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文化的劣根

儒文化的劣根

儒文化的劣根（上）

　　改革打经济起步走，目标是建立现代社会。这就要政治、思想文化、国民性等各方面统统地去旧图新朝前迈，哪一方面跟不上趟，现代社会建立之难就难于中国男足举起世界杯。

　　尽管咱们的立国指导思想是泊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传统文化的主流却是儒文化，而儒文化跟“平等、自由、博爱、创新”的现代社会基本精神格格不入，必须被坚决清除。可事情很奇怪，清除的号角不光迟迟没吹响，这几年儒学反借国学之名火起来了，孔老头这把“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李大钊语）又被涂抹得金壁辉煌、花枝招展。这无疑大大地加大了清除的艰巨性、跟迫不及待。

　　咱们来说说儒文化的主要坏话。特别是缔造者孔丘的坏话，好打根儿上瞅瞅清儒家到底是个啥东东。

　　一、极力弘扬等级观念，维护等级秩序，以君为本，媚上欺下。

　　中国的奴隶、封建社会都把人分等分级分门别类。除了大致分统治者跟被统治者（官、民，贵族、平民，主、仆）外，还细分有十几个等级。儒家老大孔丘活在奴隶制要玩完、封建制粉墨登场的大变革时代，原先森严的等级秩序那会儿有些松动，一些下级也用上级才能用的礼、乐举行仪式、享受生活、负该上级负的社会责任。孔丘认为“是可忍，孰不可忍？”说这是乱世，要治乱世只有一个药方就是“克已复礼”。意思是每个人都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瞅瞅清自个儿的身份、地位，完了，严格照古礼法规定的自个儿这一级的规范说话办事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谁也不挣脱礼教的枷锁，社会就OK了。跟“克已复礼”类似，孔丘还提出“正名”的主张，要为政者首先摆正大伙儿的名份，划分清等级，大伙儿都要严格遵守各自的名份，不许违礼犯上。

　　“克已复礼”及“正名”是儒家核心政治主张，孔丘不光满世界宣扬，还言行一致地亲自践行。在官运亨通前，做为鲁昭公的亲信幕僚，虽说自个儿没资格上朝，却替昭公制定了一套可繁琐的大夫上朝下朝的礼仪。昭公强按着大臣们的头皮做了一阵儿，在费时费力的折腾中，叫昭公显摆足了君威，叫大臣强化了自个儿的臣属意识。后来，孔丘飞黄腾达当了县长，（那会儿国下面没省、市，县上头就是中央，县长是封疆大吏，高干的干活）上任头件大事儿就是大修衙门，以树官威，以别民居，这种做法儿到今儿还被可多领导学习。第二件事儿是在全县严查违反礼法的行为。严禁兜里趁钱儿但头上没乌纱、没封号的群众出门象领导样坐马车，只许坐牛车；挂了只许用一个棺材，不许象领导样棺材外再套个大棺材；吃饭不许用雕刻了繁华花纹的器具，不许欣赏八人及以上表演的歌舞；穿衣料子不能太贵；身上不许佩戴够级别才能戴的贝呀、玉呀啥的，等等。再后来孔丘调鲁国中央工作，青云直上历任司空（似农工水利部长）、司寇（公安司法部长、警察总监）、大司寇（主管政法的副总理）、摄相（代总理）。满朝文武，数他对国君、上官的礼最多、腰最弯，恭敬到了半真半装的战战兢兢、哆哆嗦嗦的地步，叫同僚大呼恶心，但国君跟上官却很开心。身居高位，身处各国纷争的战争年代，他不想着咋样礼贤下士、不拘一格招揽人才，以及锐意改革进取好赶紧富国强兵、保土卫民，却仍把精力花在违礼纠察上。他发现鲁国世袭实权三大家族“三桓”的封县垒的城墙都太高太厚，严重超标，跟京城城墙似的，人称“三都”，就调唆国君、迷惑“三桓”，悍然发动“堕三都”的军事行动。结果引发三场内战，多少生灵涂炭，多少人民流离失所，国家政权差一点儿被颠覆，城池差一点儿被齐国趁乱占领，国防实力大大削弱。

　　尽管孔丘重视以亲情为中心的人情世故，但在维护等级秩序上却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颜回是他公认的德行最高的**，淡泊名利，团结同学，记人好不说人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搁社会上跟同学中广有贤名，威望大大地高，是事实上的学生班长。英年早挂后，同学们剧烈要求稍稍厚葬，以彰其德，以寄哀思。可老头儿死活不叫，说颜回同学一辈子没当过官儿，再贤也不过一介草民，贤而不贵只能薄葬，厚葬只有贵人才配，哪怕他可坏蛋。他这话不得人心太，先前老唯他命是尊的学生这回没搭理他，硬给颜回的小棺材外又套了个大棺材。老头儿就对着颜回的死尸哭着说：“乖呀，你地一辈子守礼，死了死了地却违礼一回，使你德行地有亏。乖啊，这事儿你地甭怨老师，要怨就怨你的同学吧。”搁他的老眼珠子里，等级远重于德行，最好的德行就是服从等级秩序。

　　儒家后来靠皇权撑腰，成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后，对等级的推崇越发起劲儿，使得中国封建社会越往后等级越森严，平等越不提一词。等级观念越往后越深入人心，到今儿，搁华夏儿女的脑海中依然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尽管嘴上已有时嘣出“平等”字眼儿了。

　　在等级秩序中，君主是最高一等，是等级的核心，礼仪的极致。儒家的“三纲五常”中最主要的是以君为纲、臣为目，纲举目张，一张大网就跟逮鱼样罩住了人民群众。君是君主制国家的主人，唯一的主人，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跟民是主仆关系。君是一切礼法的原始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是文化精英们关心的中心。比方历来被做为重视民众标榜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语、的重心其实在舟不在水。说这话的人最关心的是咋样叫水好好载舟，保证舟的安全才是目的，必要时调节一下下水流甭使它太急了、堵塞了只是个手段，完全是为了甭叫水把舟弄翻了，以便能舟行万里，舟行万年。这里舟才是主位、本位，水是次位、客位。亦即君是本位，民是客位。

　　君主既然是一国唯一的主人，忠君便是所有的仆人对君主一个人的忠诚、敬仰，一切人听命于一个人。对君主的个人崇拜，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春秋战国时，国君、大臣还能围在一个榻榻米上商量事儿；到汉时儒生叔孙通制定了朝仪，比孔丘当初定的严厉了可多，叫皇上成为一种大大庄严、大大肃穆、大大恐怖的权威，君主高高在上，大臣见皇上时，有卫士在旁监视，甭管谁态度不合规格，比方偶尔抬下头，胡乱放个屁啥的，就要被处罚，这使君主远离了大臣，更远离了人民，不过这会儿宰相跟年老体弱德高望重的大臣还可坐着跟皇上说话唠嗑；到宋时，座位也撤了，统统地站班、跪禀，常有体力不支的昏倒在朝堂上，成为一道政治风景，但这会儿大臣还可自称为“臣”；到清时，不光要跪了，王公大臣也得口称“奴才”。大臣尚且如此，更甭说普通人民了。总之，君主越来越高大、神圣，臣、民越来越矮小卑贱。

　　好不容易推翻帝制，建立了民国，没了皇上，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说“天下为公”，不归一人一家私有，一劈头想发扬民主。可革命果实老被人抢，就又体味到忠的必要，要求党员宣誓效忠他个人。完了，蒋中正也强调“忠于领袖”，搞党国一体，在国**专制，在党个人独裁。完了，共和国开幕，咱们一度无限忠于毛主席，跟臣民喊皇上样喊“毛主席万岁”，终于导致了“文革”浩劫。截止到今儿，最后一个被忠于的个人应该是“英明领袖华主席”。直到改革开放、破除个人崇拜后，才只提忠于党和人民，不再提个人。这是个可不小的进步，进这一步花了几千年，费老鼻子劲儿了。

　　君本主义助推个人专制、中央集权及国民奴性。皇权无限，一元独裁，民权不见也不争，是中国灾难重重，举步维艰，终于落在西方屁股后头可远的第一原因。

　　跟以君为本并行不悖的是以官为本。官既是君的统治工具，很多官尤其一把手在自个儿的一亩三分地儿里又是一个小君，在自个儿的天地里，自个儿的利益高于一切，啥事儿自个儿说了算，要求下属跟群众忠于自个儿。如今正经的君本位没了，但官本位仍市场广大，想清除不费九牛二虎之力恐怕不中。

　　为维护等级，弘扬君本，儒家宣扬愚忠，认为民对官、臣对君、下级对上级只能服从，不能反抗，不配监督，甚至不能批评。孔丘说他特恶心在下位的说在上位的坏话。如果上头实在坏蛋了太，一个有良心的人，应该温柔并尽可能婉转地劝谏一下下（孔丘反对直谏，那可能直斥上非、强加于上，涉嫌僭越），上头不听，良心又不允你同流合污，就只能拍屁股走人，而不能张扬上恶鼓动把上头掀翻。即便恶如殷纣——孔丘远祖微子的弟弟，吃人肉喝人血了，孔丘仍然对伯夷、叔齐俩人拦住造反的周武王的骏马，反对他以下犯上，等周武王革命成功后俩人不吃周朝粮活活饿死的行径，大加称赞，树为忠臣标兵。这是赤条条地宣扬不辨是非善恶、只遵守名份等级的愚忠。孔丘认为周武王有原罪，虽然同时又提倡承认既成事实，服从新的领导，以免新的革命，新的以下犯上。至于恶人治下受煎熬的百姓，孔丘会充满同情地叹息，完了说那是你的命不好，命该如此，认了吧，对这样的领导，该忠还得忠。

　　等级制度、君（官）本位必然导致社会不公，越往上权利越大越多义务越少，越往下权利越小越少（直至无）义务越多。历代礼法都保护上层利益。撇开君主的权力跟利益没边没沿不说，在臣民中，上等人能得赏赐的土地，下等人得不到，下等人要服劳役，上等人不用。要是犯了法，依“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下等人当刑必刑，没得商量，上等人除了极恶必刑，还可用钱赎，用罢官降爵、流放代。下等人杀上等人死罪难跑，上等人杀下等人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如果下等人是上等人的奴仆，又有错，杀了大多白杀，如果不是奴仆，又没错，则处罚也轻于以下杀上及同等人互杀，很少偿命。要是遇到民告官、奴告主、子告父、下官告上官，受理的人必须不问青红皂白先把民、奴、子、下官打一顿或骂一顿再审，一旦有丁点儿不实，就是诬告，罪加一等，即使定了被告的罪，赢了官司的原告，也有可能因犯上而被流放。

　　不光在实利上护上欺下，儒文化在态度上也媚上歧下。孔丘认为上智下愚，又说“君子（上等人）之中，不仁的人是有的罢，但小人（下等人）之中却不会有仁人。”那会儿的“君子”、“小人”主要指身份、地位，后来才指德行。还说“贫穷而没有怨气很难做到，富有而不骄傲容易做到。”明显拍富贵人的马屁。可事实上，大多穷人是忍气吞声地活着，大多富人是骄横拔扈地活着，孔丘的话整个一颠倒黑白。几千年中华文明中，歌颂皇上、王权、上官的文章、诗词歌赋、曲、杂剧、京剧多如牛毛，一直是文化的主旋律。儒家颂扬帝王说：“天子一人做件好事儿，就可福荫天下。”就连杜甫这样关注民生的好诗人也写过不少阿谀奉承的诗。今儿皇上、王权没了已，但歌颂它们的电影、电视剧、戏剧、书籍、乃至广告仍满眼都是，触目惊心。而上官仍在，唱颂歌的仍如牛毛。

　　二、一元专制，禁锢思想。

　　孔丘有幸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思想解放，学术繁荣。可他一旦掌权，就立马容不得他花他家。当上代总理第七天，老头儿就把法家少正卯先生的脑袋剁下了，还命令在大街上暴尸三天。以后的儒生，也极尽排斥打压他家之能事。汉代大儒董仲舒要求皇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成为封建思想的正统，2000年不许任何人质疑挑战。儒生极不宽容，习惯我是你非，一是众非，不许人争辨，谁的牙缝里嘣出半个不字，谁就是异端邪说，一律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利用他们掌握的权势，除功名，断仕途，下监狱，砍头抄家，啥手段都使，实行思想文化上的白色恐怖。鲁迅先生评论董仲舒的这招，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要阴险毒辣得多。“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神祸胎。”此后，中国封建社会拜拜了“学术自由”、“思想解放”这俩词儿。

　　儒家之所以能获专制政权的支持，一“花”独放，“香”飘2000年，是因为它的东东符合专制政治的需要。专制独尊的思想文化跟专制独裁的政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狼狈为奸，使中国人跟西方人比起来，在专制的黑暗中呆得时候更长，更少民权、人权。李大钊说儒文化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一点儿错的没有。事实上，2000年来的精诚合作，已使鼓吹政治专制、一元的儒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很霸道的文化，而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儒生不仅仅是思想门派，更是政权的骨干。儒文化是个政治文化。

　　当统治者用孔孟之道、孔孟之德治国，把国治理得每每哀鸿遍野、动荡不已时，儒生仍不许非议他们的学说。他们把政治分为“理”跟“势”两部分，“势”指具体的政策制度、人事等，“理”则是在“势”后支撑并制约“势”的一套理想模型、意识形态跟文化价值观念，即孔孟之道。儒生认为“理”高于“势”，是万古不变的绝对真理，社会走坏只是因为“势”没跟“理”完全吻合，批评者顶多只能说说“势”的坏话，唾沫星子绝不许喷到“理”上，对“理”只能迷信、崇拜。这样，尽管中国政局不断变幻，社会不断动荡，却始终掀不翻儒学的统治地位，没法打根本上彻底去旧迎新，没法新生。且历次改革统统地败北，哪怕只是针对“势”，因为事实上“理”、“势”密不可分，不革“理”的命，也难革“势”的命。

　　三、重政治，轻人文、人道。

　　孔丘出身官僚。没发迹前，好到处跟人说自个儿是“殷人”，而不说是“鲁人”，意思是卖弄自以为高贵的血缘，可以追溯到殷天子。殷朝倒数第二个天子的儿子中，微子打偏妃出，纣王打正宫出。后来微子叛国降周，被封为宋国开国国君，以后同族子孙世代国君、高干的干活。为了分清支派，其中一个叫孔父嘉的大司马（军委主席）以孔为氏。氏是姓下的分支，姓还是宋国君的姓，宋国君跟殷天子同姓，姓子，微子叛国时没有叛姓。完了，孔父嘉在宫廷斗争中头被“咔嚓”掉了，他儿子逃到鲁国，后来这支就姓了孔。到鲁后姓孔的身份打公室贵族降为一般贵族，几经沉浮，到孔丘他爸孔纥时仍当了大夫。孔纥在鲁国首都曲阜城外有片封邑，他在那儿建了孔府大院，养活了一妻二妾，九个小姐，两个少爷。孔丘是他老年纳小妾生的最后一个娃，是他的掌上明珠，打小锦衣玉食，三奴五仆地伺候。孔纥挂后家道渐败，但孔丘心中早已把自个儿认同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早有凌云志要当大官光宗耀祖，重振雄风。

　　打少年起孔丘就屡叩官门，并做过几个小官儿，管过户口，收过租税，当过大贵族的家臣。但到三十多了没啥进步还，老基层干部的干活，长叹息怀才不遇后不得不办了所学校。当老师压根儿不是他的志愿，是他遂不了心愿后的一种现实选择：一来收学费补贴家用，养活媳妇、儿子、闺女、牛马、仆人；二来传播自个儿的思想，扩大声名，以期以社会贤达身份当大官儿，“曲线救国”，还可以此结交权贵。他事实上的第一个学生南宫子容大夫（办校前结识的，没举行拜师仪式，但可折服他的口才一直叫他老师，对他尽学生对老师的义务）就是鲁国当政家族“三桓”中孟孙氏的第二号人物，他娶宋国大夫的闺女当媳妇也是这人保媒拉纤。在这人的强烈引荐下，孔丘早早就搭上了鲁昭公的线，复礼的理论被昭公欣赏，常进宫唠嗑，陪吃陪喝陪娱乐，也能出出主意，编个朝仪啥的，并常得赏赐。他去洛阳请教老子时，鲁昭公赏了他一辆马车，两匹马，两个童仆；他喜得贵子时昭公特地送了条大鲤鱼作贺，“鲤”“礼”同音，孔丘立马给儿子取名孔鲤，以谢君恩，以表推礼之心。可惜昭公只是个名义上的国老大，国老二、“三桓”中季孙氏总理不待见孔丘，才使得他的愿望无法得逞。完了，昭公挂了，季总理挂了也，定公继位，小季总理当权。南宫同学再向定公、小季总理剧烈推荐，加上孔丘声名日盛，使他终得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五、六年打县长爬到代总理，实际主政鲁国，真真地大权在握，炙手可热。然而他政绩平平，靠礼治既不能富国也不能强兵，又心胸狭窄，滥杀政敌学士，惹得群臣反感。完了，定公跟小季总理也不再待见他，孔丘终于在一月黑风高夜偷偷跟鲁国不辞而别，跟林彪出逃似地慌张。到外国后，老头儿也是一直游走在高层，坚持不懈跑官要官，几度差点儿得手，又几度告吹。但各国大抵都把他当名人、老干部待，官不给俸禄给，还可多，长期比照副总理级，应该说他跟各国当权者的关系也算融洽。老了回国，被尊为国老，仍照副总理级关晌到死。在孔丘当官、要官的同时，他的学生也或靠他的推荐，或靠自身能力纷纷从政。他在朝堂上放屁很响时，儒门竟有五、六人当了县长，另有当总理府总管啥的，搁鲁国政坛形成了儒派。他的得意**子路同学官儿做到跟从的马车达上百辆，家里存粮上万钟，最后死于宫廷政变，子贡同学曾当鲁、卫俩国的总理。

　　老头儿挂后，鲁主亲自吊唁，流着眼泪鼻涕致悼词，叫他“尼父”（孔丘字仲尼），称他“圣人”，给他批了孔林，建了孔庙。有了墓、庙后，鲁国当地官员凡新到任的，都要先来拜拜这死老头儿，完了才能处理政务，跟拜码头似的。汉以后各朝各代政权都无比尊贵他，打刘邦起皇上们排着队祭他，直到不叫皇上但依旧独裁、终身的蒋介石。唐时封孔丘“文宣王”，之后甭管皇上咋走马灯地换，他的王位不变，成为中国唯一一个千年王。不光他，他爸在元时也被封为“启圣王”，他妈跟他媳妇都被封为诰命夫人。他的嫡系子孙汉时已封侯，隋一度封公又降为侯，唐初封侯后升为公，宋封“世袭衍圣公”，以后一袭几个朝代。袁世凯复辟时，曾让国给衍圣公，衍圣公不要，就加封他为郡王，孔门到此已有三王。民国没王没公了，蒋介石又叫十五岁的小毛孩孔德成当“至圣先师孔子奉祀官”，同特任官（政府部长及以上官员）待遇。一直到人民翻身当家作主后，毛泽东认为孔丘反动透顶，大坏蛋一个，才没再给孔丘后人封官，也不去祭孔。但这几年祭孔又死灰复燃了，先民祭后官祭，只是一把手还没去，千万甭去。

　　可见，孔丘的生前、一生、死后都跟政治、政权、政府打得那个火热，水乳交融，他绝不只是个所谓的教育家、思想家，他首先是个政治家或叫政客。

　　孔丘除了亲身为政治服务，他的学说也主要为政治服务。他的主要言论，儒家经典的主要内容根本就是在讲授统治术、驭民术，在勾画统治秩序以及为政府培养乖乖仔的顺民。所以，老头儿才被政权如此青睐。隋唐以后，更拿“四书”、“五经”做为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使儒生成了封建政权的中坚。历代莘莘学子信奉“学而优则仕”，读书就为当官儿，混迹政坛。可以说，儒文化打形成起，就跟政治融为一体，以后越融越密，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文化，而绝不只是个思想学术流派。

　　做为政治文化、官场文化，其主旨是为统治提供依据跟培养顺民，不重视人文、不关注人性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孔丘从没鼓励人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反老是教人克己，循规蹈矩。尤其到了宋明理学猖狂时，更是公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彻底撕掉了儒家裹着的“仁政”的遮羞布，赤裸裸地残害人性、鄙视人道主义。所谓“天理”，就是封建道德、行为规范，即“三纲五常”那套，所谓“人欲”，实际上是人们正常的生活需要。在一个历来强调忠孝服从，统一集中的国度里，到这会儿甭说身心自由、个性张扬、人道关怀了，连基本的生存权都被打压、甚至剥夺了，人们被残害的程度再一次大幅提高。这时的儒文化彻头彻尾成了统治工具。

　　宋明时“天理”具体是啥哪？举俩例子：一是宋起大力鼓励、后来就强迫女人缠足，生生把脚扭弯、脚指头扭断；二是明皇命活人陪葬。这就是“天理”，这就是咱们这个文明古国的进化，谁要解放女足，谁敢反对给皇上殉葬就天理难容。就这样，理学还要带个“学”字，理学家的脸皮真比城墙拐弯还厚，后代进步思想家直斥他们“以理杀人”，统统地刽子手，理学就是把血淋淋大刀。

　　四、重人治跟道德说教，轻法治。

　　古代有种观点，胡说人德行的高低跟他社会地位的高低（在官本位时代，主要由官爵体现）成正比。儒家深信此胡说，广为鼓吹。他们主张“仁人政治”，就是由有德行的仁人当统治者，最有德行的人亦即最仁的人当最大的统治者，反过来，谁当了最大统治者，谁就是最仁的人，万一不是，就要想方设法教他成为最大的仁者，当天下德行的榜样。在“仁人政治”的模式中，首先剥夺了广大下层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当家作主的权力，因为孔丘说“小人之中不会有仁人”；完了，也不讲监督制约。一来所谓监督一般是没权的、权小的对有权的、权大的人的监督，可这些没权的、权小的人比不上有权的、权大的人仁义，他们不配监督，只要服从仁人的领导就OK了；二来以下监上非礼，非礼即为不仁，“仁人政治”中容不得不仁的东东。这样，事情的关键就是找一个以及一帮高尚的仁人当头儿，告他跟他们说只做好事，甭干坏事就结了，而不是用法律、制度、民主监督啥的制约头儿，叫他、他们不得不高尚，不能、不敢干坏事。“仁人政治”为后世人治猖獗、法治淡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基于这种认识，每当王朝昏乱、腐败风行时，一些有良心的“有识之士”就要站出来痛斥社会道德沦丧，要求领导及大伙儿多读圣贤书，提高觉悟，见贤思齐。道德叫嚣的作用搁当时是湿湿碎，搁长远是负的，为虎作怅。因为越强调道德就越忽视法治。因为封建道德本身说到底就是维护少数权势者的利益的，这道德中有太多的上尊下卑、不平等、歧视，叫人安分守己、听天由命，不许革命，不许批评领导，否则就是不道德，而清廉仅仅是道德中的一朵小小浪花，等级、奴性、服从才是道德的核心。

　　这么一来，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因人施法就没法不长盛不衰。法律常被束之高阁，虽然这法律本身已经对弱势群体不公，偏向权贵富人了，实行中的长官意志凌驾于法，更没了百姓的公道。这就难怪“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没权）别进来”的观念，一直流行民间了。

　　完了，民主更是天方夜谭，搁“仁人政治”跟儿，道理上都说不过去。

　　五、顽固守旧，嫉创新如仇。

　　儒家打出世就有复古保守性。“儒”原是祭祀中的一个工种。正规祭祀可麻烦，除主、副祭要上香、许愿、叩拜、献祭品，乐队吹打弹唱外，还有“史”协助主、副祭，并记录过程；“卜”解卦；“巫”代向鬼神祷告；“祝”向鬼神歌功颂德。后来，又打“史”“卜”“巫”“祝”中分出个“儒”，本职工作是报下程序，有点象司仪，有时也肩负其他工种的责任。祭祀的对象除了天地，就是祖先、古人。孔丘打小就特喜欢祭祀，他家离鲁国搞大型祭祀的太庙可近，那边儿音乐一响，他一滋溜就跑去看热闹了，那边儿没动静时，他常组织小朋友玩祭祀的游戏。走上社会他的头一份工作就是当祭祀乐队的吹鼓手，不久就为贵族人家当“儒”。完了，他的学生也不少人战斗在“儒”的岗位上。“儒”这一古老的职业形象，活灵活现地标示出儒家的一些基本嘴脸：为达官贵人服务；重仪式、讲排场；面孔呆板严肃，缺乏激情活力；粉丝古代，尊重先人，中规中矩，厌恶创新。

　　儒家纲领性口号“克己复礼”的“复”是恢复、复辟，要恢复、复辟的是“礼”是将要被当时的时代抛弃的殷和西周的礼法。孔丘从政、当政时，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维护旧礼法，反对顺应时代潮流的土地租税改革等“非祖宗之法”。挂前编修的《诗》、《书》、《礼》、《易》、《乐》、《春秋》，除了《春秋》在以《鲁春秋》为蓝本，记录历史时，有自个儿的语言，曲折而不直接表达了点儿自个儿观点，算半编半著外，其他基本是纯编辑的工作，就是古文献的删核、汇编，没自个儿的新东东。孔丘自鸣得意地标榜他这种作法叫“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是传旧，“作”是创始，孔丘只传旧，不创造。后来儒生都把“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奉为古训，谁要不述而作，怀疑古人古文，就是离经叛道，大逆不道大大地。

　　孔丘还要求“君子有三畏”：一畏天命，要甘受命运摆布；二畏大人，即地位高贵的人，做好奴才；三就是畏文王、周公等老爷爷传下来的典籍训诰，即圣人言，不可轻易篡改加添。又说：“不踩着前人的脚印走，学问、道德就修养不到家。”后人对前人只能亦步亦趋。到东汉时规定，知识分子辩论，发表文章，统统地不许超出他老师教他的范围，这叫“师承”，超出了，不光学说成立地不能，还违犯法条，要打要罚。宋明理学也剧烈强调尊古复古，以周公、孔孟为不变真理。凡此种种，使得文化人热衷于对经典的注释、考证、汇编，不热衷于各抒已见。尤其在文禁最严的明清，成就了许多的“全书”、“字典”、“大典”啥的。这种态度，扼杀人的思考力、想象力，叫人僵化，文化成了一潭死水。这样做，有力保障了封建思想、封建文化代代传承，在中华大地屡屡掀起复古热，阻碍思想文化推陈出新，及政策、法令随时代而变。几千年里，只要时代跟古书不搭脉，就说时代错了，谴责“人心不古”，压根儿没与时俱进这一说。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王安石先生一句“祖宗不足法”才如石破天惊，变法才引来无穷大的阻力，并最终玩完。不光他，历史上搞变法维新的找不出哪个有好下场的。

　　崇拜祖宗、厚古薄今深深溶入国民性中。连可多象阿Q这样最底层的草根都喜欢竖起大拇指，晃着小瘦腿跟人吹：“想当年，俺祖宗……。”从个人到民族都好跟人夸历史夸祖宗。悠久的历史中的确有有价值的遗产，可更有大量该淘汰的糟粕，给人负担。毛泽东就认为一张白纸没有负担，才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负担地太重了，减负地大应该，轻装地大应该。历史有时跟一个人的恋爱经历似的，越多越缺少激情、活力。过份在意从前的厚重，常常使今日难以轻快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