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严教授

每个人都是一滴水,从各自的角度折射出大千世界。 版权所有,严禁转载。
个人资料
美国严教授 (热门博主)
  • 博客访问:
正文

29. 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2017-05-20 14:19:55) 下一个
【版权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 - 江育林】

 
秋收大忙季节

      秋收,每年的第二次农忙开始了。虽然很累,但大家的心情都好了很多。毕竟是收获的季节,看到黄澄澄的谷子收进来,感觉总是开心的。

      秋收的主要工作就是割谷和挑草头。无穷无尽的稻谷,大家割呀割呀,腰都要累断了。每割完一块田,女的就开始把割下的稻谷捆成一个个的大捆,男人就用一根冲担把它们挑起来。所谓冲担,就是两头安装了尖尖的铁头的扁担。直接把一头插进一大捆稻谷里,然后用力抬上自己的肩膀,再用力把另一头插进另外一大捆稻谷,就可以挑走了。

      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每捆稻谷至少有六、七十斤,我一只手怎么也拉不动,更不用说还要扛着它插第二捆稻谷。他们看我实在打不起来,就帮我把稻谷都插好,再放在我的肩膀上,顿时我就觉得自己被压矮了一截。我勉强迈开步子,在半干半湿的稻田里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到了田边,又怎么也迈不上那有半尺高的田埂,要等返回来的人拉我一把才能上去。好容易走到了稻场,浑身上下都被汗打得透湿。每挑一担,我就要喝一大碗水,但流出的汗比喝下去的水还要多。

      后来队长看我实在是挑不动,就安排我去扬谷。扬谷不用肩膀,但要提着一把大木锹,把谷子一锹一锹地挥洒出去。根据空壳、谷子和土疙瘩不同的重量,分别落到不同的位置,从而把他们分开。本来这个活可以几个人换着干的。但我扬起谷来是个左撇子,别人代替不了,只有自己一个人把整个稻场的谷搞完。一天下来手都扬肿了。但对我而言,总比挑草头要强一点。

      和春天一样,每天早上两点多就爬起来割谷。到九、十点才能吃早饭。然后女的就捆谷和继续割谷,男的就挑草头。直到晚上十点以后才收工。回到家里,水还在池塘里,米还在米缸里,菜还在园子里。等我们做好饭、吃完,已经快半夜了。有时实在来不及了,我们就煮上几脸盆稀饭,准备点咸菜,随时吃一碗。混过一天是一天。

      秋收完了,紧接着就是送粮。国家这时催得很紧。有时派汽车来拉粮食,来不及了就要我们送到公社或者县里的粮站。有一天每个人都要挑一百斤谷子去县城。我只挑了八十斤。大概是经过了艰苦的秋收吧,几十里的山路居然并不感到太辛苦。县城里的粮站真大!谷子堆的像座大山一样,我们要沿着跳板走很高才能到顶,然后把谷子倒出来。收购员们极有经验。只要用牙齿把谷子一咬,就能知道谷子是从什么田里长出来的,水分有多少。然后报出谷子的收购价来,让人佩服不已。

      八月初,刚好在秋收前夕,陈宣美、刘仁森他们带着小林来荆门了。工读班的朋友们在学校里一直就把小林带在身边,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七月他们到潜江劳动,把小林也带去了。劳动结束后,陈宣美他们看到那里离荆门很近,干脆就跑过来看看我们。

      看到他们的到来,大家高兴极了。趁着割谷尚未开始,赶紧陪着他们到处走走。陈宣美的哥哥陈宣良在江山大队,所以我们先到那里去玩了一天,接着又跑到石桥去看望广播站的老朋友。那时姜都和王晓林已经下来了,和娄建华他们在隔壁的三队。所以石桥那里有好几个广播站的同学,大家相聚特别亲热。刚好那几天王晓林的爸爸也来了。不过他来和我们来可不一样,所以也没有跟他有太多的接触。

      等我们回到队里,农忙就开始了。大家累得够呛,陈宣美也帮不上什么忙,只是在那里用稻草打草绳玩。我们连睡觉的时间也没有了,哪里还有精神照顾他们。所以只过了几天就回去了。秦以钦清早起来送他们去沙洋搭船回去。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真的是依依不舍,但也没有办法。这时候多一个人就多做一份工啊!

 
栗溪伐木记

      秋天农忙刚过,公社就通知大家:为了进一步补足知青盖房子所需的木料,各队派人到栗溪区去伐木。各生产队基本上都是派知青和少量当地青年进山,我和张崇武也被派去跟队里的两个小伙子一起去伐木。

      九月十五日,我们就到了县城住下了。第二天清晨,大家挤在汽车站里准备买票。但那时要去栗溪的人很多,票很难买到。据说县里正准备发加班车。大家急了,觉得应当先派个人去才好。于是他们又把眼光集中在我身上。我只好硬着头皮说:“那我试试看吧。”

      一辆装满人的大卡车缓缓地从汽车站开出来。刚转过弯来,还来不及加速,我一下子从后面爬了上去。守在门口的人大吃一惊,赶快跑过来拉我,刚好抓住我的一只裤脚。只听见“嗤”的一声,拉下一小块布来,我也爬进了车厢。司机完全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加大马力一溜烟地跑了。

      其实其他的人过了几个小时也赶过来了。我不过就是先到喘了口气,把住的地方安排好了而已。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下到栗溪的二附中同学,其中还有和我一样住在防疫站的胡汉华和刑春。大家见面都感到特别亲热。

      下午休息半天。我们就坐在那里看栗溪的知青们排练准备国庆演出的节目。刑春很会跳舞,跳得也很好看,还在负责给他们排练。大家跳得挺认真的,只是胡汉华打着赤膊穿条短裤在那里跳舞的样子看起来很别扭,就像电影里的妖怪。但他却一点也不在乎,仍然手舞足蹈地在那里蹦来蹦去。

      接下来的几天就是伐木了。大家漫山遍野地寻找长成材的尺寸合适的树,然后把它们砍倒。拖到专门放木头的滑道上,木头就顺着滑道下山了。这里的山很陡,如果完全靠人背下山会很吃力。就连从砍倒的地方扛到有滑道的地方都非常困难。大家累得够呛。好在是刚过农忙,都觉得比起农忙来还是要舒服些。

      之后就是给这些砍下来的树剥皮。木材在当时属于计划物质,没有许可证是绝对拖不出栗溪的。在公路上有木材管理站,随时会把车拦下来检查。我们只能把它们码到指定的地方,做好记号,等以后办好手续才可以拖回去。

 
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我们下乡后,传达了一个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六由毛主席签署“有一点修改,付讨论”的文件《关于对敌斗争中应该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在通知中,提出应当把《黑五类》的子女“正确对待”,并简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似乎这样对我们才比较公平和准确。

      听到这份文件,我大为惊讶:毛主席怎么会同意发布这种文件?这就是说:“黑五类”的子女首先就被定性为坏人!只不过和他们的父辈不同,是可以教育好的坏人。而且仅仅是“可以”教育好(虽然也说其中多数或大多数能教育好),但是“现在”还没有教育好!也就是说,以前所说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那一套都是假的?骗人的?我不知道毛主席和周总理算不算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们一个出身富农,一个出身资本家,又怎样被大家认可为已经被教育好了?从此以后,我又被无产阶级踢开了一些,我也很自觉地和“党组织”保持了更加远一些的距离。

      十月中的一天,我正在自己的菜地里栽大蒜瓣,妇女队长刘桂兰来看我。她很关心地问了我们的生活,最后告诉我:荆门县要在烟墩区的周集召开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政治工作会议,各个公社要派知青代表参加。公社领导觉得我的表现不错,决定派我作为公社的知青代表去参加会议。我听后楞了好半天。公社里三十个知青,恐怕我的成分是最差的,父母的问题也是最严重的,怎么选中我去了?看来公社领导真的认为我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或者是还不知道我的出身和家庭成分?

      大队党支部书记冯家宾听说了,淡淡一笑。从嘴里拿出旱烟袋,使劲地在鞋帮上磕了磕,不紧不慢地说:“其实嘛,成绩是总结出来的,缺点是找出来的,榜样是树起来的。小江啊,这些事情不要看得太重。”我真的很佩服家宾那清醒的头脑。随便哪个人,把他做的好事和成绩放在一起,都会变成模范。而把所做的错事和坏事集中起来,都能给你戴上一顶黑帽子。就看别人出于什么目的,会怎么利用你,会怎么对待你,绝对不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人一定要有自知之明!

      十月二十五号,我打起背包,到县知青办报到。和各公社来的知青一起坐大卡车到了周集公社,开了三天会。县革委会的军代表做了个长长的报告,然后是知识青年代表们分组讨论。这几天是知青们大交流的日子,我又认识了很多知青。那时我才搞清楚,下放到荆门县的知青除了二附中的同学外,还有三十八中和中北路中学的学生。那些学校的风气是很差的,有很多流氓团伙。下乡后也多不好好劳动,像老油条一样。这些人喜欢打架闹事,但也一样地被派代表来参加会议。看来,知青也不是铁板一块,知青中也有败类,“代表”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而已。我又想起了家宾的话……。

      最后一天是各代表发言。那才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的人在高唱“一辈子扎根农村”;有的人梦游般地大谈当地的发展规划;也有的人表示要大抓阶级斗争。等到我代表子陵区发言时,在高呼“毛主席万寿无疆”和“林副统帅永远健康”以后,只讲了三句话,不到五分钟就下去了。我实在不想说那些没有意思的空话和大话。

      但历史却总是在给人们开各种玩笑。下放到子陵公社的小流氓成天不出工,天天白天躲在屋里睡懒觉,晚上打牌到下半夜。一天半夜打牌打累了,要出去拉尿。当时正逢大旱,各级领导都带队到处抗旱。县委书记带的队伍正在他家门口排成一列,用脸盆端水浇地。他兴致大发,顺便就站在队伍里也端了几盆,不料刚好就站在书记旁边。书记看到半夜居然还有个年轻人来助战,一问才知道是知识青年,并记下了他的名字。后来国家准备召开四届人大,给荆门县分配了一个知青代表的名额。这位书记大人马上就想到那天晚上遇到的知青。不由分说,就把这个小流氓作为代表知青的人大代表报了上去。

      本来这事到此也就算了。谁知道后来发生了林彪事件,四届人大被推迟了好几年。而大招工已经开始。小流氓着急了,再三要求去招工,并声明宁可不要当人大代表。但名单已经报到中央是不能随便改动的,既然代表知青就不能被招工。于是小流氓天天暴跳如雷,知青办则头疼不已。知青们就在一旁偷笑:这种人要到人大去代表我们?真的是瞎了眼!

      这年秋天,有个下放到沙洋的武汉女知青在秋收送粮的时候不幸中暑死了。当地政府把她树为先进知青的典型,“小车不倒只管推”的英雄,到处宣传。听说她的父母来后,母亲只喊了一声“我的儿啊!”就昏倒了。父亲代表家属在追悼会上发言,结结巴巴地讲了几句,突然从口袋里拿出钱来:“我代我的女儿交党费!”于是,这个女孩被追认为中共优秀党员。她父亲是否这样做了我只是听说,但那女知青被追认为党员是千真万确的。

      知青们看到关于她的宣传材料后百思不得其解:这算是英雄行为吗?送粮食就那样重要,以至于需要有人用生命来换吗?休息一下,第二天送更多的粮食不好吗?后来从中央的党报上,我们也看到类似的“英雄”。如下放到黑龙江的知青金训华,为了捞出冲到河里的一根“公家”的木料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这个年代,“公家”的东西是无价的,个人则是及其渺小的,渺小到连生命都不值钱了。因此发生了很多后来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动人事迹”:为从失火的房子里抢出一张毛主席像而“献身”,或者什么都没有抢出来,只来得及拿出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就一定会被称之为“英雄”。

      那一年,即从一九六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九年十月,仅老三届就有三千零七人从武汉下放到荆门县。分布在十二个区,六十五个公社三百四十二个大队八百六十七个生产队。据说几年后到最高峰时达九千多人。至于死了多少,有多少在荆门安了家,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在周集一直呆到十月二十九号才互相告别,各自返回了生产队。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