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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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再次到东西湖劳动

(2017-05-14 16:26:21)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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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到东西湖劳动


      工宣队组织工读班的学生到东西湖去劳动。我的很多好朋友都在里面:陈宣美,刘仁森,朱达俊,还有广播站的韦琪。看到他们要走了,我要留在学校里,心里空荡荡的,不知道怎么过。回家被防疫站的人审问?还是在学校里写交代材料?

      十月二十四日上午,同学们要走了,几辆大交通车装满了人。我执意要送他们一程。送到了火车站,还不愿走,跟着他们上了火车。一直把他们送到了目的地——东西湖辛安渡农场。他们看到我不愿意一个人呆在学校,就说:“你干脆就跟我们一起劳动算了,好吗?”我求之不得,立刻就答应了。


      第二天,我赶回武汉去拿行李,再马上赶回去,心里有一种被解放了的感觉。当我赶到住地,已经快到中午了。食堂正准备给他们送饭和开水,我主动要求挑着一担开水到棉花地里。从食堂到劳动的地方还有很远,我渐渐地走不动了。汗如雨下,一直滴到开水桶里。我像喝醉了酒的醉汉,歪歪倒倒地往前走。肩膀痛的要命,但我咬着牙拼命坚持着……。劳动的同学在很远的地方就看见我了,有两个体力较强的赶快跑过来接过我的扁担。我几乎就要倒下了!我走路虽然是强项,但肩膀却始终没有力气。即便后来到了农村,也无法应对男农民干的基本农活:挑。


      工读班的同学对我非常好。他们告诉安排农活的人,不要给我派重活和挑担子的活,摘摘棉花,或者帮一下厨就行了。


      辛安渡农场离我一九六六年劳动的荷包湖农场不远。两次劳动相隔两年,感觉完全不一样。看到现在,回想起两年来的历程,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觉。


      我们干的活一点也不累:摘棉花、挖红薯、帮厨。下了一天雨,还在屋里休息了一天,吃过一次忆苦饭。对所有的农活,我都很用心地学,这都可能是将来下乡后用得着的知识啊!特别是在途中传来消息:我们下乡的地点已经定在荆门县,就更有紧迫感了。摘棉花的时候,韦琪和陈宣美他们总是在我附近,陪着我讲讲话。可能是怕我感到孤独吧。我虽然没有说什么,但心里还是很感激他们。


      一天晚上,我正坐在屋子里面发呆。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叫我,原来是韦琪。不知什么时候娄建华和姜都也来了。他们三个人来找我讲话,我也很想和他们说话,但心里非常郁闷,不知说什么好,只有一声不吭地听他们讲话。可能他们生气了,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原来那么神气的,现在也搞成这个样子了!”我知道他们说这话时没有一点恶意,但广播站的战友们无意的话深深地刺伤了我的心,眼泪止不住地朝外流。我咬住牙拼命地忍住,就更不能讲话了。只有慢慢地回过头,走回屋里。真担心要是再听见什么话以后,我会忍不住跳到旁边的大河里去。


      日子过得很快,一下子十天过去了。两次来东西湖都是在心情不好的情况下来的,也都在这里得到了朋友们的安慰和鼓励。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朋友感情的珍贵。



广播站的情结
 
      虽然我离开了广播站,但我的心一直在那里。怎么可能忘怀呢?广播站是我走向社会的起点。我在那里学到了很多,远远超过了在班上学到的东西。很久以后我回过头来看,我在广播站里干了很多蠢事,说了很多错话。可能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我应当是广播站里最笨的一个!广播站里的大多数同学都是班上、团支部或者学生会的干部,在处理社会活动、协调人的关系方面绝对是我的老师。他们以宽容的态度容忍了我做的一切,对我非常好。虽然我当了一段时间的站长,但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很多的社会知识。

      四年来,广播站里的每一个人都认真、敬业地工作。文革开始,把大家冲散了。但过了一段时间,一个个又重新聚集起来,投入战斗,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不管多么困难和危险,没有一个人退缩,而是互相鼓励和支持。在那段日子里,彼此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以致几十年后重逢时,都感到分外亲切。虽然大都不是一个班的,甚至不是一个年级的,但亲密程度远远超过了同班同学。

      后来有人在开玩笑时问我:“你们广播站里的人关系那么好,怎么没有一个谈恋爱?”的确,广播站里有好几个很可爱的女孩子。除了王晓林很少和我们在一起外,韦琪、娄建华、姜都几个确实都漂亮又可爱。我想也许:第一,广播站里的人都是干部,素质比较高。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比较“正统”。大家都是一心一意地“干革命”,很少想到这方面的事情。其次,大家年纪都还小。我下乡前才刚二十出头,而几个女孩子才十五、六岁,韦琪最大,也不过才十九,就是乡下人谈婚论嫁也还早了些。也许,如果这样的形势再保持几年,说不定会打某个人的主意。而最重要的是,文革的残酷性能把人与人之间划上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四十多年后,我和姜都到王晓林家做客。大家谈起往事,王晓林突然问:“江育林,你怎么没有和娄建华谈恋爱啊,我看你们关系挺好的。”我不得不承认:我对娄建华印象确实最好,特别喜欢和她在一起。我感到她大方活泼,很有才气,不仅学习好,脾气也好。说话做事也很稳重,明显要比同龄人要成熟。跟她在一起总感到非常高兴,也很想和她呆在一起。或许,这就是二十岁的青年人那种“朦胧”的感觉吧。

      然而后来,爸爸妈妈都成了“反革命”。现实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也许有人不以为然: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多着了,有什么关系?其实不是这样的。爸爸挨斗,挂黑牌,劳改,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说他是“走资派”,是一群人在冲击另一群人。有人因此而丢掉了性命,让人痛苦,让人胆寒。但那种害怕,就像日本鬼子的飞机从天上扔炸弹掉到自己头上的那种害怕。一种受摧残的害怕,一种觉得自己命运不好的害怕。而被定性为“反革命”,则是把你放在和人民对立的位置上。从此以后,我将以“人民的敌人”的子女自居,这个感觉和前面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社会如此残酷,让人感到一个反革命的孩子没有资格和女孩子有什么缘分,所以就极力压制这种感觉。这也是我在父亲成了“反革命”后就一直不愿去广播站的根本原因。虽然没有去会很难受,但去了只会使自己更加难受。我只希望能让自己慢慢地把这份感觉淡化下来,但是很难很难。那时我经常远远地看着广播站,想象着她们在那里做什么,在谈论什么。直到我准备下乡了,才又回到广播站,和朋友们告别。

      我笑笑说:“我的确很喜欢她。但是,我父母当时都是反革命,而她爸爸虽然在电校也上过大字报,那不过都是学生没事乱骂而已,毕竟还是革命干部。在那个年代,这个鸿沟能跨得过去吗?”王晓林又笑着说:“那你和姜都谈恋爱也行啊。”姜都和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回家后,我打开照片本,看到姜都以前的照片,的确很可爱。我怎么没有想到和她谈恋爱?在农村里,特别是大招工后,留下的知青大都是有各种问题的,这点连农村人也明白。大家都走了,姜都独自一人留在那里,生存都受到威胁。我抽时间去看他,实在是担心她的安全,哪里有功夫想那些事!试想一头正被老虎追赶的公羊决不会对旁边的母羊有任何想法的。母羊也是这样。这是当时的残酷现实逼迫所造成的。我们这一代的黑五类结婚都很迟,也是于此啊!

      从东西湖农场回来后,一天吃中饭时,我远远地看着广播站,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突然我感到楼上大喇叭发出的声音有些异样。广播站楼顶上有四个大大的喇叭,每天发出很大的声音。我天天听着,仿佛在看自己的孩子一样,稍微一点变化就能察觉。我围着大楼转了两圈,断定一定有什么问题。赶快端着饭碗到广播站:“你们不要停止广播,我上屋顶检查一下喇叭!”说完就爬上屋顶。果然,有一个喇叭的变压器被人偷走了,只有三个喇叭在响。我爬下来,告诉他们赶快补上新变压器。韦琪很惊讶地说:“江育林怎么能听出四个喇叭只有三个在响呀?”陈宣美不紧不慢地回答:“这种事只有江育林能够做到!”

      要下乡了。李植年打算第二批走,只有我和娄建华是第一批下乡的,其余的人暂时留在广播站里。大家都有些依依不舍。陈宣美送我一个灰色的笔记本,上面写道:“愿你成长为一只雄壮的公鸭!”作为赠言。我没有什么送的,就把文革时期一首造反派的长诗中的两句摘录下来,写在广播站的黑板上,作为临别的话: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是战士,
我们的岗位永远是战场。”
再见了,广播站的战友们,我想念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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