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严教授

每个人都是一滴水,从各自的角度折射出大千世界。 版权所有,严禁转载。
个人资料
美国严教授 (热门博主)
  • 博客访问:
正文

34. 瞒产私分

(2017-05-25 14:35:26) 下一个
【版权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 - 江育林】

 
武汉的专案组还不放过我

      三月二日,我到北头那边架广播线。还没有到中午,突然冯家林跑来了:“小江,武汉有人来找你,队长叫你快回去!”我感到莫名其妙,是谁来了?有人来找我值得队长来通知我吗?

      我匆忙回到家,爸爸他们单位的两个人站在门口正和队长刘永财讲话。原来是防疫站的专案组专门从武汉赶到队里找我。队长狐疑地问我:“你认识他们吗?”我说:“知道,是我父亲单位的人。”那两个人皮笑肉不笑地说:“是啊,他不会不认识的,是吧?”队长说:“既然你们认识,我可就走了。”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我看着队长的背影,心里在猜测这些人对队长说了些什么。

      不一会,组里的其他同学也陆续回来了。我们开始做饭。张崇武偷偷地问:“这是谁来了?”我告诉他是防疫站专案组的,大家立刻就不做声了。大家都不和他们讲话,这两个人则坐在那里四处打量。眼里不时透露出讥笑的眼神。也许在他们眼里,经过几次招工后剩下的人没有什么好东西了。

      中饭后,我把他们带到外面朝阳背风的南墙,组里其他人也很自觉地呆在屋子里。谈话开始了。

      开始,他们还是像以前一样,“动员”我揭发父母的反革命言行。随后又说:“我们也掌握了你的一些行为,就看你的表现如何了。”我很惊讶:他们到这里来究竟是想叫我写揭发父母罪行的材料还是想整我的材料。我会有什么“反动言行”吗?于是我问:“你们有什么话就说,我在农村呆了几年,什么都不记得了。”于是他们从包里拿出一些纸来,得意地说:“你知道吗?我们调查过你的一些好朋友,他们也揭发了你的一些很不好的言行,特别是你在给他们的信中写了很多有问题的言论。你要把这些事情说清楚。”我才知道他们一定是到汽车标准件厂去调查过了。我无非就是和陈宣美、韦琪、朱达俊和刘仁森他们有过联系,但不记得写过什么“反动言论”。所以一点也不慌。反问他们:“信我是写过,我不知道有什么不对的。”于是,其中一个人就拿起纸念了起来“肥胖舒适的共产党人比饥饿瘦弱的共产党人要好。这句话你写过没有?”“写过啊。”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这些怪话是从哪里来的?”“怪话?”听到这里,我不由得笑了起来:“你们看过人民日报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吗?”“什么意思?”“在公开信中,提到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到处策动颠覆社会主义国家。他在苏联获得了成功,苏联执行了修正主义的路线。而在中国则遭到惨败,中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苏联比较富有,所以称之为肥胖舒适的共产党人,中国很穷,所以被称作饥饿瘦弱的共产党人。按照他的观点,苏联当然比中国要好啰!”这两个人不由得面面相嘘,显出非常尴尬的样子,没有想到结果是这样。也许,他们曾经在院里把我的信在群众大会上念过,并把这些话进行过深刻的批判,以表示反革命的儿子也是多么反动。没有想到这来自共产党的报纸,来自如此重要的文章。也没有料到我的记性是如此之好,会把他们搞得那样狼狈。

      话是没法再问下去了,否则不知道还会出什么笑话。于是,他们再次老调重弹,叫我再次交代父母的罪行,写出材料,明天一早交到公社来,大概想利用公社干部来搞我吧。说完就走了。

      我只好坐下来开始写材料。写什么呢?在农村劳动了好几年,很多事情都记不得了。只有边想边写。晚上,大家回来后听到我说的情况,也是摇摇头:“吃了饭没事干。”那天晚上大家都没有看书,把煤油灯留给我用。我尽量回忆,写了十几张纸,一直写到把两个油灯的油全部用完才上床。

      第二天一早,我就揣着写好的材料来到公社。没有看到专案组的人,只看到公社书记在那里看书。他一看到我,非常热情地叫我过来。我老老实实地对他说,武汉我父母单位专案组的人来了,要我写材料,我这是送材料来了。他立刻说:“是的是的,我知道这事。小江啊,不要有任何思想包袱。我们对你还是很相信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嘛!你这两年的表现很好,我们都看着哩。我们相信你是可以教育好的知青。哎呀,都写了这么多材料啊,不错不错。”正说着,那两个人来了。一看到我和公社书记在一起,立刻板着脸对我说:“材料写好了吗?”我说:“写好了,你们看看。”他们拿到手,漫不经心地翻了翻,马上沉下脸来:“你一晚上只写了这么一点点?一点也不老实!你是打算和你父亲一样顽固到底了!”还是那种先给个下马威的搞法。不管你写了什么,首先就说你态度不老实,然后再好好收拾你,同时也在公社书记面前搞臭我。

      公社书记看到这个样子,脸立刻就拉长了。这等于就是在驳他的面子,农村干部那里受得了这一套,何况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他马上回过头来对我说:“小江,你的任务完成了。你回去上工吧,这里不关你的事了。”连看也不看那两个人。我赶快溜了回去。没多大一会,我回头一看,那两个人灰溜溜地从公社大院走了出来,从此再也没有找我。他们以为在下面也可以像在防疫站那样为所欲为,这次让他们领教了农村干部的厉害。我偷偷地笑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为了进一步收集材料,跑到汽车标准件厂那里,找了工读班的人,还搜查了陈宣美的宿舍,把我给他写的信都搜走了。还以为发现了有力的证据。我这里倒没有什么,陈宣美可倒霉了。厂里以为有多大的事情,还热闹了一阵才平静下来。

      陈宣美本来朋友就不多,能跟他写信的就只有两个好朋友。另一个在武汉工作,因为反对林彪被抓了起来,最后被枪毙了。他们厂还带陈宣美去看了对他的宣判大会。就这样,他的两个朋友一个被抄家,一个被杀头。他感到非常沮丧。他对我说:
“我永远不会再跟任何人写信了。”在后来剩下的几年文革里,他的确彻底地沉默了。只有当我回武汉时,我们才在一起谈谈。

      据说文革后,那个反对林彪的人已经平反。但人已死,平反又有什么用?还要表示感谢组织给他平反吗?杀人是四人帮干的,平反是共产党做的。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谁也说不清楚。想当初文革十年,毛主席还是一把手哩。虽说是四人帮“篡党夺权”,他有没有失职之过呢?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提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中特别指出:“第五,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这些话,现在还有人提吗?


 
队里进了工作组

      三月中旬,生产队里进驻了工作组。领队的姓熊,是个个子不高的胖子,搞财会的,一脸的严肃。另外两个都姓李,一个眉清目秀,好像是搞行政的,样子还比较本份。另一个叫李心红,据说原先不叫这个名字。无所谓,名字又不是拿来喂狗,是拿来叫的,叫什么都行。但他的绯闻很多,据说是个搞女人的老手。曾经创造了傍晚从牌楼和一个妇女一起走,到子陵几个小时内就把别人搞到手的记录,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平时就是一副娘娘样:走路是走的碎步,伸手是兰花指,只要有一个女的,他就一定和她走在一起。看来这些新闻多半不假。

      工作组的任务是抓阶级斗争,查账目,看有没有瞒产私分。他们一来,就开始发动群众,搞地下活动,整队长和会计的材料。除了少数想趁机向上爬的人外,大家都忧心忡忡:春耕马上要到了,万一把班子搞乱了,生产怎么搞?一年的收成可是要受影响啊!工作组反正是拿工资的,收成好坏与他们无关。而且往往是赶在秋收结束前撤走,把搞得乱七八糟的摊子扔给当地的农民。等到想找他们算账时,早就跑得连影子也看不见了。

      他们在这里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推广双季稻。认为这是增产的唯一途径。所以按照“上面”的意思做了很多工作:把原先的中稻改为早稻,提前耕田和培秧苗。于是我们在还有很多冰碴子的田里放水耕田,每天冻得双腿通红。三月底就开始泡谷子在温室里培苗,还准备搭上尼龙棚子保温。

      但是这里是北纬三十一度,气候已经很冷了。荆门的城南和城北相差都很大。例如:城北的大白菜能紧紧地包起来,长成很结实的一个大白菜,而到了城南,大白菜的叶子就包不起来了,只能很松散地张开着生长。节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作物的生长也不是人类想什么时候种就什么时候都能长的。所以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

      工作组命令我们四月五日,就是清明节一定要把谷子下到秧田里,否则插秧就来不及了。但四月四日突然变天,第二天下起了小雪,秧田里结了一层薄冰。此时如果把谷子撒到田里无疑是疯子。工作组只好撤销了决定,大家这才舒了一口气。

      由于下秧时间迟了,到了要插早稻的时候,秧苗才长了不到十厘米,手掌大的人可以一把攥在手里。插起秧来非常费劲。就这样工作组还叫我们要密植稀插,叫做“三五寸,六八根”。就是要我们插秧的行距为五寸,间距为三寸,每次只插六到八根。还用耙子在水田里划线,他们站在田埂上监督我们是否按照这个标准插。这样干活真的很累!秧苗太短,最短的甚至只能用手端着。这么小的秧苗六到八根只有一点点,一不小心就放多了。如此高的密度连脚也放不下去,后来推秧草时也很困难。通风和光照都不能满足稻谷的需要,最后产量肯定上不去。但工作组的话就是“圣旨”。农民们被奴役惯了,谁也不敢违抗。

      知青们却不是这样想的。一天,我们和工作组争吵起来。我们对他们说:这样做是违反科学的,不能这样搞。队里的干部刚从瘫痪中站起来,要扶持,不要打击,否则会把形势搞乱……。工作组的脸上挂不住了,他们从来没有遇到敢向他们提不同意见的人,于是开始向我们开刀。有一次在没有知青参加的会上,他们胡说八道,说我们和队长会计勾结起来,贪污队里的粮食等等。消息一下子就传到了我们这里。

      我们愤怒了!几天后,工作组召集生产队的全体社员在我们住的大仓库里开群众会。正当大家快到齐了,工作组的人得意洋洋地坐在那里,准备发号施令时,于衍正走向前去,质问工作组的老熊:“你是不是在前几天开会时说我们贪污粮食?”老熊一下子没有转过来:“你想干什么?”于衍正大声说到:“你在胡说八道!你必须跟我们道歉!”老熊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人敢对他如此放肆,而且是当着群众的面羞辱他,不由得大怒:“你怎么敢对工作组这样说话?!”于衍正毫不退让:“老子见你这种东西见得多了。你算什么玩意,敢随意说我们知青的坏话!你就是个王八蛋!”老熊几乎气得昏了过去。但他也意识到:站在他面前的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而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知识青年。如果僵持下去,什么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于是不得不软了下来,不再搭理我们。周围的农民则头一次看到这样的好戏:原来工作组有时候也是个纸老虎。

      就这样,工作组想整我们的企图遭到了沉重的反击,从此在任何问题上很少提及知青。但他们仍然不死心,一天,他们说叫其他人做技术员,把我的技术员给撤了。我根本无所谓,这本来就是白干的事情,又不多给工分。但后来却叫他们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该下第二批谷子培秧苗了。通常谷子泡水后要用稻草捂在温室里催芽,等到发芽后再撒到秧田里,长到一定的高度才能插秧。而催芽阶段是最关键的一步:温度低了催不出来,温度高了会把谷子烧死。

      发了芽的谷子烧死后就会冒出一股酒味,这样的谷子完全没有用,只有每家分一点拿回去喂猪,或者和面粉搅在一起做粑粑吃,还有点甜味。大家叫“芽子粑粑”。

      以前催芽都是由有生产经验的中农和富农来干的。我们虽然没有经验,但会看温度计,怎么也不会搞坏。而现在要依靠贫下中农,把中农和富农都排斥在一边,我这个技术员也不让干了。贫协组长只好硬着头皮来催芽。其实,解放前的贫农主要是两类:要么是非常穷,经常给人打短工。所以力气是有,并不知道怎么种田,特别是那些关键技术根本就搞不清楚。要么就是好吃懒做,不愿干活,所以很穷,这些人更不会种田。因此,实际上贫下中农并不会种田,中农才是最懂农活的。

      贫协组长按照原来看到的大致模样把谷子堆在一起催芽。过了两天,我们出工时走过那里,闻到一股淡淡的甜味。我偷偷地笑着对刘桂兰说:“等着吃芽子粑粑吧!他把谷子烧死了。”果然到了下午,队里通知:每户来北头领五斤发了芽的谷子回去吃。刘桂兰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我笑了:“他根本不是干这活的料啊!”

      就这样,春天的农忙总算是对付过去了。但到了七月份,问题就严重了:这里本来就地多人少,到了双枪季节,要割谷,同时还要耕田和插秧,人手根本就来不及。由于这里气候偏冷,早稻成熟的时间比预想的要迟,而晚稻的插秧时间是死的,绝对不能超过八月八日立秋。俗话说:“插秧不过秋,过秋九不收”。就是说,如果插秧时间迟于八月八日,一定会颗粒无收。因此,无论如何要赶在那天之前把割谷和插秧的事情搞完!

      工作组像疯子一样逼着大家加班干活。人一个个地累倒下了,但仍然无法按时完成计划。因为有些早稻还没有成熟,如果要等到熟了再收,时间肯定来不及了。怎么办呢?

      他们想来想去,决定铤而走险。把还在灌浆的早稻割掉不要,赶着插晚稻。这时的早稻已经灌浆,只要有几天的大太阳,谷子就熟了。如果现在割掉,谷壳里就是一泡白浆,就是颗粒无收!这种王八蛋的主意只有不种田的人才会想得出来。他们要的不是粮食,而是数字,是插了多少亩早稻,又插了多少亩晚稻。至于收了多少斤粮食,和他们的
“政绩”没有关系,那时他们已经离开生产队了。这就是上面派下来的工作组!

      老乡们被赶下田割谷,大家站在还没有成熟的早稻田里,眼泪汪汪地不愿意下手割谷。工作组的老李来了。他看到大家站在那里没有动,大声叫:“为什么不干活?快点抓紧时间啊!”几个胆子小的人低头割了两把,把谷子用手一压,白色的浆液流了出来。大家的心都痛了,又停了下来。老李急了:“你们不要磨磨蹭蹭的啊!误了季节怎么办?”最前面的冯家新直起腰来。冯家新是有名的胆小怕事的人,对人说话都是结结巴巴,细声细气地。但今天不了。一向老实巴交的家新眼睛里冒着火,手里提着镰刀,一步一步朝工作组走去。他手里拿着还在灌浆的稻谷,结结巴巴地说:“领导,这些谷子只要晒两天太阳,就是到手的东西了。现在割掉,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们春天就白干了。晚稻能收多少还不知道哩,怎么能把现成的东西不要,去搞那个说不清楚的东西呢?”大家都不声不响地提着镰刀围了过来,个个阴沉着脸。

      老李看到大家都围了上来,手里提着寒光闪闪的镰刀,不由得心里有些发虚。他往后退了两步,嗫嗫嚅嚅地说:“算了,你们不愿意就算了吧。”说着转身就跑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就这样,由于不顾实际条件和科学规律,强行推行密植和双季稻。一年下来,人付出了几乎一倍的劳动,而产量却从十五万斤降到七万斤,工分从六角多降到二角多。但刚到秋天,还没有到收晚稻的季节,工作组突然就宣布撤退了。临走时,老熊自嘲到:“我们要滚蛋了!”。老乡们愤怒地说:“你们有本事把呆在这里的时间不拿工资,靠队里的生产来给你们工资。”


 
瞒产私分

      工作组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检查生产队有没有瞒产私分粮食,特别是队干部是否贪污了队里的财产。于是一进村,就拼命地找队里的粮食,强迫把“多余的粮食”交到公社去。

      通常生产队在交公粮前,首先要把粮食晒干,并用风车把空壳和泥沙都去掉。这样的粮食才是合格的,数字才是真实的。但工作组为了拔高队里的粮食产量,造成瞒产的形象。只要是从仓库里拿出来的粮食,都立即称重,作为现有的粮食数量。显然这样一来,账面上的数字立即增大了很多。老乡们问:“就把这样没有晒干,又有杂质的粮食卖给粮库,他们收吗?为什么要连泥巴和水分都要算进去呢?”而工作组根本不理,一味强调队里有瞒产的行为。多余的粮食必须上交,瞒产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

      到四月底,队里除掉做种子的粮食外,已经所剩无几,但工作组还在到处搜查。一天半夜,会计家齐偷偷来到我们住的地方。他告诉我:如果再搞下去,可能到五月份就会没有粮食吃了,而新粮食最早也得等到六月初小麦收割才能接上。怎么办啊!“粮食都交出去。群众吃什么?”家齐说到这里不由得哭了起来:“小江,我怕啊。队里不能饿死人呀!”我的心不由得紧缩起来。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带饿死人的事情对他们而言印象太深了!我咬咬牙,拍着家齐的肩膀说:“不要急,我来想办法,你回去吧。”

      随后的一周,我开始充分发挥粮食保管员的作用:今天把这个粮库里的粮食在南边晒,然后挑到北边入库;明天把那个粮库里的粮食在北边晒,然后挑到南边入库……,几天下来,七、八千斤粮食就慢慢地“消失”了。工作组似乎也发现了问题,但从账本上怎么也找不到毛病。对我而言,玩这种数学游戏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对公安局的侦查员来说,也许能破解。而对那些农村的土干部,根本就是天衣无缝。他们无可奈何地说:“知识青年的数学太好了,这种问题我们根本不可能搞得过小江。”我则理直气壮地说:“哪里有什么问题?没有啊!”

      五月初,正当春耕大忙时节,家齐告诉我,队里已经没有粮食了,还差一个月的口粮。趁工作组到区里开会那天,我立即打开藏好的粮库。农村的粮仓大都没有锁,其实有锁也没有用。所以就是用灶里的草木灰写几个字作为标记,如果字迹消失了,就说明有人动过。大家把门打开,满满一仓粮食出现在眼前,上面有用草木灰写的几个数字“7997”。这就是这堆粮食的数量!够全队人吃一个月了。大家欢呼起来,赶快把粮食分掉回家了。这些粮食让全队人度过了最艰难的春荒,一直坚持到了新粮供应。

      虽然队里也有人和工作组关系很好,不过这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谁也不敢把这事捅出来。工作组多少也听到了一些风声,只是抓不到把柄而已。这件事让工作组的干部们一直耿耿于怀。直到临走前,老李还在问我:“反正我们也要走了,也管不了这些事情了。小江,你老实告诉我,粮食究竟藏在哪里?是怎么瞒掉的?你们知识青年本事大,我们搞不赢你们。”

      我轻蔑地笑了笑:“你永远也不会搞清楚的。你知道毛主席是怎么说瞒产私分的吗?他说:‘瞒产私分是农民保卫自己劳动果实的正当行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过份地反对瞒产私分’。如果查瞒产查到叫种粮的人都没有饭吃的地步,那就很成问题了!”老李看着我,很久没有出声。

      这件事给老乡们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都不遗余力地帮助我,关心我。在我最后临走时,好多老乡都拉着我的手依依不舍,送到很远很远,有的人还流下了眼泪。

      这一年,我虽然吃了很多苦头,但最终和大多数老乡们站在同一边,这使我感到欣慰。


[ 打印 ]
阅读 ()评论 (1)
评论
格利 回复 悄悄话 好人啊!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