵，拆了再建开发商能挣大钱嘛。” 　　“有些老百姓住的房子确实很破，可你盖的那楼呵，说白了，他们也住不起，还不是给老百姓点儿钱就把他们打发了？老百姓还是要到处借钱买新房，并没完全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到底是谁得了好处？” 　　“城市文化保护，方法很多，像天津老城保护，政府听取了专家的意见，最后在中间划了一小块儿地儿，绝对不拆，然后把外边的精华搁里边，等于把老城浓缩了。这不既改造了，又保护了？”冯骥才认为“安居与城市文化保护”没有根本冲突。我们现在经济发展得太快，我们的文化丢失得也太快，可以说每一分钟都在丢失。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启动10年来，冯骥才目睹了太多民间文化在全球化冲击下、现代化速度下悄然死亡和奄奄一息的现实，他手中的笔已经由写小说改为写檄文。在他新著《手下留情—现代都市文化的忧患》中，他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消蚀问题。譬如津门老城老街老房子、梁启超的书斋、绘画、戏剧、妇女缠足、年文化、武强年画、剪纸、小人书、博物馆等。 　　每个正常工作日，62岁的冯骥才坐在他充盈着彩绘樟木箱子、晋地宅院木门……的工作室里，为着同样一个命题奔走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