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市长摊上大事了
姜维平
用中国民间的一个流行语来形容最贴切:这回多伦多市长福特终于摊上大事了,当地《多伦多星报》两名记者发表文章,指控他过去曾有吸毒的嫌疑,而且眼下得到了新的证据:不仅他的兼职司机涉嫌贩毒被捕,而且一段疑似他本人吸毒的视频被警方送交法庭,如果法庭判他有罪,他的市长就当不下去了,尽管以前多次遇上麻烦,他都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勉强度过难关,尤其是去年因拉赞助给他曾任职的一家足球队,而被多伦多一市民告上法庭,整得沸沸扬扬的,险些辞职,最后只支付了一些律师费了事,算是幸运的了,看来,即便是民众选举产生的市长也不好当啊,这回因为有了他至少是交友不慎的证据,怕是在劫难逃了,说不定还要坐牢呢。
这一事件引发了当地市民及华人的极大兴趣,我每天都读英文版的《多伦多星报》,有关指控和批评市长的文章经常出现在第一版,有人告诉我,这是与福特对立的党派办的报纸,当然会对其抱有成见,从他一言一行看,还是满认真能干的,比如,延伸续建地铁站什么的,他比较有决策的魄力,但媒体并不歌功颂德,去年,有市民告他以权谋私,他不得不上法庭,搞得灰头秃脸的,《多伦多星报》整天都有这方面的报道,但指控他的事,最初不外乎是小事,他曾为自己任职过的一所学校足球队拉了两千多元的赞助费,再是使用了一些公家的信封,这对加拿大记者是新闻,对中国官员就不算什么,如果有哪一个市长帮助爱好足球的某个学校队,搞点小钱,不仅不是以权谋私,而且是献爱心了,有哪个记者敢用如此小事批评市领导,又有哪家法院能受理民众的类似指控?
这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司法制度给移居加国的华人,提供了比较和观察人生的“大舞台”,但就我的看法,不论是投资移民,还是技术移民,不论“官二代”,还是“富二代”,大部分人,可能关心的多是自已的财富如何麻利而稳妥的转移,如何享用加国的福利待遇,如何过上世代沿续的幸福生活,并非学习西方的民主和法制,也不想通过每个人的努力,使中国尽快地民主和平转型,这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是国内先富起来的社会阶层,他们是现有社会体制的受益者,因处境有不安全感而背井离乡,但并不想失去人脉关系和经商赚钱的便利,“官二代”不愿父辈失去权力,“富二代”不愿父辈失去生意,所以,明知福特案对国内官员的管理有警示作用,但也仅限于谈论和嘲讽,并不想真的移植,大概这是所谓“制度自信”的社会基础吧。
不过,从福特普选上任,人品瑕疵饱受批评,到面临险境,华人还是应当展开更广阔思考的领域: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是完善的,公平的,但民主较之于专制,可以相对有效地制约和监督官员,而官员不贪腐,不坐牢,对他本人及家庭都是大好事,加拿大对官员的腐败是“零容忍”,所以就会有市民,出以公心,或因党派歧见,故意用放大镜对准市长,过去是挑出他拉赞助的毛病,现在是质疑他吸毒或交友不慎,虽然有点苛刻,但也用心良苦。联想到中国那些时而暴富时而破产的富商,时而人生峰顶,一言九鼎,名利双收,时而“双规”,成为阶下囚的高官,我认为《多伦多星报》的记者,和控告福特的市民还是应当肯定的,他们是社会的“啄木鸟”,在枯树倒下之前,就发现了腐蚀它的虫子,就替官员吃掉了虫子,有什么不好呢。
在中国,几乎每一个人入党升官都为了物质享受,几乎每个拿到权力的官员都肆无忌惮,甚至发疯,面对不断倒下坐牢的“大老虎”,“小苍蝇”,几乎每个人都抱有一种侥幸心理,而许多“官二代”和“富二代”的移民,就是被这种心理推动远行的,所幸现代化交通工具缩短了交流和乡愁的距离,但不安全感始终在笼罩他们的心灵,难怪他们有的神秘兮兮,谨言慎行,对谁都抱怀疑态度,过得并不开心,这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假如我们的司法是独立的,像加国这样,市长也得尊重法官的判决;假如记者不必生活在恐惧中,可以随时批评官员;假如整个社会致力于制度建设,把篱笆扎得很紧,就能预先杜绝和防止官员贪腐,也就挽救了无数个原本品行良好的官员,就提前阻断了牢狱对其亲友的伤害,这是移居加国华人应当得到的精神启示,也是福特案的一个积极的教育结果。必须把这个道理不厌其烦地讲给国人听,虽然可能听众少之又少。
然而,更多的中国人并无出国体验的机会,既便偶尔旅游一次,也是走马观花,由于信息封锁和官方的左右,对司法独立还存有偏见,认为它是西方颠覆中国的借口,实际上不是的,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如果中国的官员都像福特这样民选而接受监督,就节约了很多反腐查案的成本,与之相反,打压记者和言论批评,不论找到多少冠冕堂皇的理由,都对社会是一种自我葬送,目前中国民间的一些抗争活动,一波接一波,除了极少数的与国际分裂势力有关外,大多是压制言论自由表达,和司法不能公正判决造成的必然结果,这一点如果不去领会,就很难应对即将出现的社会动荡。到了那时,才是真正的摊上天大的事了。
2013年11月2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自由亚洲电台11月3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