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邮》:今后美国也要采取中国经济模式来发展吗？

当未来史家回溯2010年夏季时，他们最可能聚焦的事件是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经济上的富有，却可能带来国家资本主义的动摇。而且，唯有开放的社会能够创造出驱动技术创新的革命。因此，中国经济模式不是解决美国经济的答案。
据《华盛顿邮报》报导，中国及印度的崛起代表着几千万个穷人变的富有，加入全球经济的行列。这两个国家的每人国内生产毛额基本上从1820年到1950年之间是停滞的。然后从1950年到1973年增加了68﹪，最后又从1978年到2002年之间，大幅提升了245﹪。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从中国的复苏得出错误的教训，最大的危险是从中得出国家权威的启示。
目前有许多美国民众，无论是右派或是左派，在概念上他们怀疑政府效能的同时，也似乎觉得援用中国的经济模式特别诱人。相比之下，还有许多人，尤其是美国企业界和政界菁英，公开赞扬中国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的效能。的确如此，如同斯蒂芬．哈尔波(Stefan Halper)、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等人已经注意到的一种流行思潮，那就是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建议名为“北京共识”的中国经济模式，可以取代美国的模式。
但是，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中央计划的经济善于把社会从贫穷的农业转变成为工业社会，尤其是当需要完成这种转变的技术已经到处被发明之后。记得在1930年代，40年代，甚至是50年代，苏联模式看起来似乎可行，但是最后证明中央计划的经济仍然是不可行的。
到目前为止，虽然中国的崛起已经把一个难以置信之穷苦的农村经济大部分工业化了，但即使到今天，中国3,600美元的人均GDP，也只约略与萨尔瓦多（Salvador）和阿尔巴尼亚（Albania）持平而已。我们尚未看到是否中央经营的中国，将能够采取下一个步骤，并在尖端的技术和资金创新上与其他国家竞争。
当南韩在1980年代经济上历经与中国同样的转型，却同样转变成为一个更民主形式的政府及更自由的资本主义形式。当中国变得更富有之后，国家资本主之所以可能动摇的理由之一是如果不让人民变成为实际公民，就可能难以允许人民变成为消费者。中国在未来10年之大经济的挑战将是让国内市场成长。那将表示给予中国人更大的花钱能力。当中国人变得更中产阶级化，他们可能也更有政治力量。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限制。
而国家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限制是创新。美国的政治经济有许多缺点，诸如倒塌的基础设施及一个空心的中产阶级。但是，美国人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那是其他国家无法取代的：当涉及到创新，而把创新转变成为人们想要的东西，这些方面美国人是难以击败的。这是苹果、谷歌、脸书诞生的国度。这些是发明驱动的技术革命，且唯有一个开放的社会能够创造出这些来。
事实上，中国是教训威胁的对象。这个威胁是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科技发展带来的革命。其中有一个历史家努力解决却难以处理的大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在14世纪就已经在工业革命的边缘，然后看起来好像放弃激进的技术变革，把创新让给欧洲。对于那几个世纪的停滞一个有利的解释与我们所提出之中国目前的动态是相同的，中央集权独裁国家。
就好像经济史家莫凯尔(Joel Mokyr)所写的“缺乏政治上的竞争不表示技术进步不会发生，但它代表一个决策制订者能够以致命打击的方式处理它。”同时在混乱，分裂，低效率的欧洲，当一个领导者决定去压制其创新者，他们所做的不会超过把经济重心的中心从一个地区转变成另一个地区。而一个独裁者在自我修正上却不是如此巨大。
美国不应该对中国的崛起疏忽大意。至少它代表着美国的公司、美国的政治人物及美国人，需要适应从全球唯一超级强权的角色到多极(multi-polar)世界的严峻任务。当他们指向一些国家基础设施的计划，并询问为何美国人的平均所得超过中国人12倍以上，却不能一起实现这样宏伟的设施，就这一点上中国的狂热仰慕者或许是对的。
但是对于中国，美国只可远观，无须模仿它。独裁者有时容易被赞扬，特别是在遥远地区的独裁者。自由市场及自由的社会永远看起来令人厌烦的，且无效率的，尤其是近距离的看。但是，当谈到现代世界的发明及在其边缘上的生活，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模型仍然是民主的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