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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相依为命的邻居

(2017-05-27 21:36:08) 下一个
【版权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 - 江育林】

偷偷回家

      十一月底,大概是上面斗得太厉害了,顾不上底下的老百姓。听说爸爸妈妈都已经被放回家,不再被关在牛棚里了。大姐姐就和我商量怎么才能回去看看才好。我说:“要回去一定要有理由,否则怎么跟队里说呢?而且最好要有个证明,要不然防疫站的人要查起来怎么办?”大姐姐想了半天,突然说:“有了,你就说要回学校开证明吧,就说是招工要用的。”然后,她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张油田的证明,上面赫然盖着“五七油田八分部(即炼油厂的代号)”的大红章子。有了这东西,我心里就踏实了。

      十二月三日,我乘坐三零四次火车连夜赶回武汉。第二天,我去七医院留守处,在那里报了个到,以免有人追查起来有个交代。然后跑到洪山张崇武家和电子设备厂吴恒乐那里玩了半天,直到傍晚天已经黑了,才偷偷地溜回家来,以免又被专案组的人看见了把我抓到招待所去住。

      我偷偷地溜到后门。看到家里亮着灯,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我担心专案组的人正好在家里给他们训话,不敢贸然敲门。就先走到后面,贴着门听了一会,确定里面没有外人,才轻轻地敲了几下门。屋里的声音立即停止了,一片寂静。我又敲了几下,才看到妈妈从房里出来,隔着玻璃看看,紧张地问:“谁呀?”我很轻地回答:“是我,育林。”妈妈惊呆了,忘记了开门。她吃惊地问:“你怎么回来了?”我生怕隔壁有人听见,赶快说:“你先赶快开门呀!”妈妈才如梦初醒,赶快把后门打开,让我进屋来。

      爸爸也从屋里出来了。他们两个站在我面前,呆呆地看着我,仿佛不认识一样。过了很久,爸爸才开始问到:
“你怎么回来了?有什么事情吗?”我赶快把介绍信拿出来给他们看:“不要紧,我是来办事的,有油田开的证明。”爸爸把介绍信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才放下心来,叫我到里屋去。我在夏天时就给妈妈做了一双很漂亮的女式边带布鞋,还绣了一双鞋垫。当我拿出来送给妈妈时,他们瞪大了眼睛看着我:“这个,是你自己做的?不是别人帮你做的?”我很得意地说:“当然是我自己做的,怎么样?”妈妈惊叹地说:“啊呀,简直跟外面卖的一样!”我笑着说:“外面卖的还不是人做的。”这时,他们才开始放松起来。

      由于他们也是刚被放回来,家里什么也没有了,只好大家挤在一张大床上睡。我担心地问:“床会不会压垮?”爸爸使劲地按了按床:“我看不会,就凑合着过吧。”那天我们很晚才睡。我跟他们讲了林彪和“九一三事件”,他们吓得瞪大眼睛坐了起来。原来他们一直被隔离关在单间里,不让看报纸,也不给传达文件,所以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消息对他们的冲击太大了!

      之后的几天,我到处探亲访友,晚上才回来睡觉。不料第二天傍晚,我刚回到家不久,专案组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就登门拜访来了。他们一进门就板着脸问:“你回来干什么?”爸爸妈妈站在一旁紧张得不得了。我赶快拿出介绍信给他们看,说是要去学校开证明。他们把那张介绍信仔细地看了又看,才还给我,说:“办好了赶快回去!”我们才松了一口气。就这样,我在武汉整整呆了五天,一直到八号才登上回荆门的火车。临走时,爸爸送我一块天津产的手表。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有了自己的手表,在农村不再靠看太阳过日子了。

      年底,湖北省发下通知:招工暂停三年!这对我们这些还在农村伸长脖子等待招工的知青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劳动和表现已不再有任何意义,知青的信仰开始全面崩溃。比较老实的知青开始想办法装病,试图以“病转”的名义回城。而调皮的知青则破罐子破摔,不上工到处玩还是比较好的,有的则到处偷鸡摸狗。如到副食品店偷鸡蛋的,打架的,到处惹事的。有个子陵的知青路过信用社,隔着安了铁丝网的窗户看到桌子上有几张钞票,房间里没有人,就用一根棍子沾上一点点沥青,从铁丝网的小孔中把钱一张张粘出来。这些事情真的很有“创意”,我想那一定从我们小时候用沥青粘知了的方法得到的灵感。

      一九七一年对于还留在农村没有被招工上来的知青来说,是非常残酷的一年。我们终于明白:表现再好也没有用。有用的,除了爹妈的成分外,就是关系和权力。“开后门”变得泛滥成灾。农村里也开始知道剩下的知青是什么东西,我们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压力。生存,不仅仅是指吃和住,更重要的是生存下去所需要的精神支柱。

 
终生难忘的第四个春节:1972

      由于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太多,大家都想早点回家。虽然二月十五号才是春节,但一月底,我们就开始纷纷返回武汉。没有人愿意留在农村过年,也没有谁再劝知青在农村过“革命化的春节”了。大家似乎都看穿了。

      一月三十一日,我们早早就离开了生产队。先约了荣兴的同学,再走到江山,把那里的同学也邀上,晚上一起到了荆门火车站。经过一年多的试运行和调整,焦枝铁路终于正式通车了。每天有一趟车从武汉开往宜昌,也有一趟车从宜昌开往武汉。对于从来没有见过火车的农民来说,这可是天大的新闻。人们纷纷扶老携幼来看火车,连不能走路的老太太也用竹床抬几十里地来到铁路旁,等上几个小时,直到火车开过去才心满意足地回去。刘桂兰的妈看了火车后非常高兴,连连惊叹:“火车真是了不得啊,在地上爬都爬得这么快,要是站起来跑该有多快呀!”不过,由于农民不懂得火车是刹不住的,不理解人一定要让火车的道理,刚开始常有人被火车压死的事情发生。有的人站在铁轨中间大叫停车的,也有站在站台下面来不及爬上去的。过了一段时间,才慢慢好起来。

      这是我们第一次这么多人结伴坐火车直接从荆门回武汉过年,每个人都很兴奋。晚上九点,火车才从宜昌慢慢开来。好多人啊,每个车厢都是满满的。但我们也要回家,于是大家拼命地挤。只要一个人挤上去了,马上就把其他人也带上来。大家挤成一团,火车停在那里光叫唤,但也不敢开。终于大家都挤上来了。

      由于沿途都是这样拥挤,火车只有慢慢地走。走了一整夜,又走了一个白天,到下午四点多钟才到达武昌。不过我们已经很满意了。

      回到家里,每天就是到处探亲访友。学校、汽标厂、同学家里……。但是心情怎么也好不起来。看到别人一个个都回来了,自己还呆在农村,心里很不是滋味。不过大家都对我们这些人很热情。

     快过年了,一连几个清早,我都要到广埠屯菜场去排队。买肉、买豆腐干、买糖、买油……,反正买什么都要凭票。谁也记不住,只有把所有的副食品票带在身上,排队时慢慢看墙上的通知:“十四号副食品票买二两粉条,十五号副食品票买四块豆腐干,十六号票买半斤白糖……”等等等等,每家都要排上几天队才能把过年的东西买完。

      那天我正在排队,突然有人叫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我们班上的俞志远也在隔壁的一条队里排着。他是红五类,第一批招工就招到武汉造船厂了。所以看起来红光满面。他问我:“招哪里了?”这是当时最流行的问话,也是我最怕听到的问话。我摇摇头,什么也没有说。俞志远微笑着看着我,“好心”地劝告说:“我看你就在农村找个好人家,在那里安家算了,已经没有希望了。”听到这些,我心里像被捅了一刀。本来想顶他几句,看到周围都是人,还不知道是红五类多还是黑五类多,咽了口口水忍住了。于是扭过头去不再理他。

      二月十三号,阴历二十九。我刚从广埠屯回来,爸爸妈妈正在家里着急地等着我:“院里要我们赶快搬家,明天一定要搬完!”我奇怪地问:“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急什么?过了年搬家不行吗?”爸爸紧张地说:“不行不行,人家要搬到我们家过年,我们一定要马上搬走!”我看着天,已经开始飘起了雪花。什么都没有准备,怎么搬哪?可能我的脸上也象天气一样难看。爸爸很担心地劝我:“不要闹,专案组里的人都在盯着我们。千万不要闹啊!”

      原来革委会里那些苗正根红的“革命分子”闲得手痒,开始打黑五类住家的主意了。首先就看中了我们家的大房子,命令我们赶快腾出来,搬到十七栋的两间房里。一年后,又收回了一间,换了十六栋的一间小房。于是我们家就在相隔近百米的十六、十七两栋楼里各有一间房,组成了一个新家。

      事情来得这样急。我们只有一边在这里清理东西,一边搬运,一边在那边摆放东西。唯一的运输工具就是一辆板车。两地相隔虽不到一公里,但沿途几乎没有平地,路也不平,特别是最后快到时有个很陡的上坡,拉板车上去非常费力。

      我看到开始下雪了,心里非常着急,想尽快多拉一些,否则第二天会更加困难。但房子里的东西没有清理好,怎么也来不及。反正是爸爸在这里清理,我和小林一趟趟地拖。到了那边,把东西就摊在那里由妈妈来清理。一天下来,倒也搬了不少。但要明天搬完,够呛!

      晚上下了一夜的雪。第二天早上起来,到处白茫茫的一片,路上积了厚厚的一层。路更难走了,特别是上坡很费劲。我们累得满头大汗。到了那边,那么陡的斜坡根本上不去,只好叫小林拿锄头先挖出一个个小坑瞪脚,我才能把板车拉上去。好在我们在农村干了三年多,力气够大了。不料,在拉第二趟时,两个红五类的小孩居然在那个陡坡上滑起了雪橇。把坡子滑的光滑无比,挖的小坑也荡然无存。我烦透了,小林只好再用锄头挖坑,我则踩着它们用力地一点点地往上拉。那些小孩不但不让开,反而对着我们往下滑,把小林挖的坑迅速地填满了。

      我再也忍不住了,像火山一样爆发起来。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们被赶出来让你们住,你们在挡住我们搬家的路,这还要人活吗?我抡起锄头,对小孩喝到:“滚开!要不打死你们!”我跑到那几家的门口,用锄头在他们家的水泥台子上狠狠地砸下一块。站在那里大声地骂到:“狗日的听着,不要逼人太甚!把我逼急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赶快把你们家的小崽子带回家去,不要挡我们的路!”那几家的大人吓得赶快把自己的孩子拉了回去。在我骂街的时候,周围安静极了,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妈妈脸吓得苍白,连大气也不敢出。我告诉她:“不要怕,在农村干了三年就算是贫协的人了,这些狗东西算什么!”再后来,挡路的人算是没有了。我们费劲千辛万苦,总算在中午前把必需的东西基本上拖走了。像沙发,椅子等大东西根本就没有地方放,只好丢在原处。晚上,我累得要命,一动也不想动。妈妈还做了米酒给我们喝。就这样,我们大年三十被轰出来,马马虎虎地过了一个年。

      初三,我们看到丢的东西太多,想再到原来的地方看看,能否再拿些东西过来。一到门口,就看到那里已是大门紧闭。敲了半天,才有人开门,原来是毛高贵一家已经搬进去了。也不知道怎么动作这么迅速,可能帮他搬家的马屁鬼很多吧。里面好暖和啊!毛高贵还在被窝里没有起来,正在享受哩。我告诉他想看看有没有可以拿的东西。他窝在被子里很不耐烦地说:“都丢到后面的空地上了,你自己去看吧!”我走到后面,雪地里乱七八糟的堆了很多东西:沙发,椅子等等已被砸烂,不会有什么了。我只好放弃了这个念头。

      初四一大早,吴恒乐跑来看我。他带来一张街道口电影院的电影票,约我下午去看电影。中饭后,我们高高兴兴地来到电影院。正等待开演,突然后排传来熟悉的说话声,回头一看,原来是娄建华也来看电影了,正坐在我后面。娄建华第一批就被招到应城化工区,还去大连化工厂培训了一段时间。她一看见我,就惊喜地叫了起来:“江育林!你现在招到哪里了?”我苦笑着摇摇头。后来我们又讲了几句,但我一点情绪也没有了,只是心不在焉,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话。电影一散场,我马上溜了出来,不愿意见到任何人。

      第二天,我打算到汉口给老乡们买绣花用的彩色线,就乘十五路,想到大东门转电车。我从十五路汽车的尾部挤上了车,正望着车窗外发呆,突然有人叫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钱吉林老师。他在华师一上车就看到了我,特地从车头挤到我这里来。他欣喜地拉着我的手问道:“你被招工上来了吗?在什么地方?”这是我最怕听到,然而又是听到最多的问话。我默默地看着他,没有出声。他很快就明白了,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钱老师小声说:“不要紧,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说着伸出手来,似乎想摸我的头,但伸了一半又缩回去了。他问我要去哪里,我说汉口,于是钱老师又往车头那边挤到售票员那里,买了两张车票。他递给我一张说:“这张票是到大东门转车的,我替你买了。我在前面先下车了,啊!”我无语,点点头。钱老师在付家坡下了车。但并没有走,而是站在站台上。透过车窗,我看到钱老师背过身在偷偷地抹眼泪。我的心里象被抽了一鞭子,有说不出的痛。这几天的遭遇使我已经无法再忍受下去了。我为什么要回武汉?这里又不是我呆的地方,我有什么资格赖在这里?从汉口回来,我乘电车直接去了火车站,买了返回荆门的火车票。我没有和家里解释提前回去的原因,他们也没有问。只是默默地帮我清理要带回去的东西。

      就这样,我“赶”回了荆门。一路上我都感到心里憋屈得慌,一直到我回到生产队,才觉得舒畅些。是啊,这里才是我有资格呆的地方!

      天哪,我终生难忘的一九七二年春节!

 
相依为命的邻居

      回到生产队自己的小屋,我打开门,刚把头伸进去,突然听到里面有女人讲话的声音。我不由得大吃一惊。

      前面曾经说过,我们住的是在岗子中间前后不挨的一个大仓库,北面还有个偏房做小仓库。我们知青来后把两个仓库之间开了一个门,然后在小仓库的西头再搭了一个小厨房。我们六个人中有两个住在小仓库里,四个人住在大仓库里。两年招工之后,只剩下三个人,而秦以钦自己要求去大队的小卖部卖东西,所有的东西包括床也搬了过去。这里就只剩下我和张崇武两人了,于是我们就只睡在小仓库那边,大仓库一直就空在那里。

      这声音是从大仓库那边传过来的。我从那个小门里看过去,发现仓库用芦苇杆编的帘子隔了一半出来。那边似乎有人影晃动,还有人在那里讲话。我从外面转过去,从仓库的大门走进另一边。才看到这里已经搬进来一家人,里面打了一口灶,安了一张大床和桌子。一个中年妇女正在烧水,旁边还有一个小女孩正趴在桌子上写字。或许是我的到来惊动了他们,两人同时抬起头来。我这才看清楚是南头四组的罗老师和她的小女儿秋恩。

      罗老师叫罗自谦,原来住在恩施县城,也是属于“城里人”吧。文革中知青下乡后,城里也掀起了一场下乡运动,口号是:“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把原来城里没有正式职业的人,包括一些老弱病残中的黑五类通通赶下了乡,他们就是这样下来的。这样一老一少的两个人在农村完全不能参加劳动,根本无法自食其力。于是大队把罗自谦派到冯庙小学作为民办教师教书,至少能养活自己吧。所以大家就都叫她“罗老师”。她们来后,就把自己的女儿沙恩也从恩施农村调到这个队里来了。在四组劳动,和于衍正是一个组,所以他们之间比较熟。而我和他们很少接触,仅仅是分粮食时打声招呼而已。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呆呆地看着他们。罗老师赶快陪着笑脸说:“小江回来了?!”还赶忙给我端来一杯开水,说:“我们借你这块风水宝地住住,麻烦你们了。”我完全搞不清楚是个什么情况,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看着她们说:“这房子又不是我们的,是生产队的。无所谓。”然后就回到自己那边去了。刚刚平静下来的心情又被搅得有些烦乱。回到那边,听到隔壁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

      晚上,副队长如生听说我回来,跑过来看我。他一来就跟我说起隔壁那家人搬过来的情况。原来罗老师的丈夫余奉武的老家在这里,是当地余有德的亲戚,按辈份是他的上辈吧。所以他们实际上是按照“投亲靠友”的政策来这里的。刚开始住在余有德家的一间很小的屋子里,并且是分开做饭。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余有德家里和他们闹矛盾,大年三十要他们搬出去。好在他们在队里还算是到处都有点沾亲带故的,而且辈份还比较高。副队长冯如生就叫她们两个搬到大仓库里来住,但又怕他们把整个仓库占了,就用芦苇帘子隔了一半出来,就这样也比原先她们住的小屋要大多了。

      听到是这样,我不禁有些感概:原来大年三十被赶出来的不止是我们一家,不过理由不同罢了。

      秋恩那年有七、八岁吧,反正是刚上小学。天天跟着妈妈一起到学校,罗老师也正好可以照顾一下。罗老师每天到冯庙小学上课,下午三、四点才回来。而秋恩是低年级,只上半天课。所以当我们上午收工时候就回来了。一天中午,我正独自一人在那里吃饭,秋恩从那边跑过来,看着我说:“小江,我肚子饿了。”我看着她那渴望的目光,赶快叫她坐下来,到厨房里给她做了一个鸡蛋炒饭。小秋恩端过碗来,头也不抬地大口吃了起来。看得出真是很饿了。

      其实我平时都很喜欢小孩子的。队里有些小孩,像四川人家里的小红,国芳家里的继红等没事都常到我这里来玩。到吃饭时就一起吃点,玩累了就在床上睡觉,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大人们有时候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了,也往往是先到我这里来看看,看是否在我这里。因此,对秋恩那天吃饭的事情,我并没有在意。

      不料几天后,队里放假的那天,罗老师一定要请我到她那边吃饭。我觉得到隔壁邻居家吃什么饭啊。但再三推托也不行,只好跟她到了那边。其实他们家也没有什么菜,只是表示一下心意而已。吃到一半,罗老师突然对我说:“小江,我知道那天你跟秋恩做了鸡蛋炒饭吃,队里有人告诉我了。真的难为你了,谢谢你!”我并没有在意,因为只要是小孩子来我这里,我都是对他们一样的。但当我抬起头来看着她时,不禁呆住了:罗老师满眼的泪水。她伤心地说:“我们在有德家住了一年多,他们家从来没有给秋恩吃过一次饭哩!你还记得去年到区里送招工表的事情吗?”

      我突然想起来了,那是去年八月十七日发生的事。前几天,荆州建筑公司来招工,要求每个人都填张表,然后大队派我把表送到子陵区招办去盖章。本来没我什么事,但想到能出去玩玩,也就答应了。那天上午我先去县城玩了玩,下午才赶去子陵。交了表正打算往回走,看到罗老师带着她的大女儿沙恩也到区里来了。那时候家长带子女来疏通关系以求招工是很普遍的事情,很显然她们是来做这事的。也就是那次,罗老师不知用什么方法搞通了招工干部,成功地把沙恩弄到荆州建筑公司当了工人。我跟她们打了个招呼正准备往回走,罗老师一把拉住我说:“小江,你能帮我回去告诉有德家里,给我家的秋恩一口饭吃。好吗?求你了!”这本来就是顺路的事情,我答应了。当我赶回生产队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我路过余有德家的门口,看见秋恩正坐在一把小椅子上一动不动。于是就向院子里喊道:“有德,罗老师说她今天回不来了,麻烦你照顾秋恩吃饭吧!”听到屋里有人答应了一声。我想到这本来是亲戚间的事情,就是不打招呼也会这样做的,打个招呼不过是讲讲客气罢了。于是就回家了。

      罗老师流着眼泪对我说:“你知道吗?那天他们根本就没有理睬秋恩,她连睡觉都是在外面过的。第二天我们下午才回来,秋恩还坐在椅子上。她饿了一天半,已经饿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她就是从那时起落下了毛病,每餐饭只能吃一点点,但又饿不得,一饿就脸上发青。我的肠子都悔断了啊,真的对不起秋恩!”说着大声哭了起来。

      我当时听了真的觉得很抱歉。如果早知道两家是这种关系,我就把秋恩带到自己屋里了,反正是夏天也好照顾。我真的没有想到余有德家里是那样的无情。罗老师说:“我原先以为被赶到这里,要吃更多的苦了。没有想到你对秋恩那么好!”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仔细地观察秋恩。小秋恩的确吃得很少,几乎和我们的猫吃的一样多。不过一旦饿了,如果没有及时吃饭,就会脸发青,口里吐出泡沫来,可能就是那次把胃搞坏了。我真的很担心。每次她放学回来,就赶快给她做饭吃。秋恩也习惯了,就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一样。慢慢地,她们和我们的关系也比较随便了。有什么事都相互帮忙照应,屋子里也热闹不少。

      一天晚上,罗老师要去小学开会,只好把秋恩留在家里。当秋恩做完作业后就叫起来:“小江,我害怕!我要过来。”我赶快跑过去,想把她带过来。但发现门被反锁了,没有办法进去。我摸着脑袋想了半天,跑回来站在两家隔开的帘子旁边,试着叫她伸开双手站在帘子跟前。好在她不重,我一下子就把她跩过来了。看到她眼睛都睁不开了,我就抱着她,陪她在自己床上睡。小秋恩很放心地靠在我的怀里,一下子就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到大门打开的声音,知道是罗老师开完会回来了。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就听见她很惊慌地叫起来:“小江,你看见我的秋恩了吗?”我赶快回答:“在这里啊。”秋恩已经睡着了,没法再从芦苇帘子上递过去,只好用衣服包好从外面抱回去。罗老师感激地说:“我的心都要吓得跳出来了。早知道这样,就不锁门了。”我笑道:“没事,以后你要出去,就把秋恩交给我好了。”

      从武汉回来不久的一个休息日,清早我正坐在门口洗衣服,从我旁边不声不响地走过去一个人。在农村,平时见面的就那么几个人,没有谁走过去会不打招呼的。我奇怪地抬起头来,只看见一个小姑娘的背影。穿得整整齐齐,脑袋上扎着一对长长的辫子,手里提着什么东西,就那样头也不回地朝前走,拐过弯就被房子遮住看不见了。

      我没有在意。但不一会,那个小姑娘又从原路转回来,手里还端着一杯茶水:“我妈妈请你喝茶。”我赶忙站起来,接过茶说:“进屋里坐吧,你叫什么名字?”她小声说:“我叫余江恩。”哦,原来是罗老师的老三,也就是第二个女儿。这时我才仔细看了看她,发现一点也不像她的姐姐余沙恩。沙恩个子矮矮的,说话声音沙哑,于衍正说她是公鸭嗓子。而余江恩个子高高的,红通通的苹果脸。长得很漂亮,说话也很清晰。

      我洗完衣服后走到那边。罗老师赶快给我介绍:“这是我老三,下放到掇刀的,我们都叫她小妹。”我很奇怪,她为什么不把两个女儿下放到一个地方,而是东一个西一个的。小妹其实经常回来,每到休息日一定会回来。只不过以前都在南头那边,我从来没有见过而已。于衍正他们都见过好多次了。

      小妹第二次再来这里时,就把长辫子剪掉了,留了两条短辫子。大概自己也觉得实在是不合时宜,在农村怎么能留那么长的辫子干活呢?毕竟大家都是知青,见过几次后就慢慢熟了。小妹原来是七零届的知青,和我弟弟小林是同一届的。因此也是七一年春天下的乡。罗老师和沙恩、秋恩在六九年就已经下来了,所以小妹就直接投亲靠友来到荆门。因为他爸爸老家在这里,大概到处都有沾亲带故的人,就把她安排到掇刀公社的响岭大队落户。至于为什么不在一起。也许是那里的工分值高一些,也许是觉得和她姐姐不在一起招工的机会要多一些,不得而知。但我觉得后者的可能性要大些。

      在农村,知青之间很容易混熟,大家都是彼此相互信任的。甚至是在走夜路时,如果哪个男知青遇见一个不熟悉的女知青,只要需要,他会把那个女知青送回去。而且我们似乎也没有听说过会发生什么事。知青,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连狗都能把知青和当地人分开,我们养的那条被称之为“叶凯”的狗,就能清楚地分辨出谁是知青,哪怕是没有见过的知青。当地人非常奇怪:我们和当地人究竟有什么不同?其实当地人穿戴的经常比我们要整齐、漂亮。但叶凯仍然看到他们就叫,而看到知青,即便是从未谋面的知青来了也不叫。这令当地人恼火不已,也叫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慢慢熟了,罗老师就给我们讲了她们家里的情况:秋恩的爸爸在恩施税务局工作,他们有一个儿子三个女
儿。老大余有重是男孩,已经参加工作,在恩施建筑公司当工人。老二余沙恩原来和我们一个队,去年被招工到荆州建筑公司。老三余江恩也是知青。而余秋恩是老幺。一家六口人,被分散在四、五个不同的地方,只有过年才能聚在一起,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此后,她们有什么事,首先就找我们帮忙。而我们有什么事情,也只需过去打个招呼就行。生活上也更方便,更放心了。本来就是两个在生存边缘上挣扎的人群,相互支撑或许能活的更好些呢。就这样,我们逐渐成了相依为命的邻居。

罗老师和她的小女儿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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