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温家宝是遇罗克的同龄人
余杰
胡锦涛和温家宝都是一九四二年生人，他们都是在毛时代完成的大学教育。在官方公布的胡锦涛的简历中可以看到：胡锦涛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四年在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学习，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在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学习并任政治辅导员，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在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参加科研工作，并任政治辅导员（“文革”开始后终止）。在官方公布的温家宝的简历中可以看到：温家宝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六五年在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矿产一系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学习，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在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攻读研究生学位。
毛泽东时代的教育基本上是负面的教育，是将人变成非人（“党的驯服工具”和 “螺丝钉”）的教育。经过五十年代关闭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院系调整以及在知识界掀起几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之后，大学校园中的五四精神与现代文明已经被连根拔起。像清华大学这所曾经尊奉英美自由民主价值、学术水准直追世界一流大学的高等学府，遂沦为专门为共产党培养“又红又专”的工程师的“摇篮”。而那个时代能在大学中担任政治辅导员或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学生，当然是经受了党的严格考验的“乖乖羊”。这段大学教育的经历，在胡温的精神世界中打下了深刻烙印。可是说，在毛时代接受高等教育的这代人，是最远离普世价值和人类文明主流的一代人。寄希望于这带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无异于缘木求鱼、与虎谋皮。
温家宝与遇罗克同龄而殊途
我特别注意到，有一个跟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人生道路截然相反的同龄人，那就是中国第一个发出人权宣言的思想家和烈士、在中国最黑暗的“文革”年代里, 以“出身论”和一系列力透纸背的文章, 将中共几十年来制造“阶级敌人”的手法揭露与驳倒，并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遇罗克。遇罗克因为出身不好，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因而也就避免了被中共的党化教育洗脑，反倒通过自学和思考，与真理相遇。而在大学里的胡锦涛和温家宝，则主动或被动地接受洗脑，与真理擦肩而过。
胡温固然拥有熏天之权力，却没有遇罗克万分之一的精神含量。香港资深媒体人金钟指出：“遇罗克的‘出身论’勇敢说出大家想说而又不敢说出的话。对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良知和表现良知的勇气。遇罗克所体现的，正是今天中国社会所缺乏的——仍需要敢言， 不怕牺牲，奋不顾身地维护真理，说出真理的时代精神；中国真正的社会转型才会早一天来到。”学者徐友渔亦认为：“人类历史上，有两种人对同时代人和后来者的精神和心灵产生巨大的影响：一种是烈士，他们为真理，为理想受苦受难，视死如归；另一种是思想家，他们的目光如炬，洞察事实，是社会的先知先觉。一身兼思想家和烈士两者寥若晨星，他们承受的巨大苦难和发出的精神光芒交相辉映，使他们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胡锦涛和温家宝应当不会不知道他们有这样一位同龄人，他们可曾想过向这位被中共政权杀害的同龄人致以迟到的敬意，并认真阅读遇罗克的作品，甚至仿效遇罗克去追求真理呢？
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也是属于这代人的几位老教授曾经在课堂上坦诚地讲过，他们不是同龄人中的第一流人才，第一流的人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到摧残甚至毁灭了，如被杀害的林昭，如被关押二十年的张元勋。如果这些人才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成长，他们必定能够在学术界和其他领域作出卓越成就来。在严酷的政治斗争的环境中，只有那些平庸、驯服、谨小慎微的人，才能获得党组织的信任，得以躲过政治风暴，留校继续不痛不痒的学术研究。最后，在“文革”结束之后一跃成为学术界的带头人物。胡温的人生履历不也是如此吗？
爱读书，就该推动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
刘项原来不读书，所以暴君们个个都喜欢焚书坑儒。中共的首脑们却很少是不爱读书的，但他们同样热衷于焚书坑儒，正如杨宪益先生诗云：“开国应兴文字狱，坑儒方显帝王威。”毛泽东的书房里堆满了专门为他一个人印刷的大号字体的古籍，难怪他对权谋术和厚黑学运用自如。毛对知识分子耍流氓手段，对梁漱溟破口大骂，以蔑视文化为荣，显示出山大王“无知者无畏”的本色。他却对那些胸无半点墨的军头们引经据典，让他们听得云里雾里的，从而对主席之睿智博学叹为观止。本来是张国焘嫡系猛将的军头许世友，被毛刀下留人之后，对老毛遂俯首贴耳。老毛让已经当上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读《红楼梦》，武功盖世的许大和尚读了五遍都没有读懂，只好到主席面前请求免去这可怕的苦役。
江泽民也喜欢读书，在当年南京的伪中央大学里，他大概是学过几本英文原版的教材的。在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中，时为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面对一群情激昂的大学生，故作从容地用英文背诵美国的《独立宣言》，以显示自己并非民主的敌人，这点功夫肯定是“解放前”的教育打下的底子。如此，让热情澎湃的学生们在这个“民主前辈”面前自叹不如，遂偃旗息鼓而去。大上海的稳定，差不多靠老江的这一场表演奠定。而大上海的稳定，终于让老江北上继位，权倾天下。看来，老江得感激民国时代的西式教育。
而温家宝爱读书、爱引经据典的习惯，更是让“八宝饭”们仰之如山，望之若海，如醉如痴。《金融时报》评论说：“温家宝是一个不拘一格的读者，他透露，每次出国都会携带一册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他说，亚当•斯密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个社会是不会稳定的。”那么，今天中国百分之七十的财富都被包括温家在内的几百个权贵家族垄断，这个社会能稳定吗？
温家宝不仅没有致力于改变此种现实，首先从约束自己的家人做起，反倒命令新闻出版总署牵制舆论。二零零九年六月，某专家在一次专题讨论会上称：“国外一家研究机构估计，中国百分之零点四的最富裕的人掌握了百分之七十的财富。”这家“外国机构”，就是大名鼎鼎的世界银行。《人民政协报》、《时代周报》、《上海证券报》、《青年时报》等四家媒体对此作了报道并发表评论。结果，“新闻出版部门对上述四家报纸刊登虚假新闻提出严厉批评，下达警示通知书，并责成报社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
从遇罗克到刘晓波，中国的读书人没有过上一天的好日子，说真话的读书人遭到戕害的悲剧一再重演。温家宝既然饱读诗书，难道不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语吗？温家宝既然爱读书，为什么不推动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呢？一个喜欢读书的总理，为什么要继续焚书坑儒的暴行呢？
我们需要遇罗克，不需要温家宝
海内外至今还有不少人士，在胡温执政的两届任期已经过去四分之三的时候，对从来就子虚乌有的“胡温新政”仍然抱有一厢情愿的幻想。比如，头脑还算比较清醒的香港学者蔡子强便撰文指出：“《南方人物周刊》最近选出总理温家宝作为‘年度人物’，我想没有几个中国人会对此提出异议。”我可不愿意被蔡先生的这个“异想天开”所“代表”，我就是那几个对此提出异议的“中国人”之一。而且，我还发现，身边对此提出异议的中国人显然不止“几个”。蔡教授身在香港，大概是因爱国心切，而失去了基本的理性判断。由此可见，许多聪明绝顶的中国人，一旦戴上“爱国贼”的紧箍咒，便进入“类人孩”的状态。他们每天都祈祷遇到一位作慈母状的青天大老爷，恨不得向勤政爱民的父母官下跪谢恩。而温家宝正是这样一个具备慈母气质的“贤相”，满足了大家的这种“叩头心态”。
作家林达有一本探讨美国政治和文化的书，名叫《总统是靠不住的》。套用此一说法，既然连大家投票选出来的总统都是靠不住的，那么像温家宝这样没有经过选举的宰相更是靠不住的。温家宝爱读书，却不爱真理：他喜欢读罗马皇帝奥勒留写的《沉思录》，此书顿时洛阳纸贵，各种版本都热卖起来；但他从没有学会奥勒留在《沉思录》中再三强调的“对那些不假思索发表意见的人的容忍”——连罗马帝国的皇帝都知道要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为什么视《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如仇寇呢？他喜欢读亚当•斯密写的《道德情操论》，于是这位寂寞的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一夜之间红遍全国，官僚与富豪们人手一本《道德情操论》；但他从没有学会亚当•斯密再三强调的“正义准则是唯一明确和准确的道德准则”——“六四”惨案已经过去二十年，当年陪同赵紫阳到过天安门、对是非善恶洞悉于心的温家宝，为何不能向天安门母亲们鞠一躬呢？
温家宝是遇罗克的同龄人。说真话的遇罗克被杀害了，说假话的温家宝却幸存下来并爬上了总理的高位。这就是中国优败劣胜的“潜规则”。遇罗克相信自己说出来的每一个话，敢于挑战官方的金科玉律，甚至否定已经被神化的毛泽东思想，并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温家宝从来就不相信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在追求权力的人生之路上，他早已分不清究竟在演戏还是在生活了，当然他更不愿意为实现自己对民众的种种许愿而付出相应的代价。然而，中国需要遇罗克这样的“真人”，不需要温家宝这样的“假人”。当中国人都能像遇罗克这样愿意为真理而献身，而不是像温家宝那样为了维持权位而演戏的时候，中国才有救了。
余杰
胡锦涛和温家宝都是一九四二年生人，他们都是在毛时代完成的大学教育。在官方公布的胡锦涛的简历中可以看到：胡锦涛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四年在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学习，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在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学习并任政治辅导员，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在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参加科研工作，并任政治辅导员（“文革”开始后终止）。在官方公布的温家宝的简历中可以看到：温家宝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六五年在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矿产一系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学习，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在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攻读研究生学位。
毛泽东时代的教育基本上是负面的教育，是将人变成非人（“党的驯服工具”和 “螺丝钉”）的教育。经过五十年代关闭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院系调整以及在知识界掀起几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之后，大学校园中的五四精神与现代文明已经被连根拔起。像清华大学这所曾经尊奉英美自由民主价值、学术水准直追世界一流大学的高等学府，遂沦为专门为共产党培养“又红又专”的工程师的“摇篮”。而那个时代能在大学中担任政治辅导员或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学生，当然是经受了党的严格考验的“乖乖羊”。这段大学教育的经历，在胡温的精神世界中打下了深刻烙印。可是说，在毛时代接受高等教育的这代人，是最远离普世价值和人类文明主流的一代人。寄希望于这带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无异于缘木求鱼、与虎谋皮。
温家宝与遇罗克同龄而殊途
我特别注意到，有一个跟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人生道路截然相反的同龄人，那就是中国第一个发出人权宣言的思想家和烈士、在中国最黑暗的“文革”年代里, 以“出身论”和一系列力透纸背的文章, 将中共几十年来制造“阶级敌人”的手法揭露与驳倒，并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遇罗克。遇罗克因为出身不好，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因而也就避免了被中共的党化教育洗脑，反倒通过自学和思考，与真理相遇。而在大学里的胡锦涛和温家宝，则主动或被动地接受洗脑，与真理擦肩而过。
胡温固然拥有熏天之权力，却没有遇罗克万分之一的精神含量。香港资深媒体人金钟指出：“遇罗克的‘出身论’勇敢说出大家想说而又不敢说出的话。对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良知和表现良知的勇气。遇罗克所体现的，正是今天中国社会所缺乏的——仍需要敢言， 不怕牺牲，奋不顾身地维护真理，说出真理的时代精神；中国真正的社会转型才会早一天来到。”学者徐友渔亦认为：“人类历史上，有两种人对同时代人和后来者的精神和心灵产生巨大的影响：一种是烈士，他们为真理，为理想受苦受难，视死如归；另一种是思想家，他们的目光如炬，洞察事实，是社会的先知先觉。一身兼思想家和烈士两者寥若晨星，他们承受的巨大苦难和发出的精神光芒交相辉映，使他们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胡锦涛和温家宝应当不会不知道他们有这样一位同龄人，他们可曾想过向这位被中共政权杀害的同龄人致以迟到的敬意，并认真阅读遇罗克的作品，甚至仿效遇罗克去追求真理呢？
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也是属于这代人的几位老教授曾经在课堂上坦诚地讲过，他们不是同龄人中的第一流人才，第一流的人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到摧残甚至毁灭了，如被杀害的林昭，如被关押二十年的张元勋。如果这些人才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成长，他们必定能够在学术界和其他领域作出卓越成就来。在严酷的政治斗争的环境中，只有那些平庸、驯服、谨小慎微的人，才能获得党组织的信任，得以躲过政治风暴，留校继续不痛不痒的学术研究。最后，在“文革”结束之后一跃成为学术界的带头人物。胡温的人生履历不也是如此吗？
爱读书，就该推动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
刘项原来不读书，所以暴君们个个都喜欢焚书坑儒。中共的首脑们却很少是不爱读书的，但他们同样热衷于焚书坑儒，正如杨宪益先生诗云：“开国应兴文字狱，坑儒方显帝王威。”毛泽东的书房里堆满了专门为他一个人印刷的大号字体的古籍，难怪他对权谋术和厚黑学运用自如。毛对知识分子耍流氓手段，对梁漱溟破口大骂，以蔑视文化为荣，显示出山大王“无知者无畏”的本色。他却对那些胸无半点墨的军头们引经据典，让他们听得云里雾里的，从而对主席之睿智博学叹为观止。本来是张国焘嫡系猛将的军头许世友，被毛刀下留人之后，对老毛遂俯首贴耳。老毛让已经当上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读《红楼梦》，武功盖世的许大和尚读了五遍都没有读懂，只好到主席面前请求免去这可怕的苦役。
江泽民也喜欢读书，在当年南京的伪中央大学里，他大概是学过几本英文原版的教材的。在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中，时为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面对一群情激昂的大学生，故作从容地用英文背诵美国的《独立宣言》，以显示自己并非民主的敌人，这点功夫肯定是“解放前”的教育打下的底子。如此，让热情澎湃的学生们在这个“民主前辈”面前自叹不如，遂偃旗息鼓而去。大上海的稳定，差不多靠老江的这一场表演奠定。而大上海的稳定，终于让老江北上继位，权倾天下。看来，老江得感激民国时代的西式教育。
而温家宝爱读书、爱引经据典的习惯，更是让“八宝饭”们仰之如山，望之若海，如醉如痴。《金融时报》评论说：“温家宝是一个不拘一格的读者，他透露，每次出国都会携带一册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他说，亚当•斯密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个社会是不会稳定的。”那么，今天中国百分之七十的财富都被包括温家在内的几百个权贵家族垄断，这个社会能稳定吗？
温家宝不仅没有致力于改变此种现实，首先从约束自己的家人做起，反倒命令新闻出版总署牵制舆论。二零零九年六月，某专家在一次专题讨论会上称：“国外一家研究机构估计，中国百分之零点四的最富裕的人掌握了百分之七十的财富。”这家“外国机构”，就是大名鼎鼎的世界银行。《人民政协报》、《时代周报》、《上海证券报》、《青年时报》等四家媒体对此作了报道并发表评论。结果，“新闻出版部门对上述四家报纸刊登虚假新闻提出严厉批评，下达警示通知书，并责成报社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
从遇罗克到刘晓波，中国的读书人没有过上一天的好日子，说真话的读书人遭到戕害的悲剧一再重演。温家宝既然饱读诗书，难道不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语吗？温家宝既然爱读书，为什么不推动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呢？一个喜欢读书的总理，为什么要继续焚书坑儒的暴行呢？
我们需要遇罗克，不需要温家宝
海内外至今还有不少人士，在胡温执政的两届任期已经过去四分之三的时候，对从来就子虚乌有的“胡温新政”仍然抱有一厢情愿的幻想。比如，头脑还算比较清醒的香港学者蔡子强便撰文指出：“《南方人物周刊》最近选出总理温家宝作为‘年度人物’，我想没有几个中国人会对此提出异议。”我可不愿意被蔡先生的这个“异想天开”所“代表”，我就是那几个对此提出异议的“中国人”之一。而且，我还发现，身边对此提出异议的中国人显然不止“几个”。蔡教授身在香港，大概是因爱国心切，而失去了基本的理性判断。由此可见，许多聪明绝顶的中国人，一旦戴上“爱国贼”的紧箍咒，便进入“类人孩”的状态。他们每天都祈祷遇到一位作慈母状的青天大老爷，恨不得向勤政爱民的父母官下跪谢恩。而温家宝正是这样一个具备慈母气质的“贤相”，满足了大家的这种“叩头心态”。
作家林达有一本探讨美国政治和文化的书，名叫《总统是靠不住的》。套用此一说法，既然连大家投票选出来的总统都是靠不住的，那么像温家宝这样没有经过选举的宰相更是靠不住的。温家宝爱读书，却不爱真理：他喜欢读罗马皇帝奥勒留写的《沉思录》，此书顿时洛阳纸贵，各种版本都热卖起来；但他从没有学会奥勒留在《沉思录》中再三强调的“对那些不假思索发表意见的人的容忍”——连罗马帝国的皇帝都知道要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为什么视《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如仇寇呢？他喜欢读亚当•斯密写的《道德情操论》，于是这位寂寞的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一夜之间红遍全国，官僚与富豪们人手一本《道德情操论》；但他从没有学会亚当•斯密再三强调的“正义准则是唯一明确和准确的道德准则”——“六四”惨案已经过去二十年，当年陪同赵紫阳到过天安门、对是非善恶洞悉于心的温家宝，为何不能向天安门母亲们鞠一躬呢？
温家宝是遇罗克的同龄人。说真话的遇罗克被杀害了，说假话的温家宝却幸存下来并爬上了总理的高位。这就是中国优败劣胜的“潜规则”。遇罗克相信自己说出来的每一个话，敢于挑战官方的金科玉律，甚至否定已经被神化的毛泽东思想，并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温家宝从来就不相信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在追求权力的人生之路上，他早已分不清究竟在演戏还是在生活了，当然他更不愿意为实现自己对民众的种种许愿而付出相应的代价。然而，中国需要遇罗克这样的“真人”，不需要温家宝这样的“假人”。当中国人都能像遇罗克这样愿意为真理而献身，而不是像温家宝那样为了维持权位而演戏的时候，中国才有救了。
胡温毫无疑问, 是属于听话型的, 但并非不听话的一定是想救人民于水火不的, 不一定就是思想的先驱者, 不要等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