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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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夺权与反夺权的准备

(2017-05-06 14:10:12) 下一个

【版权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 - 江育林】

夺权与反夺权的准备

      一九六七年初的头几个月,是一个混沌时期。保皇派好像败了,因为所有的领导都倒了。保皇没有了目标,但并不甘心。造反派胜利了,但仅仅在口头上,仍然是乌合之众。大家都在思考,目标只有两个:政权和军队。虽然在实际上这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但做起来还是得一个个来。政权的形式是革委会,谁来当要看毛主席的意思,不是靠打架能打来的。而军队此时是蠢蠢欲动。本来就对文革不满,因此当号召军队开始“支左”,介入地方时,正好借此发泄一番。却给各派力量冲击军队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和借口,这也是一九六七年全国到处武斗的原因。而后来林彪发出《中央军委指示》为各派反军乱军提供了理论依据,运动就变得不可收拾了。

      二月初,我刚步行串连回来。爷爷就因患直肠癌住院,马上要开刀。我不得不在医院照顾爷爷,正好做了一个月的逍遥派。


      回学校后,各班每天就是读读报纸,然后就跑到外面看大字报。对面的空军司令部派军宣队来学校“支左”。实际上也没有做什么事,也不敢随便表态。经过几个月的酝酿,人们大致分成了几派。很多出身好的和以前的保皇派属于第一司令部的人,号称《百万雄师》;而造反派则属于第二司令部,如《钢二司》是以学生为主、《钢工总》以工厂的工人为主、《钢九一三》主要是武汉钢铁公司的造反派。后来还有三个新派,如《新华工》指华中工学院的造反派、《新华农》指华中农学院的造反派、《新湖大》则是指湖北大学的造反派等。另外有部分称之为第三司令部,被贬称为“康老三”。因为他们赞同造反派的观点,但不同意造反派的做法。他们是从造反派里分出来的,后来也有的三司的和本单位的二司合并了。这里边有很多人是出身不好的,或者不是很好的人。原先很多是“逍遥派”,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这在运动初期是可以理解的。而到了一九六七年,已经没有谁再问你是什么出身了,只要“革命”就行。这时候逍遥派是各派都鄙视的。所以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参加一个什么组织比较好一点。当然康老三是最适合他们的了。


      经过几个月的分分合合,成千上万个组织逐渐形成了两大阵营:保皇派即百万雄师和造反派即三《钢》、三《新》。三司本来人就少,并且基本上是和造反派站在一起的。这样,毛主席总得表态支持一方。虽然说起来是
“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但模棱两可已经不再可能。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东方红公社

      二附中在一九六七年初成立了东方红公社,这是一个属于“康老三”的组织。头头是王治民,里面有杜薇娜,梁业波,娄建华,蔡加清,王庆荣等几十个人,好几个都是广播站的人。所以感到特别亲切。于是在四月初,我考虑再三,也参加了东方红公社,也算是有了“组织”,总比谁都来踢你一脚要好点。

      在东方红公社里,每天主要是学习,抄大字报。但从四月起,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本来“二、八声明”就闹得不可开交,打了两个月的口水仗。四月初,湖北日报发表了一篇什么社论,成为香花和毒草争论的导火线,也是武斗的借口。陈再道借口要维持正常秩序,开始抓“冲击解放军”的造反派。他宣布《钢工总》是反革命组织,一下子抓了很多人,牢房都住满了。矛盾骤然升级。


      四月六日,《中央军委命令》发布,同时发布了一个《中央军委指示》:“所有同志,凡遇到违背毛泽东思想,违背中央军委方针政策的错误言论和行动,不管什么人,什么职位,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是自己的直接领导也好,不是也好,都要敢于斗争,敢于向上级报告,敢于揭发,都要自觉地捍卫毛主席、党中央、军委的正确方针,这是党性和革命风格的考验……。”这简直就是暗示:军队如果错了,就造他们的反吧!


      于是,四月八日,在大家的鼓励下,我一早就来到广播站。打开所有的喇叭,在高唱了“造反有理”的歌曲后,正式宣布夺权,赶走军代表,把这个宣传工具正式归造反派。军代表很快就消失了。


      下一个目标,就是要收集军代表“搞资本主义复辟”的证据。于是,我被派到大冶的铜绿山矿。在那里,我们听到了部队利用手中的权力,抓不同观点的人;瞎指挥生产,把汽车都搞坏了;为了表功,光从老坑道出矿,不开挖新坑道,影响均衡生产,等等。很多人偷偷地跑到我们那里,拿出很多证据,控告军代表。我们记啊记啊,五天下来,记了几大本。


      回到学校,火药味已经很浓了。红卫兵在学校公开殴打钢二司的学生。从各地回来的调查材料都汇集在一起了,必须马上送到北京去。钢二司就和东方红公社联系,希望我能把材料送往北京。他们简单地开了个介绍信,我拿着材料马上就出发了。

 

二进北京城


      这次坐火车和上次完全不一样:身无分文,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解放军在沿途搜查拦截去北京上访的学生。在湖北段,我们还能找到造反派的火车司机,坐火车头走一段。到了河南,我们只能装作是逃难的难民,在煤车上度过。好在不算太远。进入河北,就是造反派的天下,可以坐在空空的货车皮里边走边晒太阳。经过两天的艰苦跋涉,终于在四月二十八日到达北京,来到北京航空学院。这可是造反派的老窝呀!

      我们在北京每天就是在整理材料。五一那天,指挥部的人突然到房间里来:“你们湖北的派个人去参加五一联欢吧。”于是我就跟着大家一起走。到哪儿,干什么,一概不清楚。一直到了天安门旁边,还在往里走。我的心怦怦地跳起来:这里不是中南海吗?我们走过一个门,又是一个门。里面的房子像宫殿一样,但琉璃瓦是深蓝色的。美极了。


      我们到了一个大院子,那里有很多解放军战士。我们整整齐齐地坐在那里,最前面的两排座位空着,两排解放军战士围坐在四周。演出开始了,大家正看得带劲,突然门口有人高喊:“毛主席万岁!”。所有的人都“轰”的一下站了起来,连台子上的演员也不演了,都拥到台前。原来毛主席的车刚开进院子的大门。大家兴奋极了,秩序有点乱,把路都堵住了。毛主席笑了笑,朝大家招招手。汽车慢慢地向后退了出去,一会儿就不见了。毛主席一走,演出的人和解放军战士也走了,大家一哄而散。后来在报纸上登出的那张毛主席“五一”在车上参加联欢的照片,好像就是被卡在门口时照的。


      从那里出来,我又到天安门那里玩了很久。晚上,大家坐在金水桥上看礼花。我第一次在这样近的距离观看。礼花有很多种,有的开放起来像大树,有的像瀑布,还有的像灯笼。叫人大开眼界。毛主席也在天安门上观看礼花。但距离太远,光线也不是很好,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林彪那很瘦很没力气的样子一下子就能认出来。


      五一那天是我最高兴的一天。虽然到晚上十点多了才回去,又累又饿,但心里却是乐滋滋的。


      我没有想到,正是在我看礼花最兴奋的时候,我的爷爷因直肠癌动手术后三个月,在武汉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几天后,我们踏上回武汉的列车。第二天清晨,火车一进入河南,河南的保皇派就开始和车上的武汉造反派闹了起来,而且越闹越厉害。后来,河南人都在安阳下了车,临走前恶狠狠地说:“等着瞧吧!”。火车慢慢往前走,上面有很多武汉的造反派。大家都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但谁也没有办法,只有听天由命。


      火车一进入郑州车站,立刻就被大量的红卫兵包围了。他们一个车厢一个车厢的搜查,把凡是认为像学生样的人都集中到最后几节车厢里。居然把这最后几节车厢卸下来,推到很远的一个货场里。然后把我们每个人打几棍子,再赶下车来。下面是人山人海,先下车的在下面还要挨打。我是最后下车的几个,所以只在车上挨了几下。下车后因为人多,就只挨了两下。在混乱中我的鞋子也掉了,光着脚,在由人群组成的巷道里慢慢往前赶,偶尔也被打两下。突然,什么东西从我前面飞过来,落在脚下。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我的鞋子!我赶快捡起来提在手里。心里想:看来这里的人不都是坏人,还是有暗中同情我们的人哪!


      我们这百来号人被押送到郑州火车站的公安大楼里。大门一关,就和那些“革命群众”隔开了。我们立刻就神气起来。本来这种事情对郑州方面而言就是非常背理的,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楚打的是谁,为什么要打。所以当我们气势汹汹地质问军代表怎么回事时,他们也感到很难堪,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好给我们好吃好喝,安慰一番,有几个伤得厉害的找医生看了看。等到晚上客车来了再送我们上车。


      到了武汉,那边早就知道郑州出事了。很多人在车站迎接我们,每个人都被带到医院仔细检查伤情,并一一记录,然后才让我们回家。好在我回来时没有带任何材料,去时也没有带一件换洗衣服。所以损失不大,仅仅是挨了几下而已。



阅马场的绝食斗争

      恐怕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和武汉市的千百万造反派当时都没有想到,由学校的几个学生引发的绝食活动竟然会变成全市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

      五月初,解放军借口公安的特殊性,抓捕了公安学校的几名造反派学生,引起学生们的绝食抗议。十几天下来,那些学生有的昏倒,有的生命垂危。但是部队仗着自己有枪杆子,坐在那里巍然不动。


      人们愤怒了!五月十七日,全市的造反派提出:要在阅马场搞大绝食活动!于是,一批一批的学生从学校里出来,纷纷赶向阅马场。


      我们是下午才听到消息的。大家立刻结队跑到那里,阅马场已经是人山人海。每个单位的造反派就在大马路上划上一块地方,席地而坐。整段道路就被彻底地切断了。为了安全,人们把参加绝食的人和观看的人用栏杆隔开。工人为大家安装了电灯,彻夜通明。我们则坐在里面谈笑风生。我到处走了一下。从大桥转弯处的湖北剧场开始,几乎一直延伸到大东门,不知道有多少万人坐在那里。


      第二天,加入的人更多了,天好像要下雨。工人们赶紧拖来一车车的毛竹和竹席子,开始给我们搭防雨棚。外面很多看热闹的人。傍晚,爸爸带着小林也来看热闹,被我看见了。我走过去,爸爸担心地问:“肚子饿吗?”我笑起来,摇摇头,什么也没有说。且不说对我们这些经过三年灾害的人而言,一天不吃饭根本算不了什么。实际上,说这是一场静坐示威更为确切。如果真的饿得受不了,自己出去吃碗面条再进来就是了。连周总理都说:绝食主要是造声势,给当权派一个压力。不要饿坏了。吃饱了再继续革命。


      第三天,陈再道终于扛不住了。这不是靠枪杆子能解决问题的。人放了出来,我们也就完成了任务。大家高兴地回到了学校。


      这次活动让大家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也引起了深思:未来的斗争必将更加残酷。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抵抗!东方红公社的全体人员经过几天的讨论,决定全体加入钢二司,改名“东方红大队”。这样,整个二附中就只有造反派和保守派两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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