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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等待招工的日子

(2017-06-11 14:03:08) 下一个
【版权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 - 江育林】

第四部分:在泥泞中前行
1975 –1978)
 
      夭折的初恋虽然带给我巨大的打击和无限的悲伤,但它带给我的财富也是无限的。那场梦使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绝望,然而也正是它, 把我推到了永不屈服的人生制高点。

 
刚回武汉的日子里

      自从我们家于一九七二年初的大年三十被赶出来后,防疫站就在十七栋给了一个单间给爸爸妈妈住,另外在相隔约一百米外的十六栋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单间,让我们回来时住。我回武汉后,爸爸妈妈就安排我住在下面十六栋的房间里。那仅仅是位于一楼的一个前后都有门的小房间,里面只有两张小床。没有厕所和洗脸间,好在走廊对面就是公共卫生间。其他住户就把炉子安在走廊或者前面的台阶上。我每天就在这个房间里活动,到吃饭时就叫我上去吃饭。

      一九七五年元旦,我刚回来第三天。那天早上我正坐在床上东张西望。突然,通往走廊的后门开了,一个女孩推门进来,我赶快站起来看着她。她笑着对我说:“你是江育林吧?我叫樊惠芳,是你大姐的好朋友。”我似乎在哪里看到过这个名字?突然我想起来,就往墙上的挂历上仔细看,果然在挂历上用圆珠笔写了“樊惠芳”几个字,下面好像还有电话号码。我很紧张,不知道该说什么。倒是她非常随便,看得出和我们家里很熟。她是来叫我上去吃饭的。一听说是大姐姐的好朋友,她在我心里的年龄就立刻大了一些,至少是属于大姐姐那一批的人吧。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其实她比我还小。

      吃中饭时,爸爸告诉我:她在武汉市无线电器材厂当工人。如果感兴趣,可以到她那个厂去看看。我正在等待招工,当然对工厂感兴趣了,我需要对各种工作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于是立刻答应了。

      元月四日,我按照爸爸画的路线图,来到位于古田二路的武汉无线电器材厂。我去过沙洋化肥厂这类化工厂,也去过荆门电管所和农机厂这样的工厂,而这无线电方面的工厂还是头一次。我很有兴趣地看着一切。那里有做半导体的化学车间,也有把芯片焊接到晶体管外壳里的装配车间。总之,都是做一些很精细的工作。我特别被一台自动化的送料机器吸引住了。一些晶体管的壳子杂乱地堆在料斗里,在振动器的推动下一个个整整齐齐地顺着一圈一圈的槽子往上走,并自动地把放反了的壳子剔出来,然后进入加工程序……。真的奇妙极了!我趴在那里看了很久很久,还不愿离开。

      元旦过后,我来到珞珈山街道事处。凡是有武汉户口而没有工作单位的人都必须归到户口所在的街道办事处管理,我自然也不例外。接待我们这种人的是个女干部,看起来比我要年轻。她先是一本正经地向我宣读了文件:“你可能被分配到国营单位,也可能被分配到集体单位。要根据情况决定,你应当有两种准备啊!”——在那时的中国,国营工厂的工人才算是真正的工人阶级,而集体工厂的工人似乎带有“资本主义”成分,至少没有国营工人纯洁吧,因而他们的地位也是不一样的。例如调动工作,国营单位的人只要上面批准就可以调动,而集体单位的人则很困难,通常需要对调。就是说要那边也刚好有个人想要调过来才行。工资待遇也不一样。那时候没有私营,只有一些个体户算私营的,那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有也不算“革命经历”。那时候连工人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当她听说我是团员时,随口问了一句:“你什么时候入团的?”“一九六五年”。那人吃了一惊,回过头来看了看我,大概觉得我的团龄够长的了。口气也松了很多:“以后有空可以帮我做些宣传,像出出黑板报的,行吗?”我无所谓地点点头。她突然想起了什么:“你的档案带过来了吗?”我心里咯噔一跳,装作一脸茫然的样子:“没有啊,还要我们自己带档案吗?”她很不高兴地说:“怎么你们一个个回来时都是这样,除了户口和粮食关系外,什么都不带,连个手续都办不全?”大概看看我的年纪比她还大,就无可奈何地说:“算了,让将来招收你的单位来重新做吧”。我这才发现,没有带档案回来的知青好像是大有人在,于是暗暗松了一口气。

      由于街道办没有什么事情,所以她也并不要求我们天天来报到。只是要求我们隔几天来看看,是否有招工的消息。几天后,当我再次来到街道办时,突然看到姜都也在那里。我很意外,因为我已经几年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了。当然很高兴,总算看到一个朋友。后来才知道。姜都一九七三年就被集中到了张坪大队的一个祠堂里住。那里条件比在老乡家里要差很多,几个月后就病了。回武汉住了几个月的医院,然后就开始办理病转回城的手续,十月份就回了武汉。难怪去张坪两次没有见到她。现在她正在水利电力学院的土力学教研室做临时工,帮着做试验辅助工作。所以也算是没有正式工作、经常要来街道办的人。大概姜都顺便在帮街道团委做点事情,帮忙收团费。因此还能见上几次面。我看到姜都一年多了还没有工作,不由得担心起自己来。我问那个管我们的干部:“我们不会在这里等上几年吧?”那个人摇摇头:“你们不同,市里是要负责安排工作的,不会等很久了。”我这才稍微放心一些。

      到一九七五年为止,湖北省已经停止招工二年多了。知青们根本没有被安置任何工作的可能。很多设法以“病残”的名义回城的知青只是拿到一个武汉市的户口而已。没有工作,他们根本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有的只好无奈地依靠父母,有的就到处打打零工。所以我们这些因执行“多子女身边无人”政策而能把户口转回武汉还包管分配工作的的知青,就算是非常幸运,成了被羡慕不已的人。

      三号早上吃早饭的时候,爸爸问我:“你给小林写了信没有?”我摇摇头:“这几天都在办手续,很忙,过几天再写吧。”爸爸突然对我发起火来,开始破口大骂:“你自己回来就不管小林了?你知道他现在在下面是什么心情吗?你不写信去安慰他,太没有良心了!”如此云云。我吃惊地看着爸爸。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要发那么大的火,不就是写封信告诉小林我回来了吗?至于吗?爸爸还在那里发挥:“你知不知道小林现在在那里是多么难受?是什么心情吗?”我听不下去了,就说了一句:“那你知道去年我一个人在乡下是什么心情吗?”没想到他横蛮地说:“我管你是什么心情!”我静静地看着他,然后一声不吭地走了,把他留在屋子里。我觉得这不像是我的家。如果我有自己住的地方,哪怕再破再旧,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离开这里。但是我现在实在是无处可呆啊!

      虽然武汉市政府答应会安排我们这些人的工作,但大家对此仍然存有很深的疑虑。元旦后,我们就开始到处找熟人“帮忙”了。爸爸说,在广埠屯有个任伯伯是爷爷的老同事,曾经在街道上班,说不定能帮上忙。于是有天傍晚,我们提着两瓶从荆门带回来的小麻油去拜访他。任伯伯住在广埠屯商场旁边一个破旧的小屋子里,看得出生活条件很差。看到我提了麻油来非常高兴,不过他也实事求是地说:“我尽量帮忙吧。”我感觉到他年纪很大,好像很老了,不禁怀疑他会有什么本事。不过反正是个熟人吧。去看看他也是应该的。

      后来在街道上还碰见了初中的一个同学朱公银,他家在东湖边的农村里。当他在街道上见到我,就跑到我家来玩。爸爸听说他要帮我在街道“活动活动”,其实也就是老同学之间说说而已的帮忙,以为他有什么本事,还拿出几块钱叫他去“活动”。朱公银吓了一跳,我也觉得有些好笑,但也不好说什么。总之,那时候似乎干什么事情都要有“门路”,都要开后门,所以大家对从正规渠道办事几乎没有什么信任感。而按照我们家的情况和环境,根本不可能找到什么真正有用的“路子”。所以听说有人愿意帮忙,当然就要抓住不放了,也不管是不是真的管用。

      一月九日上午,街道办突然通知:下午我们这些人都到湖北省中医学院体检,武汉市汽车运输公司五站的要来招工了!大家都为之一振。吃完中饭我们赶到医院。招工的人已经等在那里了。原来他们需要大量的搬运工。而原先通过办理病转手续回来的那些知青,虽然他们知道有些是假病,但确实有些是真病的。所以还是希望从我们这批人中挑选一些。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凉了半截。肩膀没有力气是我的软肋。在农村期间,我能吃苦,能耐劳,不怕脏,不怕累,但就是不能负重挑东西。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我仔细问了一下招工的师傅。他们回答得斩钉截铁:“将来可能会改做其它工种,但头一年肯定要做搬运工,要扛麻包的。”但,这可是个国营单位啊。我犹豫再三,还是放弃了。人要是连命都保不住,国营单位又有什么用呢?于是我找到招工的师傅,很婉转地说:“师傅,我在农村得过黄疸型肝炎,住过几个月的医院,扛麻包肯定是不行的。你看……”。那个师傅倒是非常爽快:“那你就算了吧。”那时候待业青年比招工的多很多,所以他们一点也不愁招不到人。

      于是第二天我到街道办,跟管我们的干部说:“我身体不行,不能扛麻包,招工的说不要我去了。”她很不高兴地说:“你们这些人回来后就挑三拣四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招工的来,那你就再等吧。”我一听还没有说不让我再去招工,心里才放心下来。

      没想到这一等,在春节前就再也没有招工的了。春节后也一直没有消息。一直等到三月底,才又开始了新的招工。

      汽运五站招工后,街道办告诉我们,春节前不会有招工的了。我就想:自从张崇武离开荆门后就没有再见过面。汉阳县离武昌来回大约有一百多里地。如果骑自行车,虽然有点累,时间上应当是没有问题的。我想到那里看看他。

      要走那么远,自行车是最重要的。头一天,我在家里把家里的自行车仔细地维修了一遍。上了油,刹车也调好了。二十二号一早就出发了。虽然说骑自行车省力,但毕竟有那么远啊,我骑到中午才进入汉阳县。等我找到张崇武,已经是下午快两点了。张崇武并不在生产队劳动,而是在大队的学校里教书。我走进学校,听见他正在讲课。农村的学校其实没有那么严格的。通常来了什么人,老师就随便叫学生们看书,然后跑掉了,大家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劲。但我觉得还是不要打扰他比较好,毕竟他在那里“安家落户”。于是就在外面等着。好在只剩下小半节课,一会,张崇武出来了。他看到我高兴极了,我们就站在那里谈了好久。不觉得天开始暗了。我只好说:“我要回去了,要不然天黑了还没有进城的话,连路都看不清楚了。”由于对前途未知,看得出张崇武心里非常郁闷。也只有这样依依不舍地告别。

      在返回途中,我一路飞奔。好容易在八、九点才骑到洪山。到张崇武家里坐了一会,等我回家,已经是十点以后了。骑了一整天自行车,屁股好疼啊!

      二月一日,小林回来了,他还是原先那个样子。凭心而论,至少我的感觉,他对我被抽调回城的态度和我去年对他要回城的感觉差不多,并不像爸爸说的那样难受。相反,倒是家里其他的人去年对我的态度和今年对小林的态度大不一样。我也懒得去看待这些事情,完全没有这个心情。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重返荆门

      办完各种手续后,我给小林写信的同时也给小妹写了信,以报平安,并希望她能好好照顾自己,注意安全。几天后,她就给我回了信,而且是连续给我写了三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与我离别时的痛苦,对我的思念和依恋。信中说,刚下乡的那几年,有妈妈在旁边,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后来两年,我又站在她身后,帮她抵挡风雨。现在失去了依靠,才真正体会到以前和我在一起的日子是多么宝贵!有我在一起,就像有一个安全的港湾可以躲避风浪,有一个宽阔的胸膛可以依靠,心里踏实多了。而现在,一切都要靠自己了。每每想起和我在一起的日子,就有说不出的难过。小妹的信使我感动。我真的很后悔没有在临走前告诉小妹我对她的感情。真的想飞到她的身旁,大声地对她说:“我爱你”。但看看现实,我连工作都没有搞定,工资也没有,手里仅有的一点点钱还是从农村带回来的。能说“爱”吗?我能做什么呢?

      谁知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一月下旬,我又收到了一封小妹的来信。小妹在信里跟我讲了两件事:一是今年春节公社和区里要他们搞演出,所以她不能回恩施过春节了。心里感到有些郁闷,不过也没有办法。只好自嘲道:“这样的日子也是要人过的。”同时又告诉我:一月十五号,大姐姐来到掇刀的农科所。原来,医院有个姓肖的同事的儿子也在那里当知青,也许是受人之托,跑去看看他吧。小妹听说大姐姐来了,出于对我的感情,自然很高兴地跑出来迎接,并主动和她讲话。出乎意料的是,大姐姐根本就没有理睬小妹,似乎连看都没有看她一眼。这让小妹感到非常难堪,也非常气愤。最后她在信中问我:“我们之间的事是不是就这样算了?”

      读了这封信,我不禁感到十分恼火。虽然我和小妹的关系没有挑明,但大姐姐是知道我们之间关系的。我不知道大姐姐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小妹?

      关于大姐姐这样做的原因,有几个不同的版本。我的感觉是:大姐姐对小妹的印象不太好,所以不是很喜欢她。是不是觉得我已经回武汉了,她已经配不上我了?没有必要再搭理她了?而大姐姐的版本据说是:她那天心情不好,本来就不想搭理人,并不是针对小妹的。爸爸的版本是:情况并不是如小妹说的那么严重,她是否有点敏感和夸大?我自然认为是第一种情况。

      更重要的问题是:小妹已经明确地向我提出了质问:你究竟是想和我谈还是不想谈?如果我仍然保持沉默的话,无疑是告诉他:我不想和她谈了。但这个事情是家里人挑起来的,如果仅仅是我来回答,她肯定是半信半疑。会在我们之间产生很多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我该怎么办呢?

      于是,我想到了爸爸。我把信给爸爸看了,并问他是什么态度。爸爸看后不置可否。先是表示对情况不了解,要问问再说。我告诉他:这件事的真相并不重要,我并不要求他在这件事上发表看法,而是问他,对我和小妹的关系上有什么看法。爸爸犹豫了一下,回答我:“我从来不干涉你们的婚姻大事。你们愿意怎样我都同意。”我看了爸爸一眼:“那好,我现在告诉你,我想和她谈恋爱,你是什么意见?”爸爸没有想到我会问他这个问题,想了很久才说:“你自己愿意,我当然不反对了。”于是我说:“那好,现在家里已经有人反对了,那你去表个态吧!”这样,爸爸只好说:“你等我考虑一下吧。”我大声地对爸爸妈妈说:“我要回荆门过春节!”说完就走了出去。

      第二天清早,爸爸递给我一封信,对我说:“这是我昨晚写的,你看看如果合适,就寄给她吧。”我读了信,爸爸在信中很婉转但也明确地表示接受了我和她之间的关系。对大姐姐在掇刀发生的事情避而不谈。我想也是的,在没有搞清楚之前能说什么呢?能表这个态已经很不错了。于是我把信发了出去。也算是我和我们家的正式表态吧!

      说是要去荆门,可是谈何容易!时间倒是很多,反正春节前没有招工的了。但钱呢?我没有能到荆门来回的路费。唯一的办法是搭油田的便车。通常在春节前,会有便车把尚留在武汉的家属带去荆门,并把在荆门的职工带回武汉,以方便他们团聚。也就是说,我只能在春节前夕才有可能回到荆门。我心急如焚,但毫无办法。

      我到处联系,最后到二月八号,油田从荆门送人回武汉的车要返回荆门,我才挤了上去。大姐姐在荆门的同事潘玲的女儿唐婴和她弟弟在武汉读书,现在学校已经放假。他们也和我一起去荆门和他们的妈妈潘玲团聚。那天又是风又是雨,那个带蓬的大卡车装满了人,慢慢地走了一整天,直到傍晚才到油田医院。估计事先是接到了爸爸的电话,潘玲在那里接我。她笑着说:“你就在我们家过春节吧!明天去把江恩叫来,好吗?”我点点头:“看情况吧。”

      第二天开始放晴,太阳也出来了。我吃了早饭就准备出发去掇刀。潘玲又嘱咐我:“明天就是除夕了,你一定把她带过来,我们一起过年啊!”我没有心思和她讲话,摆了摆手,就赶快往汽车站跑去。

      车站里刚好有一辆去掇刀的车等在那里,准备过十分钟后发车。我坐上去,刚想喘口气,突然看见掇刀农科所烧饭的那个小青年也从后面上来了,看样子也是去掇刀的。我高兴极了,赶快上去跟他打招呼:“回农科所吗?”那人点点头:“你去哪里?”显然他不知道我已经回武汉了。“我去找小余啊,她不是说不回去过春节吗?”那小青年摇摇头:“不是的,公社后来说不演节目了,小余已经回恩施家里好几天了。”我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那还去掇刀做什么?我赶快下了车。想了想,就去了邮电局,挂了去恩施屯堡的长途电话。一会,电话就通了。我刚听到一个女的声音:“喂”,就大声叫了起来:“你怎么不打招呼就走了,我又跑到荆门来了……”。话没说完,那边就笑了起来:“小江,是我啊,我是罗老师。江恩在河边洗衣服,马上赶过来。”我不好意思地说:“罗老师好!”罗老师开心地笑了:“你爸爸写给江恩的信我们都看到了。我说了江恩的,为什么回来不跟你打个招呼。你等会批评她吧。我告诉你啊,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有空把她那里的樟木箱子拿去,做个纪念吧。好吗?”一会,小妹赶来了,她接过电话,小声地喂了一声:“你好吗?”我没好气地说:“怎么好得起来,我跑来看你,你跑回恩施了,我该怎么办呢?”小妹在电话那头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罗老师在一旁大声地问:“你问问小江,能不能赶过来恩施过年?”我一听哭笑不得:我也想去啊,可今天已经是大年二十九了。就算买票搭车乘船一切顺利,也得大年初二才能到屯堡。而且我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钱来买票。

      我放下电话,慢慢地往医院走去,心里真的郁闷极了。我该怎么安排这几天呢?我抬头四处张望,突然看到了路边的高压电塔。我想起了电管所。是啊,我在荆门还有那么多朋友,我为什么不趁机到电管所和生产队里去看看呢?于是回头朝电管所走去。

      大年二十九,到处都放假了。电管所除了值班的和家在荆门城关一带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回家,院子里冷冷清清的。我朝卢老师家里走去。丰阿姨正在那里剁肉馅,卢老师则在洗菜,一片忙碌的景象。他们看见我来了,一脸的惊讶,都不约而同地放下手中的活:“你不是回武汉了吗?”我告诉他们,我是来看望小妹的,不过她回恩施了。卢老师热情地说:“不要紧,那你就住我家过年吧,还热闹些!”。我心里想,早知道是这样,我真的该住这里还随便些。但又一想,心里就不由得有些好笑:如果我早知道是这样,又何必来荆门呢?于是对他们说:“除夕我在医院里过,初一再来看你们吧。”

      吃了中饭,我就赶到冯庙。到了队里,家家户户正在忙着做年饭,男人和小孩则开心地在外面休闲。他们看到我竟然回来了,一个个都惊讶的不得了:“我们以为你再也不会回来了的,没有想到你还会回来呀!”大家都拉着我到他们家里吃饭,可我只有一张嘴巴,只到了四川人谈玉碧家、北头的妇女组长张国芳家、河南老乡李定焕家和会计朱定国家吃了饭。我跟他们说:“过了年我再过来玩吧!”他们半信半疑地问:“真的吗?”我点点头。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一旦我上班以后,再来荆门的机会就很少了。即便到了荆门,恐怕也没有时间到生产队里来。所以只有这次抓紧机会多玩两天吧。

      第二天大年三十,我清早赶到革集电站。老刘正在打扫电站,准备回家过年。看到我来了,放下手中的扫把就迎了上来:“小江,昨天我就听说你回来了,不知道你会在哪个家里。真想你啊!”我笑着打了他一拳说:“我有什么可想的?”老刘摇摇头说:“你不知道,你刚走几天,这里下了好大一场雪。几乎每段电线都被冻断了,电线杆也被拉得东倒西歪的。又没有人帮忙,后来找了好多年轻人,费好大劲才把它们接好。唉,要是你在就好了。”我这才想到,除了通往革集镇的那条线路外,其它的线路都是夏天最热的时候架起来的。通常在入冬前应当调整一下松紧度的,但临走时忘记了。没想到给老刘带来这么多麻烦。老刘拉着我一定要我到他家去吃年夜饭。我摇摇头说:“不行啊,我马上要赶到医院去,要不然他们看到我一天没有回来,会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哩。”

      等我从革集回到潘玲家里,天已经开始暗下来了。潘玲担心地问:“你跑哪里去了?两天都没有回来。”我有气无力地说:“江恩回恩施了,我回生产队玩了两天。”潘玲看着我,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过一会招招手说:“算了,吃年夜饭吧!”

      除夕夜,潘玲家做了很多菜,那时候没有电视机,也没有什么春节晚会。所以除夕也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吃饭,热闹热闹。桌子上虽然有很多菜,但是有一条蒸全鱼是不能动的,要完整地端下去,已示“吃剩有余(鱼)”或者“年年有余(鱼)”的寓意。

      那天,我根本没有心思吃年夜饭,随便吃了两口就回房间了。感到很无聊,于是提笔给小妹写信。写什么呢?我不由得想到小妹给我的信中说的话“这样的日子也是要人过的。”不由得自己笑了起来。是啊,如果小妹春节回不去,我又不能来的话,她今天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吗?于是我提笔给她写信:“现在正是除夕,我坐在房间里很无聊,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这样的日子也是要人过的……。”就这样,我一个人坐在小房间里一直到半夜,过了一个除夕。

      第二天,我高高兴兴地跑到电管所,给卢老师和丰阿姨他们拜年。他们高兴极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亲人,过年也不会有什么人过来给他们拜年。中午,桌子上摆满了好吃的菜肴。卢老师说:“以后还会常来的吧!”我笑笑:“谁知道哩。这要看小妹的情况啊。”卢老师点点头。丰阿姨说:“以后只要到了荆门,就来这里,不要讲什么客气!”

      我在电管所里呆了整整一天。院子里还有几家老职工,还有一个小姑娘。她也是电管所的职工,因为她的父母前几年在运动中自杀了,据说是大年三十自杀的,她就成了孤儿。考虑到她已经过了十八岁,可以参加工作了,就把她安排到电管所上班,也算是解决了一个问题。有这么多人认识,一天很容易就打发过去了。

      初二和初三,我再次去了生产队。虽然离开了近两个月,但我感觉比在武汉还要随便一些。总是感到这里像“家”,而武汉那里是爸爸妈妈的家,和我似乎关系不大,仅仅是个暂时住的地方而已。有时候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临走时,老乡们送给我很多鸡蛋,还有两只风干鸡。尽管我告诉他们,我在荆门也是住在别人家里,用不了这些吃的,但他们还是把各种吃的东西往怀里塞。

      初四那天,我思前想后,决定还是到掇刀农科所去看看。我提着老乡送给我的鸡蛋和风干鸡。农科所已经上班了,但他们只是在地里混上二个小时就回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农活可干。我去看望和小妹住在一起的那些女知青们。她们看到我带来了鸡蛋和风干鸡,很高兴地说:“今晚可以有好东西吃啦!”我问她们小妹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大家七嘴八舌地讲了一通,有个年纪稍大的女孩子说:“你放心吧,我们会相互照应的。”我尽量装作若无其事地样子问道:“我姐姐是不是来过这里?”她们说:“好像是来过一次,不过没有进屋。江恩也一会就进来了,好像没有说什么话。”我明白了:至少小妹感觉不是太好。但大姐姐至少也没有让小妹太难堪,否则其他人会感觉出来的。很可能是,大姐姐对小妹是个爱理不理的态度,这让小妹感到很难受。

      来到荆门几天,能看的、该看的都看了,我也心满意足了。于是在医院休息了一天后。二月十六日晚,我乘从宜昌过来的九十四次返回武汉。潘玲给我找了辆车,把我送到火车站。她的同事奇怪地问:“都回武汉了,还跑荆门来干什么?”潘玲笑笑说:“你看吧,他还会来的。”说着朝我眨了眨眼。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等待招工的日子

      回武汉后,我就开始等待招工。虽然有指望,但也令人难受。整天无所事事,不知道怎么打发,经常就躲在图书室里看书。

      三月十日,小妹的表姐张兰突然给我打电话,约我到她那里去“玩”。张兰家也在恩施,她也当过知青,不过前几年就被招工到汉口利济路附近的汽车修理厂当了车工,在我们面前也算是“老工人”了。我前年去恩施时,她刚好没有回家,所以从未见过面。这次她回家探亲后刚回武汉上班不久,就叫我去她那里,肯定和小妹有关。我很紧张,不知道她会对我说什么。

      第二天,我乘车到了汽车修理厂。刚进工厂大门,才走了几步,旁边车间的窗户里就传出一个声音:“是小江吗?”我扭头一看,窗户里露出一张女孩子的脸,笑着向我打招呼:“我是张兰呀!”一会,她从车间里出来,把我带到她的宿舍里面。张兰笑着说:“我在家里看到过你的照片,所以你一进厂门,我就把你认出来了。”

      张兰很大方,也很喜欢说话。她很直率地对我说:“你和江恩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罗老师把你爸爸的信也给我们看了,我们都很高兴。大家都对你印象很好,很喜欢你。”我低着头,不好意思地说:“我知道。”张兰很认真地问我:“但是江恩现在还在农村,怎么办啊?”我觉得这好像不应当是个问题,就看着她说:“等啊,哪里会有这种运气,两个人一起上来?”。张兰点点头。

      中午,她从食堂里打来饭菜,一边吃饭一边闲聊。她突然问我:“要是江恩一直招不上来,你打算怎么办?”我真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小妹比我小六、七岁,也就是说,再等六、七年,也不过和我现在一样大。那时候还招不上来?我很坦率地对她说:“我不认为她六、七年都出不来,不可能的。”张兰很固执地追问到:“万一出不来呢?”我呆住了。如果真的这样,我应当和小妹结婚吗?难道我们要生一个农村的孩子,让那些当官的欺负一辈子吗?我爱小妹,但这样做对小妹有利吗?想到这里,我对张兰说:“我爱江恩,我愿意一直等她,但不会和她在农村结婚,我也不会和别人结婚。”我不愿意和她谈的太深。没在农村吃过太多苦的人体会不到这一点。张兰看到我这样说,就把话岔开了。

      回到家后,我提笔给小妹写了一封信,把今天的事情告诉她,特别告诉她张兰问我的几个问题。我不知道这些问题是张兰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小妹托她来问我的:
“她问我的话,我很难回答,我不会说动听的话,因为那是不真实的。我只能告诉你:我所做的一切,一定都是为你好,决不会只为自己而不顾你的感受。”

      后来,张兰还到我们家里来过两次,有一次我不在家时,她就到图书室里找妈妈。我想她可能是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下我们家的情况吧。不过,妈妈对她的印象好像挺不错的。

      在等待招工的日子里。爸爸告诉我:他有个同事在汉阳的医疗辅料厂当厂长,叫我去看看,能不能到他们厂里工作。我想试试也行,就答应了。

      一天上午,我去了汉阳,那个厂倒不是很远。厂很小,爸爸的同事坐在办公室里,看到我来了,仔细问了我的情况,特别问了我在电站里做过什么,看起来似乎对我还有点兴趣。我以为有希望了。不料一周后,当我再次去打听情况时,他说话变得吞吞吐吐,虽然他尽量对我表示客气,还请我吃了中饭才回去,但我能明显感觉到他不愿意提及招工的事情。这个情况使我感到有些难堪。本来这个厂很小,还是集体的,也没有什么技术活,招工还这样挑剔。亏得这还是熟人当厂长,而且我还有武汉户口,为什么还不愿意?他嫌我什么呢?年纪大了?缺乏工作经验不会做事?我真的不愿意再去找他。感到郁闷极了。

      就这样,我一直等到三月二十六日,街道才通知我:武昌手表元件厂来这里招工了,叫我下午去一趟。下午我赶到街道,看到两个女的坐在那里,年轻的负责记录,年纪稍大些的负责询问我们几个人的情况。她介绍这个厂:“我们是刚开始创业,条件还是很艰苦的啊。”有个知青听到这里扑哧地笑了起来:“做手表的,会苦到什么样子?”。她听说我在农村是搞水电站,就问我:“你每天的工作是什么?”我老老实实地说:“白天到处架线,竖电线杆,晚上就发电。”她点点头:“嗯,那你的眼睛一定很好吧?”我吓了一跳。生怕她们看出我是近视眼。就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算是回答了。事后,有的知青在背后悄悄地嘀咕:“这么个小破工厂也这样挑剔!”

      四月九号,街道通知我,第二天去医院体检。我很紧张,就去找朱公银,问他有什么方法在体检时能把近视眼给蒙混过去。他摸着后脑壳想了半天,说:“那只有看我能不能混进去帮你查视力表啰,试试看吧。”

      其实情况比想像的要好。体检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那里近视眼好像很多,而且我戴眼镜后的视力是一点五。那天朱公银也来了,但体检管得很严,他站在那里干着急。体检就这样混过去了。也许,厂里并没有把视力当一回事。

      一周后,我被告知已被武昌手表元件厂录取了,十九号去报到。听到这个盼望已久的消息,我好像不是非常高兴和激动。是因为这个厂太小?还是因为它不是国营性质的而只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厂?我说不出来,反正和我以前想象的不一样。然而我已经快二十七岁,也没有资格挑剔别人了,只有让别人挑剔自己的份啊!走一步看一步吧。毕竟,我在武汉有了一份自己的工作,有了立足之地,或者说,有了可以呆一辈子的地方。这使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游手好闲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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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heidi876 回复 悄悄话 不是天天,是一会一看????
heidi876 回复 悄悄话 天天来看,原来如此。
美国严教授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Norstar' 的评论 : 在外出差,暂停一个星期。见谅。
jun100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Norstar' 的评论 : +1同等
Norstar 回复 悄悄话 怎么不更新了?
Jan_548 回复 悄悄话 写得很好,期待快点读到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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