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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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计划生育

(2017-05-28 17:50:18)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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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调查组也来找我

      三月四日下午,我正在生产队里锄草。突然有人跑来告诉我,有调查组的人要找我。我感到很奇怪:不是才从武汉回来吗?有什么问题还没有讲够,又要追到农村来?

      我扛着锄头,抱着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慢吞吞地朝南头走去。老远就看见有两个人正在岗子上等我。走近一看,根本就不认识。原来是荆门县的干部。那两个人自我介绍,说是专门调查江山大队知青张国华在文革中抢枪的问题来的,希望我能给他们提供一些线索。

     听到这话,我感到又好气又好笑:我和张国华又不是同班,甚至不是同年级,文革中也不是一个战斗队的,能讲什么?他们说已经问过很多知青了,听说我和他都是二附中的,所以就过来了解情况。

      讲什么呢?我先问他们:知不知道文革中的抢枪是怎么回事?他们瞪着眼睛摇摇头。我心里想,他们大概以为张国华是从正在站岗的解放军战士手中抢了武器吧,说不定还杀了人的。也许在他们心中,这简直就是和十恶不赦的抢劫犯、杀人犯一模一样吧。于是,我很耐心地和他们讲起了故事:“七二0”事件、群众的抢枪活动、全国性武斗、北京的几大“革命领袖”、毛主席为什么要送芒果给工宣队、学生们怎样都被送下乡劳动了……。

      大概这两个人从来没有受过这种“文革史”的教育,竖起了耳朵,瞪大了眼睛认真地听,还认真地记。我劝他们不要记,报纸上面都有,他们也不停下来,听的是那样津津有味。最后,他们很高兴地离开了,并希望我能把这些写下来交给他们。我哭笑不得,这些东西到处都有,写下来干什么呢?但他们执意要写,我只有不作声。

      第三天,我几乎把这事给忘了。他们两人真的又过来了。一见面就问我:“材料写好了吗?”我摇摇头。他们脸色都变了:“为什么不写?”我慢吞吞地回答:“那些东西写了,和张国华有关系吗?”

      就这样,我把他们给打发走了。事后我把这事告诉了江山大队的同学,才知道调查组确实是到处问过。张国华因为文革中的事情进了“五不准”学习班,很晚才下乡。下来后还被当作坏人一样看待。可能县里想抓什么典型,就开始调查他抢枪的事情。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知青已经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了,任何威胁对他们而言都是无效的。我也曾经对有些人嘲笑道:“你们有本事就把我从农村里开除出去吧!”连劳改犯在农村劳改都是有期限的,我们呢?似乎是遥遥无期。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因此平常那些威胁恐吓一般人的手段,对我们这些尚留在农村的知青,统统失去了作用。


 
修电视转播站

      随着我国电视的发展,各地都开始修建电视转播站。也就是隔一段距离找个山头等制高点建一个小屋,安上高高的转播天线,荆门的宝塔山上也要安一个。周围的农村都分配了一些名额出来搞建设。这个“出外工”要比在队里上工轻松,而且还有工钱。所以被派去的人都很高兴。

      不过当时政府对农民可不是这样说的。他们说要修“给毛主席用的专线”。在这条线上,人们还能看到“毛主席办公”。这让老乡们更是激动不已。我也去了两天。其实这个工程和修水库、筑铁路、建炼油厂相比简直不值得一提。就是建了一个石头屋子而已,也就是几天的功夫。不过大家看到这个修好的石头房子还是感到非常的好奇,经常有人探头探脑地往里面看:在里面真的可以看到“毛主席办公”吗?

      转播站的工人们为了和周围的农民搞好关系,也为了感谢帮忙修建转播站的农民,决定分批请各生产队的人来看一次电视。这成了当时的最大新闻。天还没有黑,大家就成群结队地来到那里。等啊等,直到六点半,才让大家进来。我们坐在一排排的凳子上,前方放着一台小小的电视机。农民们从来没见过这玩意,都在下面嘀咕开了:“这里可以看到毛主席吗?”。知识青年们虽然知道这是什么,但反正也无聊,出来解解闷,另外也是想看看有些什么新闻。

      由于那时中国和外面很少交流,电视也刚起步,没有很多新闻可供更新。每天只播放个把小时就完了,也就是几段新闻报道,一场新闻片而已。新闻也不可能天天更换。但在当时只有八个样板戏的年代,已经很不错了。
 
      那天报道的“新闻”是尼克松访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基辛格秘密访华,架起了中美之间联系的桥梁。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至二十八日尼克松访华,发表了公报。这就是在那一段时间的主要新闻了。新闻中当然有毛主席的身影。老乡们激动了,真的相信“在这里可以看到毛主席办公”。知青们则几乎都沉默下来,陷入了沉思。

      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也在变化。而我们被遗忘了!一群被遗忘的人,被扔在被遗忘的角落里,而且似乎是被永远地遗忘了。就像大队书记冯家宾自嘲的那样:
“劳改犯被放到农村劳改还有个期限,刑满就要释放。而我们都是无期徒刑,而且连子子孙孙都要继续劳改呀!”看到世界的变化,每个知识青年,每个还留在农村的知识青年,都在担心自己的未来。

      但是,担心有用吗?我们能改变现状吗?

 
春耕大忙时来了第二个工作组

      春耕大忙季节又要来了,队里又派来了工作组。但这次的工作组没有什么“政治任务”。带队的是个河南老乡,大概是听说了我和队里河南老乡的关系,所以对我非常客气,基本上是不管我。有时候还叫我不要老是在田里干活,要上来“管管事”。我不禁感到好笑:管什么事?如果都上来管事,粮食能自己长出来吗?不过我没有讲出来。因为他从来不下水,怕说多了会不高兴,反正过几个月就要走的。

      可能他是学过大寨的吧,他来后就叫我们挑土整那个三担大丘,企图把它整得非常水平。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旱地要整平容易,用眼睛看看,差不多就行了。而水田里是要装水的。任何一点不水平,就会立刻显示出来。高的一边会露出水面,而低的一边则会积上很深的水。所以在南方看不到很大块的水田,不像在北方,耕地可以是一望无际的。水田能像三担大丘那样有十几亩就算是很大的了。面积再大,就可能是一边成了旱地,另一边水深两尺。根本无法种稻,必须分隔成两块才行。

      估计工作组是打算象大寨那样把几块水田合并成很漂亮的大块,所以才动员我们来整地。但这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在田里没有灌水的时候要想把田整成水平,没有三、五年根本做不到。只有整一点,灌水后看一看,来年再整一整,经过几年的平整土地才能逐渐弄平。光凭眼睛是做不到的。

      领导想在任期内做点“政绩”来,并不是现在的官员才开始感兴趣的,六、七十年代的官员就这样了。那时的“农业学大寨”,真正学精神的很少,大多数是学样子。比如把土包子炸掉,整平出大块的土地来。至于是否适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那是不管的。团林区宣传学习大寨,叫人来拍电影。为了突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形象,把全区的桃树都挖出来,集中搬到一个地方,专供拍电影。等拍完电影再搬回去。结果桃树死了大半,百姓怨声载道,那就不是当官该管的事情了。老百姓实在被逼得太厉害了,也会做假。老乡们告诉我:五八年大跃进,上面“命令”每个村至少要积肥多少担,而且省里的领导要过来检查。大家只好把自家祖坟前的墓碑放倒,再用稀泥巴糊上冒充“堆肥”,供省里的领导坐着小车开过去时看得舒服。

     不过,这次工作组大概是接受了去年的教训,基本上不再过多地插手生产上的问题了。什么时候插秧,割谷,除了上级分配的指令性种植计划外,其它的安排不再干涉。因为经过几年的折腾,我们队里的工分值已经从六分二厘降低到了二分多。但是,双季稻还是要推行的。可能在那些官员们的心里,种两季总是要比种一季的产量高,二总是要大于一嘛!但是他们没有想过:水稻是需要有一定的温度和日照时间才能成熟的。而这里日照时间短,勉强够两季,但每季的产量都会很低,加起来未必会比一季的产量高。特别是有些冷水田,如雷堰三斗,下面有冷泉,里面的稀泥巴齐腰深。水稻在那里生长没有足够的温度,比周围的田里要晚几天才能成熟。如果种双季稻,根本就不可能。因此,这个拍脑袋想出来的主意一直就得不到当地人的认可。这个馊主意一直坚持到几年以后,工作组彻底不来,才真正地停了下来。而在那几年里,双季稻或多或少地一直在强行推广,产量也就一直下降。到我临走的一九七四年,工分值已经下降到两分多,还不到我刚来时的一半。

      这就是工作组的“丰功伟绩”!

 
计划生育

      在刚解放的那十几年间,中国人几乎没有计划生育的概念,有的只是“人多力量大”的提法。因此一家生几个小孩的情况非常普遍。而在农村,不光生得多,还生得早。队长、会计和我们是同龄人,早已生了三、四个。

      对农村人而言,生孩子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加上农村人吃得苦,所以几乎没把生孩子当回事。前年正在插秧时节,严万选的老婆快生了,但她仍然天天在田里插秧。直到肚子开始痛了才回家,但躺了半天生不出来,就跑出来再接着插秧。结果过了产期,儿子在肚子里闷死了,两口子伤心了好久。去年夏天,冯如登的老婆快生了,在家里休息。她家的草屋顶有点漏水,请来师傅上屋顶修理,她就“顺便”坐在家门口整理草把子递给师傅,同时在家做饭招待师傅。过一会儿,她感到要生了,赶快跑进屋,自己生下了小孩。安顿好后,接着出去继续整理草把子。师傅在屋顶听见屋子里有小孩子哭,奇怪地问:“哪里来的小孩?”她若无其事地说:“我刚才生的。”搞得那个师傅目瞪口呆。还有的母亲则不停地生,直到和女儿同一天生孩子。在那里,每家生三、五个是很普通的事情。

      就这样,队里的人口迅速增加。我们队除掉知识青年,一九六九年才二百二十一人,到一九七三年就增加到二百四十六人。像这样“发展”下去,二十年大概就能增加一倍!所以到了七十年代,国家开始宣传计划生育,提出要控制人口。

      农村的干部执行起政策来是很卖力的,往往能“创造”出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办法来完成上级交下来的任务。计划生育也不例外。农村要劝告妇女不要再生有些困难,比较有效的措施就是结扎。凡是生了三、四胎的妇女就被劝说去结扎。劝不动的,就要民兵连长来完成这个任务了。隔壁生产队就是这样。不过我们队里好像还没有用上民兵连长。经过一番努力的思想工作,妇女队长刘桂兰、妇女组长张国芳、小队长的爱人杜家珍、还有四川人谈玉璧都被动员去结扎了。由于刚动完手术后需要休息,不敢挪动,谈玉璧的爱人在荆门县水利局工作,就在那里找了一个房间,临时搭了一个通铺,让大家挤在那里休息几天。

      几天后,我们到水利局去看望她们。看到她们几个正挤在一张大床上,不停地纳鞋底。屋子里面叽叽喳喳像养了一窝麻雀。看到我们来了,高兴得很,七嘴八舌地告诉我们结扎的过程。

      每个被结扎的人从进手术室到出来大概就十五分钟,反正四个人一个小时就做完了。刘桂兰是第二个,她紧张地坐在外面等待。一会儿,队长的爱人家珍就哼着从手术室里自己走出来了。嘴里还说着:“哎呀,没得法啊!”刘桂林吓了一跳,忙问:“怎么个没得法啊?”杜家珍摇摇头,继续边哼哼边走。这时医生就开始喊“刘桂兰,进来!”她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去。刚一躺下来,医生就开始在她的肚皮上动刀了。虽然事先打了麻醉药,倒也不是很痛,但在肚子里翻来找去真的很难受。她这时才体会到为什么家珍说“没得法”了。一会儿,医生就搞好了。对她说:“行,出去吧。”整个过程就这样极其迅速而简捷。

      听到她们的描述,我不禁想到农村里的“敲猪佬”,就是专门给小猪娃结扎的兽医。我看过几次,动作真的非常娴熟。结扎一头小公猪大概不要一分钟,不过结扎小母猪要费劲一些,也只要几分钟就完事了。难怪农村俗话说“人畜一般”啊。给人结扎也只要十几分钟!

      我对她们的手术如此迅速感到非常惊讶,不禁问到:“开了多大个口子?”刘桂兰说:“给你看看。”于是很小心地把肚子上的纱布打开,露出大概五、六公分长的一个刀口。农村的人确实身体好,恢复的很快。才两、三天就已经长得差不多了,只看见一条红红的刀疤。国芳吃吃地笑到:“你怎么把肚皮都给小江看了?”刘桂兰把眼睛一瞪,说道:“怕什么,小江是个童男,看了也不认得!”大家哄地笑了起来。我感到很不好意思,赶快跑出去了。

      那段时间县里经常宣传计划生育。有一次把所有的妇女们都叫到县里去听报告,开会回来,一个个都在嘀嘀咕咕地议论着,嘴里还啧啧地叹息。我很好奇地问国芳:“你们今天开的什么会呀?”国芳笑着说:“计划生育的先进典型报告会。有个女的要和那个离了婚还有个儿子的男人结婚。天哪,自己还没有生过孩子就跑去结扎了。今天是她在讲她的先进事迹哩!”我听了感到很惊讶,觉得这样的计划生育典型简直不可思议。不过想了想,好像也没什么。就说:“那是她自己的事,她不要后人算了,反正又不害别人。”国芳说:“那倒是,不过要我们向她学习,学什么呢?”这倒是个问题。总不能号召大家都不生了。还没有结婚,为了“积极支持计划生育”就去结扎吧。

      这个话题被聊了好多天。

 
去监利割“劳子”

      春耕刚搞得差不多了,公社突然通知我们派人去监利收割劳子。劳子,就是绿肥。秋天我们撒下种子,到春天田里就长满美丽的花。长红色花的叫红花劳子(可能就是紫云英吧?),长兰色花的就叫兰花劳子(可能就是苕子吧?)。到耕田时把它们一起犁掉,就成了很好的肥料。所以生产队每年都要花些钱去买劳子的种子。今年革集公社联系到监利去收割劳子种子,然后带回来明年用。叫每个生产队派一个人,队长叫我去了。我也乐得到处看看。

      五月十二日,大家到荆门县城集合。来的人中有好几个知青:陈重义、韩世州、黎箭龙、唐凯歌。大家都是抱着好玩的态度去的。大家边走边玩,十三号到达沙市,又在那里玩了一天。十四号乘船到监利,晚饭后大家又在县城到处逛来逛去。走到一个地方,大门紧闭,旁边的木牌子上用狂草写着“监利县XXX”,后面几个字怎么也认不出来。我们五个知青呆呆地看着,最后走近了用手摸了半天,才猜出来是“文化馆”三个字。大家不由得啼笑皆非:究竟是我们在农村呆得太久不识字了,还是这里的人写得太草?搞不清楚!

      第二天,我们到达十几里外的扬州分场。十六号才开始干活,但下午就开始下雨,于是大家又休息了两天。我们在那里呆了半个月,真正干活大概只有七、八天。其余时间不是下雨,就是放假休息。比起在队里插秧来,实在是轻松多了!

      这里好像是个军垦农场。一望无际的芦苇荡,令人想起了《沙家浜》。我们在里面窜来窜去,真的很好玩!即便这里有一千个人,也能轻而易举地藏起来。没有芦苇的空地上则长满了茂盛的劳子。劳子已经成熟,只要收割下来晒上两天,就能收集到大量的种子。我们的任务就是拼命收割它们,晒上两天后把种子打下来,用麻包装回生产队。任务并不重,但这里蛇很多很多,几乎每走几步就会碰到一条蛇。好在不是像眼镜蛇那种进攻性的动物,这里的蛇都怕人。大家一起割劳子,就能把它们惊走,否则可就糟糕了。很快,我们就知道这里为什么会有那样多的蛇了。因为这里有许多又大又肥的青蛙,它们是蛇最喜爱吃的东西。这些蛙又大又笨,很容易被抓住。于是大家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对于抓青蛙,我们这些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人都是老手。青蛙的眼睛只能看到活动的物体,而对不移动的物体则是视而不见。只要慢慢地接近它,哪怕离它再近,青蛙也看不到。你动得越快,它反应会比你还要敏捷,一下子就跳开了。大家一只眼睛看着劳子,另一只眼睛却看着青蛙。随手就把它们一一抓住,塞进麻袋里。半天下来,麻袋里就塞满了青蛙。大家委派我先回去处理这些“战利品”。我扛着这一大麻袋青蛙,到厨房里剖好,用辣椒一起炒了一大脸盆。大家美美地打了一次牙祭。

      这里的劳动虽然不是很累,但环境非常恶劣。特别是蚊子很多,蚊子不仅多而且大,大概嘴特别长,我即便穿着帆布裤子都能被叮上一个个的包。晚上睡觉时稍不注意,蚊帐哪怕有很小的缝,第二天早上就会浑身被叮满大大小小的包。

      经过十来天的收割,任务终于完成了。看着一麻袋一麻袋的劳子种,我们说不出的高兴。随后大家放假一天。我们高高兴兴地来到江边,对面就是湖南省了,那里有个小镇叫塔市驿。其实很小,只有几十户人家、几个小卖部和小餐馆而已。我们中午在那里吃饭,我看到餐馆的服务员端出一大碗甲鱼肉,几乎是净肉红烧的,真香啊!叫人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问他“这要多少钱?”“一块钱一碗。”我把手伸进口袋里,钱是够的,但吃了就不多了。我犹豫起来:将来还不知道家里是怎么回事哩。万一完全要靠自己,经济上会非常紧张。想到这里,我把口水咽了下去。这样香的甲鱼肉,在之后的日子里,很多年后,我都在想它。希望有钱后能美美地吃上一大碗。但后来,我再也没有看到过这样香的肉,也再也没有吃过这样香的肉了。

      临走的前一天,公社的拖拉机拉着拖斗从荆门开来了,大家高高兴兴地把一袋一袋的劳子种装了满满的一车。拖拉机手趁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把拖拉机维修了一下。他看到车灯很脏了,就拆开洗了一通。不料在装回去后发现左边的灯怎么也照不远了,把灯泡调整了好久也不见效。司机急得满头大汗。我仔细地比较了左右两个灯,发现灯罩玻璃上有栅格。两边唯一不同的是:右边的栅格是垂直的,而左边的则是水平的。我对司机说:“你把灯罩转九十度试试看,可能是这个原因。”司机很疑惑地看着我说:“这个关系很大吗?”但也没有办法了,只好试试看。果然,当他把灯罩一转过来,灯光立刻就照远了。司机高兴地说:“真的很有关系啊!谢谢你。”

      五月二十八日,我们离开农村回到监利县城,仍然像来时那样边走边玩,三十一号才和拖拉机一起回到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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