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红豆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正文
转自百家讲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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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容若（本名叫性德）是一位极其可爱、可敬的人物。他虽是满清的相府公子，却“视勋名如糟粕、势利如尘埃”；他虽是皇帝的御前侍卫，却“以风雅为性命、朋友为肺腑”。说他可爱，是缘于他的人生姿态，“胸中浩浩落落”，不受世俗影响，不为名利束缚， 清清爽爽，挥洒的是真我；说他可敬，是缘于他的健硕人格，不为矫情示大，不因自傲止步，认认真真，坚守的是自我。当年，身为大内保镖，他“日则校猎，夜必读书”，朋友夸他“从容政事之堂，翱翔著作之署”，指的就是他“两不误”的刻苦精神和潇洒才情……而如此一位才情充沛，人格健全，绝世超然的“翩翩一浊世公子”，竟不是缘自小说家的杜撰，而是夹在中国文化史册里的一位鲜活人物，想想看，惊奇之余，不免又有几份骄傲和欣慰。
一、不是人间富贵花―――相府公子的忧郁之谜
从某种程度讲，纳兰容若是以“忧郁”而闻名于世。而要探究他的性格郁郁之谜，最好先从他的家庭背景谈起。
纳兰容若生长在裘马轻肥、钟鼎鸣食的朱门华第,可谓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幸运儿。更幸运的是，他的父亲明珠不但官做得好，位极人臣，而且教子有方，对他调教得当，又宠爱有加。明珠是一位从“基层”一步步干起来的能臣。口才好，记性好，心思缜密，史载他为人“警敏善断，事无大小，洞见本末，措置规画，纤悉中要”，天生就是一块当官的好料。58年的职业生涯中，他从侍卫干起，渐渐把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礼部尚书都做了个遍，最后做到戴三眼花翎顶带的太子太傅和武英殿大学士，在平三藩、定台湾等一系列大事中都做过不少贡献，也因此居“相位”（内阁）达十三年之久，其能力可见一斑。同时，他还博览古籍、晓畅朝典，是个法典专家。如《大清会典》、《大清律》、《赋役全书》、《满汉品级考》等，都是由其裁定，另外，他还担任过《一统志》、《明史》的总裁。明珠为人谦和，个人魅力非同一般，特别是 “好施予，尤喜寒士”，史载他“羽翼善类，将掖寒士，卓然有古大臣风。这样“文武兼修，德才兼备”的楷模父亲，必然对容若性格的形成和个人喜好的培养，有着深远而亲密的影响。
在此，我们应该纠正习惯上对明珠的历史偏见和人格成见。虽说掌控朝柄的明珠也有“广置良田，市买奴仆”的浮华一面和政治上投机圆滑的一面。史载他借重臣地位之便，总是讨便宜买乖。凡是官员奏章符合皇帝旨意或受到夸奖时，他就会说那是他力荐的结果；如果皇帝不满意，他就会说皇上很不高兴，幸亏我从容挽救。从而把下面的官员哄得是时喜时忧，不敢不承他的情面。身位一名纵横官场几十年的老官僚，明珠不亏是玩弄权术的高手，他以种种手段“市恩立威”，广结党羽的目的，不外乎“要结群心，挟取货贿”，满足的是权力的操控欲和心理上的满足感。对于这一点，只要不触及底线，皇帝都可以理解，也能够包容。更何况他又那么能干，对皇帝也是忠心耿耿，绝无二心，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虽然被弹劾，被抄家，但旋及又官复原职，继续能担任内大臣，直至70多岁老死善终的重要原因。
乾隆三十七年(1772)，国史馆修纂《明珠传》时，乾隆帝在确核明珠的罪案时，就很明白地指出：“明珠错就错在于徇利太深，结交太广，不能恪守为官的戒律，但不至于像明代的严嵩、温体仁等人那样窃弄威福，竟敢阴排异己，潜害忠良，搞得满朝畏惧而又不敢多言。虽然明珠也有很大的过失，但并不能掩盖他的功劳。” 这应该算是对他比较客观的评价。
介于人性的复杂和微妙，对于历史人物的评判，我们既不能一味放大缺点，也不能一厢情愿地提纯优点。在这对父子身上，我们就不能因为明珠的种种政治过失而武断判定他的人格“庸俗卑鄙”，同样也不能因为容若的诗词“不食人间烟火”，就刻意相信他的品质“清高绝俗”。换言之，明珠肯定不是脸谱化的“恶人”，容若也绝对不是纯粹化的“玉人”。后世许多研究容若的文章，把明珠和容若“对立”起来，我以为没有什么道理。其实，就容若性格的培养和素质的形成，我以为身为父亲的明珠是功不可没。容若“天资纯粹，才力强敏”，这是拜老天爷所赐，但他“识见高明，学问淹通”，就要算明珠的功劳。这是他为儿子聘请名士高师，认真教化的结果；而容若待人之君子心性，至诚真挚，除却天性使之然，我想也肯定受到明珠礼贤下士的影响。正所谓“子之教，父之功”也。
身为八旗子弟的容若，正是在开明又开放的父亲细心调教下，成为一名文武双全，人品佳美，丝毫不带纨绔习气的“翩翩浊世佳公子”，很是招人喜爱。容若十八岁中举时，他的老师就回忆说“偕诸举人青袍拜堂下，举止闲雅”，没有半点相国公子的骄矜和浮华。
十九岁那年，容若因寒疾不能参加廷试，明珠心疼儿子，决定把“功名”先放一放，坦然表示：“吾儿年纪还小，再等几年吧”，护犊之情跃然纸上。由此我们也可以判断，明珠虽然要求儿子上进，却从不给他压力，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封建家长。
近世红楼研究有“明珠家事”一说，先不论真伪，我们不妨做个有趣的对比：且把容若与宝玉相提，明珠与贾政并论:若是明珠和贾政一样刻板无趣，僵化教条，那容若怎么可能会筑茅庐，建花堂，拥书万卷，萧然自娱，过着“悠然尘外“的神仙生活？我总以为，正是明珠对儿子的开放和包容，纳兰容若“纯任性灵，纤尘不染”的真性情才可能得以自由舒展。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容若结交的大多寒士朋友，同时也多受明珠的庇护和帮助。作为封建大家庭的大家长，明珠具有无上的权威，如果他不同意，不支持，容若要想那样以狂生自居，和朋友恣意唱和，恐怕只会象宝玉一样，讨来的只是一遭“暴打”。也正是因为有着父亲这样一把巨大而温暖的保护伞，容若才可以“世味甚淡”，以风雅为性命，视朋友为肺腑。
实事上，明珠和容若父子感情甚笃。对于自己的父亲，容若是非常敬爱和孝顺的。有一次明珠染病，容若整日整夜服侍左右，为照顾方便，晚上连衣服都不脱，多日下来，脸色变得黝黑，憔悴不堪。等到明珠病情好转，饭也能多吃几口时，他才转忧为喜，并告知亲朋好友。这一点，又和宝玉与贾政紧张的父子关系形成鲜明对比。
那么，既然这样，容若又为什么那样忧郁呢？对此，我们必须明确一点，那就是纳兰容若虽然“性近悲凉”，具有非常典型的多情忧郁型的诗人气质，但他的忧郁和苦闷，也是分阶段和场合的。虽说他也是伴随着一声啼哭来到人世间的，可并非是刚生下来，就满面愁容，摆着思想者的造型。
如果细细研究纳兰容若的创作年谱，追随他的人生轨迹，就不难发现，他最大的伤痛是丧妻之痛，大量令人不忍卒读的凄惋诗词，多是缘于这块心病；而他最大的苦闷是雄心壮志不得酬，苦于职场生涯的寂寞和单调。
有文章说容若是看透了封建王朝官场腐败和人心倾扎的险恶和无奈，才会那样消沉，我以为有刻意拔高容若觉悟之嫌。在他短暂三十一年的人生当中，九年的职业生涯都与“官”场无关，他终其一生，从事的也只是入直从驾的“大内保镖”工作，而且他一直渴望被皇上提拔，以便早日进入“官场”，以展抱负。
也有文章以事后诸葛亮的姿态判断容若未卜先知，早就预知纳兰家族有“大厦将倾”的危险，所以才会那样“抑郁”，我以为这种说法也不靠谱。其实在容若的有生之年，他的父亲明珠一直官运亨通。便是追溯到他去世后的两年，明珠府被抄，虽是栽了根斗，伤了元气，但纳兰家族并没有衰落，一是明珠很快就官复原职，二是容若的弟弟、孙子，以后都很有出息，便是足有说服力的明证。
还有一种说法，将容若的寂寞归结为满族文人在汉文化中的尴尬地位，以及对本民族文化消亡的焦虑之感。这个观点看似深刻，可我以为有点牵强。一来那个时代，满族处于统治者的强势地位，对于汉文化的学习，更多是基于稳固统治的需要。对于本民族文化的态度，他们既不自卑，也不自大，易服剃发，满汉双语，重视骑射，更多强调的是一种政治效用，至于文化优劣，他们心知肚明，态度也很明确。换言之，他们对汉文化的接受，是主动而积极的，是抱着为我所用的目的，譬如清朝统治者从不鼓励满人、蒙古人参加科举，而是把科举入士之途留给汉人，即所谓“旗人不占鼎甲”。因此，统者阶层的优越感，使他们不可能幼稚到和汉人比拼文化的程度。容若身为满清贵族子弟，对汉文化的学习和运用，能得到汉人知识分子认同，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我想他也绝不会因此寂寞，文化境界没有民族之分，容若不见得一定要和满人唱合，才会共鸣和满足。至于本民族文化的消亡焦虑，那更是后世遇到的难题，与容若无关。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纳兰的“忧伤”随意归结，或是任意附会。如果我们抛弃种种历史或情绪的干扰因素，单就纳兰容若的性格分析，也许我们会离真实的答案近一点。
“天姿超逸”的容若，有一种“冰肌玉骨天付与”的冰纯气质。正如他在《采桑子?塞上咏雪花》写道:“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这种“别样清幽”、“自然标格”,偏爱“凄凉”、“冷处”的性情正是一种十分纯粹的诗人气质，与家庭无关，也与时代无关。只不过，一颗高贵的灵魂，兼具“乌衣公子”的富贵身份，会让他显得更有魅力。
被推崇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纳兰容无疑是个天才，而按照叔本华《天才论》中的“天才忧郁”之说，纳兰容若的忧郁更具一种思想贵族式的气质之美。曾有人做过一个数字统计：纳兰性德现存的三百多首词里,“愁”字出现了90次,“泪”字用了65次,“恨”字使用了39次,其他如“断肠”、“伤心”、“惆怅”、“憔悴”、“凄凉”等字句,更是触目皆是。有人把他与南唐李后主相比，或干脆就说他是“南唐李重光后身”，我深不以为然。同是忧伤，可我以为有质的区别。李后主以亡国为代价，换来“一江春水”的愁，多是多，载是载不动，可也不值得一载，因为他念的是故国雕栏玉砌的富贵生活，悲的是垂泪宫娥的卿卿我我，这般愁，拿来又如何？相比较而言，容若的愁要清新的多，可爱的多，也美丽的多。对容若而言，忧愁是一种思考的姿态，也是一种心灵的洗礼和升华。他愁的是人生况味，愁的是世事无长，愁的是岁月无情，愁的是历史沧桑……他愁出了“唱罢秋坟愁未歇”的情意绵长，也愁出了“天将愁味酿多情”的无限诗意，还愁出了“倚栏无绪不能愁”的人生尴尬。对于何处生来的忧伤，容若也不是很明白，他就曾“几为愁多翻自笑”。自嘲愁多，需要幽默的精神为底色，更需要壮硕的人格做支撑，好在是，他都有。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夸他的诗词“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并分析说是“未染汉人风气”的缘故。因此读容若的诗，会有清新之风扑面而来，带着野草的气息。那些以情胜、以性灵胜的诗词，多是饱含着美好的感情和纯真的激情,真得令人眼热，真得令人心动。相比较而言，所谓“资深”汉人写手的诗词，纵是匠心再巧，用典再深，韵律再美，又能如何？容若的纯，容若的真，有一种玉树琼枝的“出世”之美，正所谓“三生慧业,不耐浮尘”。容若自号“楞迦山人”，他的诗词《饮水词》也取自北宋和尚道原的《灯录》中“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句，由此可见，他有佛家常说的慧根和佛缘。也许正是太过聪慧，他看透了人事繁华，才会漠然“视勋名如糟粕,势利如尘埃”,并坦然以“萧然若寒素”的狂生姿态，在自己的天地里，恣意自己的感情，美丽自己的生活。
二、平生纵有英雄血，无由一溅荆江水-----御前侍卫的难解心结
后世评论容若时，说他生在大富大贵的宰相之家，又是帝王身旁的近臣，可写的诗词却是“哀怨骚屑，类憔悴失职者之所为”。这一点看似奇怪，可要是细细梳理一下的职业生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的抑郁和苦闷了。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点，那就是纳兰容若并非天生的“自由主义者”。他虽然自号“愣迦山人”，也确实常有“山泽鱼鸟之思”的出世倾向，但深受儒家思想浸淫的他，入世极深，也很主动，修身齐家平天下，才是他最大的人生梦想。他的老师徐亁学就曾夸他说，无论圣贤修身立行，还是兴亡理乱所在，凡是关计民生的问题，他都会“慨然以思”。另一方面，他的诗词虽然做得漂亮，却“不屑以文字名世”，身为满清贵族，年少才俊，又身逢一个朝气蓬勃的伟大时代，自然有着“功名垂钟鼎,丹青图麒麟”的宏伟抱负和“欲将普天一洗,银河亲挽”的万丈豪情。
当然，纳兰容若是封建时代的臣子，他能否一展抱负，关键要看他碰上一位什么样的帝王。幸运的是，他碰上的是满清最有作为，也是最有能力的康熙皇帝。有趣的是，他和康熙同岁，都属马，按阴历计，康熙生于三月十八日，容若生于十二月十二日，也就半岁之差。明珠是康熙最信赖，也是最亲近的满族大臣，身为明珠之子的容若，自然会对这位和自己同龄的帝王有着更多、更深的了解。按照“合情”的猜想，除却君主有别的地位差异外，容若对于这位十六岁智擒鳌拜，十九岁果断削藩的少年帝王一定是充满了绵绵不绝的敬仰之情，也可能在潜意识里，会有些不自觉或自觉的跟随和比照。譬如说，康熙是个勤奋的帝王，他好学胸怀广博，视野开阔，对西方科技很是痴迷，纳兰容若也是如此。他在《渌水亭杂识》里就记载着他收集到的关于西方天文历法、医药和灌溉机械等知识，而且还满怀热情，下了功夫仔细研究，和中国相关知识做了积极比较，并坦率承认之间的差距。需要说明的是，他搜集这些西洋知识，都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并非一味地猎奇，正如他所言，期望可以“仿效”，从而达到“通行天下，为利无穷”的目的。
另外，他还对西方的火炮、鸟铳以及中国古代的刀枪、阵法，有着详尽的研究和思考。在此，我们不妨注意一个历史细节，也就是在容若开始写笔记的时候，正是康熙十二年，也是“三藩之乱”的头一年。而在平定三藩之乱的过程中，康熙很重视新式火器的研制和运用，他重用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等，“依洋式”研制轻型火炮和燧发枪。那么，容若记录这些笔记，多多少少都有点向康熙“看齐学习”或者“积极响应”的意味。另外，同是满清子弟，纳兰容若和康熙一样，也是“善骑射”，马上功夫很是不错。而早在康熙十年，康熙就曾诰诫满清贵族少年要“读书习骑射，勿恃贵纵恣”，这方面纳兰容若绝对是个榜样。康熙十九年，纳兰容若在上驷院为皇帝牧马时，康熙就曾惊异他的吃苦耐劳精神，夸他“此富贵家儿，乃能尔也。”
除却“武功”方面的效仿外，在“文治”方面，纳兰容若也是紧跟康熙提倡的“主旋律”，与“时”俱进。康熙提倡经学研究，他就洋洋洒洒著写出八十卷的《合订大易集义粹言》，并编撰刊刻《通志堂经解》；康熙为了“振兴文教”，加上又喜欢“观书写字”，康熙十六年三月，他曾下谕要求翰林院的官员“将所作诗赋词章及真行草书不时进呈”，也恰是在这一年的下半年，纳兰容若的第一本诗词集―――《饮水词》完成了编制；康熙十七年，康熙下诏取博学鸿儒，寻求“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第二年，纳兰容若的《饮水词》、《今词初集》（和朋友合编）就刊刻发行。列举这些“巧合”，并不是要说明容若的投机和势利，他那样做，一方面自然缘于其父明珠的信息灵通和可以理解的为家族计，或为儿子远大前程计的“软谋略”，另一方面则是容若真诚渴望得到康熙赏识，实现自己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伟大抱负。
能文善武，才情充沛的容若，十八岁中举人，二十二岁中二甲七名进士，加上在中进士的那一年（康熙十五年），以一首《金缕曲》震惊词坛，“词名大著”，可谓是少年得志，春风得意。因此，起初的他，对于仕途还是充满了自信和向往，有着“算功名何许，此身博得”的豪情潇洒，以及“便向夕阳影里，倚马挥毫”的浪漫想象。然而，那位同龄的少年帝王，也许考虑得因素太多，或是别有用意，对于容若的仕途安排，不但令人意外，而且“历炼”的时间也太过漫长。
按容若本意打算，他最想从军，以“横戈跃马”成就自己的凌烟功业，而推荐他的官绅则觉得他应该进翰林院。然而奇怪的是，容若中进士后近乎一年的时间里，竟然“久无委任”。如果说那一年（康熙十五年）南方战事正炽，康熙无暇关注此事，从法理上和情理上都讲不通。国家开科取士，绝非纳兰容若一个人的事，考中进士的工作安排，都有惯例和程序，可容若没有按“程序”走，应该是康熙打了招呼的缘故。至于康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不得而知，容若同时代的人只是含蓄地指出皇帝这样做的用意，是“别有在也”。这件事对容若的打击很大。这一年的生日，他自己给自己写了一首寿词，发了一通牢骚，感叹自己“碌碌无为”，然而他能做的也是“叹光阴、老我无能，长歌而已”。那一年，他才刚刚二十二岁。风华正茂的年纪，却写了这样一首暮气沉沉的诗词，可见内心之苦闷。后人附会说他登第后，“闭门扫轨，益肆于诗词古文辞”，或说他“拥书数千卷，弹琴咏诗自娱悦而已”，一派云淡风清的高士风范，殊不知这是他的无奈之举。
赋闲的一年时间里，除却闭门读书编书外，纳兰容若还替父亲为康熙写了一道《拟御制大德景福颂贺表》，这也可能是明珠的苦心安排，不外乎期望容若漂亮的文字能引起康熙的注意，也好帮儿子安排工作。也许这道贺表还真起了作用，又过了大约半年的时间，即康熙十六年的秋冬间，纳兰容若终于得到了第一份工作―――乾清门三等侍卫，值宿宫门，说白了，也就是给皇帝看门。这样的工作，看似风光（好歹也算是皇帝身边的人），实际上苦不堪言，单调枯燥，早出晚归，甚至还要值夜班，能陪伴他一同受苦的，也只有金殿寒鸦，玉阶春草了。能够和皇帝有关联的，也可能就是偶尔传传话了。
这样的工作大概干了有三年左右的时间，容若终于换了一份工作，虽然没有升职，但相对要有趣一些，那就是到上驷苑给皇帝搞马政工作。“平堤夜试桃花马、明日君王幸玉泉。”月明星稀之夜，骑着一匹桃花马，沿着湖边大堤迎风驰聘，想来真是浪漫。为皇帝选马备鞍，服劳尽职，虽然做的工作也就是“车队队长”的活儿，但对于爱打猎、爱巡幸，爱打仗的康熙来说，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容若为康熙认知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容若做这份工作时，可以说是很卖力的。他的朋友姜宸英回忆他在上驷苑时，只要皇帝上马出行，他时刻都跟在身旁，鞍前马后，小心地侍候者，不敢有半点闪失，而且每次都是“奋身为僚友先”，由此可见容若还是很有眼力劲和表现欲的。而且身为皇帝身边的人，容若很守规矩，从不掺乎外庭之事。他工作起来，积极主动，任劳任怨，达到了“服劳维谨，寒暑亦不乞休”的地步。在给朋友写的信简中，他说在上驷苑上班时，“每街鼓动后，才得就邸”，由此可见他堪称那个时代的“劳动模范”了。
也许正是他的认真、低调和辛苦，康熙开始用心关注起这位能吃苦又能干的“相国公子”来。康熙二十一年，苦干了六年的三等侍卫纳兰容若，终于升职成二等侍卫。当然，漫长六年时间的“历炼”，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康熙对纳兰容若的考验。不管如何，康熙二十一年春，已经二十八岁的纳兰容若迎来了他职业生涯上的春天。也是从这一年起，他开始受到康熙的真正重视，频繁护驾巡游。先是扈从东巡，到盛京（今沈阳）、松花江等地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寻根祭祖之旅。在经过他的祖居――叶郝故城时，容若感慨万千。同样一片景色，作为胜利者的子孙，康熙看到的是“断垒生新草 空城尚野花”的新生命迹向，身为失败者的子孙，容若看到的则是“断碑题字，古苔横啮”的旧场面凄凉。虽然他祖父的部落是因努尔哈赤破城所杀，但历史已经归位历史，何况他的家族后来又和皇室成为姻亲，已经融为一体，仇恨已经缺少必要的“激情”和合理的“根源”。因此，他的惆怅，已经跨越一种简单的恨，化为“兴亡满眼，旧时明月”的岁月无奈和“须知古今事，棋枰胜负，翻覆如斯”的历史反思。
还是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康熙又给了容若他一次锻炼的机会，让他陪着副都统郞坦奉使龙梭（索伦），大概目的是要增长他的外交才干。虽说这次出使道路险阻，劳苦万状，可容若却“恬然自安，不以为虑”，由此可见他还是很乐意享受这样的锻炼机会。
康熙二十二年 二十九岁的容若又跟随康熙扈从西巡了五台、龙泉关、长城岭等地。康熙二十三年，容若三十岁，他又跟随康熙扈从南巡，经济南、过高邮、到金山、下扬州、达苏州、到无锡、幸江宁（今南京）等地，另外，还特地到曲阜拜祭了孔子。一路上，也先后赐给他金牌、鞍马、弧矢、字帖、佩刀、香扇等多是小恩小惠的赏赐。然而，此时的容若，大概扈从巡幸次数太过频繁，缘于高度紧张的心理压力和生理劳顿，崩紧的生命之弦已达极限。他在扈从南巡之前，给朋友写信自我解嘲，说他“比来从事鞍马间，益觉疲顿，发已种种，而执殳如昔，从前壮志，都已隳尽”。由此看来容若最大的心结在于不甘心八年后，他依然还是一个“执殳”的小小侍卫。当年他的父亲明珠虽说也是以侍卫起家，渐渐升至最高相位，可他父亲升迁的速度和频率，要远远比他强得多。在他这样的年纪，他父亲已经是内务府总管，可他却八年不“挪窝”，依然只是一个“弼马瘟”式的侍卫。而与他周围的朋友相比，他更显郁闷。单说他三十岁这一年，朱彝尊入值南书房，秦松龄则成了顺天府乡试正考官官，严绳孙也成为《平定三方逆略》的纂修官，而早他三年登科的同门师兄韩菼更是官至侍读兼日讲起居注官。也是在这一年的三月，他的岳父朴尔普以一等公领蒙古都统，六月他的父亲又被任命为大清会典总裁官。在他生活的环境里，好像每一个人都是春风得意，只有他重复着单调、枯燥的侍卫工作。对于心高气傲的容若来讲，这种仕途上的挫败感和无力感，有着致命的杀伤力。巨大的在心理落差和压力，使得他一直郁郁寡欢。看不到希望的容若只得以“饮醇酒近妇人”来麻醉自己，并自我安慰说“人言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洒，此言大是”。可如果他真是想开了，倒不会这样说了。
就在这个时刻，事情突然有了一线转机。或许正是连续三年鞍前马后的小心服侍，使得康熙对容若产生了刮目的看法，或许他觉得“启用”容若的时机成熟了。康熙开始频繁而明确地给容若传递信号。譬如在南巡归来第二年（康熙二十四年）的三月十八日，这一天正是康熙的生日（时称万寿节）。他特地御笔亲书了一首贾直的《早朝》，送给容若。诗曰：
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
千条弱柳垂青锁，百啭流莺绕建章。
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
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
四月下旬，又令容若将御诗《松赋》翻译成满文，容若做得漂亮，康熙也很是满意，所以他很快就被提拔为一等御前侍卫。这时朝中也适时出现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传言容若不会长久在侍卫行列中了，皇上以“早朝”诗赐之，那就很清楚地表明，不会再将文武双全的容若当内廷“家仆”用，而是要付以政事，委以重任，转正做“朝臣”工作了。对此容若也很高兴，大有拔开乌云见天日的“出头”之喜。他曾很欣喜地对朋友姜宸英说道：“吾倘蒙恩得量移一官，可并力斯事，与公等角一日之长矣。”
然而，就在容若历经九年的侍卫生涯煎熬后，快要修成“正果”的时候，老天爷却很恶意地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五月的一天，他和梁佩兰、顾贞观、姜姜英等几位要好的朋友欢聚花间草堂，喝酒赋诗，相谈甚欢。以他当晚《咏夜合欢》诗情判断，他心绪平和，只是一次很普通的朋友聚会罢了。然而，聚会的第二天，容若突然毫无征兆地病倒了，据说是旧疾寒病复发（或说中暑），“七日不汗”，然后彻底离去。
在他病重期间，康熙曾多次派遣中官侍卫和御医，每日都有数批“络绎至第诊治”。病势危殆之时，康熙甚至还亲自开药方赐之，然而，等不及到把药方送来，这位翩翩公子就匆匆离开这个他爱恨交织的“浊世”。康熙听到这个消息后，极为震悼，派出皇家代表前去祭奠，“恤典有加”。容若死后的第四天，他曾出使的梭龙部族归附朝廷。康熙感叹容若有功于此，还特地派遣官使到灵前“哭而告之”。由此可见，康熙对于这位和他同龄的年轻侍卫，还是恩宠有加，只是这“浩荡皇恩”，来得有些太迟。在容若漫长九年的侍卫生涯中，他与康熙帝的君臣关系，自然谈不上亲密，到是有些刻意的疏离。容若很真诚地卖力表现，可康熙却城府地熟视无睹，这就使得容若一直有“惴惴如临履之忧”。
当率真的诗性遭遇混浊的政治时，当世俗惯例与心灵愿望碰撞时，只会不可避免地图增“胸中块磊”。朋友说他“所欲试之才，百不一展；所欲建之业，百不一副；所欲遂之愿，百不一酬；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吐”，惋惜之情溢于言表。然而，惋惜归惋惜，斯人已去，一切功名、所有荣光，皆成尘土，空留的也只是几份怅不尽、道不明的忧伤罢了。
三、有酒惟浇赵州土-----乌衣狂生的交友之道
对于交友，纳兰容若是有原则的。
徐乾学在神道碑中述道：“客来上谒，非其愿交，屏不肯一见，尤不喜接软熟人。”韩菼在《纳兰君神道碑铭》也有类似的记叙：“其翕热趋和者，辄谢弗为通，或未一造门”。对于容若这样有地位、有才情的风流贵公子而言，当时一味攀附的，附庸风雅的自然是大有人在，然而，容若对他们是能躲就躲，能避就避。因为他并不在乎高朋满座的虚荣，更不在乎达官贵人的热捧。他当然也需要朋友，只不过，他渴望的友情，是一种可以在灵魂家园煮酒论道的好伙伴，是一种能够在人生道路比肩而行的真朋友。他向往的是英雄相惜的气质推崇，渴望的是不计功利的精神吸引，需要的是意识深层的心灵慰藉。换言之，他需要的是一种旷达文士间的君子之交。
也正是缘于他的这种“偏好”，他所结交的挚友如顾贞观、严绳孙、朱彝尊、陈维崧、姜宸英等，都是“一时俊异，于世所称落落难合者”。容若打心眼里喜欢这些“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哥们”，恰是缘于他们“守志不肯悦俗”的人格魅力。他的这些朋友，大多年龄比他大了许多，几乎是他父辈的年纪。譬如严荪友大他三十二岁、姜西溟大他二十七岁、朱锡鬯大他二十六岁，便是最小的顾梁汾也要大他十八岁。在当时，“朝野满汉种族之见”仍然很深，这些江南的明朝遗民，汉族文人，多是郁郁不得志，压抑而落魂的“坎霜失意之士”。然而，他们同时又是有着广泛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海内风雅知名之士”，个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内心高傲得很。虽说政治上没有地位，生活也很窘迫，可在文化上占据着强大的心理优势，对于刚刚走出白山黑水，“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满清权贵，自然是“白眼”示之。他们能够独独对于这位年轻的满清贵公子“青眼”相待，“乐得君为归”，除却容若茂盛的才情和“见才必怜，见贤必慕”的好客态度外，更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超越种族之见、门第之见的“竭至诚，倾肺腑”的真性情。对于朋友，他总是推心置腹，披肝沥胆，以最真挚坦诚的态度相待。一旦是认定了的朋友。且不论他们如何困顿、失意、坎坷、困窘，容若都会“黄金如土，惟义是赴”的挺身而出，尽自己全部所能，在精神与物质上，给予朋友双重的慰藉。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对于他的这些“单寒羁孤，侘傺困郁”的朋友而言，也正因为有了容若这样的“友情”温润，人生的底色才不至于那么潮湿和阴冷。
虽然身为相府贵公子的容若，在交朋友的时候，自觉不自觉间以“平原君”自许，但并不表明他的目的就在于做一个“善养士”的贤公子和佳主人。在他和朋友之间，地位和身份的差异，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容若更愿意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和朋友相处。他一再声明自己只是一个“狂生”，只是偶然间生在“乌衣门第”罢了。他喜欢和朋友以“吾哥”相称，亲切得实在令人心热。在他给朋友的手简（书信）中，有几个细节很令人感动。一个是初次和朋友相见，因为“不以贵游对待，而以朋友待之”，竟高兴得“大饱而归”。根据合理的猜想，“大饱”而不是“大醉”，那么这顿饭应该是一位布衣朋友请的客，或许连沽酒的钱都没有，所以只有以粗茶淡饭相待。这等场合，体贴而敏感的容若，便很痛快地以“好胃口”来证明他对朋友的重视和喜欢。还有一个，是说朋友想借他的一匹花马，不料花马病了，还没有治愈，可为了“不食言”，还是令人带过去。容若这样做，自然是怕朋友多心。
除却细心和体贴外，容若对于朋友的相待之情，更多的是一种大度的包容和发自内心的欣赏。譬如他的那位性格孤傲，落落寡合的朋友姜西溟。也许是太有性格，总持一副很“牛气”的样子，没有规矩，不讲礼节，散漫得很，别人或以为太过孤傲，可在容若看来，则是一种率真的表现；姜性格激烈，眼里容不得“沙子”，便是事关高爵显位者，一样照骂不误，别人或以为太过张狂，可容若却觉得他是疾恶如仇；姜也是容易激动的人，有时议论起世事来，更是慷慨激昂，脸红脖子粗的，容若不以为怪，甚至还会鼓掌叫好。容若只所以欣赏朋友“未肯因人热”的“丈夫气概”，除却惺惺相惜的性情相投外，更多是缘于他对生命感悟的透彻。正如他在词中写道：“失意每多如意少，终古几人称屈。须知道福因才折。” 看透了生，弄懂了命，人生不但平添了几份洒脱，友情也自然提纯了不少，浓厚了许多。
而最能说明容若对待朋友至真至诚态度的，莫过于他和好友顾贞观的友情。顾贞观是江苏无锡人，他的曾祖顾宪成是晚明东林党人的领袖，可谓真正的书香门第。顾贞观的个人才情和文化素养也自然与众不同，是当时很有名气的江南文士。康熙十五年，容若二十二岁，顾贞观四十岁。这一年的三月，容若高中二甲第七名进士，正是意气风发之时。也正是这一年的春夏间，这对意气相投的忘年交朋友初次见面。或许是气质的相互吸引，或许是才情的彼此契合，两人第一次相见，便有“一见即恨识余之晚”之感，相见甚欢，相谈甚多，彼此引为知己。在容若写给顾贞观的《金缕曲》中，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词曰：
“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有酒惟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不信道、竟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拭尽英雄泪。君不见，月如水。 共君此夜须沉醉。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寻思起、从头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后身缘、恐结他生里。然诺重，君须记。”
一生一世的朋友还不够，还要在来生里继续结交下去，这样的友谊诚是太浓，这样的友情诚是太重。性笃于情的容若，就这样把文士的风雅融进性命，将知己的朋友化入肺腑。难得的是，顾贞观也是一位侠肝义胆，能为朋友付诸一切的性情中人。也是他和容若认识的这一年，顾贞观千里超超来到京城的目的，不是为了考取功名，也并非走亲访友，而是为解救他的一位叫吴兆骞（汉槎）的朋友而辛苦奔走。也许，他和相国公子纳兰容若的结识，也多少含有一些这样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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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为吴兆骞的至交好友，顾贞观同样感到无能为力，可为了一个满载朋友之情的“义”字，也为了一个重负生命之托的“诺”字，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倾尽全力营救。到他认识容若的那一年，奔波已近二十个年头。然而，营救又谈何容易呢？敏感如斯的政治案件，又是先皇钦定，且不说当时还无官无职的容若，便是皇上的重臣明珠，对此也要细细掂量。这些顾贞观不可能不明白，为此，自认识容若的多半年间，顾贞观一直没有向容若提及此事。直到那年冬天，一个天寒地冻，冰雪连天的日子，想到远在宁古塔备受煎熬的好友吴汉槎，近乎绝望的顾贞观以词代书，填写了至今脍炙人口的两首《金缕曲》：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茫茫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扎，君怀袖。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只看杜陵穷瘦。曾不减夜郎僝僽。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兄生辛未我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不久，这两首词由顾贞观有意示之容若，其意不言自明。容若看到后大受感动， “为泣下数行”，对于这种可与“河梁生别之诗，山阳死友之传”的生死之交相媲美的伟大友谊，容若深为触动，他承诺用十年的时间，“以身任之”，不用顾贞观再去叮嘱。然而，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呢？顾贞观恳求以五年为期。容若答应了。 此后的五年时间里，容若一方面动用老爹太傅明珠的政治关系和影响，一方面利用身为皇帝侍卫身份之便，“曲为容纳”，“阴为调护”，忍辱负重，小心翼翼寻找一切机会为其求情。在这个过程中，容若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心理煎熬，不但打破了“不肯轻与人谋”的处事原则，还要忍受朝YE旁观者、好事者的“群吠”攻击，顾贞观深深懂得这一点，在日后写给容若的讣词中，回忆此事，便感叹容若“此其知我之独深，亦为我之最苦”。好在是，苦心人，天不负，所有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康熙二十年，在重重友情的庇护下，借“dang禁初宽大气伸”春风之便，历尽北国凄风苦雨的吴兆骞，终于有了“万里冰霜匹马还”这样一个亦悲亦喜的人生结局。 塞外的风霜容易催人老去，入关归来的吴汉槎，早已不是当年的翩翩公子，五十多岁的人已是沧桑不堪。一番应酬，几行清泪，短暂的相逢喜悦之后，吴汉槎必然要面对困窘的现实。一无所有的他，拖家带口，纵是满腹才华，却因为尴尬的身份而无以生计。此时的容若及时出面，将其聘为其弟揆叙的家庭教师，适时维护了这位文人朋友的自尊和体面。然而好景不长，两年后，心神俱疲的吴汉槎就匆匆病逝。此时的容若，又挺身而出，为其料理事后事，并“恤存孤稚”，对吴家的孤儿寡母做了细心的抚恤安排。就朋友的情义而言，容若真是做到了“生馆死殡”的道德圆满和仁义极致。他的义举，不但受到世人高度赞赏，容若自己也很满意，引为生平最得意之事，正如他在词中坦然写道：“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闲事。” | |
而“以风雅为性命，以朋友为肺俯”的容若，演绎的友谊，除却浩荡的情义外，还“附会”着许多诗情画意来。当初，顾贞观来京，他特地筑一间茅屋供其居住，以圆朋友一个诗意栖居的文士之梦。想想看，或是月明星稀的渌水亭畔，或是清风徐徐的合欢树下，他与朋友赏花观荷，酬赠唱合，那是何等潇洒的意境。在这样纯净的氛围中，滋意的是诗意的风流快活，怒放的是美丽的友谊花朵。以容若赠酬的诗词判断，在今人看来，容若对朋友的情义，太过“真”，太过“痴”，甚至有“缠绵”之嫌。这只能算是我们时代的悲哀。我们的心灵太过污浊，已经无法承载他那样水晶般质地的友情。 那种诗意的纯真，那般浓郁的友情，我们无福消受，甚至已经不懂欣赏了。
康熙二十四年暮春，走到生命尽头的容若，依然抱病与好友一聚，一醉，一咏三叹，然后一病不起，飘然离开人世。以这样凄美的结局谢幕，容若应是无憾了。闻听容若去世的恶噩耗，“哭之者皆出涕”，哭得这般动容，皆是缘于他对朋友的情深义重，而“为哀挽之词者数十百人，有生平未识面者”，悼念阵容又是如此可观，皆是因为他那光灿灿的人格魅力。英年早逝的容若，留给世人太多的哀伤和无尽的惋惜。而在朋友当中，最伤最痛的当是他的挚友顾贞观。就在容若去世的第二年，顾贞观便黯然离开容若为他盖的茅屋，归隐故乡，并发誓“不复拈长短句”。在他看来，词坛唱和，容若是他唯一的知己，谁也不能替代。五年后，他再次返京，特地拜看好友容若之墓，以寄思念之情。就在容若去世的第六个年头，他的师友徐乾学亲自为他编撰的《通志棠集》得以刊行，也是这一年，他的好友张纯修为他刻印了《饮水词集》。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部书集，都经顾贞观的亲自点校阅定。生前，他为朋友做了太多的事，死后，朋友合力为他做点事情，也许是对他最好的纪念吧。
四、一生一代一双人-----纳兰容若的爱情传奇
容若是个不折不扣的情种。
他的一生，虽也有三房四妾，可情独专“首席”元配夫人卢氏。
卢氏生于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年）十月初五，小容若两岁多，出生在满清福地沈阳。她的父亲卢兴祖是汉军镶白旗人，因文才武略而重用，官至两广总督、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出身这样的名门，自小受的是“传唯礼义”，“训有诗书”的文化熏陶，加上满汉文化的交融浸淫，使得卢氏“贞气天情，恭容礼典”，自是一派大家闺秀的风范。十八岁那年，这位“生而婉娈，性本端庄”的美佳人，嫁到明珠府，做了同样“貌姣好”的容若的妻子。无论门第、教养而言，还是年龄、相貌而论，两人喜接连理，都可谓“珠联璧合”。
身为纳兰家族大少爷的少奶奶，卢氏深知角色重要，责任重大。不过，聪明的她自有一套创造和谐家庭的“夫人之法”：对公婆克尽孝道，对丈夫举案齐眉，对小叔照顾有加，便是洗浆衣裳，编织帽袜等琐碎家务小事，她也都勤慎躬行，算得上“上得厅堂，下了厨房”的完美型家庭主妇。拥有这样的贤妻，身为丈夫的容若省心许多，心情当然也格外舒畅。卢氏不但美慧温柔，明晓事理，更难得的是，她在心灵上和容若“高水流水”般共鸣，自是难觅的知音，正所谓“抗情尘表，则视若浮云，抚操闺中，则志承流水”。
虽说卢氏不具备文学细胞，“素未工诗”，不能与容若唱和，但绝不能说她没文化。在容若词作中，曾两次用了李清照“赌书泼茶”的典故，如“手翦银灯自泼茶”和“赌书消得泼茶香”句，便足以说明她是一位解诗情，识风雅的“知性女子”。才子配人佳人，这对年轻的小夫妻自然是非常恩爱，或是“花径里，戏捉迷藏，曾惹下萧萧井梧叶”，或是“记巡檐花罢，共梅枝，还向烛花影里，催教看，燕蜡鸡然”，温馨而浪漫。两人的世界里，天地浪漫，风月无边,实在是羡煞人也。
然而，像花儿一样的“幸福”还不足三年，就突然被命运无情地中断。康熙十六年五月，在一个“寒更雨歇，葬花天气”，卢氏因难产而香消玉殒，撒手人寰。对于刚刚二十三岁的容若而言，和自己最最亲爱的人儿经历一场突然而止的生死之别，实是一种莫大的震撼和刺激。
和卢氏的三年，应是容若最幸福、最快乐，也是最轻松的三年。那时的容若风华正茂，结婚第二年，便中了进士，也正是春风得意之时。直到卢氏去世之时，皇上还没有给容若安排工作，所以“无官一身轻”的容若赋闲在家，和娇妻朝夕相伴，吟诗作画，卿卿我我，实在是恩爱得紧。然而，在无情的命运面前，“不信鸳鸯头不白”的海誓山盟，轻飘飘得像一个笑话。
富贵又如何？挽不住生命，美丽又如何？等不得未来，年轻又如何？止不住病魔。一切的一切，都在命运之神的随意“拔弄”间，全部化作云烟。“瞬息浮生，薄命如斯”的惨淡现实，是年轻的容若无法承受的“生命之轻”，他倒是愿意相信那只是一场噩梦罢了。便是在双林寺给亡妻守灵时，他仍难以接受卢氏已去的事实：
挑灯坐，坐久忆年时。薄雾笼花娇欲泣，夜深微月下杨枝。催道太眠迟。
憔悴去，此恨有谁知，天上人间俱伥望，经声佛火两凄迷，未梦已先疑。
对于痴情的容若来讲，最大的痛苦正是“情在不能醒”。此后的岁月中，或是“满砌落花红冷”时，或在“黄叶青苔归路”上，或在“纤月黄昏庭院”中，他总是陷在无穷无尽的“幽梦”中，和卢氏魂来神往，不可自拔。“当时只道是寻常”的恩爱点滴：或是“绣榻闲时，并吹戏雨；雕阑曲处，同倚斜阳”的缠绵，或是“戏将莲菂抛池里，种出莲花是并头”的浪漫，或是“半月前头扶病，翦刀声犹共银釭”的柔情，被他一遍遍追忆，情到浓时，竟会痴得自言自语。正如他在《寻芳草?萧寺记梦》里喃喃道：“客夜怎生过？梦相伴，倚窗吟和。薄嗔佯笑道，若不是恁凄凉，肯来么？”
心死如灰的容若，漠观春花，遥望秋月，满腹悲苦，一心凄凉，谁解他的心事，又有谁来慰藉他的忧伤？容若还在人世，玉人已上天堂。人间天上，生死相隔，纵是不甘尘缘未断，也只能“两处鸳鸯各自凉”。
容若的作品中，那些意浓情长的悼亡词作，占有很大的比例，至今读起来，依然是“一种凄婉处，令人不能卒读”。由此可想见容若当初的心境又是何等感伤，梦再真，梦再好，也终归是梦，到头来也只是“赢得更深哭一场”。
“一日夫妻百日恩”，三年的婚姻生活，虽说不长，可已经积攒了足够的“感情”份量。容若对于卢氏的痴情，除却“初恋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心理因素外，更在于他认为只有卢氏真正懂他，可谓“知己之恨尤深”。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续娶官氏，还拥有侧室颜氏、沈宛等，却依然不快乐的重要原因。
在卢氏去世的三年后，或者迫于家庭压力等各方面因素，已是“心灰尽，有发未全僧”的容若，只好又续娶了官氏。如果说卢氏出自“名门”。那么官氏就是出自“豪门”了。她是满清八大贵族的第一望族——瓜尔佳氏的后人，其曾祖父直义公费英东，性格忠直，作战勇敢，是清朝的开国元勋，努尔哈赤最为依重的五大臣之一；其祖父图赖，父亲朴尔普，也都是被封为一等公。出生在这样“奕世簪缨，贵盛其比”的大贵族家庭，官氏的“贵气”肯定不缺，身为满族女子，又是武将的后代，可能还有几份“霸气”和“豪气”，虽不敢说没教养，没文化，但肯定不是和卢氏一般娇柔贤慧的淑女模样。想来这样的女子，容若也无法喜欢起来。
可不管容若喜欢不喜欢，官氏尊贵的身份和其码的地位还是应该有的。说来也奇怪，这位堂堂正正的“二夫人”却在纳兰家族的祖茔里遍寻不到有关她的墓碑。更让人费解的是，容若墓前由徐乾学所做的《皇清通议大夫一等侍卫佐领纳兰君墓志铭》（今存首都博物馆）刻石上，介绍“继室官氏，光禄大夫少保一等公朴尔普女”句时，石上“朴尔普”三字被人凿去，字痕模糊。而在徐乾学后来所修订的《通志堂集》中，刊刻此段铭文，也仅有“继室官氏，某官某之女”寥寥数字。如此隐晦的手段，有专家猜测是官氏的父亲“或曾获罪朝廷．墓铭遂剜去其名姓”。不过，稽诸史实，朴尔普并无罪愆，且去世远至康熙五十年之后，可见“因罪讳名”的说法并不成立。那么，根据合理的猜想，这位历史面目模糊的官氏，可能在嫁给容若后，夫妻关系并不融洽。在容若的诗词，也似有暗指，譬如《点绛唇》中有“一种蛾眉，下弦不似初弦好”句。再者，两人结婚四年，却没有子嗣（相对比的是，无论卢氏，还是其他侧室，皆有容若的骨肉），也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容若去世后，倍受冷落的官氏，一无夫妻恩情，二无子女牵挂，三来估计也有娘家撑腰，自是一走了之，另嫁他人。另作他人妇的官氏自然不可能下葬纳兰家坟。无论如何，对于明珠和朴尔普两家而言，官氏改嫁都是一件尴尬的事。既然如此，那么“模糊”容若墓志铭上有关介绍，也在情理之中。
至此，我们也就应该更好理解为何在卢氏去世五六年后，容若还要频繁回忆她的好。寂寞的容若恨不得卢氏“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他对卢氏的怀念，或许有放大之嫌，可这种“放大”，更多缘于前夫人（卢氏）和此夫人（官氏）的差距之大。容若的狂傲一面，寡欢一面，敏感一面，恐怕在官氏看来是极其不理解的，她的“红袖翠巾”，自然也不可能搭到容若的肩上。可怜的容若也只好“青衫湿遍，凭伊慰我，忍便相忘”。觅不得知音的共鸣，无奈又绝望的容若，自是“料也觉、人间无味”。现实的情感困境和夫妻尴尬，使得容若有爱说不得，有苦诉不得，也就愈发怀念从前与卢氏相处的美丽时光。
对容若来讲，卢氏就是他的“唯一”，正如他在词中郁郁唱道：“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也许“悲情”就是上天给他定好的命运基调，命运的偶然，悲剧的巧合，令人怀疑那是一场精心预谋的“天杀”或“自杀”。
就在卢氏去世八年之后，同样是在一个同月同日的“葬花天气”（阴历五月三十日），他和卢氏一样，以同样突然，同样匆匆的方式离开人世。这样的结局，还真是应了他在卢氏忌日写的《金缕曲》中的那一句：“待结个、他生知已。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清泪尽，纸灰起。”
可是，上天觉得这样的悲剧还不够深刻，它要让悲情的容若背负更多的“情感伤痕”，以此嘲笑人类的渺小和脆弱。就在容若三十岁那年，已做了七年御前侍卫的他，正处在人生底谷期，经历着事业上“七年之痒”的煎熬。漫长的七年时间里，堂堂一名进士，干着不外乎入值、扈驾、养马等高强度、低智力的体力活，自然与他的理想相差甚远。“壮志隳尽”的容若，心神俱疲，加上二次婚姻又不幸福，便想“晰觅个柔乡避”，“自隐于醇酒美人”，求得一醉。
容若死后，待沈宛产下遗腹子后，纳兰相府或客气，或不客气地将其“请回”江南。那个叫富森的遗腹子，倒是名正言顺，归入纳兰家族的族谱，并得以善终。在他七十年的时候，还被乾隆邀请参加了太上皇所设的“千叟宴”。至于他的母亲，纳兰家族却绝口不提，好像富森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般。
这位苦情的女子，返回江南后，集于对容若止不住的思念，写下了不少悼亡之作，其文采“丰神不减夫婿”。纵是在文坛上留得几许词名，纵是在史学上留下不少佳话，可这位弱女子后半生的安乐和幸福，谁曾关注？谁又会在乎？在浮尘中奋力挣扎的她，心里很是明白：“无穷幽怨类啼鹃。总教多血泪，亦徒然”。好在是，她和容若曾经认认真真的爱过，心底里还存留一份暖暖的回忆，可以让她在太过潮冷的夜晚，可以借梦的翅膀，回到从前，回到容若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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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若死后，待沈宛产下遗腹子后，纳兰相府或客气，或不客气地将其“请回”江南。那个叫富森的遗腹子，倒是名正言顺，归入纳兰家族的族谱，并得以善终。在他七十年的时候，还被乾隆邀请参加了太上皇所设的“千叟宴”。至于他的母亲，纳兰家族却绝口不提，好像富森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般。
这位苦情的女子，返回江南后，集于对容若止不住的思念，写下了不少悼亡之作，其文采“丰神不减夫婿”。纵是在文坛上留得几许词名，纵是在史学上留下不少佳话，可这位弱女子后半生的安乐和幸福，谁曾关注？谁又会在乎？在浮尘中奋力挣扎的她，心里很是明白：“无穷幽怨类啼鹃。总教多血泪，亦徒然”。好在是，她和容若曾经认认真真的爱过，心底里还存留一份暖暖的回忆，可以让她在太过潮冷的夜晚，可以借梦的翅膀，回到从前，回到容若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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