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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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初到农村

(2017-05-16 13:59:35)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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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六年零十八天的农村生活

1968 –1974)

天将降大任如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

六年的农村生活教会我明白了一个真理:人不能简单地把自己列为“像一头羊”或者“像一只狼”:对朋友,对弱者,对光明正大者,自己应当像一头羊;而对敌人,对强者,对搞阴谋诡计的人,则一定要像一只狼!只有这样才能生存和发展。

 
初到农村

      轮船在长江里慢慢地走了两天。每个人都在思考,有的人在想过去,有的人在想将来。娄建华在船的那头坐在自己的箱子上,朝这边看着。我抱歉地看着那边,不敢过去。就在这里进行无声的对话:“好些了吗?”“……”“对不起,我没有想到事情会搞成这个样子。”“不想过去了,想将来吧。”

      第三天中午,轮船到达沙市,受到了市民们的热烈欢迎。又是敲锣打鼓,又是放鞭炮,真的热闹得很。下午坐车到达荆门县城,安排在县招待所住下。十三号上午,大家兴致勃勃地游县城。其实荆门县城很小,只要十分钟就能从城关这一头走到另一头。里面有一个较大的百货店,我们称它是“中心百货商店”。还有一个电影院,城外面有个龙泉中学。

      下午由知青办介绍情况。荆门在历史上叫麦城,往南走几十公里是荆州,向北走几十公里是襄阳。因为这里盛产粮食,自古以来就和钟祥、京山一起属兵家必争之地。荆门县包括城关镇和沙洋镇,以及十二个区。城北是子陵、盐池、栗溪,属于山区和丘陵;城西是烟墩,也是丘陵;其余地方就都是江汉平原了:城东是马良;城南是团林和五里;城东南是沈集、曾集、后港、李市和拾迴桥。

      大家希望能自己去了解一些情况。于是第二天有人跑到血防站,问血吸虫疫区的范围。有的到附近农村去看了看。晚上,开始分配地方。盐池和栗溪两个区很快就被他们选完了,只剩下子陵区革集公社的几个点。公社的副书记张化文来了,大家拉住他问个不停,把他的头都要摇晕。直到半夜才定下来。革集公社当时有革集、冯庙、花园、荣兴、荆钟、双河、车岭、龙井八个大队,分配到革集的有五个小组三十个人。最后,有四个组在冯庙大队,一个组在荣兴大队。

      十五号上午,分到盐池和栗溪去的同学早饭后就坐大卡车出发了。我们望着那些同学,默默地给他们送行。革集比较近,不到二十公里,所以张化文就带着我们走了去。张崇武和李植年要稍晚些到,所以当时只有二十八个人。我们组本来要去一队的,但由于那边“还没有准备好”,不得不先暂住二队。过了几天,到十九号才被一队的社员们接到队里。算是正式下乡了。


      我们一到队里,他们就腾出一个粮食仓库给我们住。没有床,就把不远处的榨坊的门板卸下来。几条长凳一架,四块门板一摆,上面再铺上稻草,就成了我们的通铺,几个人挤在一起。好在是冬天,大家混着过吧。这样一直到春天,知青的木料批下来了,才给我们每人打了一张床。

      第一天早上醒来,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吴恒乐问:“还要早请示吗?”因为文革中每天必须早请示,晚汇报。大家不知道下农村后应当怎么办。范镇峰说:“算了算了,就这样过吧。”其实大家都不想搞了,所以一说就通过了。

      几天后,大队说要开晚会欢迎我们。晚饭后,大家兴冲冲地走了好久,才走到一个平场子。那里搭起来一个台子,知识青年被安排坐在最前面。天渐渐地黑了,点起了一个汽灯,还挺亮的。我们正等着开始,突然一个女孩跳上台来,脸上画得跟猴子屁股一般。她大声喊道:“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把我们吓了一跳。接着节目就开始了。虽然节目很差,根本谈不上什么文艺水平。但他们很认真地演出,表达对我们的热情欢迎。我们真的很感动,心领了。回来的路上,才发现乡下的夜路真难走,完全不能适应啊!大家几乎是摸着回家。农村没有路灯,如果没有月亮,你就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伸手不见五指”。似乎连星星都可以把大地稍微照亮一点点。大家跌跌撞撞地走回去,好狼狈啊!

      过了几天,我担心柴火怎么解决。清早起来就拿起扁担、绳子和镰刀往有山的地方走去,想砍点柴试试看。那山看起来很近,走起来好远啊。到那里一看,冬天的枯草倒不少,但砍了半天,用绳子一捆也没多大一点。砍了好久才几十斤,轻飘飘地挑回来。队长看见了笑着说:“砍柴不是一下子学得会的,慢慢来,我来安排社员们送柴火来给你们烧火吧。”他还告诉我们:不要看着山不远,其实很远的。俗话说:“望山跑死马”啊。

      队长真的对我们做了很多安排:首先叫每个劳动力送一百斤柴火来,两天下来就堆了一大堆,够用一年的了。还给我们打了一个临时灶台,几天后在紧靠住房的外面又做了一间房子,准备将来做厨房。又在离仓库不到十米的地方用土垒了一间土屋准备养猪,仓库前面做了一个大鸡笼。把前面的空地划了一块出来做我们的菜地。这样长期生活的基本条件就具备了。这里比较穷,房子都是用土垒成的。只有少数屋顶是盖的瓦,大多数屋子都是草做的屋顶。倒也冬暖夏凉。

      后来,队长还安排不远处的容芝老头专门负责关心我们的生活。这个老头每天早上在我们还没有起床就跑过来看我们。有天早上,我们正躺在床上听于衍正带来的收音机,突然传来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的新闻。大家高兴地在床上又蹦又跳。容芝老头进来了,看到我们这个样子,就笑着问:“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大家七嘴八舌地告诉他,我国成功地爆炸了一个氢弹。老头茫然地咕噜了一声:“什么蛋?”就走出去了。大家被泼了一瓢冷水,都安静下来。过一会儿,吴恒乐闷闷地说:“你就说下了个双黄蛋说不定他还兴奋些。”是啊,农民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哪里知道什么是氢弹呀。

      元旦那天,张崇武和李植年也到了。我们赶到县城汽车站,他们两人刚下车,大家见面都高兴死了。虽然才离开武汉半个月,都像走了很久似的。组里有六个人,睡觉就更挤了,连翻身都翻不过来。不过大家还是挺兴奋的。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就是做些安家的杂活。什么做菜园护栏,砍点木料做猪屋门等等。反正是农闲,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干。正好让我们适应农村的生活,也好安排一下。

      一天,队长带着我和范镇峰准备去山上砍几根做扁担的坯料。刚走了不远,东边来了一群人。里面有人在大喊:
“范镇峰!”原来是盐池的同学跑到这里来玩。有范镇峰的妹妹、陈阳、娄建华、张红梅……。队长看着我们说:“范镇峰,你妹妹来了呀?那你去吧!”范镇峰高兴地回头就走。我很羡慕地看他。但想到没人找我,就低着头,跟队长继续往前走。刚一迈步,那边的同学就叫了起来“江育林!”“江育林,你往哪里跑?我们就是来看你的。”我听见娄建华也在那里喊着。我真的感到心里热乎乎的。队长看着我,笑了:“他们要你也去,你就去啰!”我高兴地跳了起来。

      这些同学有从盐池的几个公社来的,也有从子陵的几个公社来的。因为现在是冬天,又快过年了,队里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干。反正干一天活记一天的工分,有的生产队本来劳动力就有多余的,巴不得知青不干活。大家也就乐得趁机到处走走,到各个点上看看。所以就像滚雪球一样又聚在一起了。

      我们从一个知青组跑到另一个知青组,一个公社跑到另一个公社。有些同学跟其他班的人不是很熟,走了几个点就回去了。我和范镇峰从革集到江山、白庙,再走到兰桥和石桥,跑了好几天才回来。大家在乡下见面,有说不完的话。生产队都各有不同,每个人都有新的发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体会。大家都感到兴奋、新奇。

      总的说来,乡亲们对知青都还不错。虽然热情的程度有所不同,各个队都还是尽量把知青安顿好。其实,我们下乡对农村也是一个压力。如果生产队的地多人少,他们还比较高兴。但有的队是地少人多,如冯庙四队,一共十三户人家,二十多个强劳动力。一下子来了五个青年劳动力,对他们的工分值影响就有些大了。因为在那个时代,搞副业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一个队一年的收入就是靠那些土地打的粮食。劳动力多了,工分就多,而产量不会因为劳动力增加了而增加。平均下来,每个工分的分值就会减少,等于是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每个劳动力的收入就会下降。

      到队里不久,队长就请我们去他家里吃饭。队长叫刘永财,比我大一点,和于衍正差不多大。所以和我们很谈得来。他爱人杜家珍刚生了小孩,还没有满月。睡房门口还挂了一块红布,意思就是“闲人免进”吧,据说女人特别不能进去。这也是我们来时队里“没有准备好”的原因之一,所以他感到有些抱歉。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那里去年闹派性,两派搞得很凶。他被整了一下。现在还有气,所以撒手不管了。

      农村里的两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几乎没有关系。只是多年来的矛盾以文革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问他们为什么要参加某一派,他们的回答令人啼笑皆非:因为和我关系不好的人在另一派,所以我就参加这一派了。至于什么路线,什么主义,没有人去管它。我想,也许解放战争时期,这派的人参加了解放军,另一派一定会参加国民党。解放后前者就会当书记,后者就属于被改造的对象了。

      那天晚上,队长拼命劝酒,连他的老婆都从坐月子的屋里跑出来倒酒。他们几个都喝了不少,于衍正被灌醉了。知青下乡后几乎都学会了抽烟喝酒,整个公社里三十个知青,除了我以外,男男女女都在农村学会喝酒。只有我坚持滴酒不沾,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我们所在的子陵区有革集、兰桥、子陵、东堡、八角、牌楼六个公社。其中兰桥和八角是血吸虫疫区。每年冬天趁没有水的时候,要组织全区的劳动力去那里消灭血吸虫,俗称“灭螺”。所谓“灭螺”,就是把有钉螺的旧河道填平,重挖一条新河道。没有了钉螺,也就没有血吸虫了。每当要开工前,公社就把所需的劳动力指标层层摊派到各个小队,叫做“出外工”。今年的任务来了,队长跑来问我们愿不愿意去,我想去看看也行,就和范镇峰两个跟他们一起去了。

      出外工的农民要自带行李和干粮,住在当地老乡腾出来的大房子里。每人每天要拿一点米出来,大家的米放到一起煮,然后炒点青菜,各人自己也带些私房菜,条件还是很艰苦的。我们刚来,只有背一点米去。菜就东家吃一点,西家吃一点,反正总有吃的。每天劳动就是挖土和挑土。干活的时间不算很长,有点累,但也吃得消。队里来的永旺年纪最小,也最喜欢睡懒觉,每天一定要睡到别人掀被子才起来。老乡们就唱当地的山歌寻开心:“太阳一出
哟,丈把高了嗯,打个哈欠唉唉哟,伸个懒腰嗯!

      我们队派来的人多,劳动力也强,一个星期就把分派的活干完了。本来还想把我们调到其它地方支援一下,谁知第二天就下起了大雪,而且一下就是好几天。农村干活完全是靠天吃饭,下雨下雪是什么也做不了的,只有拼命地睡懒觉。男老乡们天天猫在屋子里面打牌,女青年就做鞋子。我们无聊得很,想到那里离盐池很近。两个人商量了一下,就溜出去了。

      那几天雪下得很大,有的地方雪深达膝盖。我们在外面走得很吃力。但空气很好,我和范镇峰兴致勃勃地从兰桥到盐池的好几个知青点去访问。每到一个点,都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快过年了,总是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后来我们还去了张坪一队,看望了娄建华和陈阳他们。他们那里条件比革集要好,都是砖墙和瓦屋。娄建华告诉我:下雪时,雪花纷纷地从瓦缝缝里钻进来。她们在被子上搭了一张塑料布,第二天早上上面就盖了一层雪。看来砖瓦房不过是好看,其实没有土屋那样冬暖夏凉。那里的老乡对他们也很好,经常请他们吃饭。看到她那里的条件比我们还要好些,我也放心了。因编组变故带来的愧疚心情慢慢地平息下来。

      下雪连带化雪差不多一周,我们也几乎逛遍了盐池和兰桥的各个小组,和学校里的同学们又见了一面。直到二月一日才赶回工地,收拾行李回队。

      从下乡到春节前夕,总共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由于刚好是在冬季农闲,而农村又是干一天算一天工分的计酬制度,这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来熟悉农村,了解农村,做好了在今后适应这艰苦生活的准备。


和我一个组的几个同学:于衍正、吴恒乐、张崇武和范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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