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喜欢穿黑鞋白袜,直到有一天有人告诉我这是一种不和谐的搭配。
那是八八年留洋到加拿大的第二天, 夏日午后的阳光辣辣地照在身上,在往校园跑的一路上,我将薄薄的白衬衣褪下后挂在花裙子细细的腰带上,汗珠隐隐地渗透了上半身丝质小圆领衫, 花布裙下，那包裹在白色短袜里的双脚，用力地蹭着黑色半高跟牛皮鞋,鞋跟底下的小三角钉咚咚地敲打着校园里的水泥路,回应着我自信的步伐。在学校注册后,我开始了在北美的新生活。回家的时候我在街口碰上了邻居雅安，她是我所住的这条街上除我之外唯一的中国学生，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夸我的裙子漂亮，临走时却犹豫地挨近我耳边，轻语道：“不好意思地说一句啦,你的白袜配黑鞋……这里很少有这种穿法。” 白袜配黑鞋又咋啦？ 我脸上的笑容不自觉地淡了下来,心里有点不服气，也没问雅安个究竟。
夜晚，静躺在床上，透过白色的纱帘望明月，淡淡的乡愁搁在心里头。或许是雅安的话，让我想起外婆为我做第一对黑布鞋的情景。那年冬天我才六岁，母亲去了五七干校，我用棉被裹着身子，抱着暖暖的铜烫婆子，坐在床上看连环画，外婆在昏暗的灯光下，以长针引着粗线扎鞋底，她那套着银质顶针箍的手指，纤细而优美地在空中舞动着，时而轻轻停顿在梳得整齐的头发上，想必是为了沾上点银发上的刨花油, 在她用力将针推进鞋底的时候，弯弯的细眉，微微扭曲两下，时而带出她嘴边轻轻的呻吟，亦或是心里默默的惆怅。一连好多天，外婆每晚穿针引线，那天,当她用巧手将黑色的鞋面镶在白色的鞋底上后，她在针线盒里仔细地挑出两颗白色的小白兔纽扣按在鞋侧，然后慈祥地含笑扶着我的手，让我穿着白袜的小脚慢慢探进去，用搭襻勾上，立刻我在房间里高兴地来回跑着,而外婆却又收敛起笑容，坐回到她那破旧的高背藤椅里，缝着自己那双补了很多次的白纱袜，她那对变了型的小脚缩在尖头的黑布鞋里,是那样的可怜……
第二天,走进大学的校园里,我开始留意女同学们的装束,她们大都穿得很随便,运动衫牛仔裤加跑鞋，和男孩的装扮不分上下，几乎失去了女性的优美。有些时髦的打扮从我的审美观来看简直不堪入目,一些女孩穿着短上衣,露出肚脐眼,有的还在上面戴个环，另一些女孩将长长的内衣露在短小的外套下,更有人干脆将内衣外穿,充分反映出她们反传统的个性。欧洲血统的女孩，有几个讲究穿着的，着实给人留下独特的美感,紧身短小的衣着，柔和的颜色似含苞的花瓣，象是裹不住充满青春活力的体态沁出的芬芳。我特别留意了她们的袜子，除了我看不到的被拖地长裤盖住的短袜，大部分是各式裙下的连裤袜，除了透明的，许多是朦胧带有与鞋子或裙子相近颜色的，有一种自然和谐的美,这与我在童年时常看到的鲜明的黑白红色相差甚远。
难忘我读小学时的一天,放学后脖子上挂着钥匙一蹦一跳往家跑,在弄堂口见很多人围聚着,便猫着身子拨开人群往里钻。近前地上有一草席,显然覆盖着一具尸体，仅有一对穿白袜黑鞋的脚露在破烂的席子外, 慌张的人群议论纷纷,我只听到身后的两个婆婆悄悄地对话, 说他是被扫地出门,家里人和他划清了界限,又说他从里委会的会议室跳楼死的。我没敢问,草席下殷殷流出的鲜血伴着一股令人窒息的腥味向我袭来,我恐惧地拨开人群往家里跑，跪在抽水马桶前，呕出了小小心灵里难以承受的一切。黄昏，我用黑铅笔在白纸上做功课的时候,就联想到“划清界限这几个字,那对露在草席外的黑鞋白袜,一直在我眼前晃,让我恐怖得在阴森的屋里颤抖,我忙点亮灯,期盼父母快点回来。晚餐桌上，我从父母的交谈中知道,那跳楼的是里弄里扫地的画家老头,母亲不准我发问，我用饭团堵住口，却无法下咽到早已麻木了的胃，那老画家的脸在我脑海里翻腾着难以挥去, 就是他，曾经在弄堂口的墙上，大力地用刷帚将鲜红的油漆遮盖住斑驳的黑色标语,而今他死时,涂在地上的鲜血，仿佛又在重复着他生前所做过的事。
在加国的课堂里,学生听课和讨论的时间各占一半,这和国内的教育有很大的差别。 第一次进课堂,发现课桌椅不是向着黑板排列成行,而是围成圆圈的。教授站在我们中间,少有中国大学讲台上老师那种高高在上的威严，他给予我们清楚的目标，让我们自由地探索；他启发我们独立的思考，最后会为我们集体的答案拍手叫好。有时侯,我们学生竟然为一个题目围攻教授各抒己见,最终他不是将自己的答案用白字写在黑板上迫使我们接受, 而往往他会采纳我们的方案，修改他的讲章，在校外灰色砖瓦砌成的咖啡馆里，和我们一同找到讨论的结果,让我们懂得科学里绝对的东西,在人的思想交流上的相对性,从而学生和老师在校内外成了忘年的朋友。暑假实习之前,我去一间大公司面试,坐在大楼的门厅里等待的时候,我的心情有点紧张。举目凝视着墙上一幅抽象画,白色的画布被极其锋利的黑色道道划过,坚硬得无从妥协, 让人望而生畏，然而有一组银灰色的圆点,从背景深处由远至近缓缓地跳动到画前来,这种柔和的立体动感，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安慰着我，让我的心松弛了下来。以后实习的日子里,每当我踏入电梯后转身迎接新的一天时，在电梯门关闭的一瞬间,我总会匆匆一瞥这幅画，提醒自己: 对事要认真,待人要温和.
在加国以后的日子里,我还是喜欢白袜和黑鞋,但偶尔会把他们分开来穿了。我固守着中国传统文化里好多挥之不去的习俗,但也被这里的海外文化潜移默化。尽管我每天习惯成自然地用白米做晚饭,却还是入乡随俗地将午餐改成简单的洋面包，这除了迫于校园的环境和紧凑的作息时间，还因为加拿大是多民族的国家，同学中有土生土长的各种肤色的人，也有从世界各国来的移民和外国学者，大家都以开放的态度互相学习，彼此接纳，我们学校常有各式各样的聚会，每个同学都乐意将自己民族的特色食物带到派对上与人分享。我开始喜欢上了意大利薄饼,法国洋葱面包,印度咖喱鸡,墨西哥辣豆酱。记得有一次我带了一大盘饺子去派对，个个同学都喜欢吃，有个叫依莎贝尔的法国同学，让我教她包饺子，聪明的她很快地学会了，但我忘了告诉她饺子要在水开后放下去，结果，她用凉水煮了一锅菜肉破饺子皮儿汤，我们拥抱着大笑的声音至今还在我耳边回旋，这友情着实令人难以忘怀。海外的教育使我改变了从我母亲血统里遗传下来的那份执着，而这种执着在校园自由的空气里失去了它的必要，让我回望童年发生的事，觉得是如此的荒谬。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母亲在我皮鞋上的坚持: 我上小学的第一天，爱美的母亲让我穿上白色尼龙袜和轧花黑皮鞋,诚然这与我身上的军用书包和红语录包极不相称,又与班上同学的白纱袜黑布鞋相差甚远，母亲还是显出她难得的高兴，牵着我的手，送我进了小学校园。我并不懂得欣赏母亲对我的好，反而为自己在学校因为穿皮鞋，拥有小资情调，不能加入红小兵，而痛恨母亲给我的那双惹眼的黑皮鞋。好不容易等到母亲又一次从干校回家的那天,我要求她买双布鞋给我，可母亲固执地要我穿皮鞋，一反平和的声调，她朝我发了平生第一次让我震惊的无名火。在她失去控制的怒吼里,我模糊地感到，她好似要借我小小的身体，反抗那些迫害她的人；要让我这个尚有生活空间的孩子，替她寻回痛失良久的自由；要用我的幼稚做掩盖，暗暗地声张她的正义……这晚之后,我突然成熟了许多,我醒悟到象母亲那样的大家闺秀终归经不住风雨的洗礼,这或许也是我以后选择逃避，漂流在外的原由。
加拿大万紫千红的秋天是那样的短暂,我刚从黑皮鞋底下揭落红色枫叶的残片，仔细地用黑色鞋油遮盖住鞋上开始陈旧的痕迹，第一场冰雪就无情地渗透了我的鞋，躺在门旁角落里的那对鞋，吐出白呼呼干了的水迹，象是对我投诉后流下的泪痕。我还是没舍得丢下它，圣诞节学校举办交谊舞会,我再将它好好地装扮一番，但这次我并没有配上白袜,尽管我的脑海里有过那么一丝骄傲的意念,亿起当年自己在中国念大学的时候，那双镶上宽花边的白尼龙短袜,在油光闪亮的黑皮鞋上，象蝴蝶般地展开翅膀,在校园里招摇过市。 现在想来，那种自以为成熟的幼稚就象脚底下扬起的尘，飞得很高，却短暂得让人不屑一顾。那晚,我第一次模仿我的洋同学,将一双加厚的黑色连裤袜用力地套在双腿上,在舞场上尽兴地就着黑高跟鞋旋转着，从此我的黑鞋和白袜正式分离了。
圣诞节后返校，在校刊的照片上,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穿黑鞋黑袜的美。哦，我的腿不再被白袜截成两段了，优美的线条在腿上延伸着，我觉得自己是真正成熟了，不仅是眼光，更重要的是心灵。黑鞋和黑袜，这种同色调浑为一体的美,让我终于放下自己习惯了多年的东西,与照片上和我相拥着的各种肤色的同学连成了一体，我深深地陶醉在加拿大多元文化的丰盛中。
可是我的那双黑皮鞋还是滑稽地和我告了别。不久，学校组织汇演,班上推举我演老妇人,我坚决不干,怕从此失去青春美丽的形象。我问了同学,为啥偏偏选我,他们笑着说,我老穿老太婆的鞋！天哪,我这才想起邻居雅安的话,问了个究竟才明白,在加拿大,有搭襻的鞋一般是老人家穿的。我恍然大悟,以开怀的大笑，在丢弃了我以往听不进劝言的骄傲的同时，自嘲地当了同学的面，丢弃了那双虽然热爱过但早已陈旧了的搭襻鞋。以后的日子，我总穿无襻的黑皮鞋,当然也慢慢添了许多彩色的皮鞋,甚至运动鞋…….
年前，我回上海度假，走在繁华的南京路，欣赏着每个从我身边经过的衣着漂亮的少女，我轻轻叹息我的童年没有赶上好时光。可是，我知道自己的心依然还年轻，我对自己说，假如我在外国走出了童年灰暗的阴影，吸收了灿烂的阳光，现在该是将温暖带回故乡的时候了，况且，今天的中国早已是绚丽多彩，这让我可以尽情地享受自由的空气，做真正的自己。而今，我在故乡采购的竟然还是我外婆时代的白纱袜，当我回到加国，每天穿着黑袜黑高跟鞋穿梭在公司里跑得双脚疲累的时候,我总喜爱趁着午休，套上从故乡带来的白纱袜，蹬着运动鞋，飞跑在加国绿茵的草地旁。
刊登于2005年7月9日多伦多<<世界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