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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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东北支“左”

(2017-05-09 12:43:54) 下一个
【版权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 - 江育林】

漫漫长路赴东北

          当我回到学校时,学校里的同伴几乎都走光了。我感到非常奇怪。后来才知道,他们都去东北支左去了。东北打得很厉害,特别需要得到武汉造反派的指点。大家一批一批地走了,剩下的几个都是有各种原因留下来的。我们心里都痒痒的。经过一番串连,约好十来人,准备一起到东北去,和前面先行的战友在沈阳会合。

          从武汉到郑州一路都非常顺利,坐在客车里面都没有人管。但从那里往北,就越来越困难了。原来,部队怕大批红卫兵又要云集北京,所以沿途拦截。越是快到北京,查的就越紧。我们只好改换货车,一点一点地往前挪。

          从新乡到安阳,我们爬上了空空的敞篷货车。因为只能从旁边的小扶梯往上爬,怕来不及上车,我们就分散开来,每一、两个人上一节。我刚爬进一节空车厢,还没喘过气来,有一个人的一声跟着跳了进来。回头一看,那是个很大个子的河南老乡。我对他说:空车厢多的是,你为什么非要到这里来?赶快出去!看来那个人是个混车的老油条了,满不在乎地说:没有关系嘛!我气坏了,此时火车已经响了一次汽笛,马上就要开了。如果再不尽快把他赶走,就要和这个河南老乡在这节车厢里混好久。于是,我拔出手枪,指着他的脑袋:你走不走?这个人顿时吓坏了,牙齿上下打战地说:….….….出去。接着连滚带爬地顺着小扶梯爬了下去。刚一下车,火车就开了。我才松了一口气。

          从安阳到邯郸,我们上了装煤的敞篷货车。这次有了经验,一上车就回头看有没有人跟上来。果然又有一个女孩子跟在后面往上爬。我低声地吼道:下去!她停住了,但很不情愿地样子,不愿后退。我急了,就装出要踹她一脚的样子,她连忙下去了。车开后,大家都笑了:那个女孩子不怕你,你还怕她?让她上来,量她也不敢怎么样的。我摇摇头说不行,要是想拉尿了该多不方便。

          邯郸的解放军战士是武汉老乡,对我们倒是不错。看到我们一个个被煤灰熏的像鬼一样,带我们洗了脸,还把我们送上开往石家庄的客车,算是享受了一段。但到了石家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那里专门有解放军设立的劝阻站,极力劝说大家不要去北京。一直磨到半夜,我们看到一趟往东拐去天津的客车,就混了上去。那不是直接去北京的,所以他们也不太管了。

          但是车到了沧州,马上来了大批解放军战士轮番搜查,车上所有的学生全部都被赶下了车,只能上回头的车。我们走到哪里就被跟到哪里,连晚上也不放松。我们试图往前步行一站再上车,也没有用。大家只好返回沧州。

          一天多来,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也没能逃过解放军战士的监视。有人开始想打退堂鼓,陆续乘车返回了武汉。只剩下七、八个人,剩下的人还想再试试。

          晚上,我们躲在废弃的客车车厢里,观察四周的一切。上半夜过去了,到下半夜,每个人都瞌睡的要命。站着站着,腿一下子就软了,但又坚持着站起来。估计两、三点的时候,来了一趟敞篷货车,悄悄地靠在这边。我们立刻兴奋起来。大家马上散开,站到货车的扶梯旁边,暂时还不敢往上爬,因为一爬上去,就在亮处了。解放军会马上把火车拦截下来,把我们赶下去才让开车。这可是毫不留情的。当火车开始慢慢动起来的时候,我们立刻爬上了火车,紧紧地贴在扶梯上,直到火车出了站才敢爬进车厢。

          这次坚持给我一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体会到:失败和成功往往就在那最后的坚持一下之中。如果你坚持下来了,等待你的就是胜利,否则就是失败。其实成功和失败的差别真的很小。后来,在我几十年的生涯中,好几次在极端无望的情况下,我都是按照这个道理:再坚持一下。前面就出现了转机,出现了光明,也就走向了胜利! 

        
火车很快到了一个站,上面的站牌写着塘沽。我们躲在车厢里不敢出来。天还没有亮,只有远处电线杆子上的灯闪着微弱的亮光。我们打开地图,看看塘沽在什么地方,好决定再往哪个方向走。由于光线太暗,大家在地图上怎么也找不到塘沽。突然,我们感到地图亮了很多。大家也顾不得了,赶快寻找起来。这时有个人大叫起来:你们在干什么?抬头一看,原来是个铁路上查岗的。他听到这里有人声,就爬上来用手电筒照,正好照在我们看的地图上。于是,我们都被赶下了车。

          那个人满脸诡异地笑:你们想去北京吧?我们说:不是的,我们要去东北支左。那人不信,摇摇头:不是吧,不说老实话啊。我们急了:真的是要去东北!那人眨眨眼睛:那你们为什么不上车?我们大吃一惊:上什么车?拉笛儿上车啊!我们一个个大眼瞪小眼,不明白说的什么。那人急了,指着远处正在叫唤的火车喊起来:拉笛儿了,上车啊!我们恍然大悟:那个马上要开的火车就是要去东北的。我们立刻不要命地朝那里跑去,争先恐后地爬了上去。火车立刻就开了。

          往东北去的火车完全没有人管。我们一路顺风,火车也是一直不停地开,坐在里面舒服极了。想到快要到目的地了。我把枪拿出来,仔细擦了擦。走到荒无人烟的地方,朝天开了两枪。还不错!我们开心得很。就这样,从武汉到沈阳,走了整整七天,我们终于到了。火车司机好像知道他的车上有学生,这趟货车居然在沈阳客车站停了几分钟,等我们下了车才开走。
 

东北支

          由于到达沈阳车站时正是半夜,四周不时地有枪炮声。为安全起见,我们在候车室睡了一晚。第二天早上才走到东北工学院,找到了东方红大队和广播站的战友们。大家高兴极了,都想看看我的胳膊怎样了。其实那时候还是有些痛,特别是用劲了以后。手也不能抬得很高。不过已经可以生活自理了。

        
上午休息了一下,了解了东北的情况。这里的武斗和武汉完全不一样,都是用枪炮炸弹打来打去的。所以大家都随时把枪带在身边。下午到靶场去试了一下我的枪。像我们这样从没用过手枪的人根本没法打准。能把子弹送到靶子上就不错了,根本就谈不上打几环。沈阳的战斗非常激烈。在楼顶上架着小炮,有的楼上甚至有小火箭。一幢楼房经不起一枚火箭的攻击,立马就塌下去一大块。在来之前听说小娘娘在东北制药总厂工作,还打算抽空去看看她。可是第三天就看到战报,说那里经过几天的激战,被当地的保皇派省无联,也被造反派称之为无赖站攻下。所有的造反派都从下水道里逃走。我也就不再想找小娘娘的事情了。

          我们在那里就像救世主一样,专门做些当地造反派不好做的事情。如:和省委和军区谈判,要求放人等,居然也很有效果。谈了一次,第二天就把抓的人放了。

          后来,大家分析了形势,东北的造反派希望我们能到县城去支持那里的造反派。于是我们就一起到辽宁大学去分配任务。本来要我们去凤城的,但那里造反派力量太弱,很难找到他们。于是就改去营口县。

          辽宁省有两个营口:一个是营口市,另一个是营口县。我们中午上了火车,沿途都是枪炮声。所以我们不敢直接去营口,而是到分水下车,然后走到营口。那里完全是保皇派的天下。我们干脆就找沈阳军区接待站,由他们安排住处,这样他们也有责任。第二天我们到军区和县革委会了解情况,然后找当地的造反派,就是七一六总部。他们真的很可怜,被保皇派赶得到处跑。我们了解情况时都要转移几次。不过那些人倒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几天后,半夜零点,几个老工人把我们送上去大连的火车。临走前,他们表露出很希望我们能把手枪留给他们的愿望。我也很想给他们。但这毕竟是武器,不能随便给人的。想了半天还是自己带走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否则在将来清理阶级队伍时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事。
 
          路上我和张崇武一起走。在半路上突然停车,上来一群全副武装的人,他们挨个搜查,我们坐在过道里,手枪坐在屁股下面,心里紧张极了。那些人突然问一个人:你的行李在哪里?那人说在行李架上,于是那些人就一窝蜂地往那边去了,我才松了一口气。

          大连真的很美,老虎滩是那里最好玩的地方。那里有出海归来的渔民,在船上花几毛钱就让你自己挑一个很大的螃蟹,然后拿到餐馆去,再给他们几毛钱,就可以帮忙蒸熟了。我和张崇武正在餐馆里吃大螃蟹,突然又冲进来一帮全副武装的人,在那里喳喳呼呼地搜查,然后抓了两个人走了。外面又在到处放枪,真的很煞风景。我们不想玩了,晚上乘火车返回了沈阳。

          大家都感到很累,想回家。一部分人想直接回武汉,我和几个人想再去北京看看。而且大姐姐还交给我一个任务:她在去北京时,路过安阳被查出带有手枪。由于不准带枪上北京,就被解放军收走了。他们给她开了一张收条。大姐姐要我顺便去把手枪换回来。所以还得去安阳一趟。

          九月九日,我们这一群东方红大队的战友高高兴兴地开始往回走,第二天清早就到了山海关。大家下车玩了一下。这里是长城的起点,要爬上去非常困难。而且在乱石头堆里面散发出一阵恶臭。后来才听人说那里面有死人,也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下午又乘车到了秦皇岛。我们在海水里游泳,还在礁石上抓了几只小螃蟹,装在搪瓷缸里。不过晚上在候车室里等车时,大家都睡着了,连茶缸带螃蟹都被小偷拿走了。

          接着我们到了天津,住在南开大学。在买饭票时,卖票的老头说:百分之六十的细粮票,百分之四十的粗粮票!我们大吃一惊,顿时回忆起三年困难时期吃苞谷面和高粱面的情景。我小心地问道:粗粮是什么?”“粗粮是大米,细粮是面粉,老头头也不抬地回答。啊,原来北方人把大米当作粗粮的。我高兴极了,就说:那我就都要粗粮吧。

      在天津看了几天大字报后,大家就分成两拨:一部分回武汉,我们几个去北京。我把枪交给张崇武保管。我知道,北京是绝对不容许有人带枪去的。在北京玩了两天,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想回去了。但有几个人想在那里坚持到国庆,想看看国庆游行。那得在北京呆半个月。太长了!于是我就乘上了南下的火车。

          第二天到了安阳,我下了车,找到车站的军代表。军代表很不情愿把枪给我,但当时开的证明就是这样写的:返回时一定归还。所以只好还给我,还招待我在安阳玩了一天。刚好他是上夜班,我就睡在他的床上。我到处逛逛,觉得很没意思,就跑到车站的货场去玩。那里的火车司机听说我是从武汉来的造反派,非常热情。他问我:想不想坐火车头玩玩?我当然想。于是他们带着我,把火车头开到新乡,然后再开回来。火车头跑得好快呀!我感到整个车身都在颤抖。怎么坐火车时没有这种感觉?

          等我回到军代表的房间,门关着,我又没有钥匙。也不知道他跑到那里去了。我很累,想休息一下。看到门上方的两扇小窗户没有关,就从那里翻进去。刚翻到一半,被腰间的手枪别住了,于是拔出手枪,扔到床上,再翻进去。等我进去后再打开门出来喘口气时,才看到旁边有两个人瞪大了眼睛正看着我。大概很惊讶谁那么大的胆子,居然敢提着手枪翻到军代表的房子里去。我把手枪别回腰里,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他们一看形势不对头,赶快离开了。我就呆在房间里睡觉,一直到军代表送我上车。历时近一个月的东北支左就这样结束了。


 
援越抗美

          一九六七年底,越南的抗美形势陡然紧张起来。继一九六五年美国直接派兵到南越参战以后,又开始向北越轰炸。中国应越南邀请,开始派高炮部队和工程兵部队开往越南参战,并取得很好的战绩。红卫兵们正闲得无聊。注意力就转向了世界。
          十一月初,陈宣良等几个同学开始商量去越南参加援越抗美的事情。大家意见不一。虽然总的说来都是赞同的。但如何去,怎么参加,则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可以这样自己跑去的。毕竟那里是有组织的军队,和红卫兵完全不同。但他们几个人决心已定。大家就只有支持了。
          十一月三日下午,我们送陈宣良、贝恩渤、秦明维、陈阳四人上了去凭祥的五次特快。大家都祝愿他们成功。八号,有电报来:安抵凭祥,估计是到边界了。但是八天后,即十一月十六号,他们几个又都回来了。原来那里都是大山,边界管的倒不是很严,他们很轻易地就过了国界。问题是:那里没有路,也没法辨别方向。结果走了两天后,又碰见了边境上的哨卡。不过是从越南那边倒回来碰见的。像这样兜圈子根本就没办法往前走,更没法找到那里的解放军。哨卡的人仔细检查了他们的证件,又盘问了一番。也许是见多了,就带着他们下山,回到凭祥。他们几个就这样结束了完成世界革命的旅行。
      看来要革命还是要一点本事的。不过几十年后,我看到一些描写这方面情况的小说,才知道其实那时候有很多知识青年都在往那里跑。去越南的,老挝的,缅甸的,柬埔寨的都有。有的人牺牲在战场上,也有的人留在那里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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