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公民平等·经济发展

户籍制度·公民平等·经济发展
作者：陈赐贵

据《都市快报》2007年11月21日报道，浙江省率先在宁波慈溪和嘉兴平湖试点，用居住证制度取代暂住证制度。不同于其他试点的换汤不换药，此次改革明确规定，居住证将与社保、就业、教育、居住等挂钩，持证者享受与同城市民一样的服务，而且在子女就读、计划生育、劳动保障方面享受与浙江省内市民一样的优惠政策。

尽管这离实现公民的全面平等还有相当的差距，但毕竟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宪法里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但现实生活中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事却屡见不鲜。一个户籍制度更是把全体国人分割成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两大部分，施予不同的政策。上至人民代表比率，下至死亡赔偿金额，“乡下人”所享有的权益总是短“城里人”那么一大截。要逐一打破这些人为的不平等制度，其阻力之大、时间之长可想而知。然而，迁徙自由不失为釜底抽薪的一个好办法。

只有实现了迁徙自由，才能彻底打破各种制度性的不平等，因为这些不平等大多是依附于户籍制度。现有的户籍制度把人束缚于土地之上，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甚至乡镇与乡镇之间，都实行不同的政策，两地公民所享受到的权利与福利相去甚远。这导致了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拉大，人才、资金、信息过度地往东部沿海大城市集中，形成所谓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城里人歧视乡下人、本地人歧视外地人，也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现有户籍制度至少要为国人的地域歧视负大半的责任。

今年7月，国家计生委规定，全国独生子女夫妻可生二胎，但是把河南省排除在外。这就是再明显不过的政策歧视。河南省虽然人口众多、超生严重，但凭什么把限制人口的责任推给了河南省的独生子女夫妻？难道河南省的独生子女夫妻和其他省份的有着本质上的差别？没有，仅仅因为他们的户口是河南的。现有户籍制度导致他们成了“名正言顺”的牺牲品，而且只要户口不变，那么他们便无处“遁形”。可以想见，要是实现了迁徙自由，国家便无法出台这类带有地址歧视的政策，否则人们便会趋利避害地迁往其他地区。

或许有人会担心，这样一来要么导致城市的人口大爆炸，要么导致全国性的平均主义，这些都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且不说世界上有东京、墨西哥、纽约这类人口远比京沪穗来得多的特大城市，光是中国城市的人口是否会达到它们的规模，便是一个问题。现在大量的人口往城镇涌去，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城乡经济、政策的严重不平衡。如果实现了迁徙自由，城镇（尤其是大城市）原有的垄断优势便会被打破，国家政策也将被迫向乡村（中小城市）倾斜，实现相对公平。城镇的吸引力下降了，还会有那么多人涌向那里吗？

那么这是否会导致全国性的平均主义，实现“全民共贫”呢？许多国家已经通过他们的实践，告诉了我们答案。一个地区的发展，除了与人口数量有关，还与区域优势（包括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人口素质、历史传统等因素密切相关。说白了，哪怕实现了迁徙自由，也不会出现绝对的平等发展。对于这种“不平等”，人们自然会通盘考虑，掂量掂量自己的“份量”，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地方。比如一个长于耕种的人，未必会选择进入城市生活，毕竟在那里他没法靠长处谋生；适合在城市生存的人，也未必都会选择大城市，他总得考虑自己的谋生能力与生活成本。总之，迁徙自由并不会妨碍一些地方继续发挥它的优势，吸引最适合的人才与资金，重要的是我们要保证公民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在这种自由的保障之下，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成为一体，按照市场的规律流动，实现优胜劣汰，反而更有利于加强竞争，保持经济的活力与发展。

限制人民的迁徙自由，最初是为了与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专制社会相适应，后来是为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合，具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目前，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体制对经济发展、公民权利的束缚日趋严重，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了深化改革、发展经济也好，为了实现平等、保障人权也罢，都要求我们逐渐改变现有的户籍制度，实现公民的迁徙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