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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央嘉措写作情歌真伪辨(下)—蓝国华

(2010-07-21 23:36:33) 下一个

作者: 蓝国华

     二、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西藏的政治环境看情歌写作的可能性

     从目前的一些史料记载来看,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西藏,实际上正处于一个大变动时期。仅从五世达赖脱缁之后桑结嘉措匿丧不报这段史实的记载,就可以看出当时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实际上自1634年五世达赖喇嘛的亲信索南群培和前藏封建领主吉雪第巴措吉多杰会同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研究决定遣使前往天山南麓向固始汗求援开始,直至固始汗率兵击败藏巴汗,与五世达赖喇嘛结成政治联盟,双方一直是政治上相互利用的关系,并在政治力量上相互制衡。一方面,虽然五世达赖借助固始汗的军事力量打败了藏巴汗,但是,他并不希望固始汗的势力一直在西藏存在;另一方面,虽然固始汗帮助五世达赖打败了藏巴汗,但是,他也并不想就此罢手,而是希望一直统治西藏。因此,无论是在双方建立政治联盟的初期,还是直至这种联盟关系的破裂,双方之间关于权利的斗争一直未曾间断。只是由于五世达赖的个人威望及固始汗对五世达赖的崇敬,双方才没有将矛盾激化。

     但是,在固始汗及五世达赖相继死后,双方的冲突便开始逐渐公开化,而且愈演愈烈。在达赖五世的晚年,和硕特部固始汗子孙与达赖五世之间的争权迹象就已经十分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任命桑结嘉措为第巴的斗争上。而进入17世纪后期,由于固始汗和五世达赖的相继去世,西藏地区及青海、康区的政治力量均衡被打破,特别是1682年五世达赖去世之后,这种力量的失衡更为明显地表露出来。早就不甘心受制于和硕特蒙古汗王统治的西藏僧俗贵族,此时在桑结嘉措的带领下,与蒙古汗王之间的权利之争愈加激烈。1701年达赖汗死后,其子拉藏汗于1703年继承汗位。拉藏汗与其父的软弱不同,从一开始便采取了强硬手段,使得他与第巴·桑结嘉措的关系日益恶化。可以说事态发展到这一步,以第巴·桑结嘉措为首的西藏地方僧俗贵族势力与以拉藏汗为首的和硕特蒙古汗王势力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而1682年五世达赖的去世又恰逢西藏与达拉克之间的战争,因此,桑结嘉措铤而走险,对五世达赖的死采取了密不发丧的举措。

     学者对此段史实的看法各有不同,但综合起来看,王森先生的观点较为确实,他说:“第一、当时拉萨和达拉克的战事尚未结束,宣布五世达赖之死,会影响战争结局。第二、当时达赖汗的弟兄甘丹才旺,身为统帅,拥兵在外,声威正旺。宣布五世达赖之死,则桑结嘉措个人,势必恢复他的名实相符的职位——第巴,而完全听命于达赖汗,如此则实权将归于蒙人之手,对于自五世达赖晚年即已进行的在卫藏内部加强黄教统治地位的种种措施可能中途而废。第三、固始汗的子孙一直有与五世达赖争夺卫藏内部行政权利的迹象,只因五世达赖个人受清朝大力支持,他又是固始汗本人所敬重的人物,而历任第巴又都是听从五世达赖指挥的人,固始汗的子孙才无可如何,听凭达赖操纵。当时准噶尔噶尔丹势力方盛,而他又与五世达赖有师徒关系,与桑结嘉措是同学,他们相互要结,桑结嘉措曾利用他来钳制和硕特部拉藏汗王,但如宣布五世达赖已死,则噶尔丹可能不再受桑结嘉措的利用。”⑦至于桑结嘉措与噶尔丹“勾结”,从当时的政治斗争背景来看,在一定程度上是想借助噶尔丹的军事势力以达到驱逐和硕特部、争取统治权的目的。1691年,桑结嘉措假借五世达赖的名义,为自己乞请清帝册封,其用意也是在于想借清廷的威信来与拉藏汗抗衡。但是,清廷给予桑结嘉措的封号,只限于让他辅助代理达赖掌管宗教,弘扬佛法。这样,桑结嘉措想借清廷的支持来压倒拉藏汗的愿望并未实现。既然如此,桑结嘉措便转而联络噶尔丹以击败拉藏汗的势力。他当时所缺的是军事实力,而旧好噶尔丹的强大兵力,正好可以用来牵制对付拉藏汗的和硕特部。⑧这也是为何后来桑结嘉措一直明里和暗中帮助噶尔丹的原因。而桑结嘉措这种做法恰恰忽视了当时清廷强大的实力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以致后来,清廷剿灭噶尔丹之后问罪于他,造成政治上孤立无援、异常被动,终被拉藏汗所杀的失败局面。

至于桑结嘉措与拉藏汗交恶,并最终导致兵戎相见、兵败被杀的导火索,有学者认为是因为1705年桑结嘉措买通拉藏汗的内侍,企图暗杀拉藏汗及其主要大臣,但事情败露所致;也有认为是由于拉藏汗的王妃才旺甲茂在拉萨行为粗暴,被桑结嘉措的部属驱逐到藏北,并要拉藏汗与她一同返回青海,由此激怒了拉藏汗所致;另有人认为是在1705年正月拉萨举行的大祈愿法会上,拉藏汗的家臣借故杀了桑结嘉措的几名亲信所致。⑨在这里,我们不管桑结嘉措与拉藏汗到底是怎样引发冲突的,也不管桑结嘉措与噶尔丹“勾结”的动机如何,总之,从以上的叙述来看,当时西藏的政治斗争的确是十分激烈的。而我们的仓央嘉措正是处于西藏历史上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多事之秋。围绕着他本人是否是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的争论,自他被迎至拉萨坐床开始,就一直没有停过。

     首先,“策旺奏第巴奸谲,及所立新达赖之伪”,其奏书曰:“藏中旧例,以能掌教者传之,掌教自宗门以来,普通菩萨、海潮大士无不如是。达赖圆寂之后,第巴匿之不宣,舍正传之圣徒班禅,而自尊其身,别奉红教喇嘛,谓即达赖化身,诈传法旨,扰乱诸部,此青海诸台吉所共知,请明正其罪。”《圣武记》亦载:“拉藏汗嗣爵后,以议立新达赖喇嘛,故与第巴交恶,至是奏废第巴所立假达赖”。⑩其后,康熙与和硕特首领拉藏汗、准噶尔首领策旺阿刺布坦等也同时宣布,不承认仓央嘉措是五世达赖的转世,不承认他是六世达赖喇嘛。在桑结嘉措“匿丧不发”事败之初,康熙曾致书严饬,并说:“不然,数者或缺其一,朕必问尔诡诈欺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助噶尔丹之罪,发云南、四川、陕西等处大兵,如破噶尔丹之例,或朕亲行讨尔,或遣诸王大臣讨尔。尔向对朕使言四厄鲁特为尔护法之主,尔其召四厄鲁特助尔,朕将观其如何助尔也。”〔11〕直至其后,桑结嘉措实情以告,康熙才未作追究,并应允代为掩饰。《清实录》记载主事保住以第巴疏呈奏,上以示议政大臣时说:“因朕遣主事保住严颁谕旨,第巴悚惧,悉遵朕谕,奏词甚恭,畏罪矢誓,此亦敬谨之至矣。”可见,当时的清廷对于第巴,只不过要其悉遵上谕、无为噶尔丹助便可。对于其所立达赖喇嘛是否真实,并不在意。只是其后使者达尔汗厄木齐阻止策旺阿喇布坦追剿噶尔丹余部,及桑结嘉措“谕青海首领,俱于正月二十八日在察罕托落海地方会盟缮修器械”的事情被康熙知道后,才导致清廷将达赖去世一事宣示于众。由此亦可见,达赖喇嘛的真伪问题并不是清廷所真正关心的,清廷真正关注的是是否有影响中央王朝权利的事情。这从桑结嘉措死后,仓央嘉措被“诏献执京师”一事中也可以得到证明。《东华录》载:

     十月,谕大学士等:“前遣护军通领席住等擒假达赖喇嘛及第巴妻子时,诸皇子及诸大臣俱言,一假达赖喇嘛,擒之何为?朕意以众蒙古俱倾心归向达赖喇嘛,此虽系假达赖喇嘛,而有达赖喇嘛之名,众蒙古皆服之,倘不以朝命前往擒之,若为策旺阿拉布坦迎去,则西域蒙古皆向策旺阿拉布坦矣,故特遣席住迎去。席住方到其地,果有策旺阿拉布坦令人来迎。”〔12〕

     虽然,仓央嘉措作为转世灵童的真伪与否,对于清廷并不重要,但是对于以拉藏汗为代表的和硕特蒙古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众所周知,达赖喇嘛在西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达赖喇嘛的选立关系到西藏政教大权的归向,因此,作为直接在西藏实行统治的拉藏汗和桑结嘉措都希望新的达赖喇嘛是自己的支持者。但是,由于桑结嘉措长期“匿不发丧”,且事先秘密选定了仓央嘉措作为转世灵童,因此,这对于拉藏汗的统治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威胁。而要除掉这个威胁就必须重新选定转世灵童;要想重新选定转世灵童,就必须废除现任达赖喇嘛的仓央嘉措,但是要废掉一个现任的达赖喇嘛,没有充足的理由和借口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因此,不管仓央嘉措是否真的是风流浪荡,总之,这都是拉藏汗实现政治目的的一个最好借口。这正如有学者说:“拉藏汗这种计策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无非是借仓央嘉措的题目,做第巴·桑结嘉措的文章,借指仓央嘉措放荡,达到搞垮第巴·桑结嘉措的目的。”〔13〕而拉藏汗要想达到搞臭仓央嘉措的名声和搞垮桑结嘉措的统治,最有效、最便易、也是最可行的第一步便是借助舆论工具,造成公众影响。这也就是所谓仓央嘉措情歌最终出笼的原因和真实情况。

出于种种目的,时人或后人借揭露个人的生活隐私或歌谣的形式来搞垮自己的政敌,这在中外政治斗争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如中国古代的许多谶纬之作,后世的李闯王歌、“戊戌变法”前后的《孔子改制考》及目前各国政坛爆发的一些绯闻等,都是这方面的佐例。在藏族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事例。如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的一段时间内,俗官龙夏为了谋害他的政敌贡培,便是通过披露贡培隐私的手段而取得了僧侣阶层的积极支持的。戈尔斯坦先生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拉萨“街谣”》一文中就指出:“街谣在体现着西藏地方政权体系特征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声望的残酷角逐中,还是一种巧妙的竞争策略。主要的角逐对手利用街谣,向公众揭发对方的隐私,有时为了某种目的,也企图用街谣嫁祸于竞争对手”。〔14〕文中还举了同样是六言三顿体形式的例子作为说明。如:

     山羊自示清高,
     胡子伸给老虎,
     老虎不顾羞耻,
     猝然吃掉山羊。

     起初说他是佛法之敌,
     然后又叫他外国佬。
     看到了英国洋钱,
     就叫他老爷“萨黑”。(英语sir的藏族译音)

     可见,六言三顿体形式的歌谣,在仓央嘉措之后的西藏,已广泛用在民间的讽刺作品之中。

     综上所述,情歌作为仓央嘉措所作,存在着许多难以解释的疑点。结合仓央嘉措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斗争的情况来看,很显然,仓央嘉措情歌包括仓央嘉措本人的生活悲剧,都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产物。仓央嘉措情歌是拉藏汗出于政治需要而炮制出来的对于仓央嘉措的污蔑。从根本上说,仓央嘉措情歌不是文化衍生的自然产物,而是政治斗争需要而伪托的人为产物。至于情歌发展演变到现在出现那么多的版本和诗篇难以记数的现象,也不难理解,其中以讹传讹者有之,后人伪托者有之,本属民歌而归为仓央嘉措情歌者亦有之。

     (附识:笔者写作此文时得益于尊珠朗吉先生的指教,特此鸣谢)〔责任编辑   李登贵〕

注释:
①于道泉、王振华、庄晶对于情歌真伪的论述可参见黄颢、吴碧云编《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佟锦华先生的论述可见其著《藏族文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46页。
②庄晶:《仓央嘉措初探》,转载于黄颢、吴碧云编《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64、65页。原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③葛桑喇:《一个宗教叛逆者的心声——略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及其情歌》,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④王振华:《仓央嘉措和他的情歌》,转载于黄颢、吴碧云编《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第456页。原载于《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⑤于乃昌:《西藏审美文化》,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253、254页。书中还说:“诗人还曾在这里用鼻血绘制一幅‘唐嘎’自画像。诗人与宰羊人巴朱女儿交友,当时即有非议,诗人则以诗驳斥:‘骨头再白也不能熬羔汤,不管怎样的骨头都要送天葬场;只要活得幸福如意,死后老鹰不吃也无妨。’”
⑥龙魔在此处应指女方的家长。与此类似的情歌还见于庄晶、开斗山翻译整理的《藏族情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92页:“看着那棵美丽的苹果树,真想摘个苹果扔到口中,不管守在树后的青龙,是凶还是不凶。”及第94页的“看到那红艳艳的石榴,很想将它摘下,只是石榴后的龙王,实在是使我害怕”。
⑦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190页。
⑧伊薇、卓玛:《对第巴·桑结嘉措历史功过之管见》,载《西藏研究》(汉文版)1987年第1期,第68~73页。
⑨见《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辑西藏研究丛刊之九:《清实录藏族史料》第1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1、142页。
⑩〔清〕魏源:《圣武记》卷五,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4页。
〔11〕同注⑨,第142页。
〔12〕〔清〕蒋良骐:《东华录》卷20,中华书局1980年4月版,第328页。
〔13〕同注③,第45页。
〔14〕戈尔斯坦著、谢继胜译:《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拉萨“街谣”》,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一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版,第354~369页。
    

载于:西藏研究 2002年第三期蓝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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