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病夫和爱国主义
廖康
经常看到人们误用“东亚病夫”和“爱国主义”这两个词语，一直感到有必要为之正名。很多人以为“东亚病夫”是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蔑称。尤其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在得奖的喜悦中，媒介经常欢呼“东亚病夫”的蔑称一去不复返了。作为华裔，我当然也分享中国人的喜悦，但这谈不上雪耻，与种族主义也无关，因为“东亚病夫”的原文Sick Man of East Asia指的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清朝统治的中国，不是指中国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早就让“东亚病夫”寿终正寝了。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在研究近150年东西方交流的英文文献中，我从来没有见过谁使用Sick Man of East Asia 或者Sick Man of Asia来指中国人，都是指中国，尤其是晚清王朝。而国人自己说“东亚病夫”时，虽然有时也指中国，更多的时候却是指中国人。究竟谁为始作俑者？有待钩沉。
这类词语有很多，最早的据我所知是“欧洲病夫”，英语为Sick Man of Europe，指晚期的奥斯曼帝国。那时土耳其屡经战败，失地丧权，其财政也陷入困境。逐渐遭到欧洲列国轻视。“欧洲病夫”原为俄文，据说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首创。我倒不相信他有这语言天才，很可能是某个朝臣的创作，他觉得恰当，也这样用。沙皇一言九鼎，自然就传开了。显然，欧洲人喜欢这表达法。于是，他们便把衰弱的帝国称为这个病夫或那个病夫。冷战后的俄国一度内乱，经济濒临崩溃，曾被称为“欧洲病夫”，让土耳其报了一箭之仇。近年来，阿富汗日益动乱，被称为“亚洲病夫” Sick Man of Asia。今日的美国，江河日下，也有人称之为“北美病夫”Sick Man of North America。这类称呼，是对这些国家的蔑视，但不是污蔑这些国家的人民。
爱国是不言而喻的情感，就像对母亲的爱一样，本不用专门教育，而是一点一滴从小自然培育的。谁不爱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和土地？无论它多么贫瘠，我们都会自然而然地爱恋自己熟悉的地方及那里的人和物。当然，例外不是没有。如果有人在自己的祖国遭受过极其惨痛的经历，他们就可能不爱国。但若一个国家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否意味着那个国家的广大人民都遭受过惨痛的经历，需要教育才能恢复他们固有的对家园的爱恋？
对此，答案也是不言而喻。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要你爱的“国”究竟是什么？是祖国motherland，还是国家机器state？即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详细辨析过，在《新华词典》里定义为“占统治阶级地位的阶级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巩固其统治、对被统治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器。”这个机器是“由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查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组成。”由于单独一个“国”字太笼统，人们往往分不清楚其间的差别。结果，不是爱屋及乌，把祖国和国家机器一同爱了；就是恶紫夺朱，把国家机器连同祖国一道恨了。
“祖国”是指我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和那里的人民。大多数人都热爱自己的国土家园和父老乡亲，这也是无需教育就会自然产生的感情。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显然是希望受教育者热爱那个国家机器，也就是该政府、执政党，及其军队、法庭和警察等管理人民的机构和人员。当然，直截了当地这样说可能会引起反感，而一旦把国土、国民和国家机器等概念混为一谈，就很容易让人民一股脑地去爱了。
回顾我国遭受列强欺侮的近代史，学习中国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奋斗历程，欢庆我们在奥运会上取得的光辉成绩，我们当然会为华夏文明的光复而自豪，我们当然会为大国崛起的前景而兴奋。当我们陶醉在这骄傲、这喜悦中的时候，祖国和政府可能融为一体了，祖国和政党可能融为一体了，祖国和军队、法庭、警察等都可能融为一体了。于是，爱国主义教育就取得了最大的成效。
2008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