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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死猪不怕开水烫

(2017-05-24 13:14:21)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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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猪不怕开水烫

      从一九七零年七月开始招工,到一九七二年底突然宣布招工暂停。湖北省的知青和他们的家庭在这两年半里经历了太多的折磨和冲击。一次次的招工带来一次次的希望,但随后更多的则是一次次的失望,毕竟招工的指标远远少于知青的数量。这是一场折磨人和人被折磨的较量。所以几十年后,人们说:“从农村回来的知青们,如果还没有死掉或者疯掉,神经必定是非常坚强的。”

      刚开始招工不久的时候,不知道是中央还是湖北省发了一个文件。大意是要知青们安心劳动,各级领导要支持知青下乡的工作,解决他们的困难云云。于是,二附中组织了一些老师和学生到各知青点探访。七月三十一日,天气热的要命。我们刚出完早工回来,大家打着赤膊围坐在桌子前吃早饭。于衍正突然从窗户看到有两个女的朝我们这里走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二附中的王芝老师带着一个学生。来不及穿衣服了,吴恒乐有点惊慌。范镇峰说:“没关系,我们只要当作没事的样子就行,千万不要脸红!”大家于是继续吃饭。

      一会,王芝老师带着学生进来了。我们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请她们坐。王芝请学生把有关文件宣读一下,学生就用很标准的普通话大声地朗读起来,大家洗耳恭听。过了一会,范镇峰问道:“然后呢?”王芝说:“没有了,我们的任务就是给大家宣读文件的呀。”我们惊愕地问:“念给我们听有什么用?是叫他们关心我们,我们是被关心的,应当读给各级领导听才对呀!”然后大家七嘴八舌地告诉她们有关农村划成分的一些奇谈怪论。问王芝应当怎么办。王芝脸也红了,她不知该如何回答。我突然记起原来曾经看过她的档案,好像出身也不是很好。就踩了范镇峰一脚,叫他不要问了。“自己屁股流鲜血,哪管别人有痔疮”。王芝老师连自己的成分都讲不清楚,还顾得了我们吗?

      刚开始执行政策时,基本上还算是唯成分论吧。剩下来的知青们中出身不好的那部分还满怀希望地努力劳动,祈求党中央能在某个时候开始执行重在表现的阶级政策。而出身较好的则祈求能在下一次招工中可以轮上他们。然而情况变得比想象要快得多。很快,招工的标准就由阶级政策变成了“关系”,人们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知道了“开后门”这个名词。比较斯文的代名词是“招收本单位的子弟”,比较露骨的则是“递条子”。条子可以靠权力送来,也可以靠金钱或者熟人关系送来。

      于是剩下的知青们进一步分化。只要不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甚至还可以退一步,即便已经定案但没有很大问题的人的子女,如果有这样那样的路子,被招工的希望都是存在的。剩下完全没有指望的只有两类人:黑五类的子女和与招工单位毫无关系的人。不过后者很少,俗话说:“鱼有鱼路,虾有虾路”。中国人又热衷于拉关系,只要有耐心,八杆子打不着的关系总是可以找到一些的。这个后门开得是如此广泛,以至于流传着一个小道笑话:有外国友人问周总理:“听说中国流行开后门,是这样吗?”周总理则苦笑着说:“后门倒是关上了,不过围墙被冲倒了。”

      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六日,范镇峰第一个从我们组里被汉阳铸造厂招走了。走得如此慌张,连写给程业云的情书都掉在床上忘记带走,被我们几个吃饭时朗诵了一天,估计是怕夜长梦多。次年九月二十一日,吴恒乐第二个离开了我们组,和他一起走的还有荣兴大队的李植年。他们是被作为职工子弟招工走的,所以走得比较从容。到十二月十六日,江山的雷全贤回武汉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十二月十八日,于衍正也回武汉了。也是去李植年他们那个电子设备厂,而且那批招工就他唯一一个,连招工的人都没来,怎么走的谁也不知道。不过大家都还是很高兴:毕竟走一个少一个。

      每当有人被招工走,大家都要在荆门县城里吃餐饭,帮忙拿拿行李,也算是送行吧。都是在一起相处了这么多年的同学和朋友,不知道何时再相聚?不管每个人心里想的什么,反正在送行的那天,大家都是高高兴兴的。我们祝被招工的朋友们在新的岗位好好工作,而他们也祝愿还在农村的人能早日离开。

      那时的人脸皮比现在要薄多了。除了从天上掉张招工表填了就走的特例外,基本上表面形式还是要走的:队里所有的知青都要填一张招工表,然后交给下来招工的人,最后通知被挑中的人去体检,就意味着可以走了。当然事事都有意外。据说团林的初中同学万力被招工的选中了,不料在临上车前被通知取消资格,把行李从大卡车上拿了下来,回到屋里大哭了好几天。偶尔,也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发生。下到随县的李正秋一个小组九个人,被随县巢丝厂来招工招了八个。剩下她一个女孩子,就顺便把她也招走了。李正秋自己戏言:“我是卖藕搭萝卜一起走的”。当然这等好事极少,特别在男孩子身上发生的概率要小于彗星和木星相撞。

      因此,每一个在农村呆了好几年的知青一定填过好多次招工表。但填过几次后,我就很清楚自己的位置了:我是绝对不可能被挑中的!于是到后来,我填表越来越漫不经心,有时干脆在父母情况那一栏中填:“父母因历史问题正在被审查”,免得耽误招工者的时间。很奇怪,这样做了以后,我的心理压力反而越来越小。对招工满不在乎,每天根本就不去想招工的事情。吃饱了干活,累了就睡觉。心情谈不上好,但很少操心,每天在笑嘻嘻中过日子。我有时自己安慰自己:我们修的焦枝铁路,不是在做战备运输吗?我们建的炼油厂,不也是为国家建设提供汽油吗?我们生产的粮食,一定也有部分送到珍宝岛和新疆给部队吃了。这不是一样有意义吗?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我感到自豪,无愧于历史。至于家庭问题,那不是自己能选择的,大可不必感到悲伤。周围有七亿农民留在农村,我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想到这些,心里就舒坦了。但张崇武就不行。他爸爸是武汉锅炉厂的工程师,在科研和教育单位根本算不上什么,但在工厂里可能就不一样了。也许刚好处在可招可不招之间吧,他的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绷紧、希望和失望不断交替的状况。我们的床是相邻摆着的。

      一天,张崇武看着我的床,突然很惊讶地问:“你的床单怎么还这么新啊?”我看看他的床单,上面补了一大块补丁,枕头毛巾也是破破烂烂的了。我们两个都是下乡前几乎同时买的床单和被套,但我的一点也没有磨损。张崇武沮丧地说:“我的床单已经补过两回了。”我同情地看看他憔悴的面容,心里想:一定是他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在床上翻来复去磨成这样的,要不床单和枕巾哪会磨得这么快?看来,阿Q精神有时也是有用的。在革集公社的知青中,心情最差的可能就是张崇武和刘敦昭了。刘敦昭几次唉声叹气地到我们这里来,都被我嬉皮笑脸地逗开心了。吃完饭,高高兴兴地回荣兴。我看着他的背影,有时想:“如果着急没有用,还不如干脆开心点过日子。这样烦恼是何苦呢?”。

      “可怜天下父母心”,知青的命运牵挂着千千万万父母的心。于是很多家长都跑到农村来了,或看望子女,或探讨前途,或拉拉关系……。一九七一年底,于衍正的爸爸来到我们这里。由于在读高中时我们都去过他家,所以大家都很熟。于衍正的爸爸对我们也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切。他几乎把每个队的同学们都看遍了。晚上就和我们畅谈,给我们打气。叫我们要好好保养身体,不要太累了,要争取一切机会等等。其实我们也知道他对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也知道他一定是为于衍正的事情在奔波忙碌。但大家仍然心怀感激,仿佛是自己的爸爸来过了一样。

      七二年底,秦以钦的爸爸也来了。此时组里已经只剩下他儿子,张崇武和我三个人了,情况的确比较凄凉。他除了和秦以钦在一起说话,或外出找人,晚上就和我们一起,居然大谈起如何胸怀大志,在农村扎根奉献青春的问题来。我们不由得大吃一惊。张崇武不耐烦地站起来,走来走去。我则耐着性子坐在那里,心里在胡思乱想。晚上,张崇武躺在床上烦恼地说:“叫我们扎根农村,那他干什么来了?”到后来,大家见面都没什么话说了。回到武汉,我们把这些事情告诉于衍正,并问道:“他爸爸是干什么的?”于衍正嘿嘿地笑着说:“别见怪,他爸爸是马列主义教研组的老师。”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职业病!

      不过,这一切没有动摇我的理想和自信,相反更激起了我不服输的劲头。当黄疸性肝炎出院后,我回到武汉。看到张邦发和王晓林在无线电厂,用示波器调试设备,我发誓要自己造一台示波器出来。你们能用,我就能造!到沙洋化肥厂看到王孟颖他们每天上班就是开开阀门,调调旋钮,我就整天在想怎么用一套自动控制设备把他们换下来。结果在后来几年时间里,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无线电、自动控制和射流技术的基本知识,并自己给自己出题目做了些小小的设计。这些知识给我今后——无论是在荆门的电管所,在革集的水电站,在手表元件厂,还是在中科院水生所——的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后来我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这几年的自学是功不可没的,


 
和妇女们一起干活

      休息了整整一年,春节后我就准备上工了。队长怕我身体受不了,建议我和妇女一起上工。我也就同意了。每天也不过少记一个工分,劳动要轻松多了。何乐而不为?

      从这一年起,队里叫我做粮食保管员,和另一个保管员另纪明、会计冯家齐一起管队里的粮食。其实主要是怕其他人偷偷拿队里的粮食。知青了不起就是自己吃一点点,如果是当地人拿的话就是个无底洞了。所以一些很麻烦的事情,如榨油房的榨房会计也是叫范镇峰当,道理是一样的。这样我就同时兼了两个员:农业技术员和粮食保管员。

      当农业技术员我倒觉得没有什么。讲农业技术,我绝对不在农民之下。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别看农民们祖祖辈辈搞农活,但并不讲科学种田。我们一上来,学起来比他们要快得多。像培苗、授粉、整枝这些窍门,他们都搞不清楚。队长看到虽然我们的菜园子土并不肥,对菜园子也远没有他们那么勤快,但收成却总是比他们好很多,才真正认识到知青的水平和能力,叫我来当农业技术员。而粮食保管员,我则感到责任很重。特别在后来一年的时间里所发生的一切,使我真正认识到:它关系到全队的生活大事,比技术员要重要得多。

      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才逐渐熟悉了和妇女们一起劳动。其实妇女劳动并不是很轻松,只是挑担子的工作要少很多,也轻很多。从这点来说,很适合于我怕挑重担子的身体状况。

      由于妇女的家务事比较多,上工通常要稍迟一些,大家也都可以容忍。而且上工期间还要休息一次,叫做“歇班”,和现在的“茶歇”的意思差不多吧。不过当时谁也没有钟表,只能看太阳估摸时间,这个“班”歇多久就只有天知道了。而妇女们坐在一起除了纳鞋底、做鞋子外,就是哇啦哇啦地聊天。难怪后来有人说:“一个女人等于二百只麻雀。”而且一谈起来没完没了。记得七二年下半年,有天下午大家围在一起聊天,从吃了中饭一直聊到四点半。大队书记陈大全路过这里,看到我们还没上工,不由得发脾气了:“几点了?还不上班!”大家吓得要死,都看着我。那时爸爸已经给我买了一块手表,但老乡们没有一个能认识上面的指针,只有问我才知道。大全也问我:“几点了?”我装模作样地看了看表,“二点半。”并把手伸过去给他看。他疑惑地看了看太阳,嘴里咕噜到:“怎么才二点半呢?”,就摇晃着脑袋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夏天插完秧,需要一遍又一遍地推秧草,就是用一个耙子在稻田里把杂草除掉。这是很轻松的活,大家可以一边劳动一边谈笑聊天。自从我来后,大家特别喜欢听我讲故事,说笑话。每当我讲故事时,两边的人就不由得向我这里靠拢。一天,我正讲得高兴,公社的领导路过这里,不由得奇怪,大声问道:“喂!你们站在田里干什么?”大家相互一看,原来排成一行的人都挤到中间,把我围在中间。秧草也不推了,一个个就站在水里听我讲故事。大家不由得“哄”地大笑起来,这才散开开始干活。

      其实农村人也会保护自己。记得队长叫我这个农业技术员安排几个人给棉花打农药,我想到这个工作比较轻松,就叫两个怀孕的妇女去干。结果妇女队长赶快对我说:“她们都怀孕了,不能沾农药呀,快把他们换下来!”我这才如梦初醒,赶快跑过去换她们。才发现他们的丈夫都在帮他们打药,两个孕妇则坐在地上休息。相比之下,知青就很不懂这些了。

      和半边天们一起劳动,考验的是忍耐性和耐受力。几年下来,我真的很佩服农村妇女吃苦耐劳的精神。如果说男人在农村只要有力气就能干活,还有空开开心的话,妇女则需要极大的忍耐力才能活下去。妇女一辈子几乎就在不停地干活:做饭、做家务、带孩子、砍柴、上工……。几乎没有喘气的时候。唯一的乐趣就是上工的时候能讲讲闲话,打打闹闹。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妇女凑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的原因吧?

      春天农忙到了,妇女的任务就是插秧。整天站在泥水里,弯着腰,不停地插呀插。要说手里忙倒不在乎,关键是腰功。如果插秧时间长了,腰就开始痛,时间越长越痛,而且再直起腰来时更痛。总之直起来不是,不直起来也不是,插秧耽误时间主要就在这里。如果谁能够插秧时不直腰,他绝对是插秧冠军!所以会插秧的人,就是能弯腰后可以不起来直腰的人。刚开始插秧时,我简直没法干,就是不停地直腰和弯腰,休息时还累得够呛。为了把我练出来,妇女队长刘桂兰和妇女组长张国芳把我夹在中间一起插秧。她们两个可是插秧的好手,我被逼得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咬着牙拼命赶。天哪,我的腰要断了!每天收工时,我就瘫在田边,一动也不想动,腰就像被鞭子抽过一样。我咬着牙,一天一天地坚持下来。慢慢地,我的忍耐力也逐渐加强了。我能一下田就开始插秧,头也不抬地从田头一直插到田尾,然后才舒展一下腰。到那年春忙结束时,我已经成为队里数一数二的插秧能手了。

      农村插秧时,每块田被划成很多长条,每个人插一条,大家边插秧边向后退。插得快的人到终点后就会顺手帮插得慢的人插上几行,但同时也把她们“关”了进去。最后那些动作慢的人不得不从秧苗中小心地走出来。那时我们就站在田埂子上看笑话,笑他们被关进“笼子”里了。我经常把别人关在田里,所以心情常常很好。有些人甚至有点怕我。

      和妇女一起干活学会的忍耐力,也正是生存所需要的韧性。这股韧性使我受益匪浅。在后来的工作和事业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能让我以惊人的忍受力对待各种冲击,从而达到胜利的顶峰。这是我在农村几年里学到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

      插秧过关了,割谷就不算什么了。一样的要能长时间弯腰,能插秧就一定会割谷。所以我割谷也成了能手。这样和妇女们劳动不再感到可怕,终于能适应农村的劳动了。

      慢慢地,我和北头组里的妇女们混熟了。老太婆们对我很好,但没有什么话说。中年妇女也很关心我,主要是教我干农活,如何用锄头除掉和庄稼混在一起的杂草,怎样打捆才不会碰到蛇。她们还教会我很多生活上的琐事。不过她们感兴趣的话题和我也相差太远,而且经常有些很黄色的话从嘴里冒出来。只有和几个年轻的小姑娘共同的话题多些,说话也方便些。像李定焕、冯成芳、陈兴阳,还有陈以珍等。其实她们比我小很多,也就是十七、八岁吧。不过我们的共同点是都没有结婚。

      定焕是个河南老乡。他们家是在知青和河南人打架后才被分配到队里来的。大大的个子黑黑的脸,像个关公。虽然长得很丑,但心很善良,力气也很大。刚开始和我一起上工时还对我比较警惕,直到有一天……,

      那天上午,我们正在田里插秧,突然有人喊:“快来人啊,有小孩掉到井里去了!”我吓了一跳,赶紧从田里跳了出来。其他的妇女们还来不及把脚从烂泥巴里拔出来,我已经冲到井旁。果然看到有个小孩背朝上浮在水面上。这里的井口很大,水面也很高,对我这个能横渡长江的人算不了什么,冲下去一下子就把他捞上来了。刚好赤脚医生也路过这里,我们一边把小孩肚子里的水倒出来,一边给他打了一针。几分钟后,小孩就有气了。这时我才发现这是河南老乡的孩子,也就是定焕的外甥。

      中午河南老乡家死活要我去他们家喝酒。酒我不会喝,但饭是一定不能免的,只好进了他们的家门。其实河南老乡家很穷,生活也很苦。家里破破烂烂的,什么东西也没有。唯一的财产是一辆板车和一头驴子。他们干农活不行,工分也很低。属于靠队里吃救济的那一类。家里的老头非要孩子们给我下跪,说我是救命恩人。还请我吃用水煮熟的拳头大的驴肉沾盐巴,说这是“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大概是他们心中最好的菜了。他说,没有想到救他孩子的人居然是知青。我告诉他:其实我们都是外来的苦命人,又不是敌人。你们过去虽然因为没有吃的不得不去抢,但抢的也是苦命人的东西,又不是打土豪,这是不对的。就这样,我和他们家成了好朋友。定焕当然也就对我特别好。我们天天在一起说说笑笑,有时还在水田里拿泥巴打架,干起活来轻松多了。

      不料,这里人见不得男孩子和女孩子在一起玩,于是就断定我在和她谈恋爱。多事的国芳居然一天晚上请我和定焕去吃面条,说是给我们定亲。定焕急得大叫起来:“我和外队的老乡已经订婚快两年了!”真的是乱点鸳鸯谱。而且后来居然还有人好心地劝我不要和定焕谈恋爱,说她长得太丑……。简直就是莫名其妙!好在人家已经有主,所以倒也没有在意。

      成芳住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天到晚都能见面。这个小姑娘很爱笑,什么事情都会感到很开心。和她一起上工,总会感到高高兴兴的。她什么都想试试,看到别人跳舞也想跳,但跳得很难看。不过在农村跳舞就是大家开开心而已,也无所谓。成芳经常跑到我们住的地方来,睁大了眼睛好奇地到处看,并问你一些颠三倒四的问题,叫人哭笑不得。例如:她看到我们的猫在于衍正的球鞋里拉了屎,就问他为什么要用鞋子装猫粪。搞得于衍正非常恼火,说:“难怪列宁说一个笨蛋问的问题比一百个聪明人回答的还要多。”

      兴阳家里比较穷。从小没有人照顾,发高烧抽筋把手烧坏了,所以五个手指都伸不直,像鸡爪子一样弯曲。但她的手很灵巧,做的绣花鞋垫很漂亮。由于家境困难,成熟得早,说话做事比成芳要老气很多。

      以珍个子很矮,长得白白胖胖的,一看就知道是家里条件较好的孩子。她和前面几个女孩子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她是大队书记的女儿,特别会见风使舵,嘴巴也非常会说。虽然她在我面前总是很客气,但我并不喜欢她,觉得跟她讲话很累。

      每天和妇女一起上工,就像后来在单位里的传达室和医务室一样,是传播新闻和议论是非的地方。她们每天议论的内容,从四周乡亲们发生的各种事情,到隔壁左右昨天的笑料和隐私,无所不包。不过她们在我面前还是有所收敛的。有时谈起别人家里的一些男女之事,说了一半突然想起来,就转过头来跟我说:“去,童男不能听这个,把耳朵塞起来!”

      妇女们在歇班时,人手一双鞋,不是在纳鞋底,就是在做鞋子。我开始还拿本书在看,但她们一边做手工一边还和我讲话,实在是没法看书。索性也来向她们学习做鞋子。这下子大家都高兴了,个个把着手教我。

      其实妇女们做一双鞋子也是很不容易的。先要用旧布糊成板,把几层叠在一起,剪出鞋底样子后用布包起来,再开始一针一线地纳鞋底。这是最艰苦的活,而且一点也不能偷懒。否则鞋底子就不经穿,几天就破了。然后才做鞋面,并把它上到鞋底上,一双鞋子才算完工。

      我刚开始做鞋子时,每拉一针都累得满头大汗。因为针从那么厚的鞋底里穿过去后,只露出很短的一截,很难拉出来。而妇女们习惯了,两个指头一夹,一使劲就拔出来了。我练了很久才练出这个力气来。我想:难怪农村两口子打架时,女人都喜欢揪男人的耳朵,那么大的力气揪起来肯定很痛!到后来,我的手劲也练大了。在工厂里曾经用手把一个螺母拧在机床上,别人用扳手没有拧下来,被臭骂了一顿。结果我又用手把它拧了下来,大家看得目瞪口呆,把那个人羞愧得无地自容。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给自己、给弟弟小林、给小姐姐和妈妈各做了一双布鞋,还给当地人的小孩子做过两双软底鞋子。反正是混日子,还能练耐心,有什么不好呢?

      就是这些人,和我一起劳动了将近三年。直到我离开生产队,到了电站。她们给了我很多快乐和安慰。特别是组里的其他知青一个个离开后,是她们关心和帮助我,使我摆脱了孤独和绝望。平心而论,和她们相比,我算是比较幸运的。可她们都能够坦然面对人生,从容度过如此艰难的一生,我难道还有资格在她们面前诉苦吗?想到这些,我的心情就豁然开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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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利 回复 悄悄话 心态好
jun100 回复 悄悄话 真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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