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虎者》 一 月夜

一个寂静的夏夜，一阵阵单调的蛙鸣。 月光下展现出很小的村子，从一望无际的平原看过来，如在小山岗。四五米高的堤坝下是水田，岸上一排高耸的古树，投下大团的黑影。树后是街，街后是密集的农舍，这一切从田埂上是看不见的。村子是大致的四方形，三面是这样，北面却是往下倾斜而终于平坦的，面向一道有桥的小河，过桥是有一群矮平房，连着田地和大水塘。村子两、三百米外是一条大河，小河与塘与它是相连的，都是活水。 初见这村子的无不感觉奇怪，没法理解。 简陋而坚固的青石板桥下是不能通船的，桥旁的那片民房被人称为后塘。都是最简陋的机砖房，有的甚至外墙不抹泥，顶上是茅草棚。显然是村里已挤不下，才在这儿居住的。这桥也不是村子的唯一出入口，三面各有一道下岗的土阶或石梯。 这时从桥外的矮屋里走出个年轻男子，穿短袖白衬衫和灰细布西裤，蓝条白球鞋，乡里看不见的打扮。手里像是拿个电筒，慢悠悠出来。在桥下停留一会，上桥了。 那屋里跟着出来一名女子，娇小身材，乡里打扮，小心地跟在后面。手里有东西。她看男子已过桥，走进村子。于是她在自留地的小树间蹲下，之后也上桥，追踪而去，已双手空空。 她身后的暗处，突然冒出四、五个大男人，很恐怖的。他们紧急聚头商议，两个提长步枪的留下，在夜空中消失了。三个人快步追上去······ 村庄的内里，不像外面的岸边那样房屋整齐，布局混乱。有的地方空旷，有的地方拥挤，家与家之间的通道可比上海最窄的弄堂。 男子已不是第一回来，小心的不开手电，凭月光和记忆，七弯八弯，找到那小学校。到底是乡间，暑假里校门都敞着。他来到操场的围墙边，看到那块破残的只有三分之二的大石碑了，于是蹲下身，掏出纸笔，一手固定开亮的手电和本子，一手执钢笔抄写起来······有的字磨损得看不清，只能描画，就费时间了。 跟踪的女子看清形景，远远的止步，好像是放心了，躲在教室背阴里。特工也看明白了，头露在门对面和围墙上，监视着······ 手电灭了。男子收好小本本，退出来。脚步悠闲，没从原路回，而是东看看，西望望，很轻松的样子。那些矮平房的小窗里不见油灯亮，乡人节约，想是都上床了······男子始而诧异，后来想，大城市的劳动人民，恐怕也是这样，自己不知道罢了：取消夜电影和夜公园已一年了，学生都是停课的，家家没有电视机，书店里只卖一种书，那晚上做啥呢，真的每夜学毛选？ 男子回到桥上，止步了。居然斜签在矮石栏，看风景了。盯梢的想必很不满，很冒火，又不能冲出来说明······他还抬头，是赏月还是看星空？古人云：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常圆，果然今夜的月是不圆的。做人不易，世事茫然，大劫难何时是头！ 他终于下桥了，不回头的走回矮屋······女子出现在桥上，下来了。不一回又返身上桥，四下望望，把什么东西丢水里了，稍微有点声响。然后疾步回家。 两批尾巴在桥头集中，埋伏的也来了，头头赶到。七八个人，三四条枪，激烈的争议。以后是一人，又一人，很不情愿地脱衣，下水了。几支手电光下，搅碎映着月亮的河面······蛙吓得噤声。 男子回到屋里他的床头，玻璃壳子的美孚油灯还为他亮着。六十年代的交通便利的江南乡下，连电灯都没有！他拿出纸笔，思索起来，又写又画，要把意思连贯、弄懂······主人是四十来岁的骨瘦如柴的男子，脸色白得骇人，陪他坐着。那女子进来了，用木头栓了门，和主人叽咕几句，她顶多是二十岁，娇小清秀，五官精细，肤色也很白，不是病态的。洗白的破旧衣衫和布鞋，表明她就是这儿的乡里人。她忧愁的望着男子，细声道：“天熊，你刚才出去过了？” “是。” “就是抄这个？” “是。” “白天抄不是蛮好么？” “白天人多，人家奇怪。上次我去，围了好多人。” “人家是要奇怪的。” 主人道：“我也奇怪，抄它做啥？”他和他女儿，一旦和这个叫天熊的说话，乡音里就掺进上海腔，显然，他们是在上海生活过的。 “上海的梁云鹏，栋叔的儿子，叫我抄的。他说小学校是中公堂，操场是太守公坟山，我们这一支的祖宗，说好像是什么官，我答应他来调查一下的。” “有什么用呢？” 男子无语。 暗淡的油灯下，他的脸没有表情。主人梁丰是天熊父亲的堂弟，从前同住在上海。天熊家是已三代人在上海，梁丰是一个人在上海做工，全家在乡下，他只有个户口挂在集体宿舍。1961年困难时期动员他回乡，他因为出身不好，又好讲怪话，常挨整的，一时气不过，就卷铺盖走人了。结果回来不久，发现大病。又不会种田，“四清”中讲反动话，戴上反革命帽子。他带女儿梁芝到上海求援，天熊父亲给了钱和药品。后来，梁芝又取代女佣，在天熊家做家务，给一份工资，也算是帮了乡下。 直到文革来临，上海没有女佣，大家都不敢雇为止。 梁丰一家是感激天熊家的。这次又是连着几封信告急，县里没那种药，梁丰病危！上海也在苦难中，但还是买了针药。邮局内乱，无事在家的天熊正逢有便车，索性自己走一趟。串联名义下，天熊已走了大半个中国，但祖宗的老家没去过，看看也好。回来后才觉得时机不大对，乡下也搞文革！ 住房是骇人的，人的吃喝拉撒和灶头和猪，居然在一个屋内！无时没有一丝丝的异味。天熊本是把乡下设想得不知如何愚昧闭塞，于是见怪不怪，一切当新鲜看！反正随时可以拔脚走人。 丰叔确是有病，但没有病危，来人觉得心里不爽······ 而这时，河里的东西已找到了。水浅，不大流动，容易摸到的。众人跟着那个湿淋淋、沉甸甸的破布袋，拥到老支书家里。村里的四个头头都齐了，重新掌权的大队书记、不识字的贫下中农协会主席、刚才指挥的两个人：党员治安保卫主任兼民兵队长、村造反队长兼民兵副队长。 治保主任自觉立了大功，亢奋的按住布袋，让老支书猜是什么玩意。被问者十分惊疑，不开口。 造反队长断然道：“金银财宝。” “谁的？” “那小子，上海来的。” 几个人恍然大悟。上海那家人是村里的永久话题，是几代大富人家，当然是怕抄家。 治保主任冷笑，出语惊人道：“是手枪。” “啥人的？” 得意道：“要知道，上海在武斗啊，需要这个啊，明白了吧？” “那为什么丢掉呢？” “枪本来在这里啊，叫上海来拿的。他一看我们盯着，吓得丢河里了。” “你是说丰伢？” 支书摇头：“不可能，有过结论的。” 造反队长同意，坚持是财物。于是二人争起来，要在场的做证，赌一百元钱还是城里一桌酒饭。乡下真是好赌，眼下不准公开牌九、麻将，连这事也可以搏的！旁人很起劲的参与，想分点好处······ 支书怒道：“搞什么东西！打开！” 几个手电凑近，拉开，还有一层草蒲包，里面全是砂锅碎片，附着中草药渣。 众人明白了。梁丰是一直吃中药的。而要病好，药渣倒路上、煎坏的药罐倒河里——让人的脚和河水带走才会病好——是这里的迷信、乡风。 支书的眉头展开了。跟踪的全体沮丧。治保主人阴着三角脸，对部下道：“你们埋伏，一定被发现了。” “没有。” “肯定是的，所以他们作弄我们！妈个皮，我现在就去闯腔！叫他滚蛋。”作势要冲出屋去。 支书制止，不许冲动。 造反队长提出由他去训斥梁丰，看看反应。 贫协主席道：“这事我来办。你们都晓得我去过他家，这后生我也认得，我去劝他走，他会听的。我顺带摸摸情况。” 支书是新结合进革委会的一把手，点头道：“这样好。就是你吧。” 两个凶人无话，也算有落场书了。月光下一出荒唐的小戏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