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没有腐败传统，中国热心推销博大精深的腐败文化

丹麦没有腐败传统，中国热心推销博大精深的腐败文化

“世界第一清廉国”丹麦：我们就没有腐败传统

[导读]丹麦驻华大使裴德盛：“在历史传统上，我们也没有腐败问题。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用抗击腐败或避免腐败。这是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中的，我们的文化不相信贿赂、敲诈和腐败。”



10日，丹麦大使馆，丹麦驻华大使裴德盛接受本报专访。本报记者 薛珺 摄

过去10年中，全世界的众多社会研究分析机构均把目光对准了丹麦这个仅有500多万人口的北欧小国，这里夏天日照稀少，冬天寒风呼啸，资源并不丰富，征税还高得吓人。但就是这个小国，却拥有全世界最清廉的公务员系统和最幸福的国民。“世界第一清廉国”是怎样炼成的？日前，丹麦新任驻华大使裴德盛向本报记者介绍了丹麦的“秘诀”。

最近半年，欧洲童话之国连续摘了两个“世界冠军”，一个是7月份公布的盖洛普国民生活满意度调查，2005年至2009年，在全球155个被调查国家中，丹麦当选为最幸福国家，国民综合幸福指数高达82。二是10月份，“透明国际”公布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丹麦、新西兰和新加坡以9.3分并列第一，被评为本年度“世界最清廉国家”。

政府清廉，国民幸福，这是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众都梦寐以求的目标，丹麦到底有什么秘诀？

“我们就没有腐败传统”

丹麦刑法典里对腐败这样解释：“滥用权力以牟取个人私利”。刑法规定，向丹麦官员行贿是一种犯罪行为。2000年，该国刑法还把犯罪范围扩大到行贿外国官员。对于官员收受贿赂，刑法典也作出了相应规定。

但立法并不完全是丹麦反腐的关键。“我们的司法体系和我们的邻居，其他的北欧国家很相似，”丹麦驻华大使裴德盛表示，他认为丹麦之所以能获得“最清廉国家”的称号，还因为丹麦没有腐败的理念和文化，丹麦人认为，没有腐败才是正常的社会和政治现象。

他反复强调丹麦的“幸运”，因为丹麦的文化、社会里就没有腐败问题，“甚至在历史传统上，我们也没有腐败问题。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用抗击腐败或避免腐败。这是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中的，我们的文化不相信贿赂、敲诈和腐败。”也有说法称，在丹麦，反腐意识已经作为一种公共道德深入人心。

此外，丹麦政府每年还会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培训丹麦企业，加深它们对腐败的认识，以避免他们在进行商业活动时向官员行贿。

当然，丹麦的公务员、公共雇员的酬劳都非常高，相对很多国家来说，丹麦的工资标准要高得多，可谓是高薪养廉。这得益于丹麦经济的高速发展，最新数据显示，丹麦的人均GDP高达5万多美元。这从经济方面解释了丹麦为什么没有腐败。“我们很幸运，我们的文化、社会、历史和经济条件都阻止了腐败在丹麦滋生。”

“法律对每个人都一样”

此外，完善的财产公开和申报制度也是丹麦零腐败的原因。丹麦的税务部门负责统计丹麦全体个人和公司的财产，并对其经济价值作出评估，因此税务部门对包括政治人物和公务员在内的所有丹麦民众和公司的财产状况了如指掌。丹麦有完善的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征收体系，税额很高，每个人都必须如实申报以保证税款的征收。

但如何监督这种个人申报，保证没有漏报、瞒报呢？裴德盛表示，在丹麦，人们的住房、财产、土地都是经过所有者注册的，财产登记部门不会允许任何瞒报的事情发生，在当今的电子信息时代，你要想隐瞒你的某处财产、土地或其他资产都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这使得官员们想要获取任何便利或得到区别对待都非常困难。在丹麦，法律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反腐败也体现在对公共开支的监督上。所有的公共部门都必须公开他们的预算和开支情况，丹麦有一个独立的机构———国家审计局，负责对这些预算和开支进行调查、研究，检察是否有违规和滥用的情况发生，并把相应情况上报给丹麦议会。此外，在每年的年度预算白皮书中，每个市民都可以看到所有公共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情况。所有的公共开支信息也会在互联网上公布，以供民众监督。

“全球最公平分配制度”

丹麦有句俗谚，“不要认为你有什么特殊———你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这种平等的精神在丹麦社会体现得非常透彻。裴德盛表示，丹麦拥有可能是全世界最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和财产分配制度，高额税收就是用来重新分配财产和收入的一种手段，用以保证社会公平。丹麦国民通过交税可以获得免费的教育、医疗和养老金等社会福利。

尽管税额很高，几乎达到个人收入的50%，但裴德盛表示，丹麦人民乐意交税。因为，他们会发现他们交的税物有所值。

而丹麦之所以能成为最幸福国家，裴德盛表示，第一，丹麦人觉得很有安全感。丹麦的社会福利体系保证了人们能生活在一个相对高的生活水准上，尽管人们可能会失业，但他们依然能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失业津贴等福利，维持自己原来的生活水准。

第二，丹麦的社会非常有活力，人们在丹麦从事的是他们感兴趣的工作，而不是赚钱多的工作。在很多国家，许多人工作“向钱看”，追逐高薪工作，但在丹麦，人们却是为了自己的兴趣而工作，做最让自己“快乐”的工作。人们想做律师、牙医都只是因为兴趣。因为人们知道税收很高，你很难在这种社会中真正成为大富翁，因为不论你赚多少，高税收都会“均贫富”。因此，金钱的诱惑减少了，人们就更趋向于做他们感兴趣的工作，这也使得丹麦的社会非常有创新精神和活力。

但裴德盛也说，丹麦的成功，也部分归因于它的小。

“丹麦仅是一个拥有500多万人口的小国，这使得在丹麦推行反腐和司法制度都相对容易，但在一些人口众多的大国，政府治理和成功的方式就会更复杂。”裴德盛说。(新京报 采写/本报记者 颜颖颛)



中国满世界建孔子学院到底为了啥

　　时下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我注意到有两个有趣的现象，一个是肩负着去国外为投资建成的孔子学院揭牌的神圣使命，一个是为拉动外需用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带大群企业家去国外散财。截至2009年12月，中国有关方面已在世界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82所孔子学院和272个孔子课堂。国内61所高校和机构参与孔子学院的合作办学。到2010年，全球将建成500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早在2006年，身居美国的薛涌先生即在他的博客上发表文章，批评了这种不计代价地建“孔子学院”举动。据他估算，在美国建一所“孔子学院”起码也要几百万美元。中国这样一个穷国，却要大把大把地往富国扔钱，实在让他有点儿想不通。他认为，这类复古烧钱的蠢事还是不做为好。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以破坏污染自然环境资源，以牺牲广大农民、普通工人及弱势群体的尊严幸福，贻祸于子孙后代为代价，创造了外汇储备第一的全球壮观，中央政府富得阔绰流油，动辄一掷几百亿操办盛典来宣示天朝国威。本来，财力充足应是执政党不失时机地启动中国严重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国彻底摆脱专制极权桎梏的良好时机，如果中国高层的当政者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来担当这一历史责任的话。很可惜。他们迄今也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勇气和智慧，而是相反，在变本加厉地为传统体制输氧，试图延缓这个专制独裁体制的寿命。这就是官方大力“提升软实力”的基本背景。然而，从根子上说，我们的当政者是缺乏自信的。但不自信也就罢了，还一定要对外摆出一副雍容大度的样子，到处去奢谈建设“和谐世界“和平崛起”和“软实力”，岂不是很荒唐、很无聊的事情么?其中之一就是满世界到处建孔子学院，所谓输出软势力。

　　只是我不明白，按照国内不少砖家的观点，中国已进入空前绝后的盛世，民族复兴的大剧上演一场又一场，随着是《大国崛起》，中国动辄很不高兴，很生气，西方应该明白招惹了中国后果很严重，天朝应是四海来朝五洲进贡景象。但恰恰相反，由于人权、民主、法制的建设存在诸多问题，饱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垢病，在国际上没有几个知心朋友。在国内，贪污腐化潜规则盛行，政府及既得利益集团强权通吃，广大普通老百姓成为任人宰割的板上鱼肉，搞得民怨沸腾、天怨人怒，天朝外强中干，由于自然环境破坏严重，每年天灾人祸接连不断，连年矿难频发，成千上万的弱势群体成为无辜的牺牲品，一有大灾就号召全国民众“献爱心”，千千万万的受灾民众不时得为“喝上干净水，有饭吃、有衣穿”的目标而努力，创造出这样的盛世也真算是空前绝后。

　　放眼中华大地，每年四季到处都可以看到各级政府煞费苦心组织地盛大复古祭拜大典，挖具腐尸贴个标签找个人物都能祭拜上一场，这种乌烟瘴气地祭拜美其名曰是增加民族向心力和炎黄子孙的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这样的祭拜至于浪费了多少纳税人的血汗钱，那是无需计算的。说到底，这和明成祖朱棣当年所谓的七下西洋的思维方式如出一辙，那就是国家不差钱的烧包，大造船队下西洋一是为了从肉体上消灭潜在的皇正统，二是为了宣扬天朝物产丰饶当散财童子，宣示天朝对蕞尔小国皇恩浩荡引诱小国藩属臣服。最终把国家搞得民不聊生险象环生而灭亡。麦哲伦、哥伦布的航海探险虽然晚了许多年，但他们的民族所具有的强烈探险创新精神却使他们发现了新大陆，从而书写了人类航海史上的里程碑，实现了所在国的真正富国强兵。而炎黄子孙进化到现在，还继承了封建皇权统治的那一套，如今到处建孔子学院，也是同理。散落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当年不就是因为被统治者压迫得无法生存了才妻离子散背井离乡的吗?真要是国家强大了国富民强了，根本不用搞这些烧钱的认同仪式，海外华人也会自动归来，都是同种同祖的人，还需要认同吗?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从来也没搞这类认同举动，照样稳当全球老大，全世界各国移民都趋之若鹜。如今我们大搞这类认祖归宗的认同，认同得盛世中华炎黄子孙背井离乡兴起一波波新移民潮。真不知把两千多年前这具丧家之犬腐尸到处招摇过市树幡招魂，是中华民族之福还是之祸。更令我等平民百姓不解的是，近年来，各地方政府以考古研究挖掘所谓历史文化为名，美其名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拿纳税人血汗钱动辄举办各种“节”。为了发神鬼财，吃死人饭，千方百计挖地三尺寻找名人腐尸遗迹踪迹，各省市不时爆发抢夺历史文化名人争夺战。《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四大名著中的诸多历史人物的出生地、生活地，往往几个省市地方在各执一词地争夺，甚至连西门庆、潘金莲这样臭名昭著的奸夫淫妇的生活地，各地方也为争夺吵闹而丑态百出。这种以打着挖掘保护开发利用历史文化之名，实为急功近利经济利益驱动的争夺战，带来的是一轮轮人造景点的轮番涨价，已经形成恶性循环，景点涨价已经变相成为地方政府劳民伤财攫取经济利益的小金库。其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中华民族认可的文化道德观念底线，就时下已经日益混乱、堕落的社会历史道德价值观急需匡正的现实状况而言，无疑于雪上加霜。不少有良心正直感的专家学者一再呼吁，应该立法杜绝这种毫无历史道德羞耻感的争夺。靠这样挖腐尸争头彩的荒唐行为，搞所谓提高“知名度”、“输出软势力”，只能使居海外侨胞感到心寒更加鄙视或离心离德。

　　按照中国的作法，欧美西方众多国家完全可以满世界建耶稣、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黑格尔，尼采，莎士比亚学院;美国更是有资格建华盛顿、林肯学院，俄罗斯完全可以建普希金、托尔斯泰学院，印度建释迦牟尼学院更是名正言顺。然而，我们看不到这些。两相对照，民族为啥复古的劣根性不是一目了然吗 ?

　　至今为止，没有任何消息表明，有哪一所“孔子学院”赚到了钱。那么，这几十亿人民币干什么去了。主要花在了赔本赚吆喝上。大部分被国外赚了，少部分用于养活一批犬儒奴才。中国的事情几乎都这样，为了少数人的蝇头小利，而慷国家之慨。实际上，“孔子学院海外热”是无中生有的骗局，是中国的又一次荒唐的文化大跃进。而“孔子学院海外热的无情现实”倒是实实在在：孔子学院累计亏损已达几十亿人民币之巨!这类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自欺欺人举动还是少办为好。

　　归根结底，是中国的现存政治体制的确自外于世界民主化的大潮流。官方御用学者鼓吹的输出儒家软势力对抗逻辑就是在这个前提下产生的。

　　按照朱维铮学者的观点，实际上孔子从来就是历代统治者根据自己愚民统治所摆设的道具而已，中国自汉武帝从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历代皇帝都关心的是统治术，只要你给他提供“君人南面之术”和实际统治需要，都是“学随术变。”仅就孔子在历代的称号来看，就经历了数次在变动，在汉晋期间，周公是先圣，孔子是先师，到唐太宗时，把周公逐出国子学，将孔子升级为先圣。后僭主如王莽、曹操、司马懿、直到扬坚、李渊，全都自命为周公。到了明朝，朱元璋连孔子“往圣”地位都不能容忍，更不用说近代启蒙的“五四”运动鲜明提出“打倒孔家店”和毛泽东发动的举国上下“批林批孔”了，只要有利于当朝统治，孔子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怎样出现，完全是任人摆布的道具而已。就是时下中国，很多民族也不信孔子，比如回族伊斯兰教信伊斯兰教，西藏信喇嘛教，还有满教信萨满教，就是汉族中，也有不少保存自己风俗的，对孔子那一套并不信服，如闽台粤民众信妈祖就远过于孔子。

　　我们这个民族自汉代以来患上孔子疟疾摇摆症后，不断在提倡国学与废除国学之反来复去，并且把国学的核心定义为孔学与儒教，时而尊孔时而与反孔，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更替史已经证明，孔子生前如丧家之犬到处推销他的克己复礼，不但没有改变自己的地位待遇，而且也未能挽救列国一个个相继灭亡的历史史实。把他捧上天的独裁君主自己也摆脱不了被推翻的命运，将他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封建王朝也难逃衰败的下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始终没能走出这个历史命运的怪圈。历史已经证明，既然孔子与儒教几千年来都没有使中华民族真正一统强国富民过，当代，再怎么尊孔敬孔推崇国学，也不会使中华民族真正走上强富国民之道。到是有几个稍有良心发现的帝王推崇无为而治，减赋税，少苛政，推行法治，老百姓才能过几天安稳日子。目前以满世界建孔子学院输出软势力的行为，也将再次证明，这只不过是一场民族折腾短暂的历史闹剧而已。唯有遵循孙中山先生生前悟出的“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教诲，实行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才能实现民族真正的强盛。

责任编辑： 天 朝



中国社会腐败文化探源——儒文化与世俗权力的神化

中国的社会腐败是令人痛心的。它发展到今天，几乎已经无药可医。虽然腐败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但是，中国的腐败之所以触目惊心，还因为它与中国的文化遗传基因密不可分，而传统文化中的儒文化，就是社会腐败的文化根源。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是儒家文化把世俗权力神化了。是儒文化把皇帝的最高权力与上天意志联系起来（董仲舒），是儒文化维护了专制社会的伦理纲常，是儒文化的“礼”维护了人间不平等的社会秩序；是儒文化论证了专制统治的合法性，是儒文化把下层社会（包括女性）的生存状态的悲惨归结于上天的意志（天命）；是儒文化的道德理性过早觉醒排除了宗教信仰中最高权威对人间权力的监督，最后导致失去监督的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滋生；是儒文化成功地实现了政教合一，把人间权力绝对化；是儒文化排除了鬼神意志对人间善恶的奖惩，导致了恶人的肆无忌惮；是儒文化导致了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管理模式，以至于关系网盘根错节，官场之中的相互勾结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儒文化导致了官本位的文化传统，以至于直至今天公务员热始终不能降温…总之，是儒文化把世俗权力绝对化，引起了权力监督的缺位，从而导致了根源性的社会腐败。

要想根治腐败，就必须从中国文化的源头上抓起。而儒文化，就是中国社会腐败的文化根源。中国社会若要进入现代化，就必须清算儒文化的余毒，而寻找中国文化的真正源头——道家文化。文革时代，毛泽东发动批儒评法，是用心良苦的，他老人家真正找到了中国社会发展停滞、治乱交替的文化根源，那就是儒文化的腐朽性，我们今天对此应该高度重视和重新评价。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至少没有类似于西方的上帝观念。这表现在中国文化和哲学只关心人，也就是所谓“人本”，这比西方哲学的“物本”更显出中国先哲们的人文关怀。弘扬人的价值，凸显人的生命意义，这是中国哲学的特色。

中国哲学是精神力量指向于内，指向人自身的。人只要向内，就可以发现一个内在完满的自我，一个道德自我，一个可以体现宇宙自然之大道的生命体，这个生命本体的内涵是那样丰富，那样深邃，甚至可以达到至善至美。这与西方文化视人性为恶，因此必须接受外在力量的监督是截然不同的。

中国古代哲人的智慧，其精神指向是向内的。向内，就发现了一个道德自我，可以和天地之道合而为一，也即天人合一，人与道合，这样的人生，也就是体道的人生，人的生命就是道的体现，人用自身的生命实践，体现着永恒的“道”。而在儒家，就是“仁道”，落实到社会政治层面，就是行“仁政”，把社会管理的外在监督，替换为管理者的内在道德自觉，用管理者和所有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来维护社会秩序，这就是儒家的理想，也是儒家想要起的社会历史作用。

应该说，精神力量指向于内，向内发现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内涵，这种哲学是深刻的、自觉的，因为它抓住了人的根本。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这种特色，不是一篇文章所能阐释的。这里只能粗略提及。

中国文化的世界观是一元论，是天人合一，人与天地万物不可分。儒家所谓“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从来没有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去，人的活动、人性与天命浑然为一。在这种理性中，既然天人为一，也就没有什么外在于人的最高存在，人自身就可以达到顶天立地的生命境界，就可以“人参造化”；人的修养达到最高，就可以体现大道，可以体现天地自然的生命意志和生命精神。

然而，需要注意和借鉴的是西方文化。西方是基督教文明，它的世界观是人与世界的分离也就是二元对立的。这种对立，产生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理性与情感的对立，最终产生了人与神的对立，人与上帝这一绝对存在的对立。

西方文化既然是分裂的，人与世界分裂为二元，因此人的精神力量也就容易指向于外。无论是作为最高权威的上帝，还是自然，都是外在于人的。只不过外在于人的自然可以认识，外在于人的神祗不可认识，是绝对的存在。

在西方，上帝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最高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最高权威。一切世俗利益的纷争，最终都会在上帝面前摆平，一切矛盾，都将在上帝面前化解，上帝是人的行为的监督者，又是一切人间利害关系的裁判者。她绝不会偏袒于哪一方，绝对是超越的存在。因此，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被所有人接受的。故在西方社会中，平等观念在已经深入人心。

中国人没有上帝观念。在儒家看来，只有世俗权力是高于一切的。天地之间，只有人是自觉的存在，是道德理性的觉悟者。因此，对于人，无需上帝来监督，人自己就可以约束自己，孔子所谓“吾日三省吾身”，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首先从自我修养、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开始的。人是自觉的道德实践者，不需要有一个凌驾于人之外的上帝来约束、来监督，这就是儒家的道德自觉。

这当然是好的。儒家之所以认为人可以自我完善、自我约束，是因为儒家的人性论是性善论，孟子的性善论是人所共知的。至于孔子，虽没有明确人之性善与性恶，但却有“中和之性”，谓“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中和之性塑造自己，人之自觉，无需外在异己力量来约束，他自己就可以无限完善，就可以达到尽善尽美。既然如此，那么在社会中用以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也就只有靠人自身，而不是什么外在于人的上帝，不是神的权威。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不需要外在神祗，只有人自己对自己的约束和控制。这种控制，如果说是一种精神控制，那么就是关于人的道德伦理，关于心性涵养方面。儒家用“礼”来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修身”也就是加强心性涵养来约束自己。这样一来，人对自己的约束和人与人之间的约束就都有了，社会有了这样两层次的约束，也就没有不稳定的了。社会的稳定，是靠人对自己的约束和人与人之间的约束来维系的。而在西方文明中，就没有“修身”这一层含义，基本没有人对自己的约束，如果有的话，那么也只是上帝的监督。所以，人们必须每星期去教堂礼拜忏悔，这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不同。

儒家的自我反省要比西方的上帝监督更自觉，因为不管上帝是否在，是否缺席，人都是自觉的道德实践者，中国儒家认为人性善，所以只要反省自己的良知就行了；而西方，则认为人性恶，无所谓良知，在上帝面前，每一个人都有罪，这就是原罪。因此只需要向上帝忏悔就行了，任何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恶的，都需要忏悔，这就决定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人都需要接受上帝的监督。

而中国儒家文化就不同了。中国有圣人，而所谓“圣人”，就是道德自觉程度最高的人，自我约束最强的人。在中国儒家，由于道德自觉的程度不一样，人群就有了“君子”和“小人”之分，“圣人”与庶人之别，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就出现了等级差别，这一点绝对不同于西方文化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由于有圣人和庶人的区别，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

当然，儒家讲天命，虽然，“天命以为性，修道以为教”，人之性本乎天，也就是人性秉承了上天的意志。人之道德本乎天德，而在天之德在于“生生”，体现于人性的道德层面，就是“仁”。而人性本善，就是人的道德自觉的内在依据。这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假定人性恶是完全相反的。性恶，就容易干坏事，就必须有监督；性善，就可以自己约束自己，自我约束的程度不同，也就是道德修养水平的高下，这就决定了君子与小人，圣人和庶人。

问题还在于，儒文化不是具有平等意识的文化。这一点和道家文化截然不同。儒家规定了有君子和小人，这就制造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而道家尤其是庄子，对于君子小人之分是完全否定的。“同乎无知，是为天德；同乎无欲，是为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焉。恶乎为君子小人哉”。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君子小人的划分，是违背自然的，只能有利于少数人凌驾于多数人之上。而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有“为贤者讳”的传统，也就是大人物有了毛病可以掩饰，有了私心和见不得人的事可以隐瞒。而对于“小人”，则没有这种优惠。这种向一方倾斜偏袒的文化心理，是儒文化虚伪性的体现之一。

儒家给“大人”和“圣人”以种种“优惠政策”，如果这些人手中掌握了权力，当然也就不需要监督，监督就可以免除或可有可无。而儒文化鼓励人们从政，“学而优则仕”，“大人”和“圣人”皆有官职，他孔夫子不就是几度从政而不得志，最后死了还要追封为“文宣王”吗？

这样一来，就失去了对有社会地位的人的行为的外在监督（请注意，对于社会地位低的人则绝无这种优惠），这对于行使权力的人来说，无疑是网开一面。儒家说教靠人的内在自觉来约束自己，因而不需要外在监督；但内在自觉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并无检验的尺度，只是一种理想而已。但这样一来，“大人”“君子”甚至皇帝这些可以行使权力的人，就可以不受外在监督的约束，而形成特权了。

当然，这只是就道德修养层面来说的，但是，道德修养自觉的人群往往也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道德修养较高也就意味着社会地位也高。这一点不同于现代社会。但是，这样就出现了“大人”与“小人”之分野。加之世俗用“礼”来维系社会等级秩序，所以“大人”与“小人”也就被固定下来了，从而形成了制度性的社会等级差别。

问题是，天命和天意这外在于人的超越存在，现在可以由人来体现，人能体现到什么程度，那是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在儒家文化中，人之外并没有一个超越于人之上的绝对存在，作为价值参考系而规范人间秩序，摆平不同人群和阶级之间的利害关系。如果说有，那就是儒道两家都有的“道”，也就是天的意志。甚至高高在上的“道”也可以有人来体现。“人能体道”。但是儒家之道在人间，道家之道在自然。在儒文化的视界中，人与人之间出现了矛盾，出现了利害冲突，没有一个绝对的力量可以摆平，而只是用同样具有私心和利益考虑的“大人”来做出有倾向性的选择。因此，这种超越人间利害关系之上的最高权威的缺失，导致了人间不平等，是人为制造人间不平等的精巧设计和安排。这就是儒家之学中隐藏的猫腻，这就是为什么历代专制统治者都要弘扬儒学，独尊儒术，把儒家之学作为官方学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层原因。儒家，可以利用来维护人间不平等的社会秩序，进行精神控制，这就是儒家的高妙之处，也是儒文化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原因。

有等级差别的社会需要维护其稳定，就需要有一个世俗的权力。而世俗权力，无非是“君权”和地方长官的权威。在西方，上帝是人间事务的监督者，而在中国，既然没有上帝，人自己就是最高存在，所以人间事务也就没有监督。在西方，人间权力比如说国家权力，应该置于上帝的监督之下；但是在中国，国家权利没有上帝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者自身就是上帝，就是“圣上”，就是完人，就是民众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天然统治者，就是代表上天意志的最高权威。

当然，在中国文化中，皇帝之上也存在一个有人格有意志的“天”，是为“天命”。有时天降灾异，皇帝也要下“罪己诏”，甚至大赦天下。但是除了这一特殊情况之外，皇帝本人就是天之子，就是“真命天子”，就是上天意志的体现者，所以“天意从来高难问”。所谓“圣上”，那是道德人格与权力的合一，绝对是“金口玉言”，不容怀疑的。本来是世俗的权力，现在终于被儒文化神圣化了。“神”的缺位，导致了人间权力的绝对化，导致了权力的滥用。没有了神的干预，帝王行使起权力来，就无所顾忌，而他的臣民，也只有绝对服从了。

在西方文明中，由于上帝高高在上，所以神权与人权对立。但是在中国的儒文化中，没有上帝也就没有神权，结果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帝王手中，所以帝王的权力也就被神化了。没有上帝，没有神权，那就只有绝对化了的世俗权力。于是世俗权力至高无上，一切人世间的价值都以世俗权力为转移，而皇权以下，各级地方政府的权力也与之类似，都需要人们绝对服从。结果导致了官本位的文化习俗，它沿袭至今，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问题在于，把世俗权力绝对化，世俗权力却并不是最公平的。因为掌握权力的人也有私心私欲，甚至欲望膨胀。这就决定了，掌握权力的人总是要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谋私。而一旦权力失去了监督，那么就可以为所欲为，骄奢淫逸，横行霸道，甚至无恶不作。而腐败黑暗，就成为专制社会的痼疾。西方有句格言，“失去监督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没有监督的世俗权力既然已经被神化，那么一旦腐败起来也就不可救药。所以，中国历朝历代都伴随着腐败，而腐败至极，则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则揭竿而起，群起造反。结果就是，中国历史永远在治乱循环中震荡，而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面临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也许我们正处在治乱交替循环的临界点上。

延安时期，毛主席在与民主人士黄炎培谈话时曾说，中国的新政权完全可以走出治乱循环的历史怪圈，GCD避免治乱循环的办法就是真正实现民主，实现对权力运作的监督。但是今天呢？今天的中国历史，已经走到了哪一步？想当年，有伟人踌躇满志，指点江山；看今日，危机四伏人心不安，社会腐败令人不堪。原因何在？是我们倒行逆施，又恢复了私有制，还是法制不健全导致了社会整体失控？改革以来，灌输法制观念可谓家喻户晓，可是“法令兹彰，而盗贼多有”，并未改善社会治安，也没有能够制止腐败，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原因当然有许多方面。而溯其根源，传统文化的惰性至关重要，在这里，就是儒家文化。它是滋生社会腐败的文化酵母。根治腐败，不仅是政治层面的问题，更有历史文化的遗传因素在内。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永远滋生腐败。

儒家文化是反动的。不管它外表看来有多么精巧，多么完备，多么深刻，它骨子里那种为专制皇权合理性作辩护、论证其合法性的本质是不能改变也不容怀疑的。虽然儒文化已深入人心，迷惑民众，虽然新儒家气势汹汹，尊孔闹剧愈演愈烈，但是它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格格不入的。中国要进入现代化，第一个任务就是批判儒文化，揭穿儒文化为专制统治合理性作辩护的本质，构建起自己新时代的新文化，也就是说，我们首先需要的是文化革命。中国的现代化，如果没有文化领先，是免不了要走弯路的，注定是要把现代化搞得不伦不类，失去了民族自我，而成为别人的文化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