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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王庆荣死了

(2017-05-23 14:11:21)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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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武汉休养

      从医院回生产队后,我一直在家休息。总觉得呆在家里不是个滋味,但也不敢贸然出工。大家都劝我回武汉休息一阵。我有苦说不出:回去住哪儿?吃什么?钱呢?

      大姐姐那时已经到了荆门。到七零年中旬,七医院基本上已整个搬来了。医院暂时安在十里牌的军马场,叫“五七油田荆门职工医院”。由于完全是白手起家,刚开始,到处是简易的木板房和工棚,条件非常艰苦。但就那样的条件,在荆门已经算是很有名气的“大医院”了。医院里大多是“根红苗正”的医务人员在看病,政治条件稍微差些的就到农村“巡回医疗”。记得有个笑话:一个高度近视的医生在野外走路实在不安全,大家就安排她留在屋里做饭。三伏天,那医生好心煮了一大锅稀饭,想在外面找个地方摊凉了,以便其他人回来能马上吃。她看到不远处有一块黑石头正好放锅,就端着稀饭锅往上一放。不料那是一只正在酣睡的大黑狗,被意外烫了一下,惨叫一声跳起来就跑,把一大锅稀饭掀在地上。大家回来看到这个样子,个个啼笑皆非。其条件艰苦可见一斑。而像大姐姐这样的人属于劳改对象,根本不能接触医务工作。只能天天在那里做建筑工人,倒预制板,扎钢筋。大姐姐看到我这样有气无力的样子,也想叫我找个地方休息。但医院里根本容不下我。想到武汉原先七医院的地方还有个留守处,那里还有人留有空房子,还有个食堂。打算叫我住在那里,回来时顺便把手风琴也带到荆门。于是帮我联系了一辆便车,给了我几元钱。七月六号,我像残兵败将一样,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武汉。

      七医院里空空荡荡的,几乎看不到人影。大姐姐帮我找的是单身宿舍里的一间空房子,里面只有一个桌子和一张大床,上面挂着一个破破烂烂的蚊帐,其它什么也没有。条件差倒没什么,在农村都能呆,到哪里都不怕。但是那个破蚊帐却让我在那十几天里吃够了苦头。每天晚上蚊子成群地扑过来,根本无法入睡,只有不停地驱赶。头两天只能是白天睡觉,晚上就坐在那里赶蚊子。后来买了蚊香,把它挂在蚊帐里面才足以赶跑它们。每天早上起来满身都是蚊香灰。

      我犹豫了很久:这次回武汉要不要去防疫站?我很害怕专案组又要把我关起来写材料。但是军代表给我寄过钱,总得有个交代,而且说不定还能见到爸爸妈妈。于是七月十日,我硬着头皮去了。

      不料刚一进防疫站的院子,我就看到爸爸一个人拉着一辆堆满杂草的板车过来了,后面跟着一个监督他的职工。他看见我,立刻停下来,全然不顾那个人在旁边。一边用毛巾擦汗,一边问我:“病完全好了吗?招工有什么消息吗?能招上来吗?”看来他知道我住院的事情了。我本来想告诉他,像我们这种情况招工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想了想,就摇摇头,改口说:“很难说!”爸爸眼睛里露出一丝希望:“哦,很难说呀,等等吧!”后面的人催他快走,他只好拉起板车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觉得给他一点希望总比说真话要好些。

      从防疫站的革委会办公室出来,我走到家门口。站在那里看了半天,不知道应当进去还是不进去。妈妈大概是被告知我回来了,赶回家来看我。我们坐在里屋,这是两年来我们第一次单独地,在没有人监视的情况下坐在一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呆呆地看着她,像看着陌生人一样。

      妈妈头发几乎全白了。大姐姐早就告诉我,那是工宣队在一次大会上,宣布她是历史反革命。妈妈当场昏倒,两天后头发就全白了。大姐姐去看她时,她哭哭啼啼地说,真的不想活了。但是想到死后我们四个孩子将会成为“杀关管”的后代,会永无出头之日,才勉强坚持活下来的。

      妈妈身体还好,只是瘦了很多,奇怪的是她大热天居然还披着一件棉大衣。妈妈问了我住院和恢复的情况。讲了几句,看看外面没有人,突然把大衣里面的一个角撕开,从里面掏出了几张钞票。一看,是四十元钱。我呆住了:妈妈每个月只有十元的生活费,不到两年,她从哪里抠出这来四十块钱!妈妈叫我赶快收起来,我不肯要。妈妈急了:“快呀,不要让别人看见了!”接过钱,我的手在发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晚上,我赶到二附中。小林住在那里。我知道工读班的朋友们对他非常关心,有些人还省下自己的粮票给他,有的帮他买东西,但生活还是比较紧张的。我把他从宿舍里叫出来,带到篮球场上。我偷偷地把钱塞给小林,叫他省着点用,这是妈妈给的。小林接过钱,没有吭声。

      妈妈的钱究竟是哪里来的?一直是个谜。只到后来看到了爸爸写的《文革经历》,我才知道了这钱的来历:“……在牛棚初期,好几个月的工资还是照发……。那时除了自己吃饭开销外,又不能把钱送回家去,因而几个月下来,口袋还很存了一些钱。钞票有那么一摞,又没地方存放,所以只好整天带在身上。……(后来有一天)统统地被赶上火车,
到了孝感花园……到那里以后,天已漆黑,外面也无甚灯。他们就要我们,还有“革命同志”等,在宿舍外面的席棚上用浆糊刷大标语……这时我突然见到梦文(注:就是妈妈)也在人们中间,于是我就趁黑接近她,塞了一把钞票给她。她自然也就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收进衣袋。我知道孩子们用的钱还得从她那里取,我反正不用钱,所以才这样做了。这也算是我见机行事一回。”

      在武汉的十几天里,我基本上就是在同学家里、气标厂的工读班朋友那里和二附中小林那里来回跑。也只有这些地方可以去,也只有这些地方才感到一些温暖和友情,也只有去这些地方不需要用钱。

      但即便这样,几元钱也用光了。我到处打听油田去荆门的便车,毫无消息。我不得不给大姐姐写信:如果再不帮我想办法,我只有在把钱完全花完之前扒火车回去,手风琴肯定是没法带了。几天后,有人从荆门来,给我带来口信:七月二十三日凌晨有车去荆门,要做好准备。

      那天半夜两点,有人轻轻地敲我的门,叫我们悄悄地去搭车。原来想搭便车的人很多,所以只能悄悄地走,否则谁也走不了。我们一行人上了大卡车,车上还装了很多东西。已经很满了。我们坐在那里,和栏板几乎平齐,不小心就会掉下去。

      车在黑暗中飞跑,风很大。我怕受凉,也不敢睡,就站在车头大声地唱毛主席语录歌。车可能实在是装得太多了,还没有到潜江就爆了胎。只好把破轮胎卸下来,等路过的车带到潜江补好,再等顺路车带回来。等补好轮胎走到江陵,天都黑了。不幸的是轮胎又爆了。好在是在县城。就这样我们走走停停,整整走了二十二个小时,一直到半夜十二点才到达十里牌。大家几乎要累得半死,不过好歹还是回来了。真辛苦啊!

 
第一次在农村过春节:1971

      下农村后的第三个春节又要到了。这年的春节来得早,一月二十七日就是大年初一。我已经彻底地伤透了心,不愿意再回武汉了。就在农村过吧!张崇武也不想回去,就和我一起留了下来。

      农村过年要做的事情其实挺多的。年底,我就赶了一趟县城,买了鞭炮、冲天炮、糖果之类的东西。肉和菜就不用买了。糍粑也是自己揣出来的。

      我们还做了十几只腊鸡子。即打霜以后,把鸡杀掉,去毛剖好后,用佐料涂上,然后风干。由于已经打霜,所以也不会变质。这样的腊味可以保持好几个月,到时候拿来剁成块,一蒸就是一个香喷喷的菜了。

      一月十号,离过年还有半个月,我们就把养了两年的大肥猪杀了。这猪养的时间长,长的也特别大,估计总有三百来斤吧。在杀的前几天,杀猪佬就专门来看了看,偷偷用黄泥巴在它的尾巴上捏了一个泥团,和尾巴上的毛粘在一起。这样在杀它时,如果要抓它的尾巴就比较得劲。到杀它的那天,来了三个杀猪佬。当荣芝老头刚把铁钩钩住猪的耳朵,猪立刻大叫起来,拼命地往后缩。有个人捏住尾巴上的泥巴团,想把猪的后腿悬空起来,被猪屁股一甩,在后面转了一个圈,四脚朝天地摔在地上。好大的劲哪!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才把猪杀了。去掉头,去掉四条腿,还去掉所有的内脏,仅仅两扇肉就有一百八十斤,肥肉有几寸厚。那时不像现在,要吃瘦肉。当时是缺粮缺油的时代,个个都巴不得猪长得越肥越好。

      按照当地的习惯,要把最好的肉割一块下来招待杀猪师傅。于是我们就把猪屁股上的瘦肉割下来炒了一大碗。不料一点也不好吃,一点鲜味也没有。杀猪佬说:“是这样的啊。猪杀了以后要过几个小时肉才会变得鲜美。我们天天杀猪,天天都吃不上好吃的猪肉呀!”原来是这样。我不禁替师傅们惋惜起来: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头天赶集买点新鲜肉做给他们吃,把这肉都做糟蹋了。

      我们用盐把猪肉一块块地腌到一口小缸里,两天后拿出来挂在屋里,可以放上半年也不会坏。此时缸里会有很多又腥又臭的血水。老乡们告诉我:千万不要把这水倒掉。把像乒乓球大小的红皮萝卜洗干净倒进去泡上一天,拿出来晾干,萝卜就变得又香又甜。我们照他们说的那样做了,果真如此。真的很奇妙!

      大年二十九,我们到四川老乡家去学打豆腐。先把拣干净了的黄豆用磨子粗粗地磨破,然后用温水泡一下,很快就变软了。然后再用磨子细细地磨成浆,用纱布滤除豆渣,就开始煮下面的豆浆了。煮开后每人先喝上一碗,剩下的豆浆点上卤水,搅一搅,再把豆浆倒在纱布上,真奇怪,豆浆居然就不会从纱布漏过去了。一会儿,豆浆就变成了豆腐脑。于是我们每人又吃了一碗。接着用纱布包好,轻轻地挤出一些水分,嫩豆腐就出来了。再用力压,就成了老豆腐。如果加上砖头吊起来压,能压成干子或者千张皮。不过我们不再压了,而是把老豆腐一部分拿出来吃,剩下部分切成小块,小心地放在铺了干净稻草的瓦罐里。过几天,上面就会长出长长的白毛。加上盐,就成了豆腐乳。就这样我们边做边吃,什么都尝一点。做完了,肚子里也装满了各种豆制品,连饭也不想吃了。打着饱嗝回家。

      年三十到了,家家户户都开始吃年饭,不断地有鞭炮声响起。另纪明接我们去他家吃年饭。我们放完鞭炮,慢慢往他家走去。经过队长家门口,看见队长满头满脸的黑灰,不由得吓了一跳:“你怎么啦!”。队长苦笑着说:“放鞭炮时火星掉到稻草堆上了。要不赶快救火,牛整个冬天就没得吃的了。”我们听了哭笑不得。等我们吃完饭回家时,看到天已黑,就开始放冲天炮。谁知道一个冲天炮刚一飞出去就掉在房顶上了,最要命的是居然还开始喷火。我吓坏了,这可比烧稻草要严重多了。我拿起竹竿拼命的敲屋顶,火似乎没有把屋顶的茅草点着。但我实在不放心,隔一会跑出去看一下。好在老天作美,半夜下起了小雨,我这才敢进屋睡觉。要不然过年把屋烧掉了才伤心哪!

      在农村过年其实很累。每天天还蒙蒙亮,就有人在敲门:“小江,小张,请你们来吃饭呀!”于是我们赶快起床,跟着来人去他家吃饭。吃呀,喝呀,还没有散席,下一个人家就坐在旁边等着了。我们刚吃完,还来不及抹嘴巴,就被带到下一家,接着吃呀喝呀……。一直到天黑了才昏头昏脑地回到家里,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又是如此。全队近四十户人家,每天吃五餐也得一个多星期才能吃遍。不等到吃遍,又有好朋友要请吃第二次了。于是乎,从大年三十到大年十五,天天如此。最后猪屋里的小猪饿得实在受不了,把门撞开,自己出去寻食去了。

      不过我们还是抽出时间,跑到十里铺大姐姐的医院那里玩了一天。初一晚上,我们在大姐姐那里吃饭。大家住在简易工棚里,说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隔壁的老头可能是个单身,一边吃饭喝酒,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嗯哪!有肉,有酒,这就是共产主义了!”我们听到不由得偷偷笑了起来。过一会儿,隔离另一家小孩可能要妈妈给他填什么表,在那里哼哼唧唧地说:“那个地方不要填职员哪!”妈妈说:“是职员嘛。”小孩不依:“填个工人,好吗?”妈妈说:“那怎么行,不能乱填的。”小孩又央求到:“要不,填农民也行,啊!”这近似哀求的声音让妈妈心都碎了:“天哪,孩子啊,你投错了胎呀!”我们听了一点也笑不出来。成分,这个类似化学反应的名词,在中国却决定了很多人一生的命运,使很多人看到“成分”就心惊肉跳。连几岁大的孩子都知道这一点。

      我们正在过年,就有人带信来:小林过几天就要下乡了。二月九号清早,我正在家里清理东西,有人告诉我,说七零届下乡的学生坐火车今天上午到荆门。我吓了一跳:连元宵节都没过完就来了?赶快往县城火车站跑去,果然看到一大群学生模样的人站在那里。我一下子就找到了小林,问了问情况。原来学校要过“革命化的春节”,还没过完年就把他们赶下来了。而且要让他们锻炼:行李先用汽车送走,自己则要步行去生产队。小林是下到盐池区向河公社,离县城足有九十多里地。要两天才能走到。我听说他和六个女孩分到一个组里,不由得担心起来。在农村没有人管,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我对带队的马老师说,希望能把小林换一个组。马老师初次下乡,搞不清楚情况。他怕下面生产队不同意,不敢贸然答应,只答应等下去讲好了才能调换。我心里很清楚,下去后谁都不会管这事的,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但心里实在放不下,决定跟着他们“长征”吧,送到队里再回来。

      学生们拉开长长的队伍,慢慢地开始向北走去,老师则一前一后地照应着。我和他们边走边聊,向他们介绍农村的情况,打消他们的顾虑。马老师是体育学院的毕业生,刚分配到二附中来当老师。他曾经到洪湖锻炼过,刚好遇到六九年发洪水决堤,不幸感染了血吸虫,治疗了好久才基本恢复。现在也是来透透气的。我们说说话,倒也不觉得累,下午就走到了兰桥。那里的老知青们早就等在那里了。金塚大队的王庆荣看见我高兴极了,一定叫我到她那里去吃饭。到了他们组,才看到张治民也和她一个组。毕竟是同班同学,大家都比较客气。晚上,张治民说:“我们来晚汇报吧。”我很惊讶地问:“你们还搞早请示晚汇报吗?”他点点头,我嘲笑他:“毛主席又听不见,说了也是白说的。算了吧。”张治民见我这样说,只好算了。

      等大家都去休息了,王庆荣和我坐在一起烤火。她笑着说:“要不是你这样说,他还要搞什么请示汇报,烦死人!”我告诉他:只能在毛主席面前汇报,不能在毛主席像前面汇报,让别人占便宜。我们聊了很久,也聊了很多。我感到她心里很苦闷,好像有很多话想说。我们一直谈到很晚才去睡觉。

      第二天清早,我赶紧起床,找到那些准备出发的学生,继续往前走。走到石桥,已经是中午了。前面还有二十多里山路。可能是看到这些小孩子实在太累,马老师和石桥公社联系,找了几个卡车,把他们送到了向河公社。在吃晚饭的时候,马老师找到公社书记,吞吞吐吐地提到有人想调整小组分配的问题,征求领导的意见。书记连眼睛都没眨一下:“调,想怎么调就怎么调!自由组合,免得日后有矛盾。”马老师这才放下心来。我朝他眨眨眼,笑着说:“你看,没说错吧?一没有户口,二没有档案,有什么不好办的?”

      于是小林从那个“娘子军”组里调了出来,和毛少俊的弟弟毛少驹等二个男孩在一起。我安排好了他的住宿,才和马老师他们一起回到了荆门。这个年也算是过完了。

      一九七零年是动荡的一年,对我也是休整的一年。不仅因为生病,也因为招工。这也是迫使我们进行反复思考的一年。招工无疑引起了波澜。但大多数人都还是心存幻想。以为凭表现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王庆荣死了

      八月初,我去十里牌医院,想去大姐姐那里把手风琴拿到队里玩几天。大姐姐对我说:“你知道吗?王庆荣死了!”。我呆呆地看着她,根本没有意识到她在说什么。几天前,我到荆门县城买东西,路过医院,还看见王庆荣在简易工棚里洗衣服。当时我们还谈了好久。她说,她准备回武汉看看,还听说马上又有大批招工的人要下来了,看来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她还说,我们一定要好好劳动,争取有个好的表现。我当时坐在她旁边,默默地听她说,心里想起公社副书记张化文的话……。

      怎么会就“死了”呢?

      大姐姐告诉我,前几天她搭便车回武汉。大卡车上装满了大箱子,她们几个女孩子就坐在箱子顶上。车经过荆州,刚一出城,转弯时可能太急了,车翻倒在水田里。王庆荣和另外一个女孩掉到水田里,并且被大箱子压在下面。等到人们赶来把她们从泥水里拖出来时,已经没气了。

      大姐姐还告诉我,王庆荣死后,被拖回荆门七医院来。第二天买了一口棺材,送到麻城铺埋了。就在荆门通往沙洋的公路旁边,用木牌给她立了一个碑。事情就这样办完了。

      事情就是这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但这毕竟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啊!虽然和她没有太多的来往,也只是一般的校友,甚至她还只是初中的学生。对我,可能只是很小很小的一段回忆而已。但我们毕竟互相认识。

      王庆荣是初三的学生,比我们低三届。最初认识她是在武重联络站。我们天天在一起。记得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出去刷标语和大字报,还要去街头演出。我们用长刷子挑起浆糊桶边走边聊。她突然叫起来:“江育林,你不累吗?我在后面已经换了好几次手了。”我回头一看不禁笑起来:“提这么个小桶还用换手吗?我提一天也不用换。”女孩子出力气确实不行。不过到演出时就该她们神气了。王庆荣很会跳舞,特别是演红小鬼演得很像。红通通的脸,扎着两个小辫子,样子挺可爱的。但是“七二0事件”后,我们联系就不多了。

      下乡后,王庆荣在兰桥公社金塚大队,和他们班的同学在一起。弟弟小林下乡时,我送他去生产队,路过兰桥,在她们队住了一晚。那时候我已经知道她家里的情况:她的父母都是被镇压的,所以一直和她的姐姐王庆莉一起生活。她姐姐也在七医院工作,和我大姐姐是同事。也许是同病相怜吧,我们关系好像又近了一些。那天其他人都休息了,王庆荣还坐在炭火旁陪着我聊天。那时她对自己的家庭成分非常悲观,觉得没有什么出路。其实那时候我自己也很迷茫,但人总是要活下去,因此只有安慰她“先好好干活吧!”那天我们谈得很晚。可能她很久没有和别人谈自己的想法了。因为那天晚饭后,有知青居然还要求大家站在毛主席像前“晚汇报”,被我一句话打发掉了。在这种环境下,像我们这样的人是很难找到倾诉对象的。

      大姐姐说,她的姐姐哭得很伤心。我能想象得到,从此后就剩下她孤独一人过日子了。但在其他人眼里,不过是又死了一个人而已。没有什么“英雄事迹”,算不上是烈士;也算不上是“因公”。死了一个知识青年,就像是踩死了一只蚂蚁,无声无息。几十年后,我看到一本关于日本慰安妇的书。那里讲到有些慰安妇其实也和日本士兵一起在战壕里生活,在打了败仗时也有人和士兵一起服毒自杀以“效忠天皇”。但在战后,只有士兵才被追认为因公死亡,而慰安妇是没有的。看到这里,我不禁觉得知青下乡就像是日本的慰安妇。知青下乡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但没有任何人承认他们的合法性,甚至很多年以后才勉强承认了下乡的这一段“工龄”,有的单位甚至还要加一句:“在分房子时不能计算在内。”

      那天晚上我回到生产队,他们几个还没有收工。我一个人在岗子上拉起了手风琴,就算是寄托给王庆荣的一点哀思吧!我拉着拉着,吴恒乐和张崇武他们收工回来了。他们笑着问:“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拉这玩意了?”我告诉他们,这是拉给王庆荣听的。大家默然。

      由于在农村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大家似乎对生和死的界限也看得越来越淡。似乎从哪里传来过某地知青自杀的消息,但是谁也没有见过。对死人的事情看得很淡泊。烟墩有个知青在公共汽车上睡觉,把头伸在外面,被对面的汽车擦掉了后脑壳。有个女知青居然说:“她死的时候肯定很舒服吧?”似乎还露出一丝羡慕之情。

      一天放假休息,我们和荣兴大队的几个同学一起从荆门玩了一圈回来。天已快黑了,路过江山附近,正好遇见雷全贤回家,大家就站在路边聊了起来。那时候大家心情都不好,发了一通牢骚。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活得真没意思。”正好一辆卡车开着车灯从旁边慢慢走过。雷全贤轻轻地说:“要死还不容易!就往汽车下面一倒就行了,谁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我们惊愕不已。回去的路上,大家一言不发。过了一会,杨瑞丰闷声闷气地说:“以后不要和女孩子谈什么死不死的事了,万一真出什么事呢!”

      我相信,那段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对每一个留在农村的人都是一个极大的心理冲击。很多人都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未来。记得一九七一年三月六日,我去兰桥买广播器材,顺便到三档大队的同学刘永宁那里玩了一晚。晚上,我们谈了很久,很久。刘永宁很认真地问我:“你考虑过在农村安家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不!”他问:“为什么?”我说:“你知不知道,在这里生的孩子是农村户口,就是农村人。我不愿意生一个狗崽子再让他们欺负,宁可不要后人也不成家!”他叹了一口气说:“我想还是就在农村结婚算了。我爷爷是国民党的将军,现在还在沙洋农场劳改。我是肯定出不去了。结了婚,还有当地人做后盾,日子会好过一些。”我呆呆地看着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后来,他在那里成了家。现在,刘永宁是子陵区教委的头,下乡三十周年时我们见过面。他满口的荆门话,已经完全被同化了。不过经过了改革开放,他的日子过得还是挺不错的。

      虽然王庆荣的死当时在我心里留下一些阴影,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逐渐淡忘了,几乎就没有再想起她来。不料在二十多年后,一九九三年夏天,突然我在梦里又遇见了她。我很高兴地拉着她的手问道:“这些年你在什么地方去了?一直没有你的消息。”她笑着告诉我:“我在麻城铺啊。要结婚了,你过来吃喜酒吧!”……。我醒了过来,躺在床上想了很久,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突然,我想起来:王庆荣去世到现在已经有二十一年,快二十二年了。如果当初真的能再“投胎”的话,现在的确已到农村人结婚的年龄了。想到这里我不禁满头大汗。这是真的吗?会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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