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文学：从电影《赵氏孤儿》谈起

历史与文学：从电影《赵氏孤儿》谈起

廖康


在评论电影《赵氏孤儿》时，很多人以符合不符合历史作为标准来评价。且不说以历史的真实作为文艺的真实是否有道理，就算这种标准有道理，人们也会问，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两种历史记载有差别，我们怎样才能知道哪个是真的？回答了这些问题以后，再来探讨历史和文艺的关系，以及电影《赵氏孤儿》改编的成败。

《赵氏孤儿》所表现的那段历史最早的详细记载见于《左传》，但所有相关文艺作品所依据的都是司马迁的《史记》，两者有很大差别。有兴趣者可读一下两本书相关的记载，应该不难判断哪个是历史，哪个是文学。没时间读原著者，权且看看如下的比较和分析。

晋文公重耳感念大夫赵衰追随他颠沛流离十九年，并出谋划策助他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赵衰，生下赵括、赵同、赵婴齐。此女贤惠，坚持把赵衰正妻的位置让给长子赵盾的生母，赵盾才成为赵氏嫡子。赵盾有雄才大略，历任晋文公、晋襄公、晋灵公、晋成公四朝重臣，逐渐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成为晋国的实际执政者。但君臣关系自襄公后渐渐疏离，并发生矛盾。

在立晋襄公接班人的问题上，赵盾本来反对让晋灵公继位，但未果。晋灵公荒淫残忍，喜欢在高台上用弹弓打行人取乐；还曾因熊掌没有炖烂，就砍下厨师的手脚，被赵盾看见，受到正色规谏。晋灵公怀恨在心，先派刺客鉏霓暗杀赵盾。但鉏霓见到赵盾勤政忠君，不忍下手，触槐自尽。晋灵公又请赵盾喝酒，席间埋伏刀斧手，被赵盾的大将提弥明发觉，将主人从虎口中救出。晋灵公放出四尺多高的“灵獒”来咬赵盾，被提弥明搏杀。但甲士众多，提弥明战死。正在危急之时，突然有一个叫灵辄的甲士反戈，保护赵盾撤退。原来灵辄当初在翳桑挨饿时，曾得到过赵盾救济。

赵盾逃亡。但就在当月月底，晋襄公的女婿，赵盾的堂弟赵穿趁晋灵公游玩桃园时起兵讨伐，杀死了晋灵公，迎赵盾还都。当史官董狐记载“赵盾弑其君”并在朝堂公布时，赵盾不服，争辩说晋灵公并不是他杀的。董狐云：“子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讨贼，非子而谁？”赵盾尊重史官的职守，容忍了董狐如此记载，由此才树立了史官当秉“董狐笔”直书其事的传统。这一事件为赵氏家族遭灭门之灾埋下了种子。

桃园之变后，赵盾立晋襄公的弟弟为王，即晋成公。晋成公二年，赵盾向他恳请立赵括（不是后来那个纸上谈兵被白起打败的赵括）为公族大夫，以谢其母赵姬当年让位之恩。成公准奏。从此不仅赵盾担任正卿，而且赵括成为首席公族大夫，赵同、赵婴齐也都位列大夫，赵家权势更加强大。设置公族大夫后，晋国的君权日衰，卿权日强。赵盾病逝后第二年，晋成公去世，其子继位，为晋景公。不久，赵家内乱，晋景公趁机诛杀权倾朝野的赵家，报了桃园弑君之仇。

赵家内乱的起因是赵盾之子赵朔英年早逝，遗孀庄姬与小叔赵婴齐通奸。宗主赵括整顿家风，将弟弟赵婴齐驱除出晋。庄姬怀恨，她是晋景公的姐姐，到弟弟那里去诬告赵括、赵同企图叛乱，又有正卿栾书和大夫郤錡出面做伪证，于是景公下令讨伐赵家，众卿除了由赵盾带大的韩厥以外，全都参加了对赵氏下宫的攻打。赵家惨遭灭族，赵氏的宗祠采邑全部被没收。庄姬作为举报人，又是晋景公的姐姐，安然无恙地带着小儿子“畜于公宫”。两年后，经韩厥说情，景公也需要钳制其他卿族做大，才“复令赵庶子武为赵后，复与之邑。”

以上是《左传》所记载的相关历史，其中没有提到屠岸贾，也没有程婴和公孙杵臼，更没有什么搜孤救孤之类的事情，这些情节都来自三百多年后司马迁所写的《史记•赵世家》。其不同之处简单总结如下：

暴君晋灵公宠爱屠岸贾，让他当上了晋国的大司寇。晋灵公死后，屠岸贾一直想为灵公报仇，但是在赵盾活着的时候，他不敢。晋景公当政时，赵朔承袭爵位后，屠岸贾发动了对赵氏的攻击，他挑动众卿：“赵盾犯有弑君大罪，如今他的子孙还是朝中重臣，是可忍，孰不可忍？应该灭了赵氏啊！”众将群情激奋，要诛杀赵氏。唯有大将韩厥说：“灵公被杀，赵盾在外，君王都认为赵盾是无罪的。而今天你们要妄杀无罪之人，这就是叛乱。你们要杀国家的忠臣却不告知国君，是目无君上啊！”但屠岸贾执意要诛灭赵氏。韩厥急忙通告赵朔，让他逃亡，赵朔不肯，说道：“只要将军答应我你不绝我赵氏后代，我死而无憾。”韩厥承诺绝不参与此事，便称病不出。
屠岸贾不经晋景公允许便带着军队围攻赵朔居住的下宫，杀死了赵朔和他的几个叔叔：赵同、赵括、赵婴齐等，并且尽灭其族。只有三个人存活：赵朔的夫人庄姬，因为她还是晋景公的姐姐，得以躲进了晋景公的宫中；另外两个人是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和赵朔的好朋友程婴。两人见面后，公孙杵臼问程婴：“你为什么没死？”程婴告诉公孙杵臼一个秘密：“赵朔的遗孀有孕，如果能生下男孩，我当奉养他，如果是女孩，我再死不迟。”庄姬在晋宫中躲了几个月后，终于分娩，生下一个男婴。
屠岸贾一听到这个消息，便向宫中索要这个孩子。屠岸贾守住宫门，自己亲自进来搜索，庄姬男婴夹在胯下，祷告说：“如果天要灭赵氏，你就哭吧，如果天不想灭赵氏，你就别哭。”屠岸贾还不敢对晋景公的姐姐无礼，他以为孩子被偷偷转移了，便到城外搜寻。
程婴得知此事便来找公孙杵臼商议，躲是躲不过的，要想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公孙杵臼突然问程婴：“抚育这孤儿成人与死，两者哪件事更难？”程婴回答说：“死容易，抚育孤儿难。”公孙杵臼说：“那请你承担更难的那件事，我去承担容易的，让我先死吧。”说完公孙杵臼就把计策告诉了程婴。二人首先找了一个婴儿，然后到宫中去，向庄姬要了赵氏孤儿的衣服，穿在了那个婴儿身上。一切都安排妥当后，程婴向参与诛杀的将军告密：“程婴穷啊，哪养得起赵氏这个孤儿啊。谁能给我千金，我马上把孩子的藏匿之处告诉他。”屠岸贾得知后马上拿出千两黄金给了程婴，程婴便带着叛军来到了公孙杵臼家。
公孙杵臼见到程婴便破口大骂：“程婴你这个小人！当初下宫之难你没死，口口声声说要与我好好抚养赵氏孤儿，如今却出卖我。你纵然不能抚养孤儿，又怎能忍心害死他呢！”说完，公孙杵臼抱起孤儿大哭道：“天哪！这个孩子有什么罪？请你们放过他吧，只杀我就行了吧。”那些将军不答应，杀死了公孙杵臼和这个婴儿。真正的赵氏孤儿得以幸免，程婴将他藏在山中养大。
十五年后，晋景公在病中与韩厥聊天，谈到赵氏家族对晋国的功劳，并问他赵氏还有后人否？由于韩厥是赵朔信得过的朋友，而且在危急时刻还给赵朔报过信，所以庄姬早已告诉了韩厥实情。此时，韩厥见时机成熟，便将实情告知晋景公。于是他们策划为赵氏平反。诸位将军得知晋景公病了，都来问安。刚到宫中，就被韩厥布置的人拿下。晋景公威胁这些将领，并将真相公布于众。诸将马上反戈说：“当年的下宫屠杀，是屠岸贾假借君命所为。今天君王说要复立赵氏，当然唯君命是从。”
程婴遂带着一位英俊少年也出现在诸将面前，当众宣布这就是赵氏的后代赵武。赵武率军攻打屠岸贾并灭了他家族。之后，晋景公归还了赵武家族原来的封地。程婴随后向诸大夫辞行，并告诉赵武：“当年你家遭遇大难，我没有死，就是为了抚育你成人。今天这个愿望达到了，赵家也复位了，我可以去见赵朔和公孙杵臼了。”说完，程婴自杀。
历史作为记载下来的文献从来都是人对历史事件有限的了解和有选择的记录。我们不可能了解到任何事件的方方面面，总有看不到的地方，总有弄不清的细节。不同的史书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记述肯定会由于种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而有所不同。读者当然需要仔细分析，才能去伪存真。

《左传》所记，就是有关晋公与赵氏的权利之争，条理清晰，道理明白，情理通达。两家本是亲家，赵氏有恩于晋公，晋公也重用了赵氏。但在晋襄公之后，赵氏权力渐大，还弑过君。晋景公借赵家内乱之机反扑报仇，没有什么不可能之处。如果真是屠岸贾而不是晋景公发起下宫之难，诛杀赵氏满门，为什么《左传》竟然只字不提呢？《左传》写于此事件后不到百年，作者不可能不知道。而且作者与事件人物没有任何关连，没有必要替谁掩饰或粉饰。再者，《春秋》、《国语》、《公羊传》、《谷梁传》、《吕览》、《说苑》、《新序》等书都对晋公与赵氏冲突的事件有所记载，不如《左传》详细，但没有矛盾。此外，《左传》读起来是干巴巴的历史。由于是编年体史书，以上所述散见于《文公六年》、《文公七年》、《宣公二年》、《成公八年》数章，不是连贯的一篇；没有故事，没有动人的情节或感人的描写，也没有宣扬仁爱忠义或其它品德。

《史记》对此事件的记载主要见于《晋世家》和《赵世家》。《晋世家》侧重叙述晋国的历史，也涉及晋公与赵氏的矛盾，除了把灵辄与提弥明合为一人（眯明）以外，其它均与《左传》相同，也没有提到屠岸贾。有关下宫之难和赵氏孤儿，主要见于《赵世家》；如上所述，与《左传》大相径庭。在《赵世家》里出现了奸臣屠岸贾；他身为司寇，掌管刑狱，并无兵权，怎么突然会有那么大势力？他不请君命，擅自鼓动诸将攻打下宫，诛赵氏全家，搜赵氏孤儿，杀公孙杵臼，为所欲为。这可能吗？合理吗？而且自始至终，晋景公都无所作为。这可能吗？合理吗？《赵世家》里的庄姬不是通奸的淫妇，而是忠贞的遗孀。从而赵家根本没有任何内乱，没有给灭门之灾提供任何机会。屠岸贾动手的时机是怎么来的？此外，这是一个大臣以“忠君”为名来动员诸将替晋景公算多年前的老账，还敢逼迫晋景公的姐姐。这可能吗？合理吗？而且，《赵世家》说赵朔本来有机会逃走，却甘愿留下来毫无意义地就死。这可能吗？合理吗？《史记》中还有一处硬伤，司马迁自相矛盾：他在《晋世家》中说下宫之难发生在晋景公17年，即公元前597年，与《左传》吻合；但在《赵世家》中却说此难发生在晋景公3年，即公元前583年，提前了14年。这才使得庄姬的儿子赵武成为婴儿。

如果这一切都不大可能或不甚合理，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这样写？他的根据来自何处？很多学者早就提出过疑问。清初经学家毛奇龄在《经问》中认为司马迁作学问不如乃父严谨并断言《晋世家》为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所作，堪称信史。然而，“凡《史记》中其说多有矛盾处，皆谈创而迁改之也。”当然，司马迁不会毫无根据地乱改。《汉书•司马迁传》记载他撰写《史记》是“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世本》乃赵国史官所作。不难想象，家丑是要遮掩的。庄姬与小叔通奸、到弟弟晋景公那里去诬告，赵氏家族内讧，受到景公清洗，这些都是有辱门风的丑事。赵氏后人自然要为尊者讳。于是，才突然冒出来个奸臣屠岸贾作替罪羊；才有了似乎无能为力的景公来消弭君臣的误解；才增添了公孙杵臼和程婴两位义士，一个不畏牺牲，一个忍辱负重，把忠奸之争发展为正邪之战；在圆满完成任务以后，那位忍辱负重的义士也不畏牺牲，杀身成仁。

无疑，这样有声有色的记载，如此坚毅高尚的英雄是非常感人的。与其说太史公懒得钩沉分辨史料真伪，不如说他愿意相信这感天动地的事迹是真的。司马迁享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美誉。他写《史记》，以传记为体例，与编年相比，重点在人物。我认为正是因为他对文采的喜爱和人物的兴趣，才采纳了这美言不信的故事。他的记述长逾千言，情节曲折；有梦境，有细节，虽为历史，更像传奇，具有强烈的文学色彩，成为后世戏剧《赵氏孤儿》的母本。

但作为历史，早就有学者否定其可信度。清朝史学家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称《赵世家》记事“妄诞不可信，而所谓屠岸贾、程婴、杵臼，恐亦无此人矣。”后来很多学者也认为那是司马迁极不负责的记述。尽管屠岸贾、程婴、公孙杵臼有可能存在，但他们不可能扮演过那些戏剧性的角色。还有些学者认为赵家之乱也许是出于财产之争，而非庄姬通奸。这类猜测虽有道理，却没有史料支持，而且我认为无关紧要。总之是兄弟阋于墙，内乱给了外患机会。

学者研究历史，政客装点历史。下宫之难一百多年后，公元前453年，赵家四世孙赵毋恤会同其他卿族“三家分晋”，建立了赵、韩、魏国。赵氏孤儿赵武被尊为赵国的先祖，他们当然要在《世本》中维护甚至美化家族的名声。到了宋神宗时，由于赵氏为大宋国姓，他们要宣扬自己的光辉族史，褒奖程婴、公孙杵臼救孤的功劳，在山西太平（今襄汾）找到了二人坟墓，下诏为他们封侯立祠。不仅如此，各个朝代的君王都需要鼓励忠义，希望其臣民效仿忠君的榜样。加之赵氏孤儿的故事的确感人，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元杂剧更是写得文采飞扬，忠臣、义士、节妇、孝子，人物刻画得鲜明活泼，自然成为朝野上下最受欢迎的剧目。随后又改编为各种戏剧，唱遍全国。不仅如此，这个剧目还作为中国最早的伟大文学作品走向了世界。

《赵氏孤儿》首先由法国耶稣会教士马若瑟译成法文出版，立刻红极一时。先后译为德文、俄文、意大利文，又有英文仿作，意大利文改编的歌剧《中国英雄》等。西方改编的登峰之作当属1755年法国文豪伏尔泰的五幕戏剧《中国孤儿》，那是按照西方传统所写，符合三一律的作品，焦点集中在搜孤和救孤。主题不是报仇，而是谅解。为了适应欧洲观众的理解能力，剧情改得面目全非，从先秦搬到宋朝，还把婴儿带到高丽。成吉思汗也卷进来，他受到文明的洗礼，赦免了所有人犯。《中国孤儿》不仅在法国上演，也在俄国演出过，颇为轰动。之后，还有其它改编作品问世。

无论是中国的戏剧，还是外国的改编，都有一点相同，文艺作品和历史不一样，甚至不寻求一样。没有人因此而批评文艺，因为文学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不同。历史的真实不用说了，什么是文学的真实呢？我认为文学的真实就是合情合理，自圆其说。即便是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其中描述的事情也不一定是现实中发生过的，但一定是可能发生的事情。每件文学作品都可以是一个独立存在，自成体系的构件，在其内部没有自相矛盾或不可能之处。人们常说“历史除了名字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文学除了名字是假的，其它都是真的。”在深层意义上，这绝不是笑谈，而是真理。这句话中的真，是最高层、最全面的真。假如有全能的上帝，祂看到的一个历史事件的方方面面是任何历史学家都看不到的。只有祂才知道那个真，而任何史家，即便是最严肃认真的人写出来的历史都是不全面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都是假的。而作家之于其作品，就是上帝之于其造物；至少严肃认真的作者与其作品应该是这种关系。祂创作出来的人物应该是，也可能是真的，在各个方面——思想、感情、语言、行动，与他人和世界的关系，一切的一切都是真的。而且，因为不是复制现实，而是从无到有，所以只有名字是假的——这个假，只是说它代表的不是现实中某个真人。

所以，拿自己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对号入座是可笑的。正经的文学批评也不会指责文艺作品与历史不符合，而且根本不会以它符合不符合历史作为评价文艺作品的标准。虽然我们经常会在电影介绍中看到专家指出它与历史的偏差，但那只是为了提醒某类观众不要把文艺当作历史。但一个文艺作品如果有自相矛盾或荒谬而不可能之处，比如说一个右腿截肢的人左手柱拐行走，那就一定会遭到批评。

如此说来，作家们完全可以任意改编赵氏孤儿的故事，只要能够自圆其说，打动观众就好。中国古代的戏剧家用这个故事表现并歌颂忠义，外国人用它展现并宣扬宽恕。今人再次改编这个故事，当然不应继续称赞义仆效忠主人的品行，更不应赞许拿平民的孩子代替贵族之子去死。其实，古人也未必那样做了。以前改编的戏剧说程婴献出自己的儿子，为赵氏孤儿牺牲。这种愚忠式的高尚，即使在古代也有悖常情，更不会为现代人欣赏。陈凯歌的电影《赵氏孤儿》把一个普通平民的善良和坚毅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我认为改编得不错。尤其是“献子救孤”那一段，程婴既是出于无奈，又是为了那一百多个孩子的生命，才不得已让自己的儿子牺牲了；还有程婴与公孙杵臼的默契配合，这一切都改编得非常精彩，具有极强的张力，令我击节赞叹。但此后半部都陷入低潮，不够给力。其实，电影完全可以跳出原来的故事，演成更大的悲剧。比如，追求功名的野心和实践彻底改变了赵武，让他投入屠岸贾的怀抱。但屠岸贾明白真相后，不信任他，在害人时赵武才醒悟，与世仇同归于尽，等等。

这个古老的故事怎样才能进一步翻出新意？历史上，赵氏与晋公确有冲突。杀死暴君，维护个人尊严有理。复弑君之仇，维护王权也有理，尤其是在古代。这对难以调和的矛盾是否能构成黑格尔最推崇的那种悲剧？黑格尔在《美学》第一卷中说明，他最欣赏的悲剧性冲突，其矛盾“双方都在维护伦理理想之中，而且因通过实现这种伦理理想而陷入罪过中。”我们能不能把《赵氏孤儿》改编成让黑格尔尊为典范的《安提戈涅》那种悲剧？不要表现什么争权夺利的矛盾，而是表现个人尊严与君权神授的矛盾。双方都有道理，不是简单的正邪之战，而是复杂的理念之争。表现像雨果《九三年》中共和军司令官戈万、保皇党叛军首领朗特纳克和特派代表西穆尔丹之间的那种为各自的原则水火不容的矛盾，以及超越那些矛盾的人道精神。在赵氏孤儿的故事中，正好也有三方：晋公、赵氏和屠岸贾，还有孤儿。正如《九三年》中抢救那三个孩子一样，我认为是可以做到的。

2011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