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与虎共存论──崔卫平赶虎进笼评述之二
张三一言
02-01 与虎共存、与虎合作是崔卫平政治思想的核心。为甚么反对派一定要与虎共存、与虎合作？
崔卫平主张：“反对派甫一诞生，便意味着这些人将要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继续下去，不仅是掌权者和其他人们要适应他们的存在，反对派们也要学会能够与所有的人们一道相处，包括中共人。”
请注意：反对派甫一诞生，便意味着…将要…与…中共人…一道相处。
这个思路有极大问题。
其一，我不知道这是崔氏概念混乱还是误导。既然是反对派甫一诞生就面对的中共人，那么肯定是全过程的中共人，当然也包括极权中共人。这是明白表示作为崔式反对派条件之一是必须能与极权统治者共处和合作──与虎共存、合作。这是米氏“在循序渐进建构民主的反对派，应该是当权者的合作者＂的中国版。崔教授开宗明义，题目就是“把老虎赶进笼子里”，老虎既然可以与己共存、相处，可以合作，有甚么理由还要把牠关进笼子里去？这个世界还有要把合作伙伴赶进笼子才能合作的怪事？
其二，民主革命者与崔氏不同的地方正是从诞生开始就立意不与极权老虎共处或合作。但是，并不反对，反而是与乐意在多党制条件下，已经接受民主制度和按照民主程序行事的中共人一道相处。民主革命者不与极权中共相处被崔卫平偷换成为不与民主条件下的中共相处。崔卫平想横加革命派不容民主制度下的中共党人、甚至是民主革命者要消灭这样的中共党人肉身的罪名，以抵销因自己愿意接受和与实行极权中共人相处失去的道义。
“从长远来看，我们有理由乐观，但我们必须和这个独裁的执政党并肩行动。”（米奇尼克《论反对派和1979年波兰总的形势》。）
在今天的中国，实际上是谁与极权党互动（米氏说的并肩行动）？是民众的反暴抗争还是在象牙塔里的崔卫平们？
崔卫平主张的是合作改良，是点滴累积公民资源，渐进到民主宪政社会。这种主张是源远流长，在六四挫折后突显的思潮。这个主张有效吗？我给出的回答是：效果等于零。这个效果是很容易检验出来的。既然是渐进累积，经过几十年，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应有一个渐进累积“量”的表记。请问崔氏改良的渐进“量”表现在哪里？记录是零，所以，可以断言：改良效果为零。崔氏们可能会反驳：革命的有效“量”又何在？我的回答是：革命一般是一次过作根本改变的事，可是，到今为止并未曾发生民主革命，所以质疑还没有发生的事之效果是空指责。不过，革命也有渐进之量，它表现在具有初始革命性质各种模式的反抗暴政事件（活动）；现实中与中共互动的是以实际行动的维权者、是反拆迁者、被冠于“群体事件”的抗暴者（以翁安、石首等为典例）、是围观散步者、是“我是刘贤斌”关注团…这才是和这个独裁的执政党并肩行动。这个互动已经取得可观成果：成果之一就是促使统治集团内部出现裂痕，削弱了极权统制力量；表现在温家宝屡谈普世价值与民主上面。成果之二就开创了异议者的小空间…这些互动，崔氏改良者们并没有参与当然也没有功劳；他们只热衷于幻想改良。
讲了谁与谁互动，可以再谈谈如何互动。不是如崔卫平所说的，能够看出执政党变化，就能去促使这个变化；这个变化也会往好的方面转变。崔卫平这个论断不准确。我认为，只有能明确知道这个极权党变化的原因与动力，才有可能去进一步促使这个变化，并且迫它非得依照我们认为好的方向转变不可。极权党变化的原因和动力同是一样东西：普世价值的软压力和民间抗暴的硬压力；压到它动弹不得，压得它非在死亡和放权之间作一选择不可。这几十年来中共的变化都是受到这些类压力的结果。但是，民间压力还极之有限，所以中共的变化也极之有限。
02-02 反对派在道德上应该置虎于死地。
崔教授问：“民主的反对派是否仅仅停留在某种道德情绪上面，是否仅仅是靠道德义愤就能够解决问题？”
这个质疑本身就有问题。
不要把反对派视作一个整体，不要以一个整体的观点去讨论要道德还是要政治的问题。这样讨论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事实上，反对派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口头反对派”指的是著书立说的独立知识分子、发表时政评论者、茶余饭后发牢骚的平民百等。这些人的“反对意见”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纯道德的，当然也可以兼而有之；这些人只谈道德不谈政治是很正常很健康的。崔教授可归入这一类人，所以她完全可以不谈政治，也可以大谈政治。当这类人纯谈道德时，他们有理由，甚至有必要对极权老虎不原谅、不宽容、不妥协。要打死噬人老虎，有甚么错？面对极权，人们要推翻它，面对顽固坚持极权和行恶者，人们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也很合理。要人们从道德上退让是不合理、不可行的事。
另外一种人是参与政治操作的反对派。
想参与权力的活动，要充当政治家或政客，即作为参与政治操作的反对派，就非谈政治不可。在特殊情况下，政治可以不妥协。但是一般而言政治需要妥协，妥协是政治常态。米奇尼克参与实际的政治，而且是属于非妥协不可这一类。所以，他妥协很正常。问题就是出现在一个正常的妥协的政治家要求谈论道德的非政治家作在道德上作无理的退让。崔卫平的问题就在这里。
02-03 理性的老虎可能更难合作
崔卫平以理性为理由，认为理性的老虎（极权制度）会与反对派妥协：“一个党的实用主义者…有理由理解及赞同与多元化的力量之间进行协商而不是残酷地镇压。”果真如此？非也。这是一套似是而非的话。甚么是实用主义？避开哲学不谈；常识性的理解：实用主义就是找寻最方便、最实用、成本最低的方法达到目的；有甚么好方法就拿来用。凭甚么说“一个党的实用主义者有理由理解及赞同与多元化的力量之间进行协商而不是残酷地镇压”？当协商更有利于一党专政时，特别是更便于控制时，一个视权为命之党的实用主义者会实行协商；中共的政治协商会议就是极权政治理性妥协范例。当镇压更有利时，它会毫不犹豫地实行最残酷的镇压；因为它知道镇压最能解决问题。中共没有休止的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把不满消灭在暴发之前”，这是稳定和维护专政的有效方法；中共坚持选用这种方法就是理性实用主义的最好表现。中共最大利益就是管治一切、掠夺一切。那么，甚么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实用方法呢？就是一党专政制度（方法）。事实上，一党专政成了维护其一党独霸利益的最实用的方法；所以，一党专政同时也是它必定要维护的东西。也就是说，一党专政也成了它的目的了。就是因为中共是理性的实用主义者，所以在目前的政治现实中，他们一定相信专制、极权才是唯一的出路；民主是反专制反极权的，所以他们必定对民主抱有恶感。哪里会出现“一个党的实用主义者…有理由理解及赞同与多元化的力量之间进行协商而不是残酷地镇压”的怪事？请问反对派能与这么一个极之理性的权力老虎合作？可见并不是理性或实用主义就是好，还要看是甚么人为了甚么目的而理性、实用主义。有时，理性的政权老虎更坏，更难合作。
对这么一个极之浅显的道理和常识，竟有一些识字精英用理论包装成为颠倒的反常识反逻辑的东西。
张三一言
02-01 与虎共存、与虎合作是崔卫平政治思想的核心。为甚么反对派一定要与虎共存、与虎合作？
崔卫平主张：“反对派甫一诞生，便意味着这些人将要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继续下去，不仅是掌权者和其他人们要适应他们的存在，反对派们也要学会能够与所有的人们一道相处，包括中共人。”
请注意：反对派甫一诞生，便意味着…将要…与…中共人…一道相处。
这个思路有极大问题。
其一，我不知道这是崔氏概念混乱还是误导。既然是反对派甫一诞生就面对的中共人，那么肯定是全过程的中共人，当然也包括极权中共人。这是明白表示作为崔式反对派条件之一是必须能与极权统治者共处和合作──与虎共存、合作。这是米氏“在循序渐进建构民主的反对派，应该是当权者的合作者＂的中国版。崔教授开宗明义，题目就是“把老虎赶进笼子里”，老虎既然可以与己共存、相处，可以合作，有甚么理由还要把牠关进笼子里去？这个世界还有要把合作伙伴赶进笼子才能合作的怪事？
其二，民主革命者与崔氏不同的地方正是从诞生开始就立意不与极权老虎共处或合作。但是，并不反对，反而是与乐意在多党制条件下，已经接受民主制度和按照民主程序行事的中共人一道相处。民主革命者不与极权中共相处被崔卫平偷换成为不与民主条件下的中共相处。崔卫平想横加革命派不容民主制度下的中共党人、甚至是民主革命者要消灭这样的中共党人肉身的罪名，以抵销因自己愿意接受和与实行极权中共人相处失去的道义。
“从长远来看，我们有理由乐观，但我们必须和这个独裁的执政党并肩行动。”（米奇尼克《论反对派和1979年波兰总的形势》。）
在今天的中国，实际上是谁与极权党互动（米氏说的并肩行动）？是民众的反暴抗争还是在象牙塔里的崔卫平们？
崔卫平主张的是合作改良，是点滴累积公民资源，渐进到民主宪政社会。这种主张是源远流长，在六四挫折后突显的思潮。这个主张有效吗？我给出的回答是：效果等于零。这个效果是很容易检验出来的。既然是渐进累积，经过几十年，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应有一个渐进累积“量”的表记。请问崔氏改良的渐进“量”表现在哪里？记录是零，所以，可以断言：改良效果为零。崔氏们可能会反驳：革命的有效“量”又何在？我的回答是：革命一般是一次过作根本改变的事，可是，到今为止并未曾发生民主革命，所以质疑还没有发生的事之效果是空指责。不过，革命也有渐进之量，它表现在具有初始革命性质各种模式的反抗暴政事件（活动）；现实中与中共互动的是以实际行动的维权者、是反拆迁者、被冠于“群体事件”的抗暴者（以翁安、石首等为典例）、是围观散步者、是“我是刘贤斌”关注团…这才是和这个独裁的执政党并肩行动。这个互动已经取得可观成果：成果之一就是促使统治集团内部出现裂痕，削弱了极权统制力量；表现在温家宝屡谈普世价值与民主上面。成果之二就开创了异议者的小空间…这些互动，崔氏改良者们并没有参与当然也没有功劳；他们只热衷于幻想改良。
讲了谁与谁互动，可以再谈谈如何互动。不是如崔卫平所说的，能够看出执政党变化，就能去促使这个变化；这个变化也会往好的方面转变。崔卫平这个论断不准确。我认为，只有能明确知道这个极权党变化的原因与动力，才有可能去进一步促使这个变化，并且迫它非得依照我们认为好的方向转变不可。极权党变化的原因和动力同是一样东西：普世价值的软压力和民间抗暴的硬压力；压到它动弹不得，压得它非在死亡和放权之间作一选择不可。这几十年来中共的变化都是受到这些类压力的结果。但是，民间压力还极之有限，所以中共的变化也极之有限。
02-02 反对派在道德上应该置虎于死地。
崔教授问：“民主的反对派是否仅仅停留在某种道德情绪上面，是否仅仅是靠道德义愤就能够解决问题？”
这个质疑本身就有问题。
不要把反对派视作一个整体，不要以一个整体的观点去讨论要道德还是要政治的问题。这样讨论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事实上，反对派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口头反对派”指的是著书立说的独立知识分子、发表时政评论者、茶余饭后发牢骚的平民百等。这些人的“反对意见”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纯道德的，当然也可以兼而有之；这些人只谈道德不谈政治是很正常很健康的。崔教授可归入这一类人，所以她完全可以不谈政治，也可以大谈政治。当这类人纯谈道德时，他们有理由，甚至有必要对极权老虎不原谅、不宽容、不妥协。要打死噬人老虎，有甚么错？面对极权，人们要推翻它，面对顽固坚持极权和行恶者，人们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也很合理。要人们从道德上退让是不合理、不可行的事。
另外一种人是参与政治操作的反对派。
想参与权力的活动，要充当政治家或政客，即作为参与政治操作的反对派，就非谈政治不可。在特殊情况下，政治可以不妥协。但是一般而言政治需要妥协，妥协是政治常态。米奇尼克参与实际的政治，而且是属于非妥协不可这一类。所以，他妥协很正常。问题就是出现在一个正常的妥协的政治家要求谈论道德的非政治家作在道德上作无理的退让。崔卫平的问题就在这里。
02-03 理性的老虎可能更难合作
崔卫平以理性为理由，认为理性的老虎（极权制度）会与反对派妥协：“一个党的实用主义者…有理由理解及赞同与多元化的力量之间进行协商而不是残酷地镇压。”果真如此？非也。这是一套似是而非的话。甚么是实用主义？避开哲学不谈；常识性的理解：实用主义就是找寻最方便、最实用、成本最低的方法达到目的；有甚么好方法就拿来用。凭甚么说“一个党的实用主义者有理由理解及赞同与多元化的力量之间进行协商而不是残酷地镇压”？当协商更有利于一党专政时，特别是更便于控制时，一个视权为命之党的实用主义者会实行协商；中共的政治协商会议就是极权政治理性妥协范例。当镇压更有利时，它会毫不犹豫地实行最残酷的镇压；因为它知道镇压最能解决问题。中共没有休止的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把不满消灭在暴发之前”，这是稳定和维护专政的有效方法；中共坚持选用这种方法就是理性实用主义的最好表现。中共最大利益就是管治一切、掠夺一切。那么，甚么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实用方法呢？就是一党专政制度（方法）。事实上，一党专政成了维护其一党独霸利益的最实用的方法；所以，一党专政同时也是它必定要维护的东西。也就是说，一党专政也成了它的目的了。就是因为中共是理性的实用主义者，所以在目前的政治现实中，他们一定相信专制、极权才是唯一的出路；民主是反专制反极权的，所以他们必定对民主抱有恶感。哪里会出现“一个党的实用主义者…有理由理解及赞同与多元化的力量之间进行协商而不是残酷地镇压”的怪事？请问反对派能与这么一个极之理性的权力老虎合作？可见并不是理性或实用主义就是好，还要看是甚么人为了甚么目的而理性、实用主义。有时，理性的政权老虎更坏，更难合作。
对这么一个极之浅显的道理和常识，竟有一些识字精英用理论包装成为颠倒的反常识反逻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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