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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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分手

(2017-06-23 14:35:46) 下一个

【版权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 - 江育林】


沙市之行—1977年春节

      回到武汉后,离春节就只有几天了,到处是一片过节的热闹气氛。休息两天后回到厂里,人事股的安师傅就通知我,要调我到设备班当班长。这个班在二车间,在武汉重型机械厂旁边。春节后去二车间报到。

      春节前的最后几天,我在厂里一点上班的心思也没有。本来也没什么事了。特别是一想到夏天跟小妹在洪山宝塔上约定的事情:一起去恩施过春节。我很早就给小妹去了信,问她怎么安排,可到今天一点消息也没有,我该怎么办哪!

      直到二月十五日,大年二十八清早,才从传达室得到消息:小妹来电话,她昨晚上了火车,今天到武汉。我一边骑自行车赶往火车站,一边想,她怎么不去恩施了?想在我家过年吗?到了火车站,人山人海啊!所有的火车都在晚点。我生怕错过,眼睛盯着出口,连中饭也不敢吃。后来我跑到站台与出口之间的位置,每来一趟火车我就来回跑——一直等到下午四点,筋疲力尽的我才终于在刚下车的人群中看到小妹。她手里抱着一根长长的东西,旁边还有个男孩子挑着一堆东西。小妹看到我就说:“你赶快帮忙把他的东西接过来啊,那是我们同事。”我赶快跑过去接过挑子。很好奇地指着那跟长长的东西问:“这是什么东西?”小妹说:“这是日光灯管,准备带到荆州给姐姐的。”啊,她打算去荆州她姐姐那里。我没有出声,我们不去恩施了。她没有讲任何理由,我也没有问。

     爸爸妈妈看到她来了,自然非常高兴:“好啊,你就在这里过春节吧。”小妹摇摇头说“我想初二去荆州。”。爸爸想当然地说:“行啊,育林跟你一起去玩几天吧?”小妹睁大眼睛看着我问:“你跟我一起去吗?”我点点头:“当然啊!”但我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她原来的打算好像不是这样的啊!

      第二天上午,我们又去武大和广埠屯逛了一圈,顺便买了些年货。小妹好像有些心不在焉。说起话来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

      第三天就是大年三十了,一清早,小妹就找到我:“我要到李世英家过除夕,是先跟她商量好了的。”我着急了:“那我们家怎么办呢?”小妹吞吞吐吐地说:“你去跟你爸爸说一下吧,我先走了。”我立刻拉住她:“你先等等!”我连忙找到爸爸,告诉他这个情况。爸爸一听很不高兴,脸马上就沉了下来。他马上找到小妹:“那怎么行!你春节去荆州姐姐家可以,但这团年饭是一定要吃的啊!”小妹低着头,小声说:“我答应中午以前到她家里去的……。”爸爸以不容置辩的口气说:“那你现在赶过去,吃了中饭就回来,行吗?”小妹点了点头,看得出来有些勉强。

      小妹刚走,爸爸就过来问我:“你们吵架了?”我看着爸爸:“没有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爸爸听后,叹了一口气。今年春节大姐姐刚调到沙市的油田制管厂,就在那里过年了。小姐姐也在新疆过年不回来,只有我跟小林在武汉。今天小林去黄原家去玩,要晚饭前才能回来。所以下午小妹不在家,就只有爸爸妈妈跟我在屋子里。整个下午,爸爸妈妈都坐在家里,一言不发。看得出来他们都有点担心,生怕小妹不回来,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大家就这样一直等到快六点,小妹终于回来了。妈妈松了一口气,赶快去做年夜饭。我们算是过了一个除夕夜。

      大年初一了,到处是鞭炮声,一片喜庆的气氛。因为怕第二天的车票不好买,事先叫小林托人买去荆州的长途车票。我们想早点把票拿到手放心一些,吃了早饭我们就准备去汉口拿票。一出门,到处都是人,上公共汽车要使劲挤才能挤上去。我们转了几趟车才找到帮我们买票人的家。可他又跑长途去了,家里人又不知道究竟买到票没有。我一听就急了,赶快又挤车到长途汽车站。好在大年初二出远门的人不多,票还比较好买,我们很快就买到了。但在航空路挤公共汽车时,小妹一不小心把一个很漂亮的头发卡子弄断了。她捏着坏了的发卡,很不高兴,一路上板着脸,连话也不跟我说。

      初二,清早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出发到汉口长途汽车站。爸爸摸黑把我们送到广埠屯车站,临上车前,爸爸贴到小妹耳朵上说:“我在你口袋里放了十元的压岁钱啊。呵呵!”小妹不好意思地说:“江伯伯,我都能拿工资了呀。”爸爸笑笑说:“那也是小孩子啊,要给压岁钱的。”从武汉到荆州,我们坐在车上,一路上都没有讲话。我偷偷地看看小妹,她还是那个模样,但心情显然不一样了。我越发不安起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才半年不到,好像变了一个人啊。我该怎么办哪!

      长途客车慢慢地走,我们下午三点多才到了荆州沙恩的家。沙恩在荆州建筑公司工作,去年结婚后分到了一室一厅的房子,后面还有个可以做厨房的小房间,他们拿来搭了个小床,算是两室吧。这几天他们小俩口回男方家过年去了,所以我们到后,这里空无一人。我们放下东西,先忙着把小妹从荆襄磷矿带来的日光灯管安装上去,要不晚上要摸黑的。但是不管我怎么检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灯还是亮不起来,看来她带来的那根灯管是坏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大过年的,商店很早就关门了,再去买新灯管也来不及了。我们就在摸黑的环境里吃了一餐晚饭,感到郁闷极了。晚上,小妹在前面的大床休息,我睡到后面的小床上面。我躺在床上,想到这几天小妹的情绪,也想到在湖南时收到小妹烦躁和矛盾的来信……,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等我醒来,已经是八点多了。小妹早就点好了炉子,灌了好几瓶开水。等我一起床,就把炉子提到后面来,叫我到前面洗澡,她在后面烧开水。等我洗完澡,再到后面去继续烧开水,小妹则到前面洗澡。我边烧水边看着小说……,水开了,我下意识地问:“小妹,你还要热水吗?”话刚一出口,我就楞住了:小妹在洗澡啊,要是…,要是她说还要,这水我是该送去,还是不送去?我的头上开始冒汗。还好,沉默了两秒钟,小妹在外面房里大声说:“不要!”我才嘘了一口气,擦擦头上的汗,把开水灌进热水瓶。

      晚上,沙恩两口子回来了。沙恩已经怀孕好久,挺着个大肚子,活动做事都很困难。所以小妹总想多给他们做点事情。我觉得也很理解。

      接下来的几天,小妹每天上午就洗一大堆衣服。我不知道怎么会天天有那么多衣服,而且天天要洗整个上午。每当我想去帮忙,她总是说:“你去休息吧,不用管我。”整个上午我这样就孤单地坐在一旁。到了下午,她就带我去沙市逛商店。她在柜台前面慢慢地看,我跟在后面。等我们回来,沙恩他们也下班了。一天下来,几乎没跟小妹说上几句话。我感到非常无聊,也郁闷极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大年初四是大姐姐的生日。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带小妹去二十多里外的油田制管厂医院看大姐姐,晚饭后才回来。那时天已经黑了,我担心路况不好,为了安全,慢慢地骑着车。谁知小妹突然发脾气了:“你怎么骑这么慢?……你这个人真没用,胆子这么小,不象个男子汉!”我很生气:我死都不怕的,既然你不怕,我还怕什么?!于是我像发疯似地骑着自行车飞跑,也不管前面路是什么状况。一口气狂跑回去,累得满头大汗。等到了家,看到小妹惊魂未定地从车后爬下来,可能已经被颠昏了头!

      那几天下午,我总想找机会跟她聊聊。我觉得小妹心神不定,可能是跑车太辛苦了。多跟她说说话可能情绪会好些。我试着给她讲我们厂里的事情:讲技术革新,讲在长沙的日子。但我发现她常常是心不在焉地听,眼睛看着别的地方。后来,我就问起荆襄磷矿那边的事情,以为这样能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没想到小妹反而嘲笑我:“你怎么要知道那么多事情?我从来不关心矿井那边的事!”后来,我又想和她商量将来的去向,我问她:“如果我调到荆襄磷矿那里去,行吗?”她坚决地摇摇头:“不行!”我很不解:像卢师傅和丰阿姨那样不是也很好吗?我又问她:“你是否想去恩施?”她也摇摇头:“那里的山路太难走!”我暗暗地想:她是想来武汉吗?我哪里有这个本事!就这样,我没有什么话可以讲了。我开始后悔:是否我不该来沙市?

      五天的假期很快就过完了。我很郁闷地清理东西,准备第二天回家。临别的夜晚,沙恩在前面房间里已经睡了,我和小妹坐在后面的小房间里,一直到很晚很晚。我坐在那里看着小妹,想说什么,但又不知说什么好。小妹低着头,看得出她在犹豫。过了很久,小妹轻轻地问我:“在武汉难道就没有比我更好的女孩子吗?”这是个非常荒唐的问题!我呆住了,想了一会,说:“武汉那么大,那么多人,肯定有啊!”她接着问:“那你为什么不在武汉找一个呢?”我不做声了,默默地看着她。想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小妹看我不讲话,接着说:“我还年轻,要等好几年才能结婚,你能等吗?”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事情好像并不是那么简单。我想了想,尽量冷静地说:“我能等,这不是问题。”我没有话可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一整夜,我翻来覆去地想小妹问我的三个问题,心如乱麻。清早,天还没有亮,小妹就送我去长途汽车站。她给我带了很多沙市的特产,装了一大包,说要带给爸爸妈妈吃。在去车站的路上,我们默默地走,一句话也没讲。但我的心在发抖。

      上了回武汉的大巴,我坐在座位上朝外看着小妹。小妹则远远站在那里看着我。直到快开车了,她突然走过来,对我说了一句:“我到了荆襄磷矿就给你写信,好吗。”我点点头,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是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分手

      从沙市回来后,我马上转到二车间,每天忙个不停。但稍有空闲,我就不由得想到小妹,想到她问我的三个问题。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她究竟想说什么?

      回来后大约一周的傍晚,张兰突然来到我们家。爸爸妈妈很热情地招待她,但她好像是心不在焉,有一搭没一搭的跟我们讲话,所以谁也不知道她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只当她是来玩玩的吧。

      张兰坐了十分钟,就站起来跟爸爸妈妈打招呼,说要走了,怎么也留不住。我只好送她去广埠屯车站。在那里,张兰看着远处正在开近的汽车,突然对我说:“小江,我再永远也不会到你家里来了。”我大吃一惊,拉着她问:“怎么啦!”张兰什么也没有说,摆摆手就跳上了车。晚上,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也不知道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似乎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我呆呆的站在那里,好久好久才回家。

      后来,我很想跟小妹写封信。但写什么呢?回答她问我的三个问题?我犹豫了。几次拿起笔来,又几次放下来。我想看看小妹会跟我说什么。大约又过了两周,小妹终于来信了。我迫不及待地拆开:

      “育林:

      我想了很久,决定还是告诉你。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其实并不合适。

      我们还是分手吧,也许这样对我们两个都有好处。

      这都是我不好,是我对不起你,请你原谅。

      祝你幸福。…….”

      一阵风把信纸吹跑了。我觉得天好像暗了下来。没有理由,那样突然。虽然回想起来有些迹象,但我怎么也不会,或许是从心里不愿意往这样的结果上想。我该说什么呢?

      一周后,我又收到了罗老师的来信:
“……你们的事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你再不要给她写信了!……”我拿着信,心里感到非常委屈。难道小妹和罗老师以前对我的感情都是假的?我还能相信谁?

      随后的几天里,我心里翻来覆去地想这些问题。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与委屈,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每天吃完晚饭,我就静静地坐在电校旁的池塘边,看着池塘的水发呆。
      突然,于衍正来了。他在电子设备厂上班,其实那厂就在电校里面,所以没事常来找我玩。他看到我无精打采的样子,开玩笑地说:“怎么啦?丢钱了吗?”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了他。于衍正不笑了,听着,思索着。最后,他很认真地对我说:“要我看,她这样做是对的。你也不看看自己,你根本就配不上她!”我愣住了:“难道前几年我对她那么好错了吗?”于衍正严肃地说:“人不能光生活在感情中,也要生活在现实中。不管她的选择是不是对她最好,是不是最合适,但她有选择的权利和自由。这点无可非议。”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不由得呆呆地看着他。我的自信心第一次受到沉重的打击:原来世界上不是什么事情经过努力都能办到的。

      几天后,小妹又写来第二封信:“…半夜醒来,月光照在床上,枕头已被眼泪打湿……。我想起你的爸爸妈妈,我感到对不起他们。但实在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些,我相信她的感情是真实的。我不再埋在痛苦和委屈里,开始冷静地思考。

      我慢慢认识到,小妹问我的三个问题,其实也是她在问自己:在荆襄磷矿,无疑有一些比我强很多的男孩,从收入,从地位,也许还包括长相和气质,都比我要强。小妹为什么一定要跟我谈恋爱呢?为什么不能在那里找一个呢?她现在年纪还小,还有足够的时间来挑选,为什么现在就要确定和我的关系呢?我似乎想通了些什么,开始逐步理顺自己的思路:

      首先,在分手前的那几年,她对我的感情是真实的。包括罗老师对我的感情也是真实的。那是在生死相依的艰难环境中建立起来的信任和感情。

      其次,小妹也是人,也需要现实生活,也想依靠一个更结实的肩膀。这点无可非议。连马克思那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听说自己的女儿劳拉在谈恋爱时,都知道写信给她的男友,不是问他是否会走革命的道路,而是问他,能否给自己女儿过上好日子。我又一次去读马克思的那封信:“……在最后肯定您同劳拉的关系之前,我必须弄清楚您的经济状况。……至于您的家庭,我一点也不了解。即使它有一定的财产,这还不能证明它准备给您一些资助。我甚至还不知道它对您所筹划的婚姻有什么看法。再说一遍,我很需要听到对这几点的明确的说明。”看来马克思都比我要现实。小妹希望能过上好日子,我能给她幸福吗?她为什么不能去追求更好的幸福?

      当然,看人不是看商品,谁也不能保证一眼就能看到今后一生的事情。这多少有点像赌博和炒股的味道。对小妹而言,就如同站在一块麦田的一头,要她头也不回地穿过麦田,在到达对面之前,从中摘到最大的麦穗。她能做到吗?这里有非常艰难的取舍。就是我自己,此时此刻也只能保证一定会对她好,但能好到什么程度,我也无法回答。其实,那天晚上她问我的三个问题,是她在感情和现实之间的选择和挣扎。

      我必须正视现实,给自己定位:一个老三届的知青,在农村劳改多年,快三十岁了还没有转正的工人,一个背着沉重家庭包袱的黑五类。在社会上的地位是——如知青们自嘲的那样:天上飞的黑乌鸦,地上爬的癞蛤蟆,猪不啃的烂南瓜!我开始问自己:我的出路在那里?谁能够告诉我?

      我给小妹回了一封信。告诉她:我从心里希望我们能永远在一起,但是我尊重你的选择。至少,我们还是朋友。

      正在这时,小姐姐从新疆寄来了军绿色的的确良。这是当时很流行的颜色,也是小姐姐在武汉时答应给小妹买的。所以我仍然按照以前的承诺,给她寄去了她想要的的确良。信和东西都寄出去了,但没有回音。我不由得问自己:我们还是朋友吗?

      啊,“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海涅

 
到二车间当设备班班长

      从长沙回来后,我被调到二车间的设备班当班长,在武重那边上班。设备班的任务是专门生产一些买不到的自制设备。我们从长沙带回来大量的设备资料,所以有很多事情要做,非常忙碌。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看书。特别是到了设备班,觉得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每天中饭后也不管其他人在那里打牌聊天,或者睡午觉,就抓紧时间看看书。基本上和其他人没什么交流,搞得有些人在背后说我:“这个人怎么象个苕(武汉话,就是傻瓜),一天到晚只会看书。”

      二车间原来是街道办的滨湖机械厂。虽说是街办,但小小工厂里面藏龙卧虎,有不少人才,只不过大多屁股不太干净而已。如有哈军工的肄业大学生,也有做手表多年的老师傅,还有走南闯北的老江湖,当然也有江湖上的混混。另外。车间还聘请了几个从武汉重型机床厂退休后的老师傅,据说是八级钳工。年轻人则和一车间一样,都是病退回城和像我一样,属于父母多子女身边无人被招工回来的。这里的团支部倒是活动不少,经常组织大家学习和游玩,搞得挺有生气。那个时候刚出了毛选第五卷。团支部经常组织我们一起学习毛选。是不是真学到什么不知道,不过能经常和大家一起说说话,讨论一些问题,交流看法,倒是很有意思的。

      在这些年轻人中,刘松年慢慢成为了我的好朋友。

      小刘跟我一样,也是“多子女身边无人”那批一起招工进厂的知青。所以实际上一进厂就相互认识了。不过他在中北路的二车间上班,而我在徐家棚的一车间上班,平时见面很少,当然也没有什么接触。我到了二车间后,他也在设备班上班,天天在一起。进厂一年多来,他也是为数不多的勤奋并且好学的人之一,我们之间的话自然就多了。

      刘松年的家在华中农业大学。由于离厂很远,他就带着行李搬到司门口三车间,在顶层的阁楼上搭了一个临时铺盖。方便上班,也有很多时间可以看书。他经常跟我在一起,谈论自己看了书后的感想或者看法,这时我总是静静地听。其实,小刘比我小六、七岁,跟我的弟弟江小林一样大。但有很多地方跟我相似:做事吃得了苦,吃得了亏,对事情很认真,对人很真诚,也很诚恳。他跟我最大的区别或许是:我考虑事情从来只从“是”和“非”来判断和处理,从来不考虑是否会得罪人,因此自我感觉总是比较好。而刘松年显然比我要谨慎得多,在考虑如何处理问题时,常常把别人的看法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因此,他从没有像我那样,有时候会像狼一样的凶猛。看得出来,他的思想负担比我要重,自我感觉也不是很好。在社会经验方面,我感觉他比我行。真的,这可不是年龄能决定的啊!就这样,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长沙培训时来过的徐师傅也在二车间设备班,就坐在桌子对面。他理所当然地成了我的师傅。我有机会真正领教了他的手艺:刨床刨出来的平面,徐师傅拿过来看看,嫌刨得不够平,自己要动手修整修整,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用千分表仔细检查,经过徐师傅手以后,那个平面确实就是比原来好多了!这绝对不是吹牛皮能吹出来的。哪像我们,一锉刀下去,总是两头低中间高。要做到他这个水平谈何容易!没有几十年的磨练,不可能有这样的功夫。而且徐师傅并不保守,很愿意教年轻人一些机械制造的窍门,特别喜欢我这样喜欢动脑筋的年轻人。我们很快就成了“忘年交”。我把平时学到的一些知识都一点一滴地记在笔记本里,到我离开工厂上大学时,已经记了一大本。

      二车间可能比一车间晚成立吧,刚来时除了老师傅,大多数人都还没有板凳。一天,突然有人叫:“凳子来了,去领板凳啊!”大家一窝蜂地跑了出去。我没理睬这事,站在那里继续加工零件。徐师傅看我没动,奇怪地问:“你不去拿凳子?”我头也不抬地说:“要什么凳子,这里比在农村插秧割谷舒服多了。”徐师傅嘿嘿地笑起来。我看着他问:“不对吗?农村干活比这累多了,也没凳子坐,不是一样过日子?”徐师傅点点头:“是啊,是啊,不同的人感觉是不一样的。”其实,我最不耐烦分东西这种事了,巴不得大家领完了我去拿最后一个。即便后来我到了水生所,当了室主任,别人为了得到一张好点的桌子,一台新点的电扇,争得脸红脖子粗,甚至哭哭啼啼地来我这里告状,我却丝毫不感兴趣。是不是和别人的想法不太一样?

      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在长沙看到的加工手表主甲板(也就是机芯)的那台自动铣床做出来。好在形状复杂的凸轮已经做好了,做自动铣床就简单多了。但是由于精度要求很高,所以不能掉以轻心。

      我画好结构图和总装图,交给跟我一起进厂的王晓林,叫他画出零件图来,然后分给各台机器进行车钳刨铣加工,再拿回来组装。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根据程序,王晓林画好的图纸要先给我看看,没有问题签个字就可以拿去加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突然发现他把图纸直接拿去加工了。我问王晓林:“这图纸我还没签字,怎么就拿去加工了?”王晓林满不在乎地说:“没有问题,我给武重的师傅看过的。他们已经签了字。”说着把图纸递给我看。上面果然有武重吴师傅的签字。我仔细核对以后,发现有两张图纸确实有点问题,立刻紧张起来。我赶快通知车间的调度:“图纸没有我的签字,不得加工!”

      车间的调度看到我检查过的图纸,上面都写着
“江已审”的字样,不由得笑了起来:“小江啊,人家八级师傅检查签过字的图纸,你再来审查批准?”我想了想,反问他:“你说,如果这图纸出了问题,是该他负责还是该我负责?”调度肯定地说:“这是你做的设备,当然由你负责了。”我立刻说:“如果是我负责,我必须把关。谁说了也不算数。”调度好像不认识我一样,朝我看了又看:“理倒是这个理啊,但你好像跟别人想的都不一样”我摸着脑袋看看调度,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在装配一台机器时,首先要选定一个基准面,才能确定其它的位置尺寸,否则后面无法准确定位,误差会越来越大。开始装配自动铣床了,我发现王晓林把基准面搞错了。但奇怪的是,当我告诉他时,小王说不出任何理由,却依然死死地抱着原来的看法不放。我明显地感觉到,小王倒并不是认为他一定是对的,而是认为那是武重的吴师傅教他这样定的。而吴师傅此时正坐在旁边低着头一言不发。我大声地说:“我们要讲道理啊,你说说你的根据是什么?”王晓林张口结舌地说不出来。这时武重的另外一个游师傅听见我们在那里吵架,就过来问:“什么事情?”当他知道事情的缘由,仔细地看了看图纸,很直率地说:“是啊,小王把基准面定错了,小江说的才是对的。”这样才算过去了。

      事后,同事小李找到我,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知道吗?那天吴师傅气得牙咬的格格响,要不是看到你是班长,恨不得一榔头打死你。”我大吃一惊:“就因为他是老师傅,错了也不能改?”小李笑笑:“这种事不要太认真了,反正做坏了又不要你賠。何苦去得罪人?”我摇摇头:“从小我爸爸就教我,只能服从真理。”小李摇摇头,叹了一口气。我这才真的感觉到,我的想法怎么好像总是和别人格格不入?

      有些事情我确实是特别叫真。隔壁桌子的罗师傅就是属于社会上小混混的那种老工人,有点小本事,但实际摆的谱比做的要多得多,而且还时不时的在车间里兴风作浪闹事。看到大家都很尊敬徐师傅,就经常有意欺负他。一天下午,罗师傅又在那里不干不净地骂人,徐师傅低着头一声不吭。我实在看不过,就问他:“你把话说清楚,这是在骂谁?”他一脸蛮横地说:“不关你事,不想欠打就少管闲事!”我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你再敢对我这样说一句,我砸烂你的脑袋!”他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反应,停了两秒钟,大声叫道:“我就这样,你敢怎样?”我想也没想,抄起大扳手就朝他脑袋扔了过去,再顺手拿起锤子。罗师傅的脸顿时白了。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赶快把我们拉开。后来同事们问我:“你怎么那么大的胆子,敢跟他打架?”我说:“不知道,我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只想教训教训他。”不过罗师傅从那以后老实多了,再也不敢在我面前说些不三不四的怪话。看来耍流氓的还是怕不要命的。嘿嘿!

      打倒四人帮有半年了,车间经常组织大家学习打倒四人帮的文件。对四人帮,大家确实是非常痛恨。十年浩劫,我们整个国家被拖到苦难的深渊,它使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每个人也吃够了苦头。实在是罪恶滔天!但在那时候,好像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高度。仅仅是在大量宣传四人帮把“照过去方针办”篡改成“按既定方针办”的阴谋罪行。按照华国锋的话说:六个字就改了三个。但意思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在讨论会上,大家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过去”的方针是不是“既定”的方针?我突然想起,在去年打倒四人帮之前,就传达过华国锋的什么讲话,讲过这方面的问题。我赶快找出工作笔记本来,果然上面有记录:一九七六年六月底传达华国锋的讲话,里面提到的就是“按既定方针办”,而不是“照过去方针办”。我拿着记录本把这段话念给大家听,大家都呆住了。这可是在四人帮倒台前的记录,编不出来的啊!后来,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文件一定是假的,是冒充“华主席”的名义发的。嘿嘿,学习讨论会就这么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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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注册很麻烦 回复 悄悄话 总算明白了:

比如“我考虑事情从来只从“是”和“非”来判断和处理,从来不考虑是否会得罪人,因此自我感觉总是比较好”。

所以一直得罪了人都不懂
dingc2008 回复 悄悄话 与小妹的关系本来就不看好,除了年龄的差距,实际上所谓的爱情只不过是特殊时期相互需要的亲情更多一点。主人公能很快地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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