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国营企业抬头

8月29日发表怀恩斯（Michael Wines）的评论文章，以下摘译重点：

中国经济在过去数十年快速成长，往往都是牺牲旧的、低效能的国营事业，让过去备受抑制的私营企业得以蓬勃发展。
但现在，无论是煤炭丰富的山西省、北方工业心脏地带的钢厂、或飞过头顶的航空公司，往往都是正在向前大步迈进的国营企业。
根据世界银行的新数据显示，中国国营企业所占工业生产的比例去年微升。此外，为克服全球金融危机，中共投入数千亿美元的政府支出和国有银行贷款，也促使国营企业大幅增加投资。
中共领导人过去热切的学习美国，他们在经历金融危机后，更加坚信要拥有更多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信念，而私人资本主义只能扮演辅助的角色。
国营与私营
“国营与私营”在中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中共领导人不再公开强调意识形态上所有权的区别。但他们都没放松过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部门的控制，包括：金融、国防、能源、电信、铁路和港口等。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认为，中国在80年代的私营部门改革，和90年代的大型国营部门改革，都有部分并未完成。
北京大学主管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教授姚洋（Yao Yang）说：“问题是，改革的头20年，从1978年到90年代末期，其实并没有触及政府的权力，所以当其他方面的改革都结束之后，你会发现政府的权力其实正在扩大，因为没有制衡它的权力。”
政府的角色
并没有全面的统计数字，能列出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所以，种种推断只能部分参考各种粗糙的衡量方法，例如：国有银行提供融资的比例，或中国前100大上市公司的清单──这些公司中大多数都是国营企业。
世界银行驻北京的资深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s）说，国营部门非比寻常的快速成长，将来最可能因为政府结束刺激消费而变得温和。
但也有人认为，政府官员们总是想要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国营部门，在某些重要的行业要高出私营部门，即使他们要卖掉或关闭在有亏损的国营企业。
国营和私营持不同看法
国营和私营两大阵营对中国未来的意见，显然大不相同。
那些认为国营企业很少扩张的人，普遍的认为中国在经济成熟前，还有十年或更长时间可以强劲成长。
他们的观点是国家适当的干预（Goldilocks view），不太多或太少，但刚好足以推动发展中的经济走向繁荣。
怀疑者持有悲观的看法，他们认为不少的扭曲和浪费，都是由于政府的干预所产生的，造成了严重的资本分配不当。
他们还指出，中国的国营企业有越来有越多的政治和财政影响力，其中129个国营大企业集团，直接听命于中央政府，数以千计的较小的国营企业则听命于各省、市。
国家与地方利益挂钩
仅在2009年，地方政府就成立了8,000家国营投资公司，透过这些管道将资金投入工商业。
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今年3月，私营的汽车制造商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同意向福特收购瑞典富豪（Volvo）汽车。
大部分15亿美元的收购金额不是来自吉利微薄的利润，而是来自中国东北和上海地区的地方政府。
国家推动参与更多企业的经营有不同的原因。对中国的经济成长而言，国家控制能源供应至关重要，而且山西煤矿的收购将增加生产，保证一些国营事业燃料的供应，并且给北京控制煤炭价格的新力量。
在其它方面，国营企业看起来更贪图利益。
以电信业为例，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共承诺对外国合资企业开放通信市场，包括本地和国际电话服务、电子邮件、简讯等业务。但经过8年，中共当局没有发出任何许可证。今天，中国的基础电信蓬勃发展，但几乎都由国家百分之百控制。
国营企业沦为政治权力中心
一些分析家认为，由国家资金所建立的国营企业已经成为己谋私利的政治权力中心，甚至能抵御中共当局对他们的掌控。
在129个国家大型企业中，超过半数的主席及女主席，超过三分之一的高层主管都是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所任命的。
他们不仅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主宰公司的职务任命制度，将高薪的管理工作分配给中共领导人的亲友。
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对发展中的国家而言，国家的良好管理可能优于市场力量。但此种论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控制经济广大区域，这种成长能维持多久？另一个是，如果这套不再管用，中国有能力改变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