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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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病转“试验”

(2017-05-29 18:42:03) 下一个
【版权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 - 江育林】

打摆子

      从监利回来后,就马上投入到春耕大忙,不过基本上是收尾了。然而到六月十三日,我就感到浑身不对劲,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第二天就开始高烧起来。在床上躺了两天后,觉得实在是撑不住了。晚上队里派人把我送到十里牌的石油职工医院,一到那里,医生马上就从我的血液里查到了疟原虫,原来是打摆子!我怎么没有想到这点呢?

      这里的农村是疟疾的高发区,队里的人几乎都打过摆子。所以只要是被蚊子叮咬过就很容易被传染。我在监利割劳子时,那里的蚊子很厉害,穿着帆布裤子都能叮进去。不过我很奇怪,为什么其他的知青都没有得呢?好在送进了医院,一天下来,烧就退了,但人还是虚弱得很。医生也说要治断根很不容易,需要多住几天院。反正大姐姐在那里,有人照顾,比前几年要强多了。于是前后住了十天,直到二十四号才出院回队。

      快出院的那天,突然看见医生护士们都在忙忙碌碌地搬东西。一问,才知道今天有要上“七二一大学”的人来体检。那时所谓的上大学,其实就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根本谈不上是读书,不过是一个找工作的由头而已!老百姓在私下里说他们是“大学的招牌、中学的教材、小学的水平!”。我平时和那些医务人员比较熟,所以也跑过去帮忙搬东西抬桌子。后来,有个医生开玩笑地说:“小江,要不要跟你量一下血压?”我笑笑说:“行啊,看看我的血压有多标准。”不料医生一量,发现我的血压很高。大家都没有在意:“可能你刚才搬东西用力了,过半个小时再量就好了的。”谁知半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我的血压仍然很高。那个医生疑惑地看着我:“你很紧张吗?”我摇摇头:“又不是不认识你们,紧张什么?”她点点头说:“我想也是,看来你的血压是真的很高啊,你要注意!”我完全没有把这放在心上。一来我并不清楚“高血压”是怎么回事,二来也不相信自己虎背熊腰的样子怎么会“有病”?但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从那时开始,我确实是有高血压了,而且它一直伴随我四十多年,直到今天。

      在医院的那段日子里,我躺在病床上想了很多。现在我才二十四岁,以后的日子还长。但在农村里我几乎每年都要经历一次灾难:第一年被石头砸了脚,第二年喉咙发炎引起脑膜炎,接着就是黄疸性肝炎,去年肠梗阻差点丢了命,今年又是打摆子……。如果这样下去,再过几年人就会完全垮掉。犯得着吗?这样玩命是为了什么?我们下农村究竟是为了什么?

      下农村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真的要好好地思考了!是为了生存吗?一年累死累活下来的收入还不够买回家的车票。如果我告诉你,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和一个一年到头累到死的人每年的收入相差四、五十元,你觉得劳动对生存有意义吗?到哪里都能解决这个问题,犯不着用命来换。就连农民们也是多有欠债。因此,劳动已不再是谋生的手段。

     是为了改造思想吗?有必要用鲜血和生命来换吗?谁会相信你呢?即便你愿意用生命来证明你对党的忠诚,党也仍然把你当作异己,顶多是个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为了表现好了能招工上去吗?招工靠的是祖上的资本和走后门,而这两点我们家都没有。连招工的人现在都完全撕掉了最后的遮羞布,填表时只看家庭成分,从不向农村干部询问知青的表现。党的“重在表现”的阶级路线已经彻底地丢在一边。如果你的出身好,干得好是接过父辈的班,干的不好是忘了本,要拉回来;如果你的出身不好,干得好是企图钻进革命队伍,干得不好是阶级本性暴露。一切皆是先天的,干好干坏已失去了任何意义。

      如果我在农村累死了,对国家没有一点影响,对生产队也没有一点影响,就像死了一只蚂蚁,无声无息。唯独受到影响的是我自己,也许还包括我的亲人。一个人如果要适应农村,需要从小开始,这是一个系统的磨练与适应。像我们这样二十岁左右的人才开始在农村生活,要适应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的身体也不允许这样拼命了,还想多活几年,算了吧!

      从医院出来后,我想通了很多,从此不再参加农忙。无论是春天插秧还是秋天割谷,我一律回避。反正这里本来就不缺劳动力,不出工就不要工分,还免得把队里的工分值扯低了。这样,我的身体慢慢地恢复起来。


 
快乐,并学习着

      我们和罗老师她们成了“快乐的一家人”。我收工回来累了,就到那边去蹭一餐饭;而他们哪天不想做饭,就叫我多做一点,他们就跑过来吃。大家都感觉方便许多。不过也闹了很多笑话。

      一天,我们一起到县城去玩,中午回来都很累了。我想起早上做的干饭还有很多,就提议大家炒个鸡蛋饭算了。到灶房里一看,发现出门时锅盖忘记盖,被鸡吃了不少,好在还够三个人吃的。于是马马虎虎地炒了几个鸡蛋混进去,每人盛了一碗就吃了起来。一会,秋恩大叫起来:“这饭里有东西!”我一看是团鸡屎,原来鸡边吃边拉,把屎拉到饭里了。灶屋里很黑,什么也看不清楚,就一起炒进去了。于是大家仔细检查自己的碗,才发现每个人碗里都有鸡屎。我们都吃不下去了,只好倒掉重新做饭。罗老师嘲笑到:“鸡蛋炒饭连鸡屎也一起放进去了,要是再杀一只鸡就全了。”

      晚上,罗老师要给学生改作业。这对我们来说再容易不过,大家七手八脚地几分钟就搞完了,罗老师就可以休息一下。我们还教秋恩算术。每天晚上,这个公家的仓库里充满了欢笑声,日子也觉得好过多了。下雨了,我们不能上工,大家在屋子里谈天说地,搞得北头有些年轻人也忍不住跑过来凑热闹。那天傍晚,大家吃了饭没事干,罗老师突然说:“让每个女娃子跳个舞给我们看吧!”大家都鼓掌同意。成芳不好意思,说小妹先来吧。我以为小妹也会推来推去的。没想到她站起来,拍拍衣服,就准备跳了。大家一边拍巴掌,一边唱起《在北京的金山上》,小妹手一拍就开始跳了起来。没想到她跳得那么自然,那么好看。后来罗老师告诉我,小妹在恩施中学时就是宣传队的,经常跳舞。她的基本功很好,也很大方,所以在农村也经常在队里演出。难怪她跳得那么好看!后来成芳也跳了一个,虽然跳得很难看,但大家都鼓掌给予鼓励。那天晚上,我们都忘记了忧愁,也忘记了苦难,一个个都沉浸在快乐之中。

      暑假到了,罗老师带着秋恩去宜昌看大儿子,把家交给我们。我们就帮忙喂鸡,收拾房间。后来我们回武汉,就把家交给他们,大家也放心多了。罗老师把我们当作自己家里人一样,做什么都不回避我们。这时候,我才发现罗老师骂起人来也很厉害。有一次不知道小妹做错了什么事情,就被劈头盖脑地骂了一通,把小妹骂得满脸通红。我感到很奇怪,小妹好歹也是十七、八岁的人了,怎么可以这样骂呢?

      晚上,我们坐在一起谈天说地,当地人叫“讲古”。罗老师讲了很多古书里的故事,都是我们以前在学校里没有时间看的。像什么“庄子试妻”、“一指之寒”等等,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有一次,我提到有些当官的子弟“跑”得快。罗老师摇摇头说:“朝里有人好做官嘛。不过也不都是这样,也有的是朝里有官好做人哪。”我仔细想了想,这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看来当官的子弟也不都是可憎的。就这样,在谈笑中,我学到了很多。虽然罗老师讲的不一定对,但至少给了我们一个思考和讨论的平台,使我们能好好想想以前没有认真想过的问题。

      农村只要不是在农忙,空闲时间还是很多的。当地人就利用这些时间做家务,忙里忙外。而我则抓紧这些时间看书,比较系统地学习科学知识。我最感兴趣的是无线电和自动控制。于是我就到处收集有关的书籍,自己慢慢地学。那时候书店里的书非常少,以至于每个月到县城的书店里去时,能问售货员:这个月来了哪几本书?一般不会超过十本。那时候只要有点用的书我都买来了。几年来我系统地学习了无线电、电子管、晶体管方面的知识,以及无线电中的电路部分如放大电路、开关电路,还有射流技术等基础知识。懂得了很多东西,也系统温习了我在中学学到的知识。几年下来,我记了满满一大本笔记。临回武汉时,攒了一箱子的书。另外,我们还看些能够找得到的小说。不过书很少,只能大家轮流传阅。记得有次好不容易拿到一本苏联的小说“暴风雨中所诞生的”。作者是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那个奥斯特洛夫斯基。书的前几十页和后几十页都没有了。虽然用手抄了一部分,但仍然不完整。我一口气读完了。最后看到主人翁带着一帮游击队员被白匪包围,已经弹尽粮绝……,而书写到那里就没有了。我一直在想这个故事的结尾,想了好久好久。

      下雨天,除非是在插秧,农村一般是不上工的,我正好可以待在家看书。小妹跑过来找我玩,看到我在津津有味地读书,还在写笔记,突然说:“你这么喜欢看书,可以去当老师。”我呆呆地看着她,不知道这是夸奖呢,还是讥笑。不过小妹和弟弟小林一样大,小学还没有毕业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


 
团聚

      秋天到了,又是一个秋收大忙季节。我实在干不动了,干脆就呆在家里休息。八月十五日,家里发来电报,说小姐姐刚从新疆回来。我立刻找到队长请假,第二天晚上乘火车赶回了武汉。

      我刚回家,第二天小林和大姐姐也回来了。这是我们全家第一次团聚,每个人都非常高兴。有说不完的话,问不完的问题。头几天,天天就坐在一起,说啊说啊。小姐姐讲新疆那里搞运动,有个女孩子上吊自杀,领导不仅不救,让她挂在上面,还要召集大家在旁边开现场批判会,说她是“以死对抗运动”。大姐姐讲她在那里成了盖房子的技术工人,完全不让她沾看病的边,天天就在工地上劳动改造。我和小林则把农村里的事情,好的和坏的,好笑的和伤心的,统统告诉他们。妈妈也讲了她的情况。现在她被安排在食堂里劳改,天天在厨房帮厨。可是她一点也不懂厨房里的事情,只好叫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一次,她把削掉的烂土豆皮收了一堆,觉得扔了可惜,想拿去喂牛。被江光权看见了,把她臭骂了一顿。妈妈觉得莫名其妙,感到很委屈。妈妈不解地问:“为什么不能给牛吃?”我听到这里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我告诉妈妈:烂土豆有毒,吃了会死的。万一把牛毒死了,那可真的成“阶级敌人”了。以后少管闲事,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千万不要自作主张。厨房里的事情都是事关重大的,出问题不得了。爸爸则每天在放牛。倒是非常清闲。有时候兴趣来了,还跟旁边的小孩子们讲讲故事,说说笑话。

      爸爸的工资也发了,手头有了一点点钱。隔几天就带我们到城里餐馆去吃一顿,也算是补偿吧?!

      我在家里闲的没事干,就想做个示波器。这可是我想了好久好久的了!我一连好几天都往汉口跑,买些电阻电容之类的零件。小林也开始学着做收音机,趁机也好学点本事。所以两个人还得很。小林做收音机做熟了,有些同学求他帮忙,给他点钱,他就上街买好零件,回家焊接起来,再一调试,就成了很好的一台收音机。小林练了手艺,别人也省了不少钱,皆大欢喜。

      小林的好朋友黄原也回武汉了。他妈妈在汉口一家银行工作,他三天两头地跑到我们家来玩。家里一下子热闹不少。一天,黄原带来一大碗菜,说是他妈妈做好叫他带过来吃的。中午,妈妈也做了几个菜,大家围坐在桌子旁,边吃边聊。小林突然注意到那个碗上有“万寿无疆”几个字,不由得惊奇地问:“怎么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也印到碗上了?”爸爸仔细一看,不由得笑起来:“这么旧的老碗,怎么会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呢?这是以前祝慈禧太后用的还差不多。”黄原惊讶地问:“原来以前也兴说万寿无疆的?”原来他以为这个词是文化大革命中才发明的。于是,大家都仔细研究起桌子上的碗来了。黄原指着大汤碗上的字,不解地问:“这包一天水是什么意思?”我们仔细一看,差点把饭都喷出来了。原来写的是草书“水天一色”。黄原是从左往右读的,又把“色”读成了“包”字,于是就成了“包一天水”。爸爸忍住笑出来的眼泪,给小林和黄原讲古时候字的写法,他们才恍然大悟。是啊,他们两个虽然是七零届的初中生,但实际上只是小学水平,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文革真的很耽误人哪。

      家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但只有两间房,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只有挤在一间屋子里。两个姐姐睡两张单人床,我和小林则每天打地铺睡觉。不过大家觉得已经够不错的了,起码现在没有一人被关押在什么“五不准学习班”里!大姐姐很喜欢小孩,还把同事潘玲一岁多的小孩也带回来玩。半夜里小孩大哭不已,我和小林尽量忍耐,小姐姐可受不了,发起脾气来。我才发现小姐姐不喜欢小孩子。我真的很奇怪,连我都很喜欢和小孩子在一起,她怎么会不喜欢呢?

      几天后,专案组的人来我们家“探望”,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反正提前两天就跟爸爸打了招呼,搞得爸爸很紧张,甚至还把我们叫到一起,设想他们会问什么问题,应当如何答复等等。我感到很好笑:问什么就说什么嘛,还要准备什么!

      那天下午我们正在睡午觉,突然听说院里来人了,我们赶快爬了起来。专案组来了两个人,看见我们正在睡午觉,惊讶地问:“你们怎么四个人住在一间屋子里?”我们听了无言以对: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家只有两间房?我们能住在哪里?或者说应当住在哪里呢?

      本来九月初就想回生产队,反正农忙也基本结束了。但小姐姐还没有回去,希望我们能多留几天。小林也想留在武汉试试看能不能搞“病转”,叫我帮忙出出主意。我想想队里也没有什么可挂念的,劳动一年,连回家的车费还要家里提供。就多玩几天吧,不回去了。就这样,我在武汉一直呆了近两个月,到十月九日才乘火车返回荆门。

 
病转“试验”

      自从招工宣布“暂停”以后,知识青年回城的路就被堵死了。唯一能回去的人就是因病无法在农村劳动的“病残人员”,他们凭医生证明才能转回城市。于是,“病转”就成了尚未病残的知青们离开农村的一种手段。这真的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报风湿病的、胃病的、高度近视的、心脏病的、肾炎的……,凡是能想得出来的病都去试试。虽然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还要去指定的医院复查。但凭良心说,医生们大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是太离谱,一般还是能办成的。谁家没有子女在农村哪!大家的心都是相通的。

      因此,小林也动心了,想试试看能否通过病转回武汉。黄原也一起来帮忙出主意。首先要想好编什么病。想来想去只有肾炎比较好装,只要在尿里查出有很高的蛋白就好办了。我们家里的亲戚都是学医的,医院的朋友也很多,对这些事还是比较清楚的。肾炎是有蛋白尿,但尿里有蛋白不一定是肾炎。如果在短时间内吃下大量的蛋白质,在一定时间内排出的尿里就一定会检测到有很多蛋白。小林做了几次试验。先吃下几只油煎荷包蛋,然后去医院测尿,看吃下去多久后能测出蛋白,再过多久就测不出来了。以便在将来要求复查时好进行控制。

      然后,就开始编制病历。病历要编得像已经“病”得有一定的时间了,所以病历最好有厚厚的一叠,而且要是由不同笔迹写成的,还要把病历纸搞得又脏又旧又破。病历纸倒是好搞,到几个医院找找熟人就拿来了。写病历也简单,大姐姐找几个同事写就是了,那是真正的医生写的,绝对没有破绽。不过病历纸太新,有的上面还有印刷时间。这颇费了大家的一番心思。我们把纸揉来揉去,放在地上踩,弄得脏兮兮的。还用茶叶水洒在上面,或者浸泡后再晾干,就像用了很久发黄的样子。至于上面有印刷年份,我们研究了很久,发现都是印在病历最边缘的地方,而那里是最容易破损的。于是我们就尽量装作病历因太旧而磨损了,特别把印有年代的地方“磨损”掉了。或者用牙齿在边缘上使劲咬,仿佛是被老鼠咬过的痕迹……。这样一来,一套以假乱真的病历就做成了。我看了看,还真的很像。

      我们很认真地搞这些东西,俨然一副科研的样子。搞好了,黄原突然问我:“你办不办病转?”我看看自己虎背熊腰的样子,反问他:“除了神经病外,有什么病可能让医生相信我有病?”黄原仔细打量着我,半天,摇了摇头:“看你目光炯炯的样子,装神经病也不像。”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忙活了好一阵,小林又不去搞病转了。可能是感到病转回来后也没有用,还是没有工作。如其仍旧是闲在那里,还不如就闲在农村,起码还管饭,自由。所以后来小林即便回到荆门,也很少上工,甚至很少呆在队里,大多数时间呆在大姐姐那里。大姐姐给他买了一把小提琴,爸爸也把我从武汉带到荆门的手风琴送给了黄原。于是他就和黄原天天一个练小提琴,一个练手风琴,日子很快一天天打发过去了。不过他没有想到,这样做导致后来给他带来了一场灾难,让他在农村多呆了一年。也因此让我在最后绝望的时候从门缝里逃了出来,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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