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南京的护国菩萨——唐生智

保卫南京的护国菩萨——唐生智

中国旧军队中有一支稀有的佛教军。5万官兵都摩顶受戒成为佛教徒，佩戴一枚圆形胸章，正面是一“佛”字，背面是“大慈大悲，救人救世”。

佛教提倡护生戒杀，而军队以杀伐为能事，二者相互矛盾、背离。这是民国的一件奇事。

奇事的制造者是两位奇人：唐生智与顾法师。

唐生智，字孟潇，湖南东安县人，1889年生。他是将门之后，祖父唐本有曾任广西提督。1907年，唐生智毕业于陆军小学，后又进陆军中学，以成绩优秀，保送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为校长蒋百里所赏识。保定毕业分配在湖南混成旅当见习军官。在讨伐袁世凯的护法战争中，显露才华。由排长、连长逐步升至团长、旅长。在湖南各派混战中，赵恒惕一派获胜，属赵派的唐生智升任第四师师长，兼湖南善后督办，驻兵衡阳。他招兵买马，大力扩充部队，很快拥有5万人枪，实力遥居湘军之首，他俨然以“湖南王”自居。

1923年夏天，有一位僧人直闯唐公馆，向唐生智献计。“你的处境非常危险”，僧人的第一句话，使唐生智吃惊，“危险有：一是赵恒惕对你深有戒心，并不完全信任；二是湖南派系众多，都在谋算你；三是衡阳毗邻广西，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虎视眈眈，你随时都有被吞并的危险。”这一席话，使唐生智动了心，向僧人问自救之道。“按我愚见，不如东与吴佩孚虚与委蛇，西与新桂系暗中联络，从而养精蓄锐，等待时机，一举而克全湘。”这正说到唐生智心坎里，立刻请僧人上坐，后来把他留在军中。

这位僧人法号净缘，姓顾，俗名伯叙。江苏武进人(另有人说他是扬州人)，佛教密宗居士(居士就是在家的佛教徒，受过三归五戒的人)。顾伯叙信仰佛学，但不赞成自残肌肤的受戒，所以当了居士。

顾法师被留，与唐生智相见恨晚，唐对他言听计从，尊为老师。不久，唐为他在长沙建造一座“二学园”作为顾的讲经谈法之所。顾定期宣讲佛法。唐部文武官员纷纷投拜在顾的门下。唐的5万官兵也都摩顶受戒成了佛教军。

顾法师行径反常。佛教徒应清心寡欲，但他拥有六房姨太太，最大的不过30岁，小的不过17岁。他虽劝人戒杀，但他却并不吃素，每天宰鸭杀鸡，奇怪的是他只吃鸡鸭内脏，余下的就赏给别人。同时他又善饮，一次能喝白兰地两大瓶。

顾法师到唐生智部的第二年(1924)春，湖南霪雨成灾，人心不安。唐生智向顾法师求教。“我可以设坛求晴。”顾法师笑着表示。在衡阳南门外，按顾的指示搭起高台，八名童男童女，斋戒沐浴。在连绵阴雨中，顾法师登坛诵经念咒，如此表演一番，也许是巧合，天公忽然雨止云开，并放出阳光。台下成千上万的百姓与士兵，山呼万岁，从此衡阳军民把顾法师敬如天神。接着顾法师又在衡阳办了个金光明法会，宣扬佛法，扩大他的影响。

唐生智不断扩充军队，整军经武，以顾法师为军师。消息传到长沙，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坐卧不安，担心唐生智要抢夺他的位置，召集谋士商量对策。第二师的秘书长萧汝霖献计，推荐一位姓白的喇嘛来长沙，也办金光明法会，与顾法师针锋相对，来个“佛门斗法”。那白喇嘛，又称“白居仁尊者”，年50余岁，出生于青海，身材魁梧，肥头大脸，身穿团花大黄袍，当时正在孙传芳手下当谋士，从南京来长沙，住长沙北门外开福禅寺，筹备设坛开法会。众多达官贵人前来拜见。白喇嘛都面授六字真言：“唵、嘛、呢、吧、咪、吽”，要朝夕念诵，有病可治病，无病也消灾，死后可升天。消息传开，拜见活佛的人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

半月后，白喇嘛主持的金光明法会举行了。坛上四角有二对童男童女，白喇嘛居中坐定，“慧眼”童子(白喇嘛门徒)站立一旁，烧纸后，白喇嘛向上天祈祷，赐福给赵恒惕，降灾于唐生智。法事完毕，白喇嘛向台下10万观众施吉祥水。人们争先恐后，踹死者甚众。

正当赵恒惕得意时，唐生智与顾法师商量要赶赵恒惕下台，唐的第四师开到衡山布起防线，炮口直指长沙。

唐生智的父亲唐承绪，本在省政府担任实业厅长，突然一夜间全家不知去向。于是长沙谣言纷起，唐生智部要攻长沙。

又有消息，唐生智已倒向广州政府，派出代表联系。

这都是顾法师的部署，赵恒惕自知没有兵力可抗唐部，决定自动下台。唐生智如愿以偿当了湖南省省长。顾法师得首功。

唐生智刚坐上省长宝座，赵恒惕得到北方军阀吴佩孚支持，准备卷土重来。唐向广东革命政府联系求援，北伐军暂时不能出动。湖南方面，原来亲赵的部队蠢蠢欲动，唐生智陷入两面夹击中。听顾法师计，先向吴佩孚妥协，因条件太苛而破裂。

唐生智与吴佩孚交战，结果唐败退出长沙。正在这时，广东革命政府出兵北伐，任命唐生智为第八军军长。在张发奎、叶挺部打进湖南后，唐生智重回长沙，挂起青天白日旗。从此，唐生智开始了他的纵横捭阖的军事生涯。顾法师跟着唐生智参赞戎机。

1929年冬，依附蒋介石的唐生智部，接受蒋的命令讨伐冯玉祥。进展顺利，在巩县、洛阳一带击退冯部，这时顾法师献计：“如今武汉空虚，何不回师武汉，生擒蒋介石，来个挟天子令诸侯。”唐生智深以为然，与冯玉祥握手言和，自称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讨蒋。唐部回师郑州，沿平汉线南下，直逼武汉。当时武汉并无重兵，蒋介石手忙脚乱，如果唐部一鼓作气，蒋就会束手被擒。当时蒋在一辆专列上指挥作战，身边警卫不多。但是乘胜前进的唐部，到了确山、驻马店附近停了下来。这是因为顾法师的意见，要等黄道吉日才好开战，同时正逢漫天大雪，用兵不便。哪知蒋介石却利用这机会，分化、瓦解唐生智与冯玉祥、阎锡山的联盟。驻守南阳的原来拥唐讨蒋的杨虎城(任警备司令)，在铺天盖地的大雪中，偷袭唐生智的指挥部。这时唐生智与顾法师正在围炉赏雪。闻变后，唐顾两人从乱军中逃出。

1937年11月，在日军兵临南京城下时，蒋介石命唐生智担当守卫首都重任。顾法师与唐生智到栖霞寺求签预测吉凶，签语是：“仙鹤出笼，凡事先凶后吉。”顾解释签语：“您从此可以摆脱蒋介石，飞上九重天了。”结果唐丢失南京，国人纷纷要求杀唐生智以谢天下。抗战期间，一直未起用唐，顾法师也不知所终。

　 1937年11月11日，蒋介石第二次召集国军将领商讨保卫南京的问题。在会上，几乎所有其他将领都认为不应死守南京。这时，唐生智站出来激昂地说，南京是我国首都，是国际观瞻所系，又是总理陵墓所在，如果弃守，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

1937年11月17日，蒋介石第三次召集各路将领商讨保卫南京的问题。蒋说，南京是我国首都，总理陵墓所在，必须要守。然后他问在座各位：“谁愿意负起防守南京的责任？”

然而，其他将领都默语不言。唯有唐生智站起来慷慨激昂地说：“抗战以来，我们中下级干部在战场上牺牲的很多，但还没有一个高级将领为国捐躯。我愿意防守南京，誓与首都共存亡。”于是，蒋介石就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

1937年11月20日，唐生智正式就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在唐生智的指挥下，国军八万余人自1937年12月4日至12日，抗击数倍于己的日军，进行了悲壮的南京保卫战。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唐生智没有履行自己“与首都共存亡”的誓言，于1937年12月12日晚乘船逃离南京，丢下几十万中国军民在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中惨遭日军屠杀。

唐生智当时主动请战的原因是什么？从他后来临阵脱逃的表现来看，根本不可能是真正的出于爱国激愤。一般的史学家认为，主要是唐生智不甘寂寞，出于功名心。当时，唐生智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训练总监”，不受重用，想以此来重振旗鼓，恢复军权。然而，台湾的现代史家吴相湘却有另外一个解释。

根据李君山所著《上海南京保卫战》（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一书援引吴相湘披露，唐生智主动请战指挥南京保卫战，其实是他听信了术士顾子同的劝告。顾子同告诉唐生智，唐的前生是“金陵王”，合当坐镇南京。顾子同的占卜结果说，日军占领上海之后不会再向南京推进。因此，唐生智才自告奋勇，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这其中的如意算盘，当然是如果日军真地不进攻南京，唐生智白捡一个舍身救国的英雄美名。李君山说，民国期间，军阀多半迷信，常常依赖占卜、术士来决定行止，所以这种说法或许有它的可信之处。

唐生智当时弃城逃跑，那不叫“失败”,叫“临阵脱逃”,一件比“失败”可耻一百倍的事情。在南京保卫战上，唐生智有如下错误：一、战略上错误：在国军上海战败兵败如山倒、日军气焰嚣张的情况下，提出死守南京；二、指挥系统上的错误：他一个湖南军阀，脱离军队十年多，在南京守军中没有任何根系，根本指挥不动军队；三、战与和策略上的错误：南京保卫战第一线、第二线都失守的情况下，日军于1937年12月10日在南京撒传单，要求守军投降；在南京明明守不住、国军丧失基本战斗力和斗志的情况下，他要么考虑率兵投降，要么弃城离去，让南京变成不设防的城市；四、仓惶出逃的错误：草草开个会，就决定撤退，没有具体落实如何撤退、谁断后，没有确定下属各部队都接到命令、没有对留下的平民如何保护，就仓惶出逃。

据记载，参加卫戍区司令部撤退会议的有些国军将领，开完会就直接逃出城了，留下下属部队死守城门，造成大量无辜死亡。如果真的为了弟兄们的安全，唐生智可以决定投降、或有组织撤退。即便投降，也不会妨碍唐生智杀身成仁：他可以与日军谈判，安顿好降军，然后自杀。其实，日军攻进南京后，国军将士照样被俘数万人，但是由于没有正式的投降程序，战俘得不到保护，被日军残暴杀戮无数。当然，南京死难者的罪责应当算在日军头上。唐生智无论如何还是抗日的。但是，作为南京保卫战总指挥的唐生智，的确应当承担相当的责任。

这个唐生智，是个常败将军，解放后居然当上了政协委员。不过，晚年他至少作了两件好事：一是1949年5月唐生智领衔发表湖南各界人士一百零四人响应起义的通电，吁请西南、西北迅速采取一致行动，促使和平解放，使人民免受战祸。二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逼他检举刘少奇、贺龙的所谓罪恶，唐生智坚决抵制，因而受到严重的摧残，于1970年4月6日癌症复发，不治而逝。

抗战期间，唐生智以“左”的面目出现，高唱爱国高调，别人不敢反对他，否则就是“汉奸”。他主张南京保卫战，却有没有胜利的本钱，随后又逃跑，让几十万军民惨遭杀戮。所以，我认为，在历史的关键时候，有时空喊爱国口号、盲目抵抗的人，比起求和退让的人，对国家对民族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值此南京大屠杀六十七周年之际，发表这篇经修改的旧文，以此铭记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