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滩是远东大陆最美妙的入口之一，被东南季风和酷烈的西伯利亚寒风所交替地占领，潮湿而又温暖。从一个泛情欲的视点加以观察，外滩同时也是远东头号殖 民地的阴道口，充满情欲的体液构成了黄浦江的主体。殖民者坐着蒸汽火轮在这里登陆，仿佛是一次凶猛的插入。汽笛的鸣叫构成了征服者的自我礼赞，但它最终还 是停栖在那些高大的建筑物面前。殖民地的摩天大楼聚集成了一面巨大的墙垣，表达着制止、停止、新秩序和主权的转喻。这是后期殖民话语的典型表述。外滩是殖民者为自己建造了庞大的客厅，它要在这里有秩序地款待自己。
黄浦江西部沿岸的风景，有着曲折而迷人的建筑轮廓线，同时展露着近代工业化的繁华图景：无数塔吊和行吊、造船厂的船坞、挂着万国旗彩旗的洋轮、暗灰色的老式军舰和笨拙的拖轮……。对外滩的殖民书写彻底改变了它的容貌，把它诠释成了一场自由贸易和商业探险的狂欢。从九十年代开始，夜晚的外滩重新成为瑰丽的风 景。泛光灯的照明把上海再度变成了一个巨大布景，停栖在激动人心的河岸，上演着意识形态的盛大戏剧。
水、岸、灯和高楼，这四大元素组合成了外滩神话的主体。它的地标过去是海关大楼，以后被“东方明珠”电视塔夺走，现在是金茂大厦，而最终则将属于“国际金融中心”。地标的这种不断东移显示了上海权力中心的戏剧性东进。浦东的新外滩成了资本国家主义威权的最新前线，而外滩西岸则成为殖民地情欲的优雅沙龙。
我已经说过，上海的旧式情欲带包括南京路、淮海路和衡山路等等。而外滩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它的在情欲地理学上的显著地位，完全取决于它和黄浦江的亲昵关系。文革时期，它的长达一公里的丑陋的水泥栏杆边，曾经站满了上千队喃喃对语的情侣。他们彼此摩肩擦踵，犹如一个漫长的爱情链索，整齐地排列在发臭的 黄浦江水岸，从外滩公园一直延伸到气象信号台。在寒湿的冬季之夜，情侣们在单薄的军装底下颤栗，幸福地眼望混浊的江景，抗拒着尖锐彻骨的寒意。他们呼出的气团和他们散发的情欲气息一起，污染了红色意识形态的滩头。
1968年，毛政府的民兵组织“文攻武卫”经常在这里围剿谈情说爱者。他们成批地逮捕恋人们，用卡车带往革命委员会总部。执法者挥动军用皮带对他们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交待“黄色下流”的“罪行”。情侣们的惨叫和外滩的东方红钟声遥相呼应，俨然是对后者的一种神经性回声。
革命意识形态对情欲的镇压如此无情，显示了极权主义的酷烈风格。然而，在施虐者的毒打中却隐含着一种变态的情欲。它看起来是情欲的敌人，而实际上却是情欲本身，而且比日常情欲更加激烈和凶暴。在文化革命时代的外滩，情欲的面容就这样隐匿在权力的暴力背后，令两者的界限变得暧昧不清起来。
这其实就是外滩的风格：它是高度精神分裂的，同时兼具着情欲和权力的双重语义。我们造已经发现，上海外滩是情欲和威权的双重天堂。不仅如此，它正在世界欲望的深化中扩大这种分裂。
早在在二十世纪中叶，威权已经实现了自身的转型。上海从殖民主义转向了民族主义和集权主义。汇丰银行大厦被改造成革命委员会的总部。站岗士兵的枪刺在阳光下闪烁，它见证了从殖民话语向第三世界话语的转换历史。
我们已经看到，外滩正在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样板，一片被充分意识形态化的布景。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改造过程中，上百株粗大的法国梧桐被全部移走，14万块彩色地砖覆盖了观景台，仅剩下少数稀疏的小型植株和浅平的草皮。水泥的霸权变得惊心动魄起来。此后，观景台下部补种了一批树木，但马路对面的“左岸”地带，也 就是殖民地建筑带的人行道，却保持了长久的光裸。直到2004年才种植了一些幼嫩的树苗。它们的低矮和细弱，与拥有百年历史的高大建筑构成了可笑的对比。
滥用混凝土是第三世界的疾病特征，其中包含着对现代性的最大误解。外滩和淮海路一样经历了这种反生态灾难。拔光所有行道树后的淮海路，在整个炎热的夏季里失去了顾客，地方当局这才恍然大悟，赶紧补种树木以招回游人。外滩改造工程重蹈覆辙，在中山东路西侧拔光了所有树木（直到去年才补种了一些弱小可笑的树苗），再次延续了这种可笑的水泥美学。
在外滩主义的逻辑中，树木是对意识形态威权或商业威权的挑战。它是一种令人生厌的视觉障碍，横亘在民众和膜拜物之间，阻止了向行政高楼和贸易场所的瞻仰与膜拜。不仅如此，树木造成的意识形态不安还有着更加的原因，它起源于工业主义对农业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深切敌意。
这就是外滩的永恒的精神焦虑。河岸的苦闷固化在光裸而坚硬的水泥里，犹如一场生态的噩梦。只有外省和来自乡村的游客在这里喜悦地流连，被从观景台到摩天大楼的混凝土工事所感动。浮华的泛光灯加强了水泥美学的这种属性。他们的情欲在这威权主义的幻像里生长，融进了“现代性”的瑰丽神话图景，全然不顾其间发生的内在精神分裂。他们是外滩主义最忠实可靠的消费者。（作者：朱大可，原载《南风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