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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大招工 —— 井世百态

(2017-05-22 14:06:21) 下一个
【版权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 - 江育林】

石油大会战

      由于在湖北发现了五七油田,决定在荆门修建一个炼油厂。于是,修铁路的那些民工又都转去参加石油大会战了。从二月二十六日到四月六日,我到会战工地整整劳动了四十天。

      革集的任务是在三道沟的大山里修出一条路来,再负责挖一个大油罐的地基。这里到处是山,几乎没有平地,土方任务很大。

      刚开始还只是清理地基,挖树蔸。拖石头等准备工作。由于工地离住处较远,每天吃中饭时都要留人看守板车、箢箕、铁锹等工具。有一天轮到我值班。大家都回去吃饭了,我正坐在那里看书,突然来了一群知青,大声地喊:“呀,江育林,你在这里啊!”我一看是二附中的一群初中生。但怎么也叫不上他们的名字,也不记得他们下放到哪个公社。他们非常热情地要我到他们那里吃饭。我再三解释我必须负责这里的安全,不能让工具被别人偷走了。他们四周看看:“不就是两个板车吗?我们把轮子拆下来带走就是了。”他们七手八脚地卸下板车轮子,不由分说地把我和四个轱辘一起拉到他们的住处,还叫食堂的师傅专门多做了两个菜。我心不在焉地吃,心里想着,要是我们公社的人吃完午饭,来了怎么办?吃完饭,他们又把轮子背回工地,安装好,分别前还再三说要我有空去玩。我莫名其妙地坐在那里,打着饱嗝。不一会,革集公社的知青们都来了,吴恒乐还带来了我的中饭。他看见我在打饱嗝,奇怪地问:“你在哪里吃的?谁请你吃的?”我摇摇头,什么也回答不出来。知青们都笑了:“你这个吃混饭吃惯了的,吃了别人的东西还不知道是谁给的,在什么地方给的!”

      场地清理好,接下来就是打炮眼和放炮了。我们在倾斜的坡上打出一个个炮眼,灌上炸药。每天下午四点放炮。由于周围都在放炮,很容易出事。指挥部特别强调:吹第一声号时,所有的人全部撤离,只留下点炮的人;吹第二声号时,作好点炮的一切准备;第三声号响,立即点炮撤退。因为到处在放炮,这时候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躲了,只有往专门做的防炮洞里钻。

      头几次点炮只是把地基弄平,打开场地。后面炮就越放越大,一个洞里放好多炸药。一个小土包一炮就能把它炸平。放起炮来山摇地动,坐在防炮洞里就像坐在海上的小舟里,不停地摇动。好久才停下来。

      有一次,不知哪个神经病在吹第二遍号时就把炮给点着了。有人看见了,马上大声惊叫起来:“有人点炮了!”我们一个个吓的要死,立刻慌慌张张地把自己管的炮眼点着后,赶快往防炮洞里跑。我的香火还没有点着,已经来不及了。看到旁边的炮手在抽烟,顺手就从他嘴里拉出来,抽了一口,呛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点着后,跟着最后几个人一起冲进防炮洞里,几乎是把前面的人用脚踢进洞里,自己赶快挤进去的。放这么大的炮非常危险。炸起来的石头飞得很高很高,有的甚至能飞过一座山。有个工程师就是正在一个山头上看图纸,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一个小石头,当场就被砸死了。还不知道是从哪里飞来的。

      由于当时是战备期间,口号就是大干苦干拼命干。还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根本就没有安全生产的概念。在荆门宝塔山的向阳坡上开始埋葬因公死亡的人。随着工程的进展,墓碑也越来越多,密密麻麻地成了一片。炼油厂的工人大多是从大庆来的。这里的气候也和东北大不一样,很多在大庆的成功经验在这里不能用。像“干打垒”式快速建造简易宿舍的做法,在东北大庆是被大力推广的,甚至还发明了专门做干打垒房的机械。但到了南方,雨水很多,干打垒的房子被水一浸泡就塌了。北方的灶是地下式的,锅和地面平齐。而这里水多地滑。结果打开水的家属滑到开水锅里,被烫成半熟。北方低温干燥,传染病相对流行要困难一些。而在这里,过于密集的人群和住房导致肝炎和疟疾横行……。一个个血的教训都是用人的生命换来的。

      春天来了,人感到非常疲劳。修铁路时的病还没有完全恢复,觉得自己脾气越来越坏,经常发脾气。大家都说:“小江现在怎么爱骂人了?”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虽然很累,但晚上还经常睡不着。有天半夜起来解手,还看到了扫帚星从天空划过。整个工地好像就是我一个人看见了。其实这些临床症状就是大病暴发前的预兆。可惜当时完全不懂,还是在勉强支撑着。一直到四月六日完工,和大家一起撤回队里。

 
黄疸性肝炎

      刚回生产队里几天,我就开始感到自己出现异常:吃什么都觉得是甜甜的,老是埋怨他们做的菜太甜。于衍正莫名其妙:“我炒菜从来没有放糖啊?”拉的大便也变成灰白色,那是因为胆汁都到血液里去了。

      四月十一日那天出早工,我在水田里筑田埂。只觉得一阵恶心想吐,回家后再也坚持不住了。人一下子垮了下来,昏昏沉沉地在屋子里躺了两天。什么东西也吃不下去,吃了马上就要吐。大家看着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

      四月十三日上午,天气很好。张崇武叫我:“江育林,天晴了,出来晒晒太阳吧。”我勉强爬起来,坐在外面的凳子上喘气。范镇峰看着我,突然大叫:“哎呀,不好。你的皮肤好黄呀!”大家都围过来看。原来农村的屋子里面很黑,什么也看不清楚。出来一到亮处,立刻就看出来了。我看看自己的手,比稻草还要黄。全身象涂了一层黄颜料,连眼白也是黄的。我马上明白,这一定是得了黄疸性肝炎了。我勉强支撑起来,穿好衣服,打算到县城医院里去看病。

       我浑身无力,慢慢地在山路上走着。快到县城时走不动了,一屁股坐在宝塔山上休息。看着宝塔山上一排排的墓碑,不由得沉思起来:“难道我这辈子只能活到二十一岁?这辈子就这样过去了吗?”我心里充满了生的渴望,但在现实面前又是那样的无奈。我不由得想起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本小说里的一段话:“保尔双手捧着头,沉浸在阴郁的思索中。他的整个生涯,由孩提时代到最近几天,像电影一样在他面前闪过。这二十四年的生活,究竟过得好呢,还是不好?他一年又一年地回想着,像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官,逐年加以审判。结果他自己非常满意地承认,他的生活过得还不算怎么坏。他犯过不少的错误,由于愚蠢,由于年轻,然而大半还是由于无知而犯的错误。最主要的是在斗争火热的时期中,他并没有睡觉,在争夺政权的残酷斗争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岗位,而且在那革命的红旗上,也还有他的几滴鲜血。”我呢?虽然有人把我看作是“狗崽子”、“黑五类”,但我自己是问心无愧的。这些年的经历让我感到满意。我知足了!

      我慢慢地站起来,朝医院走去。经过了生与死的思考后,让命运来决定吧!

      在门诊部,我老老实实地排在队伍的后面。突然,一个医生朝我招手,叫道:
“那个全身发黄的小伙子,不要排队了,先过来吧。”我迟疑地站起来:我并不认识他呀,怎么能不排队呢?我犹豫地走到他的面前:“我吐了几天……,”没有听我的话,也没有等我说完,医生一面开着住院通知单一面说:“你是黄疸性肝炎,赶快住院,不要在这里传染别人!”

      我走出门诊部,犹豫了好久。我什么也没有拿,也没有谁知道,能住院吗?刚好江山大队的知青路过这里看到我了。我请他们去告诉我们队里的同学,赶快把我需要的东西送过来。然后才走到住院部那里,办理了住院手续。一躺上病床,我浑身都松懈了,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天快黑的时候,吴恒乐、范镇峰和张崇武才赶到医院,他们把我推醒。我看到给我带来的衣服、盆子和热水瓶等,还带来了一些鸡蛋、点心和钱。我知道小组已经没什么钱了,但这里天天吃饭要用钱哪,也只好先拿着。我要他们把所有的餐具都消消毒,这个病可是经过食物传染的。他们笑着说:“早就把锅盘碗盏都用开水煮过了。其实没有用,我们一起吃饭都吃了几天了,要是传染早就传染上了。”我想也是,无可奈何朝他们笑了笑。

      第二天,检查结果出来了。正常人的黄疸指数小于5,GPT少于40。而我的黄疸指数45,GPT是518。其它指标也远远超过了正常值,这是典型的急性黄疸性肝炎发作期。于是治疗开始了。

      从四月十三号住院。到六月一日出院。我四十多天的住院生活极其规律:每天清晨起来打开水,冲鸡蛋花,然后稍微活动一下。吃完早饭后躺在床上等医生查房,然后睡到吃中午饭前起来。吃了就继续睡午觉,到下午五点起床。活动一下就吃晚饭,饭后到外面走走,回来就睡觉。那时候医院里主张我们要“绝对卧床休息”。所以特别是前二十天,我几乎是从早到晚都在睡觉,也睡得着。也许这是在病房里数我恢复得最快的原因之一。能吃能睡嘛。

     开始我们每天还在输液,注射B12,吃点药。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从大庆来到这里,病人也越来越多,药品供应变得非常紧张。后来什么药都没有了,每天就是吃几片酵母片。好在农村里鸡蛋不愁,我自己再到外面买蜂蜜回来吃。医院没有办法,想到用中药,给我们开了首乌片和桑椹子膏。就是从那时起,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并一直维持了好多年。

      住院期间,很多同学都来看我,让我开心。我把队里买的点心请他们吃,大家都不太敢动。李植年鼓励大家:“不要怕,要不我先吃。我吃最上面的一个好吗?”大家都笑了起来。

      我住的那个病房里有六张病床。除了我以外,两个一胖一瘦的是从铁二师下来支援石油会战的四川兵,另外一个是荆门当地参军回来的铁道兵,还有一个湛江石油学院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再就是一个乡里的老头。从刚进来的情况看,我可能算是比较严重的了。

      头几天大家都在昏睡,也没有什么交流。慢慢熟悉了,有时候就躺在床上闲聊。当地参军的那个兵是结了婚的,所以总不安心,隔三差五要偷偷溜回家过一、两天再跑回来。所以后来查血时,他恢复得最慢。医生非常生气,警告了好几次也没有用。一天,他又偷偷溜回家了。医生怒不可遏,刚好有个农村干部黄疸复发病危,急需住院。医生一气之下就把那人安排在他的床上,把他暂时地“开除”了。

      那个新来的病人的确非常危险。第二天黄疸指数就上升到二百以上,第三天就开始肝昏迷了。等偷跑回家的人返回医院,看到自己床上躺了个垂死的人,心里有些发慌。四川兵只好让他先和自己挤在一起再说。当天晚上,病人开始说胡话,医生进进出出地进行抢救。屋里气氛变得非常紧张,谁也睡不着觉。到下半夜三点多,病人终于死了。当有人把尸体拖走时,我们感到十分恐怖。每个人都不由得想到了自己,原来黄疸性肝炎也会死人的!

      第二天清早,大家要求医院给房间消消毒。于是有人拿来了一些硫磺,开始熏蒸房间。我们一个个跑了出去。过了一会,才发现那个病老头子还在病房里没有人管,又捏着鼻子进去,把老头子拎出来。好在还没有把他给熏坏。

      这时那个总是偷跑的大兵感到惊恐万分,围着医生求情,要把他收回病房。医生板着脸说:“你写个检讨,要是写得深刻才能回来,否则我们就不管了。”结果还是那个大学生帮忙写了一份检讨,才重新回到原先的床位。

      县医院的医生对病人态度都很好。不过当年医院的管理却非常马虎而且混乱,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有天傍晚突然来了个病危的老头需要马上输氧抢救。他躺在走廊里,有人拖来了氧气瓶,只听见混乱中“呯”的一声,接着就是气流向外喷射的尖叫。有人惊叫:“氧气跑出来了!”走廊内外立刻一片骚乱。原来是慌乱中把氧气瓶的螺丝扭的太松,被高压的氧气冲掉了。高压气流发疯似的喷射出来,打在墙上。到处是一片灰尘,叫人睁不开眼,呛得喘不过气。我们赶快跑出大楼,躲在一边。过了一会,氧气大概跑光了。大家才陆续回来,那个老头也死了,不知道是病死的还是吓死的。墙上留下一个被氧气流打出来的浅浅的洞。

      刚住院不久,我给防疫站的军代表写了封信,说明我现在的处境,请求能从扣下的我父亲工资中拨给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点钱,至少在出院时能交住院费。后来,吴恒乐告诉我,防疫站的军代表收到信了。他们发了一个函给大队,要求核实情况是否属实。队长刘永财感到好笑:“哪有没事说自己住医院的?这个心也操得太过了。”马上回信告诉他们:这都是真的,这里急需钱。他们得到回复后决定给我寄一百元。一直到出院前两天,我才收到了这笔汇款。交了七十九元的住院费后,剩下的还抵不上小组给我买饭票的钱。

      我恢复得很快。二十多天后,白天有时就睡不着了。为了打发时间,我把姜都在石油会战时借给我的毛泽东文集拿来抄写,这里面都是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慢慢地,我抄了一大本。医生们看到我很爱学习,还教我给同病房的人打针。回生产队后,我还给生产队的好多人打过针哩。

      四月底的一天晚上,医院的大喇叭突然大叫起来。原来是我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到处一片欢呼,大家都兴奋不已。我们躺在床上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那个年纪大的四川兵说:“啧啧,要飞到天上去得飞多快呀!”我突然想起中学物理中好像讲过,飞离地球至少要多大速度才行。但实在是记不得了。于是,我拿起钢笔就算了起来。我算了一会,对他们说:“大概要每秒飞七、八公里才行吧。”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每个人都狐疑地看着我:“你是搞火箭的?你怎么知道这些?”我感到有些好笑:“哪里,中学课本里都有的啊。”但没有一个人相信我的话。我心里不由得有些悲凉:这真的是中学课本里的知识啊,怎么就没有人知道呢?

      中医说:“肝主目”,此话一点不假。得了肝炎后,眼睛明显就差多了,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开始我还认为自己是近视眼才这样的。后来同病房当兵的也一个个叫苦,连墙上的东西都看不清楚了,大家才知道是肝不好的缘故。好在这不是永久性的,过几年后就慢慢的恢复了。

      在医院里,我度过了“五一”。那天焦枝铁路的襄樊到荆门段开始试运行。我感到很自豪,因为这里有我的一份。这是我第一次以劳动者的姿态来庆祝劳动者的节日。不过,躺在病床上庆祝未免有些遗憾。有什么办法呢?只有现在好好休息,将来才能好好工作。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作为呀!

      六月一日,我终于出院了。头天化验的结果,所有的指标全部转为正常。是那间病房里最先出院的一个。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复查了十几次,没有一次反复。看来是彻底的好了。但这场大病给我的打击是严重的。为了彻底恢复,我决定今年一年内不上工了,好好休息吧。

      在后来近半年的时间里,我除开回了一趟武汉外,基本上就在家里养病。帮忙做做饭,做点小玩艺,或者做点腌菜等等。记得夏天我们收了好多辣椒,崇武建议腌起来,于是我就切了一整天的辣椒。结果到晚上手被辣得肿了起来,痛得整夜不能睡觉。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放一脸盆水在床旁边,把手浸泡在水里,才勉强睡了一会。从此再不敢切辣椒了。

      生产队的老乡对我非常照顾。他们听说黑鱼煮花生米可以补肝,凡是有人捉到黑鱼,都无一例外地送到我们知青这里。我恢复得很好。十二月十七日,我坐顺路的拖拉机到沙洋,找氮肥厂的同学们玩。贝恩渤、王孟颖等都被招工到那里。玩了几天,找不到回荆门的便车,二十一日步行九十里回到生产队。虽然感到有点累,但随后再次查血,所有的指标都是正常的。我放心了。可以说:我的肝炎已经彻底好了!


大招工——井世百态

      当我还没有从医院出来时,大招工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湖北大地。每个人都为此兴奋不已,充满希望和幻想。人们对招工的过程做过无数种设想,但估计没有人会想到是后来那个样子。

      我也曾经对此有过各种美好的想象。甚至想象如果有各种不同的工作,我会把好工作留给更需要的人,主动找一个艰苦的工作,好好地锻炼自己。陈阳给还在医院的我写信:“好好休息,以健康的身体接受国家的挑选吧!”甚至在已经知道只有很少的招工名额的情况下,大部分人都还是在失望的同时仍然抱着希望,安静地等待下一次机会的到来。

      刚回队,就有人告诉我,招工的人来过了。和大家见了面,还召集大、小队的头头们一起开过会。小道消息满天飞:据说黎箭龙在招工的人面前说我有病,无法工作;据说冯庙一队首先就推荐我,认为我的表现最好……。半个月后,结果终于下来了:被招工上去的都是在出身和家庭成分上没有问题的。首先是部队和高干子弟,以及“红五类“子弟。没有一个非“红五类”子女被招工上去。留下的人才开始感到形势的严峻!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近三十年里,中国大地流行着一个类似化学反应的政治名词:“成分”,和一个类似物理学的政治名词:“运动”。这前者关系到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而这个名词的地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变得无比重要。而每个人的成分又是天生的,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改变的。仅凭这个东西,就把人与人之间分成了不同的阶级集团。

      剩下来的知青还有一丝幻想:党的政策不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吗?”好好干应当还是有希望的嘛!但老乡们的言语中却透露出不信:我们这里的地主可子子孙孙都是地主哩。知青们大吃一惊。大家把各队的情况凑起来一看,果然如此!地主分子李凤清是南头组的强劳力,也叫“工分标兵”。就是说,像他那样干活就能得十个工分。但因为他是地主,他自己只能得到九分。其实他才十八岁,他的父亲在刚解放时是地主的儿子,李凤清实际上已经是地主的孙子了,但仍然算是地主。张国芳出身贫农,共产党员,但和地主的儿子冯成华结婚,还是要定期到公社受训,“享受”地富家属的待遇。更滑稽的是陈大全和陈大丙两兄弟。两人从小一起要饭,后被地主收留下来。陈大丙被收养为干儿子,陈大全也被地主收养,仅仅没拜干儿子而已。刚解放时他们都才几岁。但后来陈大全成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而陈大丙就成了地主。每次搞运动时,大全书记在公开场合总是要把那个地主干爹批一通。但会一散,马上找到地主:“爹,到我家去喝酒吧!”难怪张崇武说这是“快速阶级分析法”了。

      一天,一些知青到公社找负责知青工作的张化文副书记,想了解农村阶级斗争和划分成分的问题。特别提到黑五类的子女应当怎么算。大家七嘴八舌地提到某某是地主的孙子了,怎么还算地主的事。张书记把眼睛一瞪:“你们懂什么!如果地主的儿子不算地主,那几十年后阶级斗争不都消失了?那还搞什么阶级斗争!?”知识青年们都惊呆了!毛主席说:阶级斗争要长期搞下去,原来是这个原因啊!这哪里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完全是农民起义的那种改朝换代的思想:翻身后的工农要成为新的剥削阶级,剥削原来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所以阶级斗争永远不能消失。

      我的心凉透了。看来表现再好也没有用,愿望和现实总是有一段距离的。八月二日,我来到石桥。娄建华他们组里六个人有五个人被招工,剩下陈阳一人。三队的王晓林也被招工了,剩下姜都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队里。临走时,陈阳送给他们每人一个红色的笔记本做纪念。并在上面各写了一句话。最后写娄建华的本子时,他看看我:“你看该写什么呢?”我想了想,想起前几天公社张化文书记的话……。于是我说:“就写马克思的那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行吗?”陈阳默默地看了我半天,照我说的写上去了。

      不过,被招工上去的人也有苦恼。原来,第一批招工的,很多都是外地的,三线的,或者不太好的单位。因担心没有人愿意来,所以都在首批招工时把人招足了。譬如有以武汉环卫局的名义招的马路清洁工、有沙洋化肥厂的操作工、有荆门供销社的售货员等等。范镇峰七零年秋天偷偷跑回去一趟,回来后笑着跟我们说:“你们知道吗?他们说:先走的不如后爬的,有钱难买慢慢的呀!”毛少俊的弟弟被招到荆门土产当售货员。他给他爸爸写信说:“不得了,我要在荆门卖一辈子席子了!”我们听了不由得一阵苦笑:这才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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