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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生还是不生,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能力问题,靠个人奋斗拼出一条血路的“苦一代”,在延续“生命”的抉择前彷徨,甚至退缩
房奴车奴孩奴“三座大山”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我宁愿不生,因为没有能力去培养好下一代。”Y的话听上去十分残酷,却道出了许多年轻父母的心声。
Y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仔,娶的C也是典型“广女”,两家勉强算得上老广中的中等收入家庭。
已经工作了3年多的Y和C在双方父母合资下,很快就给番禺华南碧桂园一个100多平方米的三房垫付了首期。房贷月供4000多元,对在垄断国企下属事业单位做工程师的Y和在某外资药企做产品分析的C来说,也算不上太大负担。“想当然呗,初时以为两个人加起来一个月有1万多元,即使再添一个孩子也没有问题。”
C给记者算出每月账单:给两家父母各1000元,2岁的孩子每月奶粉2罐合计400元,钙片、鱼油各式营养品200元,本地人住家保姆1800元,家庭日常伙食开支800元,再加上为了孩子而贷款买的车还贷800元,早教班1200元,“满打满算每个月都是月光族,有时工资卡内剩下不到100元,稍买点东西就成‘负人’”。
分别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和中山大学的Y和C从来都没有想过小家庭会这样“窘迫”。Y抛出连串反问,奶粉是可以不用那么贵的牌子,但放心吃便宜的吗?确实可以不上早教,但同学的孩子都能说ABC,甘心自己的却连颜色都认不全?父母还没退休,自己又没有能力养家庭主妇,家里不请保姆行吗?有的保姆为了孩子不哭给喂感冒药,能不请一个好点的吗?“老婆两年没有买过新衫,因为将来读幼儿园、读书的钱都在头痛,有时真的想狠下心在家开私塾算了。”
房奴、车奴,再加一个孩奴,Y觉得曾经幻想的美好生活被“三座大山”压成了幻灭。“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我宁愿不生,因为没有能力去培养好下一代。”Y的话听上去十分残酷,却道出了许多年轻父母的心声。
事实上,早在2004年底,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徐安琪主持的调研报告就显示,中国大城市0岁至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上学等支出,则高达48万元。近日有人提出了“穷二代”不愿生“穷三代”的命题,并把“穷二代”定义为“父辈是改革开放中没有致富的产业工人或者农民,如今仍属于弱势群体,广泛地存在于城市和农村之中的人”。
月入3万却没信心生养儿女?
“名牌大学生都拼搏得这样辛苦,养个孩子成本还不太够,将来怎样送孩子去读好学校?我实在不舍得自己的孩子走我现在的路!”
小两口月均收入究竟达到多少才敢要孩子?根据今年4月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发布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调查”,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受访者的心理底线是8078元；武汉、哈尔滨、太原、西安和昆明等省会城市受访者的心理底线是5169元；县城地区则是4454元。
记者的调查却显示,在“生不生”的纠结中,家庭月收入超过8000元而不愿生育的夫妇大有人在,而且在大城市中占据主流。上周末,记者与10对这样的夫妇聊天,发现在他们“无奈不生”的内心里,多数是对未来生活失去信心:工资收入一直也跑不赢飞涨的物价；他们与父母两代人都被房地产绑架了,不仅要付出全部积蓄,还要背上多年的债务才能有属于自己的栖身之所；未来并不确定,一旦没有了目前的工作,连缓冲的积蓄都可能没有；更关键的是,没有信心依靠个人奋斗给予下一代良好的生活。
“结婚生子、年老之际含饴弄孙是我小时候的梦想,但现在可以去创造的时候,我却选择了放弃。”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L生于1977年,她说,“身边的人都没有哪天不需要加班加点,个个都是人前风光,背后心酸。”L感慨,单是苦一点就算了,“问题是像自己这样名牌大学生都拼搏得这样辛苦,养个孩子成本还不太够；将来怎样送孩子去读好学校?或者要赚多少钱才够送孩子出国?我实在不舍得自己的孩子走我现在的路!”
在30年前的“年轻人”眼中,L的这套论调可笑且自私:夫妇俩月薪3万,却嫌赚得不够、嫌辛苦而不生孩子,牺牲天伦之乐?
“那是他们没有切肤之痛。”在广州教育系统供职的P给记者逐一罗列:公立幼儿园挤破头,私立园每月收费数千,而且年年涨价；到了孩子上小学、中学,每年寒暑假补习班消费都是数千至万元；“靠个人奋斗而且熬出头的一代同样在孩子身上寄予浓重的希望,他们希望下一代起码能如自己般在社会中站住阵脚,但却因社会竞争激烈而焦虑万分,有些更是希望变失望。”
平民阶层上升渠道堵塞
有时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种绝望的感觉。
记者发现,除了物质压力外,70后末80后初的大部分人没有“富爸爸”而一直奋力在人群中生存,常常眼睁睁看着有“富爸爸”的同龄人抢占资源,自己再努力也是被落人后,这样的亲身经历让他们害怕孩子“重蹈覆辙”,继而不敢生孩子。
“一个良好的社会形态应该是橄榄型的,而并非哑铃型,一旦中间的渠道被捏窄,造成对立的两级膨胀,社会矛盾就会变得尖锐。”结婚10年的H并未生育,在她的理解中,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是目前最大的概率事件,但人多资源少的情况下,中国的教育资源分配难以均衡。
H有点心酸地说,“平民的优秀孩子读不了公办好学校,有的没有钱的还读不了好的民办初中,结果在小升初就造成整个平民阶层上升渠道的堵塞。我不想下一代受苦,宁愿老了后到老人院。”
2009年,清华大学著名社会学者孙立平也曾表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听到类似的说法:有时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种绝望的感觉。”
的确,在理想状态下,像P、Y、C、L、H这些受过高等教育,进入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本应成为准中产阶级人士,构建稳定“橄榄型社会结构”的主力。但现在,这些中等收入者的实际消费能力在下降,生儿育女的期望在下降,“橄榄”逐渐变窄,甚至出现断层的可能。所以不想孩子成为“苦二代”,就索性“丁克”。
“这其实是审视社会公平的一个绝好切入点。很多‘被丁克’者虽然不贫困,但已经失去了公平竞争的信心。由此,畅通平民阶层的上升渠道,是当今社会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中山大学有学者指出,要让每个阶层都相信会有公平的机会来改变命运。
更有专家直言,公平机会首先要由教育去创造。“在西方,学前教育常被视作补救弱势群体后代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些孩子出身不好,国家就通过资金和项目的倾斜,让这些孩子接受好的教育。”著名幼教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燕表示,在中国,恰好相反。
“从起点就输,怎么跑下去?”感觉自己“被丁克”的P对着家婆挤了一句,“我和你儿子的聪明基因保不了你孙子将来跑得过别人。”
找不到工的孩子拖着老母到处乞讨,就像周星驰电影里的落魄武状元,被恶狗追抢馒头。吃早餐的时候,P向老公、家婆绘声绘色地描述昨晚的噩梦,暗暗传递不愿生小孩的念头。
“开玩笑!你们俩那么聪明,生出来的孩子怎会没本事!”P还没有说完,就被家婆厉声打住,边上的老公噤若寒蝉。
随着70后末、80后初自立门户,这样“生不生”的战争在越来越多家庭中爆发。近日,一个关于“穷二代”不愿生“穷三代”的命题更是从网络跳转到生活中,瞬间点燃了饮食男女的沸点。
记者调查发现,当下的“不愿生”既不同于打着浪漫旗号的“丁克一族”,也并非全是缺乏生育养育成本的“穷二代”,更多的是靠个人奋斗拼出一条血路的“苦一代”。他们不愿意生的理由,更主要的是不舍得孩子像自己这样“苦”,继而选择了“被丁克”。 ●南方日报记者谢苗枫
房奴车奴孩奴“三座大山”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我宁愿不生,因为没有能力去培养好下一代。”Y的话听上去十分残酷,却道出了许多年轻父母的心声。
Y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仔,娶的C也是典型“广女”,两家勉强算得上老广中的中等收入家庭。
已经工作了3年多的Y和C在双方父母合资下,很快就给番禺华南碧桂园一个100多平方米的三房垫付了首期。房贷月供4000多元,对在垄断国企下属事业单位做工程师的Y和在某外资药企做产品分析的C来说,也算不上太大负担。“想当然呗,初时以为两个人加起来一个月有1万多元,即使再添一个孩子也没有问题。”
C给记者算出每月账单:给两家父母各1000元,2岁的孩子每月奶粉2罐合计400元,钙片、鱼油各式营养品200元,本地人住家保姆1800元,家庭日常伙食开支800元,再加上为了孩子而贷款买的车还贷800元,早教班1200元,“满打满算每个月都是月光族,有时工资卡内剩下不到100元,稍买点东西就成‘负人’”。
分别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和中山大学的Y和C从来都没有想过小家庭会这样“窘迫”。Y抛出连串反问,奶粉是可以不用那么贵的牌子,但放心吃便宜的吗?确实可以不上早教,但同学的孩子都能说ABC,甘心自己的却连颜色都认不全?父母还没退休,自己又没有能力养家庭主妇,家里不请保姆行吗?有的保姆为了孩子不哭给喂感冒药,能不请一个好点的吗?“老婆两年没有买过新衫,因为将来读幼儿园、读书的钱都在头痛,有时真的想狠下心在家开私塾算了。”
房奴、车奴,再加一个孩奴,Y觉得曾经幻想的美好生活被“三座大山”压成了幻灭。“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我宁愿不生,因为没有能力去培养好下一代。”Y的话听上去十分残酷,却道出了许多年轻父母的心声。
事实上,早在2004年底,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徐安琪主持的调研报告就显示,中国大城市0岁至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上学等支出,则高达48万元。近日有人提出了“穷二代”不愿生“穷三代”的命题,并把“穷二代”定义为“父辈是改革开放中没有致富的产业工人或者农民,如今仍属于弱势群体,广泛地存在于城市和农村之中的人”。
月入3万却没信心生养儿女?
“名牌大学生都拼搏得这样辛苦,养个孩子成本还不太够,将来怎样送孩子去读好学校?我实在不舍得自己的孩子走我现在的路!”
小两口月均收入究竟达到多少才敢要孩子?根据今年4月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发布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调查”,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受访者的心理底线是8078元；武汉、哈尔滨、太原、西安和昆明等省会城市受访者的心理底线是5169元；县城地区则是4454元。
记者的调查却显示,在“生不生”的纠结中,家庭月收入超过8000元而不愿生育的夫妇大有人在,而且在大城市中占据主流。上周末,记者与10对这样的夫妇聊天,发现在他们“无奈不生”的内心里,多数是对未来生活失去信心:工资收入一直也跑不赢飞涨的物价；他们与父母两代人都被房地产绑架了,不仅要付出全部积蓄,还要背上多年的债务才能有属于自己的栖身之所；未来并不确定,一旦没有了目前的工作,连缓冲的积蓄都可能没有；更关键的是,没有信心依靠个人奋斗给予下一代良好的生活。
“结婚生子、年老之际含饴弄孙是我小时候的梦想,但现在可以去创造的时候,我却选择了放弃。”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L生于1977年,她说,“身边的人都没有哪天不需要加班加点,个个都是人前风光,背后心酸。”L感慨,单是苦一点就算了,“问题是像自己这样名牌大学生都拼搏得这样辛苦,养个孩子成本还不太够；将来怎样送孩子去读好学校?或者要赚多少钱才够送孩子出国?我实在不舍得自己的孩子走我现在的路!”
在30年前的“年轻人”眼中,L的这套论调可笑且自私:夫妇俩月薪3万,却嫌赚得不够、嫌辛苦而不生孩子,牺牲天伦之乐?
“那是他们没有切肤之痛。”在广州教育系统供职的P给记者逐一罗列:公立幼儿园挤破头,私立园每月收费数千,而且年年涨价；到了孩子上小学、中学,每年寒暑假补习班消费都是数千至万元；“靠个人奋斗而且熬出头的一代同样在孩子身上寄予浓重的希望,他们希望下一代起码能如自己般在社会中站住阵脚,但却因社会竞争激烈而焦虑万分,有些更是希望变失望。”
平民阶层上升渠道堵塞
有时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种绝望的感觉。
记者发现,除了物质压力外,70后末80后初的大部分人没有“富爸爸”而一直奋力在人群中生存,常常眼睁睁看着有“富爸爸”的同龄人抢占资源,自己再努力也是被落人后,这样的亲身经历让他们害怕孩子“重蹈覆辙”,继而不敢生孩子。
“一个良好的社会形态应该是橄榄型的,而并非哑铃型,一旦中间的渠道被捏窄,造成对立的两级膨胀,社会矛盾就会变得尖锐。”结婚10年的H并未生育,在她的理解中,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是目前最大的概率事件,但人多资源少的情况下,中国的教育资源分配难以均衡。
H有点心酸地说,“平民的优秀孩子读不了公办好学校,有的没有钱的还读不了好的民办初中,结果在小升初就造成整个平民阶层上升渠道的堵塞。我不想下一代受苦,宁愿老了后到老人院。”
2009年,清华大学著名社会学者孙立平也曾表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听到类似的说法:有时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种绝望的感觉。”
的确,在理想状态下,像P、Y、C、L、H这些受过高等教育,进入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本应成为准中产阶级人士,构建稳定“橄榄型社会结构”的主力。但现在,这些中等收入者的实际消费能力在下降,生儿育女的期望在下降,“橄榄”逐渐变窄,甚至出现断层的可能。所以不想孩子成为“苦二代”,就索性“丁克”。
“这其实是审视社会公平的一个绝好切入点。很多‘被丁克’者虽然不贫困,但已经失去了公平竞争的信心。由此,畅通平民阶层的上升渠道,是当今社会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中山大学有学者指出,要让每个阶层都相信会有公平的机会来改变命运。
更有专家直言,公平机会首先要由教育去创造。“在西方,学前教育常被视作补救弱势群体后代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些孩子出身不好,国家就通过资金和项目的倾斜,让这些孩子接受好的教育。”著名幼教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燕表示,在中国,恰好相反。
“从起点就输,怎么跑下去?”感觉自己“被丁克”的P对着家婆挤了一句,“我和你儿子的聪明基因保不了你孙子将来跑得过别人。”
找不到工的孩子拖着老母到处乞讨,就像周星驰电影里的落魄武状元,被恶狗追抢馒头。吃早餐的时候,P向老公、家婆绘声绘色地描述昨晚的噩梦,暗暗传递不愿生小孩的念头。
“开玩笑!你们俩那么聪明,生出来的孩子怎会没本事!”P还没有说完,就被家婆厉声打住,边上的老公噤若寒蝉。
随着70后末、80后初自立门户,这样“生不生”的战争在越来越多家庭中爆发。近日,一个关于“穷二代”不愿生“穷三代”的命题更是从网络跳转到生活中,瞬间点燃了饮食男女的沸点。
记者调查发现,当下的“不愿生”既不同于打着浪漫旗号的“丁克一族”,也并非全是缺乏生育养育成本的“穷二代”,更多的是靠个人奋斗拼出一条血路的“苦一代”。他们不愿意生的理由,更主要的是不舍得孩子像自己这样“苦”,继而选择了“被丁克”。 ●南方日报记者谢苗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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