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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秭归毛泽东思想工作队

(2017-05-11 14:37:10)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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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秭归的毛泽东思想工作队

      正当大家在学校里感到无聊的时候,湖北省革委会于三月底发出通知。要求由军队、机关干部和应届毕业学生组成“三结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乡支援春耕。特别强调:除病弱者外,全部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而学生则只是指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但实际上包括高三和高二的学生,因为文革已经过去快两年,高二的学生也要毕业了。并且规定:路费实报实销,每人每天补助七元,粮食补助到四十五斤。包括路上时间共历时一个半月。

      大家高兴得很。一来正是闲得无聊,二来通知中也没有什么商量和选择的余地。

      不料,这时有些对
“时局”非常敏感的人出来反对了:“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下乡?”,“是不是有什么大阴谋?”甚至说“这几年造反白造了,还要下乡劳动?”等等。于是在班上展开了一场辩论。前者的代表就是陈宣良。他是我们班上的才子,搞文科的料子。他口才很好,脑袋也转的很快。但不知怎么,和我的想法好像总是对不上。几十年后回过头来反思,其实他的观点也不都是错的。不过叛逆的味道,标新立异的气息很重。你说他是受到他爸爸搞哲学的影响吧?可他弟弟陈宣美同在一个家庭长大,和他是完全不同的一类人,后来和我成了难舍难分的患难弟兄。而和陈宣良,虽然还不至于到了格格不入的地步,但说起话来好像能合拍的实在不多,而他对我的想法可能也经常是嗤之以鼻的。

      我对那种提法有点好笑。那时中央正在号召我们学习《战国策》里的一篇文章“触讋说赵太后”。特别提到孟子说过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造反派才刚胜利,连一代都还算不上,劳动几天怎么啦?不过说归说,大家还是都去了。没有“造反”。

      四月二日,我们高三和高二的一大群同学,还有湖北省政府的一些干部,乘《东方红233轮》出发去宜昌。在船上,组织大家进行了学习,并征求大家的意见,愿意被分到哪儿去。其实大家对那里的环境一无所知,也就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到宜昌后,我们住在兵站里,大家都趁机出去玩。走了很远,到了三游洞。那里风景倒是不错,不过谁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这里将是三峡大坝的位置。六号,我们上船继续西行到了秭归。码头在香溪,就是汉元帝的妃子王昭君的出生地。那儿离秭归县城还很远。从码头往北上就是兴山,也就是神农架地区。顺江往西就是秭归了。十几里公路对我们这些长征过的学生而言,简直算不了什么。但省政府的干部年纪比我们大,身体也没有我们强壮,个个累得要死。同学们都帮忙把他们的行李接过来,他们非常感激,关系也好了许多。

      秭归是个很封闭的县城,和外界没有多少联系。这里到处是大山,到处是悬崖峭壁。可以看到猴子在山上跳来跳去。我曾经看到有人卖猴子,才几元钱一只。真想买一只来玩玩,不过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养。当地人警告我们:不要太靠路的内侧即靠悬崖的那边走,猴子可能会朝你扔石头的,小心打破脑袋!但路的另外一边是深渊,下面的长江看起来水流很急,而且布满了漩涡,让人胆战心惊。所以只能走在路中间了。县城米酒做得很甜,如果不兑些水,简直就甜得无法喝下去。

      第二天,由人武部的人介绍情况:目前人心比较散,如果不能集中力量搞好春耕,一年的收成将难以保障。年初由于缺粮,曾经发生过哄抢国库粮食的情况。下午我们学习,晚上分配要去的地方。开始我们班准备去杨林。第二天情况又有了变化,说那里好像有土匪骚乱,局势不是很好。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换个地方。于是我们改去茅坪。

      九号一早,我们乘去宜昌方向的轮船,到三斗坪下船后再走到茅坪。晚上开会商量具体到哪些点去。我们住的地方有个空空荡荡的大屋子,里面放了一口棺材。我们几个从来没有见过崭新的棺材,就把脑袋伸进去看了半天。看到大家还磨磨蹭蹭地没有来开会,那几个人就怂恿我躲在棺材里吓唬人。于是我就钻到棺材里面,里面其实很挤,不知道将来死人如何能放平。其他几个人帮忙把盖子盖上,留一个小缝透气。一会儿,大家慢慢地到齐了。都坐在那里,有几个还靠在棺材上。正准备开会时,我悄悄地把棺材盖子朝上动了动。只听见有人“啊”的尖叫起来,一片恐怖的叫声。我赶快把盖子掀开站了起来,大家才安静下来。省政府的干部气坏了:“不要这样吓唬人嘛,把人吓死了怎么办?!”

      开会时,陈宣良他们几个又吵了起来。反正总是不高兴,总是想出一些不同的点子,叫人很难办。而且总是打着比较“革命“的旗号,搞得冠冕堂皇的。我很生气,说他们是:从桥的左边掉下江里,再被水冲到很远很远的右边去。他们也气坏了。于是只好等第二天由省里的干部来解决。最后决定到龚家公社和罗家公社两个点,并且把每个人要去的人家都确定好了,只等那边派人来带我们去。

      茅坪区靠江边的地方是平地和丘陵,那里有很多柑橘,环境也是山清水秀,龚家公社就在那里。我们分了一半人在龚家公社,陈宣良他们也在那里。而罗家公社在大山的山顶上,谁也说不清楚那里是什么样子。据当地的政府工作人员说,自从一九四九年解放时上去过一批人外,十几年来只有上面的人下来,很少有人上去过,我们这是屈指可数的几批上山的工作队之一。还形容那里的桌子上有很厚的灰尘,“筷子拿起来就放不下去。”仿佛那里是个原始部落一样,令人听后不由得毛骨耸然。而事实上,等我们上去后,才发现实际情况比他们讲的还要原始和野蛮。

      第二天下午,去龚家公社的同学们就被公社的人带走了。而罗家公社据说要爬一整天的山才能到达,因此我们必须要在等一天。第三天清早吃了早饭,我们就开始爬山。几乎就是不停地往上走,偶尔有那么一点点稍微平坦的路,走那么几分钟,就觉得好舒服了!有的地方简直就没有路,就是顺着岩石缝往上爬。就这样不停地走到下午,才走到罗家公社。大家真的累坏了。我们就在罗家公社休息,打算第二天准备节目,第三天表演后再下到队里。我们被分成好多小组,我要去全丰大队。

      第三天下午,我们开了一个发“红宝书“大会,然后演出。我没有文艺细胞,只能参加大合唱。不知道为什么,在唱歌时我老是想笑。幸亏我站在最后,别人看不见。旁边的同学拼命用手拉我,但我怎么也忍不住。下来后,张崇武发脾气了:“不好好地唱歌,怎么老是要笑!?”我无可奈何地说:“我也想忍住,但实在是忍不住啊!”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笑,就是想笑而已。

      歌也唱完了,大家出发吧。我和吴恒乐两个人分到全丰三队,住到队长家里。就此开始了十几天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日子。

      罗家公社完全处在群山之间。那里开门见山,而且是很险恶的大山。到处是光秃秃的石头山,泥土很少。有的地方还有深不见底的大洞,丢块石头下去听不见回声。谁也不知道有多深,当地人叫“天坑”。据说如果有人想谋财害命,把人丢进去,那就算永远的消失了。这里海拔有多高我不知道。但是每天晚上,云层从天上慢慢下降。一会儿,什么也看不见了,伸手不见五指。再过一会,云就翻滚着出现在脚下。这时我就有孙悟空“脚踏云步鞋,手持金箍棒”的感觉,只不过我们手里拿的是锄头,不是金箍棒。而到早上,我们就在一片云海的上面。云海慢慢上升,把我们淹没在浓雾里。过一会儿,云就在几乎伸手可及的头顶附近翻滚,让人看了感到很恐怖。当地人说,人在云里的时候不能讲话,要不然会下雨或者打雷的。我们半信半疑,但谁也不敢去试试。下雨倒无所谓,万一打雷可是要命的!

      我们每天劳动的内容就是在有泥土的地方松松土,点上几粒玉米,然后就等着秋天收玉米棒了。这里只有在岩石缝里才有一点点泥土,路也不好走,据说有牛从山上掉下来摔死的。这里牛几乎没有什么用,极少有大片值得用牛的地方。不过人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一切靠天。种下玉米后想做什么事也做不了。如果天旱,能从哪里挑点水来吗?

      据说以前不是这样的,这里曾经是茂密的原始森林。五八年大办钢铁时,把大树都砍光了。到后来,人们累坏了,就站着拉锯,满山都是半人高的树桩子。再后来是三年困难时期,人们把树桩子挖出来烧。由于这里山很陡峭,泥土完全靠树根来固定。一旦树没有了,泥土也保不住了。几年下来,山就变成光秃秃的。这就是人为破坏自然环境,然后受到自然惩罚的例证!而且这种破坏是不可逆的,这里永远也不可能恢复,因为泥土已经没有了。实际上,这里已经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几年后,听说这里的人已经被安排下山定居了,

      这里的人几乎和外界隔绝,其贫穷的程度令人无法想象。人们穿的都是破得不能再破了的衣服。干活时,从裤子破的地方能清楚地看见屁股。我们刚来时还试图在那里搞“阶级分析”,就天真地问他们:“那里有地主吗?”他们说:“没有”。我们又问:“有富农吗?”他们回答:“曾经有过”,并指指那里一间有瓦的小土屋,“原来就住在那里。”“那现在呢?”我们感到非常好奇,想看看富农是什么样子。“没有了,那人逃荒走了,听说是逃到当阳去了。”我们感到诧异莫名:穷得逃荒的富农是个什么富农?根据什么给他划的成分呢?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等到后来我们下了农村,才真正知道:中国这几十年来就是这样很荒唐地划定阶级,像唐吉珂德一样树立起假想的敌人,把阶级斗争搞得热火朝天。这里不过是小小的一个插曲,后面热闹的事多着呢!

      当地人结婚时从来不需要下山去办手续,所以从来就没有结婚证,结婚也是意思意思而已。这里很多人都患有梅毒。到的前一周,大队会计的哥哥就因梅毒晚期刚病死。队里经常能看到鼻子烂了,手指头烂得流水的患者。省政府的干部比我们有经验。他们说,如果和他们睡一个被窝的话,必须要比他们先睡。把被子睡暖和了,梅毒就不会传染,千万不能等他们睡下后才钻进被窝。我不知道有没有科学道理,但也只有这样了。反正事实是:等我们下山后检查身体,没有一个人被梅毒传染上。看来也有一定的道理。

      全丰三队只有二十户人家,却覆盖了方圆几十里地。从一户人家到另一户人家要走一个小时,翻一、两座山。我们每到一户人家,吃了一餐饭,就要给半斤粮票一毛钱。有的人居然不认识钱。可见穷到什么程度!据说,这里的人穷得连见到两块钱就想谋财害命。

      这里的文化很落后。唯一识字的是个老头,但他只会像私塾里念书那样唱读,不会像我们那样读书。他们知道飞机,因为每天有飞机从上面飞过。但是不知道火车、汽车,也不知道中国,更不知道世界。我们用两个长条纸拼起来写了一条大标语,结果贴到墙上时给拼倒了,因为没有人识字。厕所两边分别画上一个脑袋和两条辫子,代表着“男”和“女”。我很奇怪:这里的厕所还有必要分“男”、“女”吗?

      几天下来,劳动其实一点也不累,但走到劳动的地方很累。往往要爬座山,走到地方,已经是累得气喘吁吁。干活则个把小时就结束了。我们时常坐在那里看四周的风景,这里的群山、云海、薄雾,景色实在是美不胜收。我们常想:如果能怀揣几个面包和香肠,这里真的是个观赏美景的地方啊!

      不幸的是,这里绝对没有面包和香肠,石头缝里长出来的玉米根本不可能养活这里的农民。那时他们每天都是靠救济过日子。所谓救济,就是以不饿死为原则。晚上收工后回到家里,到处是冷冷清清的,看不到一点做饭的迹象。大家都在等。一直到月亮老高了,才等到一、两个人从山下用背篓背回一点点玉米。然后大家排队领回自己的一份,拿回家做饭。玉米要先磨成粉。此时人们开始烧水,并在里面丢些野菜。等玉米磨好了,野菜也煮熟了。再把玉米面丢进去,煮成稀粥。就连这样的玉米野菜粥也不是可以敞开供应的,每人只有一碗,不过碗还比较大。刚开始我们不习惯吃野菜,觉得难以下咽。两天后饥肠辘辘,觉得香极了,恨不得把碗都舔干净。几天下来,每个人都饿得要命。还是省政府的人有经验。几天后,通知我们到大队开会。中午在那里吃饭。每人搞了几两腊肉,半斤米饭。算是补充了一点营养。

      一天清早,我和吴恒乐正坐在门槛上吃饭,突然看到远处有个什么东西走来。过一会儿,我们突然发现……天哪,那好像是只豹子!紧张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不要动!最好连气也不要出!”我们静静地看着它。豹子低着头慢慢地走,可能昨晚吃的很饱。在离我们不太远的地方,抬起头来看了我们一眼,又低下头,慢慢地走了。等豹子走到我们能逃命的距离,两人不约而同地跳起来,不要命地冲进屋里,死死的顶住门。好久好久才缓过气来。

      这里的人们虽然很愚昧,但是却非常朴实。原先提到抢国家粮库的事情就发生在这里。经过做思想工作以后,粮食逐渐还了回来。据统计:粮食被抢走两万斤,而送回来的粮食有一万九千九百斤。也许那几十斤是被洒在路上了。他们那样的饥饿,却又那样的老实,真的是一群淳朴的农民!

      四月二十四日。山下的李植年从武汉赶上山来,说武汉好像保皇派在翻案,通知要我赶快回去。我马上清理好行李,连夜和李植年一起下山,把吴恒乐一个人留在队里。我们摸黑下山,直到半夜才到达龚家公社。第二天,我,李植年和王孟颖三人就一起到了宜昌。

      到了宜昌,我们才发现自己没有带够回武汉的钱。虽然船票可以报销,但先得自己付啊。我们找到那里的兵站借钱,但一点用也没有。无奈之下,我想出一个馊主意:先买一张到最近地点的票。能上船就行,反正船上又不查票,到武汉再说。于是我们三人买了到枝城的船票,大家提心吊胆地在船上过了两天。快到武汉之前,李植年找到船上值班室,说明情况。于是值班的船员扣下了我们的学生证,把我们带出了码头。他叮嘱我们第二天把钱带来换证。想必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个个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他们也只能这样了。

     四月二十八日凌晨一点,我们三人回到了武汉。其他的同学也没有干到一个半月,到五月七号就都回来了。每个人浑身都是脏脏兮兮的,好几个人腰间都长了一圈虱子。我半夜回家时,敲了半天的门。当爸爸听到我回来了,连忙叫我等一下。先烧好了一大盆热水,然后才把大门打开。我把衣服脱个精光,丢在外面,光着身子进屋就跳进了澡盆,反正半夜三更也没有人看见。衣服和行李则放在外面,第二天用开水烫了以后再洗干净。其他的同学回家后好像也是差不多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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