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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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标兵

(2017-06-19 17:58:41)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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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兵

      年底了,厂里开始每年一度的先进工作者评选工作。一天傍晚,操书记把所有的班组长留下来开会,说是要评选优秀工人。我们这些从农村回来的人对此非常茫然,找了个角落坐下来。一会,就在领导的讲话声中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被身旁车工班卢班长的大嗓门吵醒了。一听,原来他正在推荐我:“……要是大家都像小江那样干活,我们一年的工作半年不要就能搞完。我觉得他能当标兵!”。大家一致表示同意。我赶紧把头低下,不过心里也觉得有些好笑:“要是像我这样就能评先进的话,那农民个个都是先进工作者!”

      那时候的先进工作者没有什么物质奖励:既没有钱,也没有奖品。就是发一张奖状,有时还发一本鲜红的笔记本。所以谁也没有把这当回事,过两天就忘记了。

      年底,厂里比较忙,经常加班和上深夜班,就是从晚上十二点干到清早八点。一天清早,我刚下班,正准备回家,厂门口有两个人好像已经等了好久,走上前来就问:“你是江育林吗?”。我刚点了点头,那两个人就赶快把我紧紧地拉住。仿佛一松手,我就会飞走似的。搞得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原来,我不仅被评为厂里的先进工作者,而且被推选到二轻局,然后被推荐到武昌区委当了模范人物。武昌区委在武昌最热闹的司门口有一长排宣传栏,要在那里挂上“先进人物”的照片。而那几天我刚好天天在上深夜班。区委的人来工厂几次找我想搞张照片,但都没能找到。再不找到我就来不及了。所以他们才显得如此着急!要不怎么今天清早就堵在工厂门口,要把我“押”到照相馆去照“标准像”?

      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被他们糊里糊涂地带到一个照相馆。由于干了一晚上活,人一脸的容倦,头发也是乱蓬蓬的。照相馆的师傅拉着我洗了个脸,让我清醒清醒。然而头发怎么也梳理不顺。他看了半天,顺手把自己头上的帽子取下来戴到我头上:“这样差不多了吧?”。大家看看也凑合,我就这样被照了一张“标准像”。

      几天后下班回来,刚到家,就看到门口贴了一张大红喜报。我还没进门,妈妈就高兴地迎了出来。原来下午,操书记叫一帮小年轻开着小车,敲锣打鼓到优秀工人的家里送喜报。先到了妈妈上班的图书室,妈妈刚好回家了。他们又一窝蜂地跑到我家里,把大红喜报贴到家门口。把隔壁左右都惊动了,搞得好不热闹。爸爸妈妈也得意了一把,那天真的高兴极了!

      春节前,武昌区委召开先进代表大会。顺便给我们这些代表会会餐——在那个年代,能吃上几次好饭菜就是很好的待遇了。由于“大战四季度”,我天天下半夜上班,白天根本没有精神,坐在大礼堂里一下子就睡着了。可能睡了有一个多小时吧,猛然醒来,发现有人正看着我。我吃了一惊,赶快坐起来一看,天哪!这不是在武昌区委党校劳动时见过的那个区委书记吗?我被吓醒了。立刻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区委书记倒是乐呵呵的:“嗨,你睡得可真香啊,一个小时动都不动一下,昨晚干什么去了?”。我小心翼翼地回答:“对不起,昨晚我上深夜班。”“喔,这样啊。那你继续睡吧,没事。”。嘿嘿,他倒挺豁达的。我的瞌睡早就被吓醒了,哪里还敢继续睡。

      晚上开完会,我又来到车间。王书记很紧张地跟我说:“你们班上有人在闹意见,你要有思想准备啊!”。我感到很奇怪:会有什么意见?笑了笑,就走进部件班。刚一进门,原来闹哄哄的声音立刻安静下来,大家一声不吭地低头干活。过了一会,有人在背后咕噜了一句:“他是先进,就叫他一个人干活好了。”我回过头来一看,是黄师傅在那里满脸怨气地发牢骚。我不由得笑了起来:“行啊,你们谁不愿干活就回家,我来做,不就是十九个人的活吗?我一个人干得下来!”大家都呆住了。仔细想想也是,那个年代,十几个磨洋工的人能干多少事?碰见像我这样的“拼命三郎”根本不会放在心上,无非就是多干点活而已。于是,他们的嘴闭上了。王书记过来看到大家都一声不吭了,很奇怪地问我:“你怎么把他们搞得服服帖帖的?”。我看着王书记,一句话也没有说。是啊,多做事,少说话。大家拿的工资都是一样的,只要你做的事情比他们多,他们还有什么说的呢?

      就这样,从厂里到轻工业局,再到武昌区委,一九七五年我拿了几张奖状,获得一堆笔记本——这就是对我一年工作的奖励。但我挺知足,我感到自身的价值能够被别人认可。原来工厂和农村一样,只要你好好干活,平头百姓对你的“家庭成分”也并不是那么在意的。


 
混乱而又动荡的一九七五年

      一九七五年是动荡的一年。邓小平当了副总理,开始抓生产,提四个现代化,提“抓革命,促生产”。技术人员逐渐被解放出来工作,但平反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文革的“正确性”不容否定。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省防疫站通知爸爸从劳改队里出来上班,但同时也宣布整爸爸没有错,也不恢复他副站长的职务。那段日子,是爸爸最郁闷的时期。我看到爸爸把原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亲自颁发的湖北省卫生防疫站副站长的任命书放在枕头下面,天天一声不吭地拿出来看看,又塞到枕头底下。文革到此已经有九个年头,其中爸爸几次因需要被拉出来用用,在搞完事后又把他打回“黑帮”。而这一次,是通知他恢复工作了。满怀希望的他却没有想到,对他的几顶帽子没有任何说法,更没有恢复他的职务。郁闷的心情可想而知!

      那时候,很多家庭都有子女在农村劳动,如何把他们搞回城里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像我这样根据“多子女身边无人”的政策回来毕竟一家只能回一个。病转不仅不好搞,回来后也难找工作。像姜都那样回来几年了都呆在街道,也是家里的一块心病。很多家长就打起了“退休顶职”的主意。就是自己提前几年退休,把名额让出来,把自己的子女招工到本单位上班。妈妈已经快到退休年龄了,一直就在打这个主意,希望能用她的指标把小林顶回来。

      不过形势毕竟在逐渐好转,生产在一点点搞起来,招工也开始慢慢恢复。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在湖北省第六建筑公司为小林搞到了一个招工名额。小林被招上来了,家里最大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那时候小林上班的建筑工地就在街道口,离家里只有一站地,上班比我要近很多。不过工作挺辛苦。开始是当钢筋工,每天在工地上扎钢筋,手上一下子就打满了老茧。不过毕竟户口已经回了武汉,能吃商品粮了,而且有了一个固定的工作。我们感到非常满足。

      经过这些年的政治运动,妈妈当了好多年的“反革命”,也见到了太多的世态炎凉,早已厌倦了看别人白眼的日子。因此当小林一回城上班,她马上就急不可耐地办理了退休手续,再也不愿意到图书室见那些人了。

      那年整个院子里只退休了三个人,而且都是没有路子和后台的。我至今都没有弄明白,那一年退休的三个人员不知道怎么被推到了街道,退休金和看病的报销都由街道解决。而在此之前和之后的退休人员都在院里拿退休工资,看病到院里报销。后来等到妈妈中风瘫在床上,我才真正体会到:和在单位领退休工资的人相比,妈妈的这种处境是多么的悲惨!

      一天傍晚,我们正在吃饭,突然有人敲门。爸爸把门打开一看,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很健壮的小伙子站在门口。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而爸爸突然脸色大变,赶紧把他们请进屋来。原来他们是美国婶婶的亲戚,住在福建省福清县。他们的家人原来是国民党的邮政官员,解放前后曾经为建立新中国的邮政系统立下汗马功劳,受到中央的嘉奖,周总理还专门为他提了词。但在文革中被整成了“阶级敌人”,大概受不了当地的折磨逃了出来。中年妇女满眼露出委屈的眼神,小伙子露出上身,浑身都是伤痕。他们讲到当地整人的情况……,我感到简直像是在电影中“旧社会”的情景!只不过从国民党整共产党变成由共产党来整国民党了。

      我猜爸爸妈妈一定对他们的到来感到非常紧张。连说话都不敢大声,经常在一起悄悄地商量什么事情。其实他们说的是带有很重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就是大声说我也未必能听懂。我想他们逃出来大概想找个地方申诉吧。但在那个年代,哪里又能够接受这样的申诉呢?

      他们就这样每天早出晚归,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来无影去无踪,过了好几天才离开。直到好几年以后我们才知道,他们被彻底平反了,周总理的题词也做成了邮票。他们成为当地的“名人”了。

      这就是一九七五年,极其混乱而又动荡的一年!


 
小妹被招工出来了!

      元旦到了!进入一九七六年。

      一上班,我就收到小妹的来信。她告诉我,最近湖北省已经恢复停了三年的招工。基本上是整个公社里的知青被招到同一个单位,掇刀公社的知青全部去荆襄磷矿。她已于元旦前到那里报到了。

      啊,小妹终于当工人了。我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起来。我摊开地图,在上面仔细地寻找荆襄磷矿的位置。我算了又算,从家里到她那里大概有二百八十多公里。嗯,步行要五天半才能到。我该怎么才能去见她呢?不知道有什么交通工具能去那里?在我的头脑中,好像走路是最靠谱的方式了,但这也实在是太远了。那几天我一直在想,怎么才能和小妹见面!

      一月三十一日是春节。月底,到处是一片过节的气氛。周总理的逝世和对未来形势的不可知给人们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但年还是要过的。

      二十八号早上一上班,刚进厂门,传达室的老头就喊住我:小妹从荆襄磷矿打电话来,说有个叫李世英的同事回武汉,顺便托她从那边给我家带了点藕,叫我到她家去拿。没等他说完,我骑上自行车就冲了出去。在武昌的大街小巷里找了好久才找到李世英的家。我站在门口大声喊:“李世英在家吗?”。谁知两个老人一起从屋里出来问:“李世英回来了吗?”搞得我莫名其妙。原来李世英告诉她家里明天才回家,是我自己心急火燎地没有听清楚。我只好第二天骑车再去一趟。小妹托人带了一些藕,还带了一封信。她告诉我:她被分配到矿上的广播站做播音员,工作挺轻松的。春节期间,凡是家在武汉的新工人都回家了。像她家离得太远,买不到车票,来回时间也不够,就只有在那里过年了。看着信,我真希望她能来我们家过年。我相信她也一定很想来,只是在那个年代,不好说罢了。

      那个春节,我就在这样的思念中度过。谁知春节后的初五,刚上班,传达室的老头递给我一张纸条,说小妹昨晚来电话,她坐晚上从荆门到武昌的火车来武汉,今天早上到武昌。我大吃一惊:现在已经八点了。这趟火车虽然经常晚点,有时竟然会延迟到下午五点,但正点是九点到啊。我立刻骑车赶到武昌南站。刚过完年,火车站里挤满了人。出口处人头攒动,根本就靠不拢。我生怕错过了,就买了张站台票,溜进车站,里面的人少多了。还好,那天的火车只晚点不到两个小时,十点多火车就喘着粗气,轰隆隆地进了站。我一眼就在下车的人群中看到穿着粉红色花棉袄的小妹从车厢里走了出来。我高兴极了,赶快迎了上去。走近了才看到小妹皱着眉头,手上还打着白色的绷带。“你怎么啦?”我吃惊地问。原来她在广播站当了几天播音员后,大概领导觉得她不太合适,就叫她去改学驾驶,将来当司机拉矿。春节期间没事,先安排到厂里的班车上帮忙卖票。谁知道一不小心在关车门时把手指头夹伤了,痛了一天,矿上的医生说发炎了,给她拔掉了受伤的指甲,然后开了几天休息条子。她一想正好趁这个机会来武汉看看,就连夜上火车来了。

      我不禁摸了摸那包着纱布的手指头,小心地问:
“还痛吗?”。小妹苦笑着说:“很有点痛啊!”我看着小妹,不知道该怎么才能减轻她的痛。包得那么厚的纱布,连给她吹吹都不行啊。

      我带着小妹搭十五路汽车回家,离家还有老远老远,就看到妈妈摇摇晃晃地从坡上吃力地跑了下来。我告诉小妹:“那就是我妈妈。”小妹脸一下子就红了。妈妈走近了,拉着小妹的手,脸上笑开了花:“你是江恩吗?欢迎欢迎!”爸爸也没有上班,在家里等着。爸爸在荆门见过小妹,所以大家在一起都比较随便。小妹也没有那么紧张,大家就聊了起来。原来荆襄磷矿离应城很近,所以来武汉要么是坐应城过来的长途汽车,要么是坐从荆门开往武汉的火车。小妹可能是为了赶时间,坐的是下半夜才路过应城的那趟火车。爸爸听到这里,赶快对小妹说:“那你昨晚没有休息好啊,赶快睡一下吧。”。

      睡觉起来后,小妹的手痛的很厉害,妈妈把她带到院的医务室。医生打开绷带,看了看伤口说:“处理得挺好的,没有问题。只是拔了指甲会痛几天,十指连心啊。忍几天就好了。”我们都安慰小妹忍忍。小妹皱着眉头说:“我还没有梳头哩,已经几天没有梳头了。”我看看她的头,确实有些乱蓬蓬的。妈妈看了看小妹的头,开玩笑地说:“育林,你帮她梳头吧。”。我吓了一跳,连忙摇摇头说:“我哪里会梳头,我自己的头都从来没有梳过”。妈妈和小妹都嘿嘿地笑了起来。妈妈说:“算了,还是我来给你梳头吧”

      下午,我带她到武汉大学走了一圈。那里有山有水,我们边走边聊。小妹告诉我,去年春天,她很晚才从恩施回到农科所。夏天,罗老师又从恩施赶过来,陪她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到秋季,就逐渐有单位来招人了。当时大家都知道大招工即将恢复,对知青是否上工也并不在意,所以实际上小妹去年没有干多少活。在荆门这个地多人少的粮产区,插秧和割谷这两个农忙季节是非常辛苦的。我最担心的就是小妹一个人在农忙时能否受得了。听到这些,我松了一口气。我也跟她讲了我这一年的经历:在武昌区委党校劳动,当部件班长,做模具……。当然也讲了被评为先进标兵的事。但是,小妹似乎对我在工厂的情况不是太感兴趣。

      晚上,爸爸悄悄地把我拉到一边问我:“你对江恩说了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吗?”我摇摇头说:“你不是去年跟她写信说了吗?”爸爸听了啼笑皆非,生气地说:“胡说,这种事我说了能代替你说吗?人家都来我们家了,你还不跟她把这事说清楚!”我一下子紧张起来:“一定要说吗?”“嗯,当然!”爸爸的话里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第二天一早我问小妹:“今天去东湖玩吧?你没有来过武汉,这里就是最好玩的地方了。”小妹点点头。由于不是周末,东湖的人很少。正好我们两个在那里慢慢地逛。我想起爸爸说的话……,该怎么开口呢?我的心里有点慌乱,几次想开口,憋了半天还是没能说出来。就这样,我们在东湖游了半天,到快吃中饭前才回到家里来。

      坐在下面的小屋子里,我看着小妹,小妹也在看着我,似乎在等着什么。我想了想,鼓起勇气说:“小妹,你愿意跟我谈朋友吗?”下面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脑袋里一片空白。小妹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过了一会才说:“我既然到你们家里来,肯定是愿意跟你谈的。不过,我们一到单位,领导就跟我们说,学徒期间不能谈恋爱。我还不能跟单位说我们两个的事情,过段时间再说吧。”我点点头:“这有什么关系,又不是一下子的事情,你先好好学开车吧。”把话说出来,我一下子感到轻松。

      下午爸爸要找她谈话。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单独找小妹,怎么跟领导找下级谈话一样,还要一个个地讲?等小妹回到下面屋里,我问小妹:“爸爸跟你说了什么?”小妹笑了笑:“没说什么,就是说你们家里都欢迎我。”我想起去年大姐姐去掇刀的事情,就问:“爸爸说了大姐姐的事情吗?他怎么说的?”小妹摇摇头:“说了,等于没有说。”我没有再问下去。是啊,只要我们两个人愿意,管他其他人是什么意见,又有什么关系呢?

      小妹只有三天病假,晚饭后,她就要回去了,妈妈做了好多好吃的东西,还叫她带了一大包回去慢慢吃。怕她手冻坏了,又把自己的尼龙手套脱下来送给小妹。看到爸爸妈妈高高兴兴的样子,我心里想:“这是江家的儿媳妇啊。”不由得“噗哧”笑了出来。小妹奇怪地看着我:“你笑什么?”我摇摇头:“没什么。”

      我们到了火车站,看着小妹坐上车,我担心地问:“到那边快十点了,会有汽车去矿山吗?”小妹肯定地说:“有,要是没有,我打电话叫他们来接。”“你什么时候能再过来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我过去看她不合适,那就只有等她来武汉了,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小妹笑笑说:“不要急,到时候再看吧。“

      火车渐渐地开远了。我看着远去的火车,不由得想到:小妹在矿山,本来工资就很高。现在又要当司机了,在那个年代,司机是非常吃香、待遇非常好的的职业。不像现在,是个人都会开车。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她的工资一定会远远超过我的工资。我不由得有点担心起来:我能给她幸福吗?怎么能给她幸福呢?

      我跑到汽车标准件厂,找到陈宣美,告诉他我跟小妹谈朋友的事情。他一听高兴地拍着巴掌说:“好啊,将来想办法调到武汉来开公共汽车,上班时别人从后面上,你从前面上!”。我推了他一把:“你说,她人又漂亮,工作又那么好,将来会看上我吗?”。      陈宣美不笑了,看着我,不置可否地“嘿嘿”了两声。

      我的心里更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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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严教授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dingc2008' 的评论 : 老江回话:认识,是我中学同学,下放到离我不远,后来是去武钢了。现在还有联系。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美国严教授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dingc2008' 的评论 : 我帮你问问。
dingc2008 回复 悄悄话 作为一个有许多相似经历的同龄人几乎是一口气将已发布的博文看完,仿佛进行了一次时空穿越,与主人公一起或悲伤或高兴或彷徨或希望,跌宕起伏的心情许久不能平静。我也是武汉人,武昌实验中学老三届的高中生,下过乡,回了城,也同样由于出身的影响受到当时社会的歧视。也终于迎来了春天,上了大学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现在有些人谈到上山下乡的经历高唱:青春无悔,我的观点是青春无法悔,我们的青春不是我们的主观意愿,而是被强制的。我不希望将来还会有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永远也不再有!
另外问一句:主人公有个同学叫刘敦昭是不是后来招到武钢的?他是我的同事很熟。
Jan_548 回复 悄悄话 为作者的工作受到肯定而高兴,同时也对他的抑制力而惊讶,这么多年来对女朋友不越雷池一步,要是一般人早已是生米煮成熟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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