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姜维平
1982年至2000年，作者先后任大连日报，新华社大连支社和香港文汇报记者，2000年12月至2006年，作者因揭露薄熙来贪腐而
李克强口若悬河，反腐有多少“干货”？
姜维平
在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问时，李克强承诺要简政放权和转变政府职能，他说，你谈到理想，凡事想要做成的话，总是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作出可能的选择。这次改革方案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当然也是简政放权。如果说机构改革是政府内部权力的优化配置，那么转变职能则是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
这句话已经清楚地界定了中共选择的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政改，而是行政体制的小修小补，既使如此，他也承认，机构改革不易，转变职能更难，因为它更深刻。他说，我经常在地方调研的时候，常听到这样的抱怨，办个事、创个业要盖几十个公章，群众说恼火得很。这既影响了效率，也容易有腐败或者叫寻租行为，损害了政府的形象。所以必须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入手来转变政府职能。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
于是，他表示，不是说政府有错位的问题吗？那就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
这话当然显示了他的决心，其中的所谓削减三分之一，可以列为“干货”，因为他容易使人们找到考核官员言论落实情况的指标，不过，我要问，还有三分之二的审批权限，也就是说，官员贪腐还有三分之二的空间，想寻租还有较大的市场，怎么办呢？
谁都知道，权利是由官员去行使的，寻租是一种权钱交易的恶行，管住官员，才能限制权力，现在不是表象的有几多审批权项的问题，而是权力过于集中，没有制约监督的问题，说白了，经济上的多元化与政治上的一元化矛盾的问题，试问，政治领域没有引入竞争机制，如何制约贪腐呢？假如允许中共党内派别斗争公开化，合法化，或与其它党派展开透明的竞争，不仅能保证中共不溃败，而且能减少和杜绝贪腐，也利于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看来，李克强还是在中共18大报告的框架里“壮士断腕”，虽然喊得响，但甩开膀子干很难，用左手断右手谈何容易？他至多在其任职时，以身作则，带动一班人比较廉洁，再抓一些贪官，缓解一下社会矛盾而已，恐怕无法从根本上治理各级官员的寻租行为。
在回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提问时，李克强又一次强调了新一届政府反腐败的决心，他说，腐败和我们政府的信誉应该说水火不容，中国政府反对腐败的决心和意志是坚定不移的，这里我也想表个态。为政清廉应该先从自己做起，己正，才能正人，这是古训，也是真理。自古有所谓“为官发财，应当两道”。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我们愿意接受全社会、接受媒体的监督。
毫无疑问，从李克强本人从政经历看，他是廉洁奉公的，较之温家宝，他没有那么多有关家人贪腐的无法查清的丑闻，我不知道他在河南任职的实情，但由辽宁官场提供的信息看，他可以称为“做人先正己”的楷模，我也深信他所说的“为官发财应当两道”的古训是真诚的，不过，做为中国航程的领舵者之一，光自身正远远不够，因为如此大业，需要集体的合力和各级官员的自律，如果仅仅洁身自好，就是一个令百姓失望的总理。
其实，李克强既是才华横溢的博士，也是吃过苦，饱经风霜的“知青”，他心知肚明腐败的根源所在，只是身在官场体制之内而不能自拔，所以，他说，我们还要建立和完善不能贪、不敢贪的反腐机制，但他没具体讲什么机制，比如，世界上风行的阳光法案，老百姓期盼了很久，但迟迟不出台，2010年我就发表了题为《公布官员财产应从政治局做起》一文，但没什么响应。当然，李克强，习近平，俞正声等廉洁官员不怕公布，但其他人同意吗？既便政治局统一了思想，他所代表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或各省市自治区的封疆大吏会赞成吗？因此，还得走内斗反腐的老路，故此，李克强说，让腐败行为、腐败分子依法受到严惩，绝不手软。更重要的是，要让权力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中运行，使人民能够更为充分和有效地进行监督，这也是把权力涂上防腐剂，只能为公，不能私用。
也许李克强自身也感到无奈，才做了一个具体的承诺，这一点应视为“干货”，他说，我们还要用简朴的政府来取信于民，造福人民，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前一段我收到财政报告，1—2月份，中央财政的收入增幅只有1.6%，可以推想，未来财政再保持高速增长的收入态势不大可能了，但是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增，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这里我们也约法三章，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三条中央政府要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
我想，李克强应当知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比如约法三章吧，第一，盖了楼堂馆所，变通一下欺骗上级，就很容易蒙混过关，举例来说，90年代中期，薄熙来指示市政府投资建设了大连星海会展中心，老干部告状，朱熔基批示查办，但薄熙来强令大光地产公司的香港商人林某造假，以港方名义与中方合作，出具假合同，假报表，这样一来，就使这家典型的楼堂馆所变成了中外合资的招商项目，轻易而举地把朱熔基骗了，类似薄的官员比比皆是，李克强能斗过狡猾的下级吗？第二，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增不减，下面增了少报不就行了吗？反正统计局由地方官员任命管理，数字是小姑娘，可以巧妆打扮啊。第三，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那么，下级官员搞一些假发票找企业报销就足以应付，李克强再精力充沛，既使三头六臂也斗不过地方官的“地道战”。所以，这三条形同虚设，不如出台一条：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既所有官员每年应将个人财产刊登在同级媒体上，接受群众的监督，这样一样，就挽救了无数的贪官及家人，也免除了内斗受苦之忧。何乐而不为呢？只要把这一点利弊讲清楚了，就能说服下级广大官员。试问，假如90年代初，薄熙来任大连市长时，就在《大连日报》公布个人财产，并从善如流，能有今天可悲的下场吗？
由此，已经看出，以李为首的新一届政府还是穿新鞋走老路，反腐靠两点，一是“内斗”，二是“榜样引导”，前者不论抓多少老虎，苍蝇，老百姓也不尽信服，总认为有不公平的派别暗斗色彩，也会有一些冤假错案；后者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效果不大，比如，习近平出访轻车简从，不公款吃喝讲派场，讲享乐，近期中国各级官员有所收敛，连茅台酒热销都降温了，这当然应当肯定，但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的问题，只能使贪腐手段更狡猾，“裸官”更多，海外转移的不义之财更多而已。
总之，比对朱熔基和温家宝两人的誓言，李克强反腐的“干货”不多，想当初，铁面无私的老朱声称准备了一百口棺材，给贪官留着，但结果如何呢，有的贪官进了棺材，有的跑到了海外，老朱自身廉洁，对其也望洋兴叹；温家宝声称起诉美国《纽约时报》，但雷声大雨点小。家人贪不贪，也是雾里看花，不明不白的，“退隐林泉”成了笑料；李克强以神态动作尽显破釜沉舟的决心，但腐败这一亡党亡国的利剑还是高悬头顶，不能力除，不知道五年后中国会发生什么，也许一切依然如故，也许真的没有了“也许”。
纵览中国网站3月18日首发
作者声明：
阿海主办的北运河出版社在《薄熙来夺储败亡记》一书的344页至365页，也公然抄袭我的文章《王立军的自白》，同样将面临诉讼。
姜维平狱中回忆录《活人墓》即将出版，已汇款的读者请耐心等待，尚未汇款的不要再汇，等新的销售方式确定再议，作者联系方式，邮箱:
Jiang Wei 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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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 BOX 10024 Yonge & Finch PO
North York ON m2n 0B6
电邮jwpjiang@gmail.com
电话647---763--6898
但是马克思忽略了其中的资产阶级的劳动和创造的价值。
资本主义的问题就是会走向垄断和独裁，走向破坏自由和公平竞争环境的方向。导致社会失去竞争的活力。产生类似于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中出现的问题。
正是因为马克思深刻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这个问题，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良好的警戒作用。美国才出现了反垄断法。但是美国的反垄断是不彻底的。美国的发展的动力其实是来源于外部压力，就是和苏联的竞争。
这种阶级固化产生的问题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同样存在。如果不是面临外部的压力，内部的统治阶级没有变革的动力。这就是美国的资产阶级贪图利益，把制造业转移到中国的原因。这也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贪图短期利益，给印度搞基础设施建设，培养竞争对手的原因。
马克思的问题使用封建社会的方式（社会主义——劳动者有产，带有按劳分配的鼓励方式），和奴隶社会的方式（共产主义——劳动者都是国家的奴隶，无产）。用国有垄断来解决帝国主义的垄断问题。
问题是国有垄断要依靠每个人都成为无罪的人（劳动时人类的第一需要)和政府的人成为圣人，不但无罪，而且智慧，道德一切完美无缺。这和《圣经》对人类的描述是不符合的。
所以说，不是共产主义不好，而是找不到适合实行共产主义的人类。
而马克思主义有信奉进化论，希望筛选出适合实行共产主义的人的品种。结果没有成功。如果这个实验执行下去，普天下的人类都会被灭绝。
所以，人类离上帝多远，就会离真理多远；
人类离上帝有多远，就会离民主有多远。
但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关于经济危机的论述，点出了资本主义的要害。对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结果，现代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越来越像社会主义了。
而马克思设计的社会主义，经过实践检验，发现发展成了封建社会；而马克思设计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实践中成了奴隶社会。
北欧的发展其实也离不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问题的深刻揭示。
现在中国正在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这场危机，其持续时间和范围，影响会很深远。也许是变形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中国如何应对，最终才能避免日益迫切的经济危机？
看完这个帖子，你就能够拨云见雾，找到解决方案，请看：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667751-1.shtml
《效率与公平的逻辑关系》
杨帆 新浪财经 2006年05月18日
抽象谈论效率与公平的文章，浩如烟海。我们需要的，是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把二者关系做具体的，历史的说明。理论上的真问题，必须结合实际中的真问题，才能具有实际意义。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基本关系。所谓效率，主要指经济微观层面，企业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但经济效率也可扩大到产业层面，指一个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拉动效应，有前向关联，后向关联等；还可包括宏观经济层面的总体效率，即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波动的减少，防止垄断，过度竞争，倾销和重复投资，改善对外贸易条件等等。不能仅仅把经济效率理解为单个企业的眼前利润，即使单个企业的经济效率，也离不开长期发展战略，市场的占有率，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社会贡献与社会形象等多种因素，不是单纯的利润指标可以代替的。企业的效率，前提是符合社会效益，如不能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社会等，在现代生产中，企业活动的外部性问题已被尖锐揭露，脱离社会效益的企业微观效率不能被社会承认，这一点在财务上也将体现出来，即把企业活动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打入企业成本以降低利润，企业的虚假效率必然被剔除。
至于“公平”，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派经济学家长期所忽视或者有意排斥的问题，他们的学术理由之一就是：效率有明确的指标可衡量，而公平的概念太泛，不能量化。其实，国际社会对于公平越来越重视，并给出了明确概念。2000年10月，180个国家元首签署的《千年宣言》概括了世界银行奋斗目标：消除饥饿和极度贫困；普及小学教育；消除性别歧视，赋予妇女平等权力；降低婴幼儿死亡率；减少孕产妇死亡率；消灭爱滋病、疟疾等疾病；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扭转环境资源的耗竭趋势。根据中国青年报采访世界银行专家邹恒甫，社会公正至少包括四大内容：
第一，机会均等。每个公民都具有基本相同的发展机会。机会均等要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公共政策向机会最少的那部分人倾斜，以增加他们的发展机会。例如，教育是影响人们发展机会的关键因素之一，公共政策应该保证穷人也能享受基本的教育。
第二，过程公平。虽然公民的先天禀赋，如身体状况、智力、家庭环境存在很大差异，但公民利用自己的禀赋、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回报的过程必须是公平的。人们不能因居住地、性别等方面的差异而受到歧视。例如，农村居民必须同城市居民一样，完全平等地参与竞争，同样的付出应该得到同样的回报。
第三，按贡献进行分配。根据每个成员对社会的贡献大小进行有差别的分配，多努力者多得回报。
第四，确保基本生存条件。社会必须给每个公民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机会，避免一部分公民陷入绝对的贫困和被剥夺状态。这就是说，政府必须调节资源的配置结果和收入分配格局，以维持每个公民最起码的生活标准。
四个内涵之间可能出现冲突，例如为实现机会均等和避免绝对贫困，必须对弱势群体进行政策倾斜，会影响过程公平。阿马蒂亚·森在其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指出，社会公正的具体内容和具体体现取决于每个社会自己的选择，只要社会的决策过程是民主的、每个成员都有表达自己偏好的正式渠道、政治决策机制能综合每个公民的意见，社会选择的结果就是可以接受的。
依据国际上中等偏下的水平，中国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应各占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共占50%；按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30%计算，应达到GDP5%，三项共占15%。
国际思潮可以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划线，主张效率优先的为右翼，主张公平优先的为左翼。我以此为依据，又加上手段的激进与温和，把中国社会思潮划为温和左翼，温和右翼，激进左翼，激进右翼四种思潮。我主张温和右翼与温和左翼合作，既反对激进左翼(原教旨计划经济思想)，也反对激进右翼。中国思想界的思维惯性实在太严重，许多人至今把“左倾”作为最主要的危险，对于新的“激进右翼思潮”缺乏警惕，甚至作为“改革开放大方向”加以维护，这就是主张以腐败为机制，将权力与资本相结合形成“精英联盟”，进一步买办化，走对外妥协，对内剥夺大多数人民的“拉美化”道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中国改革开放自1995年以后，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同时，忽视了对腐败的控制和对受损阶层的补偿，正在一步步滑向这一方向。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经济方面可以归纳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公平是指社会成员的收入均等化，效率是指资源的有效配置。计划经济有天然的公平取向，忽视微观效益；市场经济则重视微观效率而使收入差距拉大，这是效率与公平背后的体制因素。
官员财产公示--瑞典240年前就已开始 民主并不是最先从美国开始的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675721-1.shtml
蒋介石的军队主要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军队，作战的动力就是对地主阶级利益的回报；
而毛主席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作战的动力就是人民的利益回报的盼望；
美国的军队就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军队，作战的动力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而印度的军队是维护封建领主利益的军队，作战的动力是维护封建领主的利益；
这也导致了蒋介石的军队汉奸多；美国的军队的人怕死；印度的军队只会吹牛，而没有凝聚力的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往往一个几千人的军队就能横扫全国，因为阶级固化和弱民政策确实方便了地主阶级的通知，但是导致了防御外地能力的不足。北方少数民族几千人的军队就能不断的掠夺拥有长城和天险防护，以及拥有先进生产力武装起来的上百万军队。根本原因是地主阶级为了内部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不让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普及，也就影响了提高。导致先进的军事思想和技术得不到传承，进步和发展。对优秀军事将领的防范，更甚于对外地的防护。
就是因为阶级斗争，阶级压迫，让社会失去了凝聚力。失去了一致对外的动力。而儒家文化提倡忠心，却培养了大量的汉奸，就是因为儒家同时是用礼法进行内部压迫严重的宗教。日本的武士道通过引进禅宗的心理学训练，表面看培养了大量的忠心的武士，但是这些武士背叛起来，同样是忠心的日奸，为美国军队效力的日本军人，在对付日本的勇敢和对美国的忠心，真是让美国军队叹为观止。
而北欧的军队，并没有太多的进行忠心的训练，然而因为阶级压迫的程度低，基础福利和社会保障比较好，所以全国人民忠心耿耿，往往以小博大，创造出很多战争的奇迹。
奴隶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通过权力和专政工具来控制劳动力，让劳动力无产。初期成本最低，效率最高；但是长期会导致阶级固化，劳动力失去未来的盼望，奴隶主和政府失去进步的动力；
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是通过权力和专政工具控制劳动力，同时通过物质奖励，来提高效率。但是长期也会导致阶级固化，劳动力失去未来的盼望，地主阶级和政府失去进步的动力；
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完全是通过物质奖励，来提高效率。但是经济危机是难以避免的疴疾；长期也会导致导致阶级固化，劳动力失去未来的盼望，资产阶级和政府失去进步的动力；
现代资本主义，可分为以美国是重效率型，北欧的重公平型和德国的综合型。是通过自由（公平）竞争，市场经济，来提高效率；而法律至上，人人平等，反垄断，新闻自由来打破垄断和阶级固化，来解决经济危机，相对的抑制阶级固化，所以是目前为止最为成功的制度。
中国现在是处在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通过人口和规模优势，实现了竞争力和经济的腾飞。通过入世贸组织，给了中国巨大的市场。带给中国巨大的发展空间。但是这个空间已经接近饱和了，需要参考美国和北欧的经验，实现人均收入达到美国和北欧的水平。那么中国的GDP将达到美国的5倍以上。加上中国的产业体系完整，将使中国重新成为世界超级强国。
现在那些所谓的人民代表其实是：官僚阶级的代表，资产阶级的代表和贵族阶级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