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世之谜（九）

找到她这个女儿的时候，载渭已经从陕西省社科院退休，但是经济似乎异常拮据。
她对这个父亲的才华和成就甚为惊叹，因其不幸遭遇而导致其才华未能有效施展而不胜惋惜，为他们之间未能共享的天伦之乐而悲哀。在她的内心深处，她却无法驱除对他的怨恨，怨恨他对她未尽父亲职责。
他们继续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交流很有限。
每次通电话及为数不多的会面，载渭的话题总是绕着社会问题和如何变革打转，而她实在对政治没有太多的兴趣。
她更关心这个父亲的健康。虽然他气色红润，精神饱满，他的泛黄的眼白让她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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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她去上海看望舅公，正赶上舅公的生日，三姨婆和小舅公也分别从太原和铜川去看望舅公。晚餐的时候，谈起旧事，三姨婆和小舅公齐声谴责周家当年将她送人，实在可恨。她犹豫了一下，说“其实有一些事你们可能不知道。”她于是拿出随身携带的载渭的照片，和自己的照片一起给他们看，并说，“我其实可能并不是西安爸爸的孩子。以前我一直不能原谅他将我送人，现在我觉得不是那么怨恨他了。”她接着告诉他载渭和母亲的事，几位老人听了表情愕然，一时无语，还是舅公第一个回过神来，说“那这个人还是很优秀的。”他说的是载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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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年底，她离开深圳去了澳洲生活。
2002年开始，她开始每年回国探亲，有几次机会与载渭及弟弟崇明重聚。
载渭，则继续着他的探索和创作。
2002年，他完成了6万余字的经济学新作《和谐社会》，对财富起源提出了创造性的观点，为现代福利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在中国古代井田制和现代西方福利制度之间架起了理念的桥梁。
2004年，他写成长篇调查报告《陕北民企调查》，出版受阻。
2005年，他自费出版《埋没的思想》，写成《人的本质就是自由》等短文数十篇。
2006年，他写成长篇文学评论《自由的落日何时升起？》、《一个大写的小人物的悲喜剧》，并开始构思第三个长篇文学评论《金色的圣山，玉洁的灵魂（超越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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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四月一日，崇明告诉她，父亲住院了，可能是肺癌。她很震惊，不愿相信这个残酷的事实。载渭曾经说过，姜子牙72岁出道，他们家的基因是长寿基因，他载渭还有机会报国报民。
她给父亲打电话，载渭在电话里有说有笑，轻轻带过病痛，主要话题还是离不开他正在写的著作和他想解决的社会问题。
四月二十三日，崇明告诉她，父亲已经病逝。
她的心忽然觉得非常的失落，一种巨大的损失感沉重地压上她的心头。这难道是真的？她忽然觉得有很多很多问题需要问父亲，关于他和她的母亲，关于他们那个历史时代。这些问题的答案，父亲渊博的知识，一瞬间都去了。这一生，她和父亲一起度过的时间加起来也许不过三天，她本以为还会有很多时间，现在一切都晚了。她第一次体会到追悔莫及的感觉。
由于事发突然，她来不及办理签证和机票，无法回去参加载渭的葬礼，遗憾中她又感到一丝的轻松。她无法想象她如果出现在葬礼上，以这样的方式和除了崇明弟弟以外的载渭家人初此见面，会是怎样的感觉。她知道自己还有爷爷及一个哥哥，崇光。她不知道他们会如何接受她。想起来，她还会觉得尴尬。这也是为什么虽然父亲多次建议她给爷爷打个电话，她却始终没有与他们通过话的原因。每每想到她在这个家里的身份，她都会有一种不自在的羞耻感。
崇明非常地悲痛，在邮件里告诉她，父亲生前对一位好友说，他对她这个女儿及崇明这个儿子都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她看了泪流满面。
虽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尝试不去怨恨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