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得见的丛林虎踪和无人接棒的中国文学
历史的余烬里有余温
正文
谢公真的把胡须剃去了，云鹏操刀，功夫很勉强。
谢公下巴光溜溜的，洋溢在有希望的等待中。诗人考虑后提醒他：“要配合啊，里应外合，乘热打铁。”乐老同意：“有道理，否则外头不是白白里的，白冒一次风险？”谢公叹道：“实在没新话，老那几句。而且，我久不提笔，好像都不会写字了。”
诗人道：“请云鹏帮忙。”云鹏说好。尖脸奇怪道：“你们说什么？”都是瞒了他的。
云鹏道：“叫冤么，你要我帮忙也行！”尖脸不作声了。
一般而言，犯人互相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你掂我份量，我掂你份量，尤其是家底的细节、案情的关键处，不光是为了消遣。
乐老头笑呵呵的，最坦率，什么都不在乎。谢公和诗人是有保留的，稍不投机就缩回来，话讲一半。诗人容易兴致高，浮夸一些。谢公沉静，有时冷眼森森的，像个干部样子。云鹏和尖脸个性莽撞、粗心，而看法往往敌对。
至于原来的家景，笼子里公认是乐老最好。其次是诗人，再其次是谢公。云鹏是生在新中国的，是两回事。尖脸是很穷，他们说的吃、穿、用都接不上口，听都听不懂，内心感慨。
云鹏的上诉状写好后，大家传观，提提意见。老头们认为很精采，赞他文笔好。抬头就是：办案人转呈上海市公安局长、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尖脸看了骇然：“你就这一件事？”大为叹气，替谢公不平。不满道：“对自家人这样！”他的意思是，他和老谢是党员，党内的事情么，太不给面子了。
尖脸在笼子里是郁闷的。他好谈女人，可这儿是正人君子，黄色故事没法谈。他认为知识分子不是好人，可这里都是。他只能孤立了。
管理巡监，抽着香烟过去。尖脸凑到门口吸吸，叹道：“我在外面是一天两包，开销大。这一来倒是戒掉了。”
说起来，都有烟瘾的。还是云鹏抽的最少。说起各种牌子和各人的抽烟史，能说几天几夜。老年人不觉得，他们已老在重复了。
诗人道：“开销大，你老婆没意见？”尖脸道：“开始当然有，后来没有了。为啥？我不瞒你们，做了头以后，烟不用自己买了。有时都吃不了，把瘾撑大了。”
诗人讥讽道：“现在有张党票，好比元朝的蒙古人、清朝的旗人，是一等公民。有了它，到哪里都是自家人，这里罢了官，别处一样做。”谢公道：“这要新党票，我这种三十年代的反而不好！”
尖脸欣欣得意。云鹏道：“我想起一件事，厂里一个干部，犯了事，公安局要来抓人。厂一级和上级领导讨论，要判他五年。和公安局通气后，开除出党了事，没有抓。所以，据说党内有不成文的规定，一张党票抵五年的罪。”诗人道：“也就是说，只有五年以上的大事情才抓，上一档子是十年呀！”
谢公点头：“有这现象。”
尖脸吓得发抖：“这不可能。”
诗人心里舒坦。时间久了，各人经历都知道，诗人是58年补戴的右派帽子，而尖脸是反右运动中入的党，也是58年。所以两人是对立的，诗人只敢明言自己是冤枉的，其实认为别人也都是。尖脸认为反右肯定是对的，即使个别人有点冤枉。有机会两人互相刺一句的。
除讲课外，平时的谈吐是诗人最精采，表情最生动。文人的本质就是要炫耀，喜高谈，即使生性缄默的，也在笔下放肆，否则就不是文人了。裴诗人细数他原来的藏书之富，比如莎翁托翁的书，他都收全的，包括评论的书，有不愿去文联图书馆而去他家借的。他父亲留下的廿四史、万有文库。堆一房子书，每次搬家费力，后来卖书度日，光旧小说就卖了上千元。
他谈他见过的文人，在昆明，他住在“脸刷白的矮个子、多产作家沈从文”楼下，常上去请教。茅盾去延安，临走在饭店见他和同学，同学跟茅走了，自己因为爷不同意而走不了。几个有名的新诗人兼教授的，他都认识。胡适的儿子“豆腐包”，是一起玩的。说大学里都是经济条件差不多的一群人，吃吃喝喝跳跳舞，住金马碧鸡旁的宋家别墅，连防空洞的。
云鹏听得入迷，甚至觉得不虚此行！老乐和老谢，凭他们的经验，知道他没吹牛。可是，这又怎么样？一个文人是否够格，有无价值，是要以他自己的能站得起来的劳动成果来证明的。没有坚忍专一的毅力——那是要一辈子放弃好多，妥协好多的——根本不行。
其实，老裴是感觉到的。所以他悲哀时，会自责“人没用场，一生糊里糊涂。”
他坦承解放后走错两步路，否则不会是现在的境地。一是应回归本学业，搞研究或教书，不该选择文化衙门。二是交友太滥，认识好发牢骚的文人（有胡风的朋友，以至他的右派结论中有“漏网胡风分子”一条）。
在抓进来前，他的日常生活是这样的：下班后有空，就抓紧写他的长篇小说。可是，有人敲门了！朋友孩子约好来请教数理化功课的，来探讨装半导体收音机的，来约他一起去采草药的，来讨教文学的，来对运动发牢骚的，他让排队一起起接见！时髦的东西，他都感兴趣，都要露一手·····他的传世之作，怎么写得成！
而他最难过的，妻子单位逼迫和他离婚，法院批下······他两次自杀，特意乘海轮，缚住脚往下跳；乘机帆船回家乡，往湖里自溺，居然都被救起。他总是想死于水。
云鹏家里没有右派，对反右情况却是了解的。比如戴季龙、徐丽。他还熟读领袖的内部二百篇讲话——从天熊处看到的。他背诵主要段落，使诗人大为激动，这样的内幕，没有文革是不会流布出来的。因此，他的言论是很激烈了。尖脸先是困惑，后来不满，他还是相信报纸上登过的：“当时有社论，老工人说话了。这也不对？只是手段？”
云鹏和诗人光火。尖脸平时所谈，思想仍是极左的，工宣队教训人那一套，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革，都是对的。云鹏奇怪道：“你这样思想，怎么会是反字头呢？”尖脸道：“我冤枉呀。”问冤在哪里，他支支吾吾，不能自圆其说，总是那句“上知识分子当。”
这在1号笼，成了个谜。
几天后“匡朗匡朗”，“542！”四个月没提审的尖脸提审了。临走前慌慌张张，从包袱里拿新写的交代材料，抽出几张，又放回几张。
云鹏来了好奇心，做个探囊取物的姿势，大家好笑，没人制止。尖脸久久不回来，云鹏耐不住了，看他露出包袱口的交代，几眼就看毕。止不住的冷笑。
“是什么事？”
“哈，是加工罪。”
“啥意思？”
厂里的俗话，就是搞人家女人。原来他一贯作风不好，工宣队时凭职权搞女的，影响很坏，这是他自己写的原话。诗人道：“可能他威胁女方或知情人，后来人家反悔，又上告了，所以说是上当。”乐龙头道：“我想起来了，有次龙头学习会上，候管理说542是破坏教育革命的反革命。”
老裴摇头：“这就对起来了，下作胚。”
“匡，嚓嚓”，尖脸回笼了。受了惊吓，人呆呆的。难友照例安慰他，他叹道：“我讲不清了。”诗人道：“要不要人帮忙，这里有写状纸的好手。”他忙说不要。云鹏道：“你真是冤枉吗？”尖脸又惊又疑，整理包裹，想到可能被翻动，脾气全无了。
这天半夜尖脸说梦话，哀求说：“我不了”，“再给个机会”，“我没有”，后来自己吓醒。白天云鹏逗他道：“你讲梦话，口齿倒清楚。”
“我讲什么？”
“讲案情，有个女的，菊珍还是菊香。”
脸煞白道：“你瞎讲。”
“我有啥好处？你问别人。”
别人不语，审视他。他急出汗来，像提审时候。
以后好几天，他才心情平复下来。
犯人回忆各人的住房，是个永远有意思的话题。
比起来算尖脸的房子最小，而他是最得意的。他道：“你们不懂，所谓抢房风不对，要退，这是个别造反头子自己弄一帮人搞的，等自己倒了霉，当然要清算。我是组织上抢了安排给我的，没有事。”他原住比棚户好一点的公家矮平房一间，认得房管所的人，把充公的大老板的房子分了一间给他这个大厂的党员干部，只十七平米，他很满意了。平房交还房管所。
有回谈上海的墓地。埋外国人的叫公墓，埋中国人的叫山庄，有广肇、联义、延绪、普善等。裴诗人说后来中国人也叫公墓了，别人说他搞错了。裴诗人道：“我的娘娘葬在长安公墓，我内人一家长辈葬在普安公墓，怎么会搞错？从前每年要去祭拜的。”乐老道：“是这样，解放前有的公墓办什么人公祭，我去主持的。”
尖脸道：“我们现在厂的一部分原来就是山庄，我最有发言权。文革前里面很讲究的，有大门，有围墙，外面是小河。厂里小青年每年春秋季进去捉虫。有的墓有青砖墓墙和圆弧墓顶，墙中嵌的石碑，看年月都是二、三十年代的，有个叫马公愚的写的最多。有的石板是花岗石，跟大小老婆合葬的，最多七个老婆，八个棺材埋下去。这是叫一墓几穴吧？有几个大家族都在那里。也有烈士墓，少先队去献花的。”
云鹏道：“我以后要去看看。”
大家道早没有了，文革里平掉了。乐老道：“这个山庄我知道，最早是十亩地，专葬广东人。解放后扩充到两百多亩，埋棺材四万个，是上海市甲等公墓，民政局管得很好的。”
裴诗人怒道：“好个魂灵！文革那年我去过，都被掘开了，棺材露在外面，还有骨头，寻管理人，一个没有，说成立了联合造反队，去北京串联了。那些挖坟的人，不得好死，有报应的。”
“是什么人挖的？”
尖脸道：“农民。”
“你怎么知道？”
尖脸不答。大家痛骂挖坟人，都说很快会报应，报得很厉害的。尖脸起了忧愁，问报应是什么意思。
这天夜里，他失眠了，辗转不安。
第二天乐龙头问他可有心事。他否认，又说想起别人的一件事。夜里闲谈时，他对乐老一个人说了：文革大抄家时，上海一万个资本家几天里抄光，各单位堆起抄来的家具财物。这时厂附近的农民来挖坟了，开始和管理还起冲突，后来管理不见了。一到夜里，山庄里有手电光。厂里传说被农民挖去好些宝贝。他厂里有个同事，是民兵小头目。有次民兵值夜班，就带人带枪支去看。只见农民站在地下，把棺材里的骨头乱丢，把好东西塞衣袋。那人就把农民包围，拦下几件东西。尖脸道：“他告诉我的。东西他拿回家了。你说像这种事，他这人会不会报应？”
“会的。”
“会什么报应？”
“看是什么东西？”
“是两个玉器，金饰被别人拿去了，总要摆平。”
“玉器好不好？”
“给人看了，是老货，值钱的。
”
“东西呢？”
“送了人了，提审知道这事，不追究的。”他无意中暴露了身份，别人也在听，都明白了。
乐老叹气：“叫我说什么好呢。”
“我也觉得这事有点······从前不懂。”
老裴道：“现在懂是晚了。”
谢公下巴光溜溜的，洋溢在有希望的等待中。诗人考虑后提醒他：“要配合啊，里应外合，乘热打铁。”乐老同意：“有道理，否则外头不是白白里的，白冒一次风险？”谢公叹道：“实在没新话，老那几句。而且，我久不提笔，好像都不会写字了。”
诗人道：“请云鹏帮忙。”云鹏说好。尖脸奇怪道：“你们说什么？”都是瞒了他的。
云鹏道：“叫冤么，你要我帮忙也行！”尖脸不作声了。
一般而言，犯人互相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你掂我份量，我掂你份量，尤其是家底的细节、案情的关键处，不光是为了消遣。
乐老头笑呵呵的，最坦率，什么都不在乎。谢公和诗人是有保留的，稍不投机就缩回来，话讲一半。诗人容易兴致高，浮夸一些。谢公沉静，有时冷眼森森的，像个干部样子。云鹏和尖脸个性莽撞、粗心，而看法往往敌对。
至于原来的家景，笼子里公认是乐老最好。其次是诗人，再其次是谢公。云鹏是生在新中国的，是两回事。尖脸是很穷，他们说的吃、穿、用都接不上口，听都听不懂，内心感慨。
云鹏的上诉状写好后，大家传观，提提意见。老头们认为很精采，赞他文笔好。抬头就是：办案人转呈上海市公安局长、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尖脸看了骇然：“你就这一件事？”大为叹气，替谢公不平。不满道：“对自家人这样！”他的意思是，他和老谢是党员，党内的事情么，太不给面子了。
尖脸在笼子里是郁闷的。他好谈女人，可这儿是正人君子，黄色故事没法谈。他认为知识分子不是好人，可这里都是。他只能孤立了。
管理巡监，抽着香烟过去。尖脸凑到门口吸吸，叹道：“我在外面是一天两包，开销大。这一来倒是戒掉了。”
说起来，都有烟瘾的。还是云鹏抽的最少。说起各种牌子和各人的抽烟史，能说几天几夜。老年人不觉得，他们已老在重复了。
诗人道：“开销大，你老婆没意见？”尖脸道：“开始当然有，后来没有了。为啥？我不瞒你们，做了头以后，烟不用自己买了。有时都吃不了，把瘾撑大了。”
诗人讥讽道：“现在有张党票，好比元朝的蒙古人、清朝的旗人，是一等公民。有了它，到哪里都是自家人，这里罢了官，别处一样做。”谢公道：“这要新党票，我这种三十年代的反而不好！”
尖脸欣欣得意。云鹏道：“我想起一件事，厂里一个干部，犯了事，公安局要来抓人。厂一级和上级领导讨论，要判他五年。和公安局通气后，开除出党了事，没有抓。所以，据说党内有不成文的规定，一张党票抵五年的罪。”诗人道：“也就是说，只有五年以上的大事情才抓，上一档子是十年呀！”
谢公点头：“有这现象。”
尖脸吓得发抖：“这不可能。”
诗人心里舒坦。时间久了，各人经历都知道，诗人是58年补戴的右派帽子，而尖脸是反右运动中入的党，也是58年。所以两人是对立的，诗人只敢明言自己是冤枉的，其实认为别人也都是。尖脸认为反右肯定是对的，即使个别人有点冤枉。有机会两人互相刺一句的。
除讲课外，平时的谈吐是诗人最精采，表情最生动。文人的本质就是要炫耀，喜高谈，即使生性缄默的，也在笔下放肆，否则就不是文人了。裴诗人细数他原来的藏书之富，比如莎翁托翁的书，他都收全的，包括评论的书，有不愿去文联图书馆而去他家借的。他父亲留下的廿四史、万有文库。堆一房子书，每次搬家费力，后来卖书度日，光旧小说就卖了上千元。
他谈他见过的文人，在昆明，他住在“脸刷白的矮个子、多产作家沈从文”楼下，常上去请教。茅盾去延安，临走在饭店见他和同学，同学跟茅走了，自己因为爷不同意而走不了。几个有名的新诗人兼教授的，他都认识。胡适的儿子“豆腐包”，是一起玩的。说大学里都是经济条件差不多的一群人，吃吃喝喝跳跳舞，住金马碧鸡旁的宋家别墅，连防空洞的。
云鹏听得入迷，甚至觉得不虚此行！老乐和老谢，凭他们的经验，知道他没吹牛。可是，这又怎么样？一个文人是否够格，有无价值，是要以他自己的能站得起来的劳动成果来证明的。没有坚忍专一的毅力——那是要一辈子放弃好多，妥协好多的——根本不行。
其实，老裴是感觉到的。所以他悲哀时，会自责“人没用场，一生糊里糊涂。”
他坦承解放后走错两步路，否则不会是现在的境地。一是应回归本学业，搞研究或教书，不该选择文化衙门。二是交友太滥，认识好发牢骚的文人（有胡风的朋友，以至他的右派结论中有“漏网胡风分子”一条）。
在抓进来前，他的日常生活是这样的：下班后有空，就抓紧写他的长篇小说。可是，有人敲门了！朋友孩子约好来请教数理化功课的，来探讨装半导体收音机的，来约他一起去采草药的，来讨教文学的，来对运动发牢骚的，他让排队一起起接见！时髦的东西，他都感兴趣，都要露一手·····他的传世之作，怎么写得成！
而他最难过的，妻子单位逼迫和他离婚，法院批下······他两次自杀，特意乘海轮，缚住脚往下跳；乘机帆船回家乡，往湖里自溺，居然都被救起。他总是想死于水。
云鹏家里没有右派，对反右情况却是了解的。比如戴季龙、徐丽。他还熟读领袖的内部二百篇讲话——从天熊处看到的。他背诵主要段落，使诗人大为激动，这样的内幕，没有文革是不会流布出来的。因此，他的言论是很激烈了。尖脸先是困惑，后来不满，他还是相信报纸上登过的：“当时有社论，老工人说话了。这也不对？只是手段？”
云鹏和诗人光火。尖脸平时所谈，思想仍是极左的，工宣队教训人那一套，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革，都是对的。云鹏奇怪道：“你这样思想，怎么会是反字头呢？”尖脸道：“我冤枉呀。”问冤在哪里，他支支吾吾，不能自圆其说，总是那句“上知识分子当。”
这在1号笼，成了个谜。
几天后“匡朗匡朗”，“542！”四个月没提审的尖脸提审了。临走前慌慌张张，从包袱里拿新写的交代材料，抽出几张，又放回几张。
云鹏来了好奇心，做个探囊取物的姿势，大家好笑，没人制止。尖脸久久不回来，云鹏耐不住了，看他露出包袱口的交代，几眼就看毕。止不住的冷笑。
“是什么事？”
“哈，是加工罪。”
“啥意思？”
厂里的俗话，就是搞人家女人。原来他一贯作风不好，工宣队时凭职权搞女的，影响很坏，这是他自己写的原话。诗人道：“可能他威胁女方或知情人，后来人家反悔，又上告了，所以说是上当。”乐龙头道：“我想起来了，有次龙头学习会上，候管理说542是破坏教育革命的反革命。”
老裴摇头：“这就对起来了，下作胚。”
“匡，嚓嚓”，尖脸回笼了。受了惊吓，人呆呆的。难友照例安慰他，他叹道：“我讲不清了。”诗人道：“要不要人帮忙，这里有写状纸的好手。”他忙说不要。云鹏道：“你真是冤枉吗？”尖脸又惊又疑，整理包裹，想到可能被翻动，脾气全无了。
这天半夜尖脸说梦话，哀求说：“我不了”，“再给个机会”，“我没有”，后来自己吓醒。白天云鹏逗他道：“你讲梦话，口齿倒清楚。”
“我讲什么？”
“讲案情，有个女的，菊珍还是菊香。”
脸煞白道：“你瞎讲。”
“我有啥好处？你问别人。”
别人不语，审视他。他急出汗来，像提审时候。
以后好几天，他才心情平复下来。
犯人回忆各人的住房，是个永远有意思的话题。
比起来算尖脸的房子最小，而他是最得意的。他道：“你们不懂，所谓抢房风不对，要退，这是个别造反头子自己弄一帮人搞的，等自己倒了霉，当然要清算。我是组织上抢了安排给我的，没有事。”他原住比棚户好一点的公家矮平房一间，认得房管所的人，把充公的大老板的房子分了一间给他这个大厂的党员干部，只十七平米，他很满意了。平房交还房管所。
有回谈上海的墓地。埋外国人的叫公墓，埋中国人的叫山庄，有广肇、联义、延绪、普善等。裴诗人说后来中国人也叫公墓了，别人说他搞错了。裴诗人道：“我的娘娘葬在长安公墓，我内人一家长辈葬在普安公墓，怎么会搞错？从前每年要去祭拜的。”乐老道：“是这样，解放前有的公墓办什么人公祭，我去主持的。”
尖脸道：“我们现在厂的一部分原来就是山庄，我最有发言权。文革前里面很讲究的，有大门，有围墙，外面是小河。厂里小青年每年春秋季进去捉虫。有的墓有青砖墓墙和圆弧墓顶，墙中嵌的石碑，看年月都是二、三十年代的，有个叫马公愚的写的最多。有的石板是花岗石，跟大小老婆合葬的，最多七个老婆，八个棺材埋下去。这是叫一墓几穴吧？有几个大家族都在那里。也有烈士墓，少先队去献花的。”
云鹏道：“我以后要去看看。”
大家道早没有了，文革里平掉了。乐老道：“这个山庄我知道，最早是十亩地，专葬广东人。解放后扩充到两百多亩，埋棺材四万个，是上海市甲等公墓，民政局管得很好的。”
裴诗人怒道：“好个魂灵！文革那年我去过，都被掘开了，棺材露在外面，还有骨头，寻管理人，一个没有，说成立了联合造反队，去北京串联了。那些挖坟的人，不得好死，有报应的。”
“是什么人挖的？”
尖脸道：“农民。”
“你怎么知道？”
尖脸不答。大家痛骂挖坟人，都说很快会报应，报得很厉害的。尖脸起了忧愁，问报应是什么意思。
这天夜里，他失眠了，辗转不安。
第二天乐龙头问他可有心事。他否认，又说想起别人的一件事。夜里闲谈时，他对乐老一个人说了：文革大抄家时，上海一万个资本家几天里抄光，各单位堆起抄来的家具财物。这时厂附近的农民来挖坟了，开始和管理还起冲突，后来管理不见了。一到夜里，山庄里有手电光。厂里传说被农民挖去好些宝贝。他厂里有个同事，是民兵小头目。有次民兵值夜班，就带人带枪支去看。只见农民站在地下，把棺材里的骨头乱丢，把好东西塞衣袋。那人就把农民包围，拦下几件东西。尖脸道：“他告诉我的。东西他拿回家了。你说像这种事，他这人会不会报应？”
“会的。”
“会什么报应？”
“看是什么东西？”
“是两个玉器，金饰被别人拿去了，总要摆平。”
“玉器好不好？”
“给人看了，是老货，值钱的。
”
“东西呢？”
“送了人了，提审知道这事，不追究的。”他无意中暴露了身份，别人也在听，都明白了。
乐老叹气：“叫我说什么好呢。”
“我也觉得这事有点······从前不懂。”
老裴道：“现在懂是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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