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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九一三事件”

(2017-05-26 13:59:06) 下一个
【版权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 - 江育林】

 
求生

      七月,进入双抢大忙季节。又是割谷又是插秧,天气也格外炎热。我们每天从两、三点钟起床,到半夜十点以后才能回家。还要做饭,吃饭,洗澡……,每个人都处于极度疲劳的状况。就连队里的老乡也不是个个都能耐受的。有的人开始病倒了,大家都在勉强支撑着,一天一天地咬住牙齿坚持。有几次,当我晚上从水田里爬上来时,感到眼前发黑。要坐在旁边的石头上休息一会,才能慢慢地走回家去。

      七月二十七日,一天的劳累后,我的肚子突然疼痛起来,而且越来越痛。我实在无法忍受,弯着腰走回家,躺在床上,指望休息一会就能缓解。但疼痛一直在不断加剧,丝毫没有减轻的迹象。天黑以后,我开始痛的眼冒金星,牙齿咬得咯咯响。我在床上大声地哼着,但屋子里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吴恒乐和张崇武在南头照看瓜田,几天才回来一次。于衍正和秦以钦则在出外工修公路。根本没有人能听见。在这农忙的时候,也没有人有空来这里溜达,都要抓紧时间睡觉。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痛的无法忍受了。我痛得在床上打滚,把能抓得到手的东西乱扯乱撕。慢慢地,我的思维似乎也开始模糊,昏了过去。就这样我一会儿昏迷,一会儿清醒,清醒时就乱叫。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等到我不知道是第几次昏迷后苏醒过来,看到外面天已经亮了,可以感觉到太阳的火热。我迷迷糊糊地感到,如果还是这样呆在屋子里,可能就会死在屋子里了。曾经听说过有知青在屋子里死了几天,人都发臭了才被别人发现的。不行,我要爬出这个房子,否则会死在这里了。只有爬出这个屋子,才有可能被出工的老乡们发现,才有可能得救。于是我开始朝外面爬去。我抓住一切够得到的任何东西向外移动,每爬一米,我都要忍着腹部的剧烈疼痛。虽然脑袋已经是昏昏沉沉的了,但心里非常清楚:向前挪一步,活下去的希望就大一分。我一定要活下去!强烈的求生欲望使我用尽力气朝外爬去。不知道爬了多久,也不知道爬到什么地方,我就又昏死过去,什么事也不知道了。

      后来的情况都是别人跟我说的:插秧的妇女们在快到中午时路过我们住屋附近,在离房子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发现我躺在地上,沿途的草都被我拉断了。到我们的房子里一看,满地都是被撕碎的纸片、布片和蚊帐的碎片,大概都是我在昏迷中撕碎的。大家感到非常惊慌,有的跑去卸下了榨房的门板,把我放在上面。不知是谁提出用洗脚水可以让我醒过来,就把谁的脚洗了洗,用水给我灌了一些。然后把我抬到小学旁边的破卫生院里抢救。怎么抢救的,没有人说得清楚。

      等我醒来,已经是晚上了。房子里很黑,远处有个油灯发出微弱的亮光,赤脚医生正和队长在说什么。我只听见医生在说:“要是天亮了还不醒来,就赶快送到油田医院去。”大概是听见我哼了一声,他们立刻走了过来。高兴地说:“总算是醒来了,看来问题不大了。”这时我的肚子不再是剧痛,而是隐隐作痛。队长对我说:“你把大家都要吓死了呀!一直昏睡到现在才醒过来,现在都快半夜了。”我头昏的要命,一句话也不想说,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一阵“呯呯”的响声把我惊醒。睁开眼睛一看,天已经大亮,屋子里空空的没有一个人。声音是从窗户那里传来的。抬起头一看,原来是吴恒乐听说我病了躺在赤脚医生的卫生院里,赶来看我,并给我送点吃的过来。我勉强爬起来,想去打开大门。但大门被反锁着,没有办法打开。我只好走到窗户边上,和吴恒乐讲了几句,但什么也讲不清楚。既搞不清楚是什么病,也搞不清楚是怎么治疗的。我接过他递过来的半袋奶粉,用房间里的热水瓶里的温水调了一碗,喝了下去。接着躺下休息,直到下午赤脚医生回来才把我放了出来。又在家里休息了好几天,缓过气来。事后赤脚医生诊断我是“肠梗阻”。但在武汉大学读书期间和到了水生所以后,同样的情况也发生过,也都是过一天后就缓解了。一直到最后,这个毛病在德国慕尼黑再次发作,医生诊断为阑尾炎。开了刀后才彻底地解决了这个毛病,之后没有再发。所以也有医生说,可能是阑尾炎后来转为慢性了。但怎么当时没有穿孔而是转为慢性的,没有人可以说得清楚。

      从这以后,队里的老乡吓坏了。每天都在上工前派人来看我是否还活着,万一发生什么事也好帮忙。我倒满不在乎:“不要怕,人总是要死的。雷堰三斗不是不长庄稼吗?我要是死了,就把我埋到那里好了。”大家听了大惊失色。刘桂兰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不要吓我。”他们都认为我遭的罪太多了。大队书记那个跳大神的妈还专门给我算了一命,后来跑来对我说:“我跟你算过命了。你还要吃几年苦,然后才能转运,而且只能慢慢地好起来。你要有耐心啊!”我听后不由得笑起来:能没有耐心吗?我又能怎样呢?

 
朱定一之死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是休息日,那时候生产队规定:除农忙外,每半个月放假一天。所以我就去县城玩,趁机放松放松。傍晚我刚从县城回来,就听到有人告诉我:北头的朱定一死了。我不禁大吃一惊。

      朱定一是住在最北头不到四十岁的一个壮男劳力。不过脚有残疾,据说是小时候在冬天烤火时把脚掌烧坏了。几个脚趾头卷曲在一起,走起路来有点“地不平”,但对劳动没有丝毫影响。他的妻子叫严梅林,长得比较漂亮。可能是他们俩家老人说的亲,否则自由恋爱决不会看上朱定一。因此小两口关系并不好,而朱定一则对他的老婆看守得严密有加。据说她如果晚上要出去,无论是做什么,朱定一一定要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一步不离。这已被队里传为笑话。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和死连在一起。

      我飞也似地跑到他们家里。一进大门,就看到竹床上躺着一个人,正是朱定一。从远处看去好像是在睡觉一样,和活人没有什么不同。我不由得伸手去摸了一下,立刻感到一阵冰凉,手本能地缩了回来。我感到他好像已经开始发硬,这表明他已经死了有一段时间了。

      里屋里挤满了人。大家都在窃窃私语,但没有一个人把话说得很清楚。朱定一上午还是好好的,现在就硬了,没有任何可以解释的理由。唯一能说的就是严梅林的解释:午饭后她出去砍柴,临走时朱定一在睡午觉,她把门一锁就出去了。等砍完柴回家,把门一开,就发现朱定一死在屋里了,也没有发现什么意外。

      这就是全部过程?浑身上下没有一点伤痕,没有任何挣扎的痕迹,或者其它可疑之处,唯一就是一个大活人死在那里。大家百思不得其解,不由得把目光都集中在严梅林身上:她究竟做了什么事?

      朱定一的老父亲朱学圣哭得死去活来,严梅林则默默地在那里忙来忙去,似乎也不很伤心。大家的怀疑逐渐集中在严梅林身上。

      第二天早上,大家都来到朱定一的家,准备给他处理后事。原本准备给他老爸的棺材也从很高的地方弄下来了。朱定一已经被穿戴停当,躺在那个棺材里,准备盖棺上山了。这时有些人开始相互小声地嘀咕起来:“就这么埋了吗?”“不叫公安局来查一下吗?”有的人甚至说得更明白:“要化验一下是不是被毒死的!”嘀咕声越来越大,朱学圣也有点犯嘀咕了。有的人开始大声说:“派个人到县城去请公安局的人来看看吧?!”于是就有两个年轻人自告奋勇地说:“那我们去吧!”说着就迈出了大门。这时,严梅林突然从屋里跑出来,对着他老爸大声喊道:“爸爸啊,你要是这样对我,把公安局的人找过来,以后你老了我决不给你养老!”朱学圣听到这话,立刻就着急了,他大声喊到:“求求你们都不要管了,不要去县城!”大家只好把跑走的人赶快喊了回来。

      时辰到了。大家帮忙把棺材盖上,号上很粗的绳子。八个人把棺材抬上了肩,往山上走去。一路上没有一个人讲话,每个人都在默默地思索。快到埋人的地方了。另新安叫起来:“要说话呀!不说话下辈子变哑巴的啊!”原来这里习惯是抬死人时一定要喊号子的,否则死人再投胎时就会是个哑巴。于是大家开始吼叫起来“哦嗬,越陡越好走呀!”……。

      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棺材放进坑里。有人对他的儿子说:“给你爸爸磕个头呀!”他的儿子才五岁,扭扭捏捏地不愿磕头。大家也就不再勉强,马马虎虎地把朱定一给埋了。

      这件事在整个革集流传了很久很久。很多人都认为朱定一一定是中毒死的。谁毒死了他?当然首先怀疑的就是严梅林了。不过我们知青还是比较冷静的,觉得总得有证据才行,不可乱讲。所以没有在意。但一周后我彻底地改变了看法。

      那天,周建明来我们队里玩。我提起朱定一死的事,并提到大家谈到的一些疑点。周建明听到这些大吃一惊:“啊呀!上周休息那天吗?我那天下午从你们队经过,看到严梅林在岗子那边割草,正远远地对着她家门。我看到她满脸的惊恐,满脸的汗。根本就没有上心割草,只是做做样子而已,还不停地向那边张望。我还感到很奇怪,她家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看这里一定有问题!”我倒抽一口冷气:看来这里真的是有问题啊!

      这件事过了一段时间后就慢慢地淡忘了。严梅林后来又在油田找了一个曾经离异过的男人,重新成了家。但我想有些人并没有忘记,而是把这个
“经验”牢牢地记在心里了。因为一年后的国庆节,车岭大队一个新婚才三天的妻子给患感冒的丈夫喂了老鼠药。但那个女人没有严梅林那么幸运:虽然她的丈夫被送到县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但在临死前说出了全部情况。而他家里有县公安局的亲戚,立即对死者进行尸体解剖,得出了因服用磷化锌死亡的结论。于是把他的新婚妻子抓来审问,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原来这个女人是车岭大队的妇女主任,和革集公社的陈书记早有不正常关系。在得知她要结婚的消息后,那位陈书记居然给她一包老鼠药,叫她找机会毒死自己的新婚丈夫。于是就发生了上面的惨剧。

      这位陈书记的思维方式似乎有点令人匪夷所思,是一种极端的排他性思维。认为只要毒死了她的丈夫,他们两人就能继续
“好”下去。自然前提是要神不知鬼不觉。而严梅林的故事给他们壮了胆。

      这个案件侦破得非常顺利,两人都供认不讳,于是双双被关进监狱。由于那个妇女主任已经怀孕,所以判了无期徒刑,而陈书记于一九七四年底被枪毙。执行那天,我赶到县城去看热闹。刑场就临时设在长途汽车站的门口。一声枪响,这位书记大人就“升天”了。我走近去,看着正在慢慢死去的他,头脑里不由得想起了一句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是啊,无论是好榜样还是坏榜样,其力量都是无穷的。如果当初朱定一之死能被及时的查清楚,也许这件事就不会发生了。

      补充:那个妇女主任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人们应当能猜得出来。前面说到的:我们队里的朱定一在夏天莫名其妙地死在家里,这次陈书记伙同车岭大队的妇女主任毒死了结婚才三天的丈夫被枪毙等等,这些事情在农村似乎不是新闻。七二年荆门县城举行公判大会,枪毙了栗溪区的武装部长。他强奸妇女到了疯狂的地步。一旦来劲,就马上命令民兵们举行“军事演习”,而他则找几个年轻漂亮的女民兵在树林深处“潜伏”。大家都对他敢怒而不敢言。农民们对他的积恨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当他被公判枪毙后,不让他的家人收尸,一定要把他的尸体拖到栗溪山里喂狼。虽然这种做法不可取,但也让人知道他有多大的民愤!

      农村的干部权力究竟有多大?知青们下乡后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农村人称他们为“父母官”?不是感激他们的“养育之恩”,而是提醒他们有“生杀大权”!他们要置一个农民于死地,决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我在德国留学期间,有人拿着一本外国杂志给我看。上面描写了在中国的一个还不到二十岁的女知青,被当地农村的书记侮辱,多次怀孕,忍无可忍之下用剪刀杀了那个书记,最后被判杀人罪枪毙。那人问我:这是真的吗?我想了想,回答他:“就具体这事的真实性而言,我无从考察。但要问我,中国那个年代会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有!”

      秋天,县里传达文件:湖北省随县的书记(副书记?)被枪毙了。文件中列举了他的诸多罪状。老乡们听后印象最深的是:他家里要盖房,四周的老百姓都“自愿”去帮忙。而他手下的人则在记录谁没有来“帮忙”,以便日后一一追究。西头的冯化文老头听了后不由得感叹到:在旧社会,地主要想强迫贫下中农去他们家打工,还得拿着账本,说你欠我多少钱得还给我,如果现在你还不了,就得去给我打工来抵债。而现在,连账本也不用了,大家都是“自愿”的。看来骑在人民头上的父母官比旧社会的地主老财还要凶狠啊!

“九一三事件”

      九月二十一日,吴恒乐和李植年被招工回武汉了。大家高高兴兴地欢送他们回去,毕竟好朋友能回去总是一件好事。但随后整个世界似乎都安静了下来,安静到几乎停止运转的地步。中央不再有什么“最高指示”,也不再强调什么运动和方向。连国庆节也不再举行每年一次的游行,通知说的是不成理由的理由:为了节约。不过,地球还是在继续转动。我也还是照常在休息时到弟弟小林那里去看看他,帮他打扫清洁,缝补破衣服,把谷子从打好的米里挑出来……,然后顺路去看姜都,给她壮壮胆。

      但是慢慢地,一些小道消息开始到处流传:中央出了比陈伯达还要大的坏蛋!比陈伯达还要大?大家不由得猜想起来:毛主席肯定不可能,周恩来?不会啊,广播里好像还在出现他的名字。在文革中,中央领导人经常在排队。谁排后面了,就是出了毛病;消失了,就是完蛋了;往前排了,就是提升了。所以当广播员每次念上一大串名字后,最后加上一句:“还有,余秋里同志”时,大家都感到好笑。这说明,余秋里已经很危险了,以至于只能当“还有”。所以,当广播里还在提及周恩来的名字时,大家都相信他也不会有问题。

      那么,就只有林彪了。的确,大家也发现好久没有提到林彪的名字了,看来是出了问题。林彪?大家不由得毛骨悚然!中国怎么啦?!毛主席不是已经把他定为党的接班人了吗?不是仅次于毛主席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他还要什么呢?一种不祥的恐怖情绪在百姓里面荡漾。我们该相信谁?未来中国会走向何处?历次政治运动使千百万人卷入灾难里记忆犹新,大家都开始根据自己的想象进行各种准备。我们几个不约而同地开始清理自己的东西,看有没有可能被上纲上线被定罪的东西。首先就是仔细检查带来的一些书,像“林彪文选”之类的东西肯定是不能留了。不过这本书又厚又重,要一页页地撕掉确实费劲。当时也没有裁纸刀,我只好带到上工歇班时一点点地撕。兴阳可惜地说:“不要撕了,给我糊鞋壳子还能糊好多哩!”我可不敢,还是把它撕完了放心。这可不是好玩的,万一扣上个保留反革命材料的罪名就糟了。

      接着就是自己写的日记和笔记本。我从初中起就写了几本日记,那时候年纪小,想到什么写什么。有赞美的,有抒情的,当然也有伤心的和发牢骚的。我看了又看,觉得有些内容如果要上纲上线还是有可能被当作把柄抓的。思来想去,只有忍痛把它也撕掉了。当时真的很心疼,但想到前几年有多少人就因为一次莫须有的把柄被抓住了,结果被整的死去活来,还是保险一些吧。张崇武看到我在撕自己过去的日记,觉得很惋惜,呆呆地看着我一页一页地把它撕碎了。而文革中开始记录的日记,由于总结了别人的教训,除了记事外没有一句感想。所以想想大概也没有什么把柄可以揪的,何况还能提醒我一些事情,说不定还能帮我一把呢!所以就留了下来,一直保存到今天。

      国庆后,有关林彪叛逃事件的消息逐渐传了出来,小道消息传遍了祖国大地。当大家几乎都已经很清楚地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中央终于开始传达有关“九一三事件”了。传达是那样的严肃和一本正经,以至于五类分子,有问题的人都不准去听。江山大队的知青张国华由于文革中有些问题,好像是“五一六份子”的嫌疑吧。也不让听,还把他特别关到一个地方,怕他来捣乱。颇有点掩耳盗铃的味道!其实,张国华听到其他知青对他的“传达”绝不会迟于几个小时!

      毕竟,中央的传达比小道消息要多且“准确”。提及了很多林彪集团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抗和其他鲜为人知的事情。大家才如梦初醒:原来中央还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原来在九大高呼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次大会充满了团结胜利的气氛”等等都是骗人的!都把我们当傻瓜给哄住了。究竟还有多少“真相”没有告诉我们?究竟谁在说真话,谁在说假话?大家都有那种“把自己卖了还在帮忙收钱”的感觉,对信仰,对前途感到没有了信心。

      党的二把手林彪就这样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随后就是漫长的批判。但这和原先张三李四被揪出来的后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林彪集团的灭亡给这一代热血青年的打击决不是少了一个当大官的,而是信任危机。是对整个“信仰”的崩溃,整个“主义”大厦的轰然倒塌。几十年后,和老朋友谈起“九一三事件”,不少人的感觉就是:从此以后,不管说得再天花乱坠,对什么话都不相信了。这个状况颇有点像美国遭受“九一一”恐怖袭击后的情况。从经济上讲,本.拉登不过就是搞垮了纽约的两栋楼房,又值多少钱呢?问题是这一下摧毁了美国人的自信。几百年来从来是美国佬欺负别人,这次是打到美国本土了。从此美国就永无宁日,整个心理上崩溃了,受到的打击远远超过了两栋房子。

      冬天,队里遵照上面的指示,晚上召集全体社员开林彪的批判会。大家坐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冷了半天场,冯化文家的老太婆发言了:“林彪这个家伙太可恨了!你看,要不是他,我们晚上在家里睡得多暖和,多安逸!现在都雨夹雪了,又是风又是雨的,还要跑来开会,身上都湿透了。我一想起来就可恨!打倒林彪!”知青们听了百思不得其解:她这是在批判林彪呢,还是在批判召集批判会的人?大队书记面不改色心不跳,说了一句:“行,就这样,大家继续发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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