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期间赵紫阳智斗毛泽东1

大跃进期间智斗毛泽东并非只有一个赵紫阳

1955年年底毛泽东主持两次省委书记会议，商议定出了《农业四十条发展纲要》，要求在1956-1967年十二年内，依靠农业集体组织，兴修水利和采取 各种增产措施，把粮食亩产提高到“四五八”目标——黄河以北地区亩产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500斤，长江以南达到800斤。

 

有的省委书记为了表示自己能干，有作为，就谋划着提前实现，其中最突出的是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和主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赵紫阳，他们在1957年就上报中央说 广东辖区内部的潮汕某县已经平均亩产过了1000斤，叫做“千斤县”，这个假典型材料经过书记处某责任人（陶铸的哥们）未加任何稽核而认可，并作为已经核 实的材料上报毛泽东（可能是为自己的哥们争取政绩），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表扬了陶铸赵紫阳诸人的能干：“有规划比没有好。只有十年了，再 不抓紧，‘四、五、八’就有危险，抓紧即可完成，要靠精耕细作吃饭，我国将来要是世界上最高产国家，现在已拥有潮汕千斤县。‘四、五、八’是否可以再提高 到‘八百、一千、一千二’，我看可以，还有二、三十年就行。”（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时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 想万岁》49-57卷，第238页）本来毛泽东组织拟定的《四十条纲要》只要求在1967年之前，实现四五八目标，但是陶铸和赵紫阳一年就搞出来一个千斤 县，可见他们是多么的能干，毛泽东是多么的保守啊！ 

 

千斤县这样的政绩工程，不是那么容易让人信服的，毕竟共产党高官中间职业农民出身的一大堆，估计跟毛泽东不相上下的保守分子不少，所以需要额外做些说服教 育工作。陶铸自己就亲自出马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可能陶铸的观点在广东省委内部还有异议，很快，赵紫阳就给予有力的支 持和及时的回应，并在当年的《红旗》杂志第六期上发表署名文章《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说“密植一定能够增产，密植不会带来倒伏危险，密植后 出现的突出问题是劳动力不足和肥料不足。”（第13页）还在文中推广他所总结的广东先进农业经验——复式插秧法，每一个坐在书斋里的人都很容易想到，如果 要让水稻产量短期内提高十倍，高产又不能让一粒稻谷长成十粒那么大（这个方面造假有困难），那么剩下来的方法就是让水稻植株多出十倍来（这个可以通过辍秧 来人为地实现）。可以说，赵紫阳不仅通过书记处里头的哥们，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政绩工程样板的认定，而且从理论上解决了高产的难题，从而设计了1958年 各地高产卫星都一体遵循的制造原理。 

 

这个通过书记处稽核的“千斤县”假典型，给各个省委书记以强烈的刺激，各省争先恐后搞“千斤县”典型，四川的李井泉是在新昌县搞“千斤县”典型，湖北王任 重是在孝感县搞千斤县典型。为了把自己的典型做得比陶赵的典型更有说服力和可信性，王任重理性地考虑到不可能每一块田每一个公社的产量完全同步和一致，曾 任《孝感报》编辑的老魏，亲身经历了王任重的千斤县试验：“王任重说‘千斤县里必定有某产几千斤的公社，亩产几千斤的公社里头必定有万斤田’。”（对老魏 的访问，2005年10月）所以，一个千斤县要有说服力，必须经过“高产卫星”的检验。王任重自己亲自担任孝感千斤县的指挥长，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是副 指挥长，还邀请华中农学院的白教授作为顾问，在孝感北门立了一块千斤县的大牌子。这样，到了水稻收割季节各种各样的高产卫星就出来了。 

 

到了1959年，赵紫阳吹牛出现了漏洞， 因为既然广东这么高产，那么小岗村还要吃返销粮（瞎编的）， 支援兄弟一点总没有问题。 可是广东的粮食是吹出来，怎么办，赵紫阳还是有办法，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瞒产私分粮食七千万斤。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 分队瞒产私分造成的。老毛看了，于1959年2月22日给中央批传赵的报告写了个批语：“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 安，……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成为当时官僚阶层的尚方宝剑，比如河南信阳饥荒,当事人话说得斩钉截铁,饥荒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不是没有粮食,而是刘邓的爪牙吴之圃以反对瞒产私分为名, 利用暴力手段强抢农民的粮食,很多人是被酷刑迫害致死。

老毛批示之后心理还是不踏实的，不管怎么说，群众要瞒产私分说明粮食不是官僚吹嘘的那么充足了。所以，老毛决定在上海开会， 统筹解决瞒产私分问题。 老毛当时有个习惯，出门不坐飞机坐火车，这个火车在铁路上很霸道，说停就停，随行人员谁也不知道具体计划，实际上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计划。火车一停下来老毛 的警卫秘书护士就出动调查，老毛最喜欢谈话的对象就是警卫秘书护士的老乡， 老毛一路走到河南就不走了，这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郑州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老毛发明了一大堆新名词“共产风”， “浮夸风”“命令风“， “干部特殊风“， “生产瞎指挥风”， 并且出语惊人：“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 

 

老毛还发明了一大堆空想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 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成为制止“共产风”的基本政策。

 

毛说：“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 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

 

“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推动了我。现在的问题是跟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 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我们对农民唯一的办法使等价交换，买卖关系。公社内部买卖关系，三级之间买卖关系，社与社，队与队，买卖关系，做生意，等价交换。” 

 

“六中会议决议就是缺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这是个缺点，这个责任我担当起来。”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确定以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农业 生产合作社为基础，在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取消一县一社的体制等等，这一系列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对原先“一大二公”的否定。

 

大家没空不要看具体内容，就注意这个时间：

赵紫阳1959年2月19日给中央写信揭露广东有瞒产私分

毛泽东 1959年2月22日批示写党内通讯批示， 准备三月份上海开会统筹解决瞒产私分问题

毛泽东 1959年2月27日在河南开会，自己戴上富农路线的帽子，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

吴芝圃 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制造了唯一记录在案的饿死人事件，也就是臭名昭著的河南信阳打饥荒。 为此事吴芝圃在文革时被“错误“ 批斗致死， 指导邓小平复出拨乱反正， 为吴芝圃平反昭雪。 

 

广东也同样没有被郑州会议挡住反对瞒产私分的脚步，在抢夺农民粮食的时候，手中拿的就是毛泽东在1959年2月22日写在赵紫阳报告上的批示， 这个批示在27日的郑州会议上酒杯毛泽东自己彻底批判的。

 

总的说来斗智斗勇，毛泽东不怕日本鬼子不怕蒋介石，但在具备丰富白区工作经验的刘少奇赵紫阳面前，毛泽东还是棋输一招， 步步落后，最后不得不铤而走险， 再一次发动群众，造成了10年浩劫， 虽然把吴芝圃等权贵们批斗之死， 但是到80年代人家有平反昭雪了，赵紫阳也摇身一变成为要吃粮找紫阳的传奇英雄，当上了总理和儿书记， 毛泽东虽然发动了群众，但是并没有阻挡住官僚权贵的步伐， 富士康终于在老毛死后30年后重回中国大地，工人又开始跳楼了。

 

赵紫阳智斗毛泽东成功的原因是应为赵紫阳并非一个人在战斗，赵紫阳之所以敢于共毛泽东明争暗斗而不害怕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中国有一个觉醒的阶层，大家心照不宣地互相配合， 把指挥大兵团作战得心应手，不怕美帝不怕苏修，面对是八国联军不皱眉头的毛泽东玩弄与掌故之上。

 

下边就摘录一段河南信阳战场上毛泽东和底层百姓被玩弄屠杀的纪录。

 

张树藩, 信阳事件发生时，正担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了解事件全过程。

   1959年8月底9月初、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扩 大会议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 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 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 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香椿树评注：毛泽东1959年二月郑州会议上刚刚支持瞒产私分， 感谢农民瞒产私分，这才不到半年，有人就开始同毛泽东斗法了。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先到西平县安排了一下，即到遂平县。县委还在召开全县生产队 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瞒产动员，然后讨论报瞒产多少。我参加了会议，看到报多人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即感到其中大有问题。于是我就下到两个公社看了一些生 产队的群众生活，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殓上已出现浮肿。我看到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就回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了征购已透 底，人民生活无着落，已出现浮肿和外逃现象，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我说瞒产可能有，但当前急需安排好群众生活问题，然后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知 道他们县超征购了700万斤粮食，就让他们先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有人提出动用国库粮食需请示省里批准，我说来不及了，等请示批准后再拿出来会 饿死人的，你们不要怕，一切问题由我负责。我跟县委商定后，一方面让我的秘书余德鸿给路宪文写报告，一方面开仓放粮，安排群众生活，使这个县基本上没有饿 死人。后来戴帽批斗时，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余德鸿同志也受牵连挨了整。

其他县的情况就不同了，都说反出了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的粮食，还召开了一些现场会。如鸡 公山公社现场会，在场里圈着很多所谓腿产粮食．其实就上边一层稻子，下面全是稻壳子，完全是弄虚作假。类似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出现，这就不可能不把群众置 于死地，群众写信到省委，被转回地委让严肃处理，结果有的被逮捕法办了，有的党员敬开除了党籍。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 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当时路究文在省委支持下，为 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000多封。即使如此严格限制，还 有人跑到许昌地区向上寄信。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已不清了)，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三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信，请求求省委救救他们村人 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要查处。

　　在群众已处于死亡线上的情况下，不少地方开始杀牛吃。当时我虽然已被列入地委常委 的批斗对象，但还未停止工作。在批阅公检法送来的案件时，看到群众杀牛的案子我就深感问题的严重，开始批了几件都星从轻处理的。到1959年10月，杀牛 吃的越来越多了。尽管报告上写的杀牛人都是如何坏，还给加了“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等罪名，可是我清楚地知道这都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干 的。从此我就不再批处这类案件了。。

震惊了中央领导

　　由於我在地委常委批斗会上一直拒不认错，常委们就给我总结山了四条 “严重右倾错误”。

 1、把1959年的特大丰收说成大灾荒年。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说，到省委扩大会议上还坚持己见，并在县市委书记会上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德怀时，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

 2、在8月份召开生产救灾会议时，把灾情讲得那么严重，否定了“大跃进”的大好形势。

 3、到遂平县进行反瞒产工作时，不但没反出一斤粮食，反而不请示报告省委，私自动用国库粮700多万斤。

 4、对干部的干劲不是鼓励，反倒诬蔑说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的作风。

　　路宪文带结论性地说：你老张每次下乡，回来都向我说消极方面的问题，对1958年小麦亩产3200斤和7320斤你不相信，对大办钢铁也不相信下边报的数字等等，这不是右倾又是什么？我劝你要老实检查，从此你也不要工作了。

　　有 一天，余德鸿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我看到了叫他送来，他很害伯不敢来。

　　地委召开大、小会议批斗我的过程，也正是信阳地区饿死人最严重的时期。由 于我坚持不按省地委要求作检查，不承认错误，批斗了两个月也就停下来了。 到1960年2月，大量饿死人的问题总算制止了。路宪文有～天找我谈话，说你从今天起就开始工作吧，未再谈及检讨错误的事，并说中央内务部来了一个处长要 到淮滨检查灾情，你可以陪这位处长下去看看情况。就这样。我的所谓严重右倾错误也不了了之，并从此开始了工作。

我跟内务部郭处 长到了息县、淮滨两个县，郭处长看到灾荒十分严重，就问我到底饿死了人没有。我说有，而且还不少。郭处长感到问题太严重了，只待了两天， 就回内务部了。事后得知，郭处长回去后即向部领导谈了我说的话，部领导马上就让他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习仲勋同样感到问题严重，又向中央纪委书记董 必武作了汇报，董老马上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他们经过叁个月的调查了解，他们将调查续果向省委汇报后，省委不是正视错误，承担责任，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掩盖。不仅未 对信阳地委严厉批评处理，省委书记吴芝圃还对路宪文说，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 1960年7月中旬，省委还派副书记杨尉屏、李立和纪委书记刘名榜等在鸡公山上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地委扩大会议，统一认识，缩小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肯定“ 大好形势”，也就是贯彻省委捂盖子的精神。在这个会议上也说要发扬民主，让大家提意见。路宪文在总结性发言中，也做了一些轻描淡写的检讨，但根本没有涉及 问题的实质。我当时认为，路的讲话实际是表达了省委的意图。

　　我在这次鸡公山会议上作了三次发言，以承担责任、严格自我批评的态 度，指出了一部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又触怒了省、地委领导。地委路宪文、延炳玉、王达夫、武建华等常委背着我连夜召开秘密会议，作出决定，下一次会议要以 批斗我为中心。他们说张树藩要翻案，必须批判。我知道他们又要把矛头对准我后，找到新到省委当副书记李立，谈了我的看法，并揭露了他们的阴谋。李书记对我 的处境表示同情，并安慰我说，不要怕。你谈的情况我都明白了。我估计李书记随即与杨尉屏、刘名榜等省委来的负责人，研究了我说的话，决定会议不能再转到批 判我的问题上了。于是当路宪文等向杨尉屏汇报地委常委已决定将会议转向批我时。扬说不能再批人家了，现在得让人说话。

这时候， 副省长王国华上山来了。他是信阳确山人，老红军，对信阳地区饿死这么多人非常痛心，非常气愤。他在会上指名道姓地严厉批评了路宪文，说张树藩、李瑞英两口子为群众说了实话，你们却整了人家。(我的老伴李瑞英1959年6月1日至7月1日曾带调查组在当时称万斤红旗乡的鸡公山搞经济调查，不但没有调查出亩产 万斤水稻的高产量，反而给路宪文写报告要 21万斤粮食，安排群众生活。为此，路说她是否定大丰收，为富裕中农叫嚣。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后，李瑞英被调到省委党校，在全校学员和省市直理论辅导员一 千多人的大会上接受揭发批判，全省出名。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听说李瑞英不服，十分恼火，说因李态度不好，要加重处分，撤销专区妇联党组书记和主任职务，仅保 留地委委员。)王国华的发言对会议震动很大。他是第一个点名批评路宪文的，也是第一个为我们说话的。

　　这次鸡公山会议决定逮捕光 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并要求将其判处死刑，主要因马主持打死了副书记张福鸿。其中的文章事后才看清楚；省委是想用杀马～人表示对信阳地区发生的严重问题进行 了严肃处理，还是为了捂盖子(对马定死刑报中央后， 毛主席说， 我还没有杀过一个县委书记，判死缓吧)。

在中纪委两位处长把 问题查清报告党中央后，毛主席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

于是，中央从各部委抽调数百人来到信阳 地区。这时省委才慌了手脚，也仓促组织了六七百人到信阳，全面改组各级领导班子。先派省农工部长赵定远任信阳地委书记，省统战部副部长赵子平任副书记，高 祥辉、刘策分任地委组织兼宣传部长；中央派的干部分别到各县、社任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主住等。原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停职检查，其他副书记、部长靠边 站检查，原有九个地委常委仅留下我和纪委书记邱进敏没有动。

　　就在地县委彻底改组之时，中央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陶 铸、王任重两书记，在省委书记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地委决定让我负责在第五步兵学校招待所接待他们。在招待所会议室里坐下喝茶时，吴芝圃说话了。他 的原话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吴芝圃指着我说：“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 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的问题吗？”本来我事先没想对中央领导说什么，但在吴说了这样一番谎言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说话了。

  　我的原话是：“芝圃同志，你真的一点情况不知道吗？那么地委给我戴上右倾帽子，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他敢批斗我 吗？既然是省委批准的，又是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找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产时地委定的高我说的少，反瞒产时我在遂平县不仅没反出瞒 产， 又拿出70O多万斤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以及说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等，才给扣上严重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据， 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能说省委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呢？对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吗，我还找你谈什么？”

　　这时，我看到吴芝圃的脸红得成了红布，确实相当难堪。我还想再具体谈谈时，陶铸同志阻止我说：不要再往下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判错了你了，我们给你平反，不要再说了。这样，我也就不说了。

  　第二天，吴芝圃和戴苏理到固始县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并将其逮捕。为什么省委书记和秘书长没经过地委亲自到县里逮捕杨守 绩呢？就因为杨在一九五九年群众开始发生浮肿病并有人饿死时，未经地委同意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这显 然又是为了捂盖子、掩盖省委错误而采取的行动。

　　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八人，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二十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这成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

  　这么多干部怎么会都变成了反革命，怎么能如此残酷地镇压呢？我想不通。本来地委决定让我负责抓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由于我感到这样做不对头，就拒绝担任 此职，并在地委常委会议上忍不住大哭起来。我边哭边说：我在信阳地区工作十几年，和广大党员、干部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么多人怎么都变成了反革命。 我和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我领导去整他们，我确实了不了手，还是让我主管生产救灾工作为好。事后，就因为我没有服从省地委决定，还提出不要这样整干 部，在运动初期划三种人(明白人、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糊涂人〕时把我划为“糊涂人”，那些自己应对信阳事件负责、事后却大整基层干部的人倒成了“明白人 ”。我虽不服气，但心想随你们划吧，历史最终总会是公正的。

 

 

看到没有，老毛让他们补民主的课，可是人家白区工作的同志可以利用这把砍向自己的宝剑转而谋杀揭发他们的琼中和基层干部。 所以战争年代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的毛泽东做梦也想不到刘少奇的手下竟然用白区工作手段对付他毛泽东和共产党了。这样明目张胆地对抗毛泽东如果没有其他官僚的掩护他陆宪文怎么会有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