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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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安家

(2017-05-17 13:30:19)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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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春节:回,还是不回?这是个问题

      快到一九六九年春节了。广播里在不断地报道某某地方的知青留在农村过“革命化春节”的新闻。我们都在想:如果回武汉算什么?不革命吗?其实心里真的很想回去看看。看看家里究竟成了什么样子?小林现在怎么样了?还想看看学校有什么变化?广播站的战友们还好吗?一想到这次如果不回去,还得再等一整年才能有机会回去,怎么能不想回去呢?

      回?还是不回?这是每个知青都在考虑的问题。在我们组里,张崇武说他不打算回家了,叫我帮他带点东西回去。其他同学都要回去。后来到公社一打听,几乎每个小组都留了一个人不回去,绝大多数人还是回武汉了。

      回不回的问题决定后,下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回?这么多知青要同时返回武汉,那几天路上到处是浩浩荡荡要回城的知青,买车船票是件非常困难的事。荆门有好几条回武汉的路:直接坐汽车回武汉、先坐汽车去襄樊再转火车回武汉、先坐汽车到沙市再转轮船回武汉。但这些走法的前提都是必须买到汽车票,而荆门汽车站每天只发一班汽车往襄樊、沙市和武汉,每天另外还有两班过路的班车。这对于接纳了大几千知青的荆门县而言,根本是杯水车薪。于是我们想到了另外一条比较艰苦但比较靠得住的路线:先想办法到九十里外的沙洋镇,再乘那里的小火轮回武汉,船票总是能买到的。

      二月九号,我们清早二点就起了床。头一天大家把行李精简了再精简,只带了一点糯米和老乡给我们打的糍粑,做好了长途跋涉的准备。我们走啊走,天亮了才走到麻城铺。匆匆吃了早饭,继续赶路。快到中午了才到达沈集,走了近一小半。但由于每个人背的东西很多,大家都感到累了。我们看到那里有很多军车在运粮食,就打起他们的主意。原来荆门是个产粮大县,由于当时没有铁路,所有的粮食都要用汽车运出去,所以经常调动大量军车来运粮。我们找了几个年轻的司机,跟他们商量:我们帮他们把粮食装上车,而他们把我们捎带到沙洋。这些司机也多是从学校招去的小兵,大家都有些相怜,很容易就谈妥了。

      我们七手八脚地把几辆车装满了一袋袋的粮食,坐上了顺风车,总算是省了一多半的走路。傍晚,我们才到达沙洋码头。船票总是有的。大家在候船室一直等到凌晨五点,才登上小火輪。冬天汉江水浅,船走得很慢,还不时地感到船底和江底摩擦的沙沙声。就这样走了几乎一天一夜,到十一号半夜一点到了汉口码头。一辆货车的司机听说我们是回城过年的知青,就说:“上来吧,我把你们顺路带到武昌去。”大家高兴极了。那个老司机边开车边叹气说:“哪个父母不想自己的孩子回来过年哪!” 车过大桥时,我们都站在车头后面到处看。心里很激动,说不清楚是个什么心情。到“家”了吗?是我们的“家”吗?

      在回武汉之前,我已经知道:我一下乡,大姐姐就被放了出来。虽然还在被批斗和审查,但不像以前那样被关押,完全没有自由。而妈妈却被关起来审查。看来我原来的猜测是对的:专案组之所以没有把妈妈立即关起来,是因为我要下乡,小林需要照顾。一旦我走了,大姐姐被放出来,妈妈就理所当然地要被关起来。这两个单位的专案组是互相通气的。现在小林住在大姐姐那里,院里是没法住了,所以我就直接奔七医院。经过修整,洗刷,并到张崇武家去了以后,我迫不及待地跑到学校找老朋友。那里只有工读班的人还在那里等待分配。广播站里除了韦琪、姜都、王晓林、陈宣美和刘仁森外,增加了好几个新来的广播员,李新新也经常到那里去。

      姜都和王晓林是六九届的学生,我们下乡前她们才刚上学不久。所以要过一年后才会下乡。但她们两人都提出了提前下乡的申请。那时候她们才十五、六岁,可能是看到我们都下去了,反正总是要下去的,干脆早些下去还能和熟人在一起。她们很希望能和娄建华他们下到一个地方,这样也算是有个照顾。当她们兴高采烈地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心里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王晓林的爸爸那时是铁道部什么工程局的领导,后来到北京市当了市委的领导,算是很高级别的领导了。她要下去其实无所谓。但姜都的情况完全不同。

      那天,姜都拿着她的情况登记表,跑来问我:“你看这样行吗?”我打开看了看,他家的成分很不好,好像是“地主”。但事已如此,我该如何回答她呢?我能说什么呢?也许和熟人在一起会好一些,说不定将来和班上的同学一起下乡会更糟糕,这些都很难预料的。知青有各种不同家庭成分的事实不可能永远隐瞒下去,一旦老乡们知道后会怎么对待我们,谁也无法预知。我心里乱糟糟的,简直不敢正视她,不知道说什么好。含含糊糊地说了句:“还行,就这样吧。”

      第三天,我带着小林到了防疫站,找到了工宣队。我提出要拿些东西下乡。工宣队就把妈妈从“五不准学习班(实际上就是变相关押的地方)”里带出来,由两个人押着,一起回到家里。在路上,两个工宣队的人问了我一些知青下乡的情况。我装作汇报的样子,很大声地向他们讲述了我这两个月的情况。妈妈在前面走,头也不敢回,但能看出她在很注意地听。我尽量慢慢地走,慢慢地讲,大声地讲。讲了好些在农村里的开心事,顺便还提到小林要到二附中,我的朋友们都会照顾他等等,和工宣队的问话有些答非所问。他们似乎也不太管我说些什么,随便我想说什么都行。我在家里仔细看了看,发现我的很多东西都还在那里,特别是我高中时期所做的各科的笔记本都在那里。书我都可以不要,这些笔记本是我几年学习的积累。只要有了它们,我随时都能够复习。但现在是绝对不能动的,那两个人正警惕地看着我们。我装作清理东西的样子,“顺便”把我想带走的一些资料堆在靠窗户很近的地方。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把窗户上的插销轻轻地拉了上去。我紧张极了,心里在叨念着:“千万不要自己打开,千万不要自己打开!”也许是长期没有开窗户的缘故。虽然插销没有插上,仍然纹丝不动。我才放下心来。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又回到了防疫站。这次我直奔家里。四周看看没人,就把那扇窗户轻轻地推开,把我高中的学习资料全部拿了出来,还顺便拿了两本“毛泽东选集”。其实下乡前已经送给我们每人一套了,拿这两本是万一被抓住了可以做挡箭牌。然后把窗户轻轻关上,溜回了医院。这才松了口气。

      这些笔记本我一直保留着。在农村,我常拿出来看看。恢复高考时,我靠这几本笔记本,考取了武汉大学。到后来虽然没有用了,但我觉得很有意义,就一直保留到今天。纸张已经发黄发脆,但它们仍然站在我的书架上。

      这次春节我在武汉整整呆了半个月。每天就是到处串门。同学们对我非常好,知道我不能回家,没有地方呆,都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做客。我也就吃了东家吃西家。临走前,大姐姐给了我一个医院装葡萄糖盐水瓶的木头箱子。我把它修理了一番,安了一把锁。带下乡后可以用来装一些常用的东西。二十五号晚上,和其他一些同学们一起上了去襄樊的火车。第二天再转汽车,回到了荆门。

      一到荆门汽车站,看见张崇武正在那里等我们。原来先到的同学告诉了他我们今天会回来的消息。张崇武很高兴地拉着我的手问:“武汉的气候怎样?”我没明白他问的什么,就告诉他:“一天雨也没有下”。他笑着打了我一拳说:“我问的是政治气候。”我恍然大悟。摇摇头,苦笑着说:“不知道,我天天在逃难!没有报纸看。”

      这就是我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

 
安家

      年过完了,该安静下来参加劳动了。我们这才逐渐进入角色。冯庙一队当时一共有三十六户人家,二百零六人,七十四个劳动力。分布在宽约一里,长约四、五里的一条岗子上面。岗子之间的低地就是队里的近四百亩水田,而岗子上面还有约一百来亩旱地,可以种棉花、芝麻、红薯等,还有一些柑橘树。由于是一个南北方向的长条形,所以生产队分成了四个小组,以便出工时方便。我和张崇武被分到北头的二组,吴恒乐和范镇峰被分到南头的一组,而于衍正和秦以钦则分到中间的四组。对了,秦以钦是二附中的初中生,是于衍正武测(严教授注:武汉测绘学院)家的邻居。下乡前他父母托于衍正一起下乡照顾他。于衍正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对他不熟悉,觉得无所谓,就跟我们一起下来了。

      这组是分好了,但这个“家”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安顿好。所以大家还是零零星星地被安排搞自己的事情。首先是要搞好菜园子。只有尽早种菜,才可能尽快地有菜吃。我们几个强劳动力,几下子就把地翻了一遍,但立刻招引来了不少鸡来这里翻来翻去地找虫子吃。虽然已经有个篱笆墙,但又矮又有很多窟窿,鸡就是从窟窿里或者干脆从上面飞进来,连小猪都能钻进来。这样肯定无法种菜。于是队长又派人把篱笆墙加高修整了一番,我们也拼命地赶这些“飞鸡”,经过一番追打,算是基本搞定。

      刚来时,在屋子里面临时打了个灶台。虽然后来垒了个厨房,但快过年了,没有及时在里面给我们打新灶台,实际上是个空屋子。一天清早,大队书记的妈突然跑来了。她年轻时是个跳大神的,会装神弄鬼地给人治病,据说还很灵。后来受到批判,公开不让搞了,但有时私下偷偷地搞。她一来就说:“我给你们算过了,今天是打灶的黄道吉日,赶快叫队里派人打灶吧!”她还告诉我们:“灶门朝北,越吃越没得,一定要朝南。”我们这才仔细看了看现在的临时灶台,灶门是朝东的。

      我们谁也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可靠。但是与其信其无,不如信其有。于是我们嘻嘻哈哈地几下子就把灶台给拆掉了。然后去跟荣芝老头说:“赶快给我们打个灶吧!”老头一看旧灶已经拆了,只好赶着给我们做了一个新的灶台。灶门朝南,有两口锅,可以一个做饭,一个炒菜。这样,新厨房就开始使用了。

      有天早上,我们刚起床,冯化文的妈迈动着一双小脚,走进我们屋说:“我给你们捉了一只女猫来了。”大家一看,她手里提着拳头大小,刚刚满月的一只小猫。老太婆刚走,我们就哧哧地笑了起来:怎么叫“女”猫!?后来我们才知道,这里对不同动物的性别有很多不同的称呼:牛是牯牛和沙牛,驴子是叫驴和课驴,狗是公狗和母狗,猫是男猫和女猫……。我真的很佩服他们能想出那么多不同的词汇来。

      后来,我们从别人家里讨来了一只小灰狗。把我们最讨厌的老师名字送给了他:陈重。每当我们一喊:陈重,小狗就摇着尾巴高高兴兴地跑过来,我们就哈哈大笑。但过了些时,我们就发现他有些不对劲:每次喊他,他并不看着我们,而是侧着头,把耳朵对着我们。仔细看后才发现,这只狗眼睛的瞳孔是散的,是个有眼无珠的狗。但它很努力地讨好我们。凡是闻到什么好东西,就把它用嘴衔过来,放在我们脚下。我们感到很可惜。但农村养狗可不是当宠物玩的,要看家,要能管事。我们犹豫了好久,还是把它杀掉了。重新养了一只,这次起了另一个老师的名字:叶凯。

      农村的桌子很矮,所以狗能够爬上桌子偷吃东西。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必须从小进行训练。我们一开始就把一片肉放在桌子上,让狗看着。叶凯眼睛盯着肉,口水忍不住从嘴里流出来,成了长长的一条线。但每当它朝肉一靠拢,我们就狠狠地打它。等它不敢动了,我们就把肉扔在地上。这样它就明白了:在地上的肉是可以吃的,桌子上的肉是不能动的。接着我们把肉放在桌子上,然后自己躲起来。每当它刚打算偷吃时,我们就走出来打它一顿。从此以后,我们把什么东西放在桌子上,即便没有人在场,叶凯也只会乖乖地看着,决不敢动一下。

      再后来,我们赶集时买来了一只白里透红的小猪娃,还买了一群小鸡。家里有了狗、猫、鸡和猪,简直就成了动物园。但农村里面家家户户都是这样做的:狗是看家护院的,猫是捉老鼠的,鸡是下蛋用来换煤油火柴和肥皂的,猪则是个“存钱罐”,把残汤剩水积攒起来,最后一起卖掉换钱。所以,一个也不能少。

      小猪娃刚买来时太小,还不能放进猪屋。我们就让它和我们在一起。每天收工回来都要到处寻找小猪。有一天中午回来,发现小猪不见了,怎么也找不到。我们非常纳闷。大家在吃饭的时候还在想:猪到底躲到哪里去了?突然,听到有大声咀嚼的声音。大家都停止了吃饭,但声音消失了。过一会儿,声音又出现了。我们立刻听出声音是从米缸里发出来的。把米缸盖子打开一看,天呐!一只小猪站在米里面,正在大口大口地吃米,还得意地看着我们笑。我们立即把猪从缸里拖了出来,在它的屁股上重重地打了几巴掌。但小猪是怎么爬进米缸的,大家各说其事,到今天也没有答案。

      等猪稍稍长大一些,就要住进猪屋了。四川老乡给我们用石头打了一个猪槽。我们则每天用米汤拌米糠和菜叶子喂它。但我们也很喜欢喝米汤,往往是等我们吃完饭,米汤已经没有了。只好用清水拌糠。老乡们看见了说:“你们不能把米汤自己喝了,要给它吃啊!要不然长不大的。”我们才不管呢,先喂饱了自己再说。所以别人养的猪大半年就卖了,而我们的猪喂了两年才长大。

      小猫也慢慢地长大了。但那里的田鼠实在太大,猫刚开始看见老鼠时,自己和老鼠差不多大。它除了睁大了双眼惊讶地看着老鼠外,什么事也做不了。一直等到一年以后,才开始发威。老鼠那时就遇到了灭顶之灾:即便老鼠在梁上跑,猫只要在下面低声地吼一声,老鼠就一定会吓得从上面掉下来。猫就得意地用爪子把老鼠拨来拨去。用老乡们的话说,是要先把老鼠的灵魂吓出躯壳,然后才把它吃掉。

      小猫开始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看中了于衍正的球鞋。每天晚上在他的左脚鞋子里拉尿,在右脚鞋子里拉屎,搞得于衍正几次半夜起来踩得两只脚脏兮兮的。盛怒之下,坚决把猫轰出了门。于是猫就改住灶里了。每当早上我们起来烧水时,刚把一把柴火从灶口塞进去,一定会把一个灰不溜叽的东西从灶里挤出来。然后站在那里,弓着腰浑身一抖,就变成了一只猫,把昨天做饭烧出来的灰抖得我们一头一脸。

      在小猫长大之前,屋里的鼠灾实在严重,大白天老鼠们敢在家里公开地走来走去。光吃东西也就不说了,经常把我们晾在绳子上面的衣服咬出一个个的洞来。一天,一只老鼠发现了米缸,下去偷米吃上不来了,急得吱吱叫。我们灵机一动,把米都取出来,只留一点点在里面,把缸盖子也开了一条缝。第二天早上,米缸里困住了十几只大老鼠,个个肥肥胖胖的。我们把猫放进去,小猫吓得大叫起来。我们只好把老鼠一只只地夹出来喂狗。叶凯高兴死了,一下子都吃光了,把肚子胀得圆滚滚的。大家看了都笑起来。不是说
“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吗?看来这句话也不一定对啊!

      从下乡第一天起,做饭这活就摆在了我们面前:不管你是否喜欢,也不论你是否愿意,饭是必须要做的!我们六位男生只好轮流值班做饭。除了秦以钦仗着自己小,有时耍点赖皮外,大家都还是很努力地把饭做好。张崇武仔细研究了做饭的书,悟出了“大火快炒”的优越性,所以每次炒菜时都要强调:“火要大,快!”。恨不得刚把菜倒进锅里就要盛出来。我则坚持“汤的学说”,认为营养都在汤里。凡是有菜一定要含汤……。总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

      为了给知青安家,政府除了给每个人几百元的“安家费”以外,还给每个知青一些木料盖房子。一天,突然有人通知:知青做房子的木料到了。我们跑到冯庙小学那边,看见一辆大卡车,挂了一节拖车,正停在一条小沟前面。知青们都围在那里。司机嫌小沟太宽太深,不愿开过去,想就地把木料卸下来。可那里离我们住的地方还有好远啊。我们说了很多好话都不行,知青们发怒了:“你不会开车就滚到一边去!”司机看到势头不对,赶快下车站到一旁。二队的周长琪马上把车发动起来,一下子就冲过去了。司机在一边看得目瞪口呆。他不知道我们这些知青在文革中都开过汽车,根本不把这当回事!

      木料到了,春天也到了,天气开始热起来。六个人再挤在四块门板上睡觉就感到很不舒服。队长从队里找了六个会做木活的人来,分别给我们六个人各打一张床。头几天,我们自己动手把粗木料锯成一块块的板子,家里满地积了很厚的一层锯末。然后木匠和我们一对一的打床,要做多长,多宽,什么样子,都自己说了算。范镇峰个子大,床做得最长最结实。于衍正个子小,他的床就要小很多。我们五个人的单人床都大同小异,只是床的尺寸和床头的挡板略有不同。但秦以钦要求打一个双人床,令我们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他说如果有人来玩可以挤在一起睡觉。大家听后直摇头。谁知几年后,我们一个个都回了城,秦以钦虽然被送到沙市师范读了两年书,但毕业后仍被送回革集,还在那里结了婚。真的在那张床上睡了两个人。命呼?运呼!

      由于这屋原来是仓库,没有考虑到住人的方便。当队里在反面开了一个门供我们出入时,才发现出门要下近半米的坎。连到厨房去都要上下走,下雨天就更狼狈了。于衍正观察了好几天,提出要挑些土来,把门口垫高,做一个场子。很快,一个漂亮的场子出现在门口。生活方便多了。

      大家都非常努力地把这个家安顿得舒服些,一切准备就绪,似乎可以在这里过一辈子了。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有谁知道呢?


1969年春节和大姐姐和小林

 

1969年春节和二附中的同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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