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及周边的沙尘暴来自内蒙古等地区的沙漠吗？植树固沙是否能遏制沙尘暴的发生？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治沙13年后，被称为“草原卫士”的环保志愿者郑柏峪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北京的沙尘暴是“尘暴”而不是“沙暴”，其降尘并不是来自于沙漠中的沙子，而是来自于草原中那些干涸的盐湖。盐湖盆中极细的、含有盐碱的粉尘不仅是华北的“尘暴”的罪魁祸首，也是荒漠化加剧的重要因素。他将他的实验和思考发表在他的新书《查干诺尔传奇—一个老知青如何面对荒漠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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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柏峪希望他能够改变盐碱湖生态状况恶化的状况。内蒙古师范大学生态学教授刘书润建议，可以在盐碱地中种植耐盐碱植物碱蓬，沙尘暴来的时候耐盐碱植物可以阻挡沙土，降低土壤盐碱度，使土壤淡化，在湖盆的小环境得到改善后，低耐盐碱的植物和一般的植物逐渐生长起来，最后就可能使盐碱地形成草原，而不是继续走向荒漠化。
自2003年开始，郑柏峪筹措资金，开始在查干诺尔干湖盆种植碱蓬。如今，实验地种的碱蓬覆盖了大量的沙土，伴着碱蓬的生长，周边有新的植物群落出现。郑柏峪说，这证实用人工种植耐盐碱植物的方法来加快生态恢复的路子是可行的。
郑柏峪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提到，根据他的观察和研究，像查干诺尔这样的干湖盆是京津、华北降尘的重要来源地之一，沙漠里的沙因为颗粒较大，无法吹到北京等距离较远的地方，只能够影响沙漠周边地区。也就是说，要治理华北沙尘暴，关键是治理上风方向普遍存在的干盐湖，光植树固沙不能治本。
盐碱荒漠化是一个普遍问题
澎湃新闻：你在书里提到“盐碱荒漠化”，你认为华北地区的沙尘暴主要来自于干涸的盐碱盆地，这个观点似乎认可度不高，你在实地和通过研究了解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郑柏峪：我与别的科学家最大的不同就是我（的认知）是从实践中来。现在我们很多人说是内蒙古沙漠里刮来的沙子形成了华北的沙尘暴，但是我在现场看到粉尘是从盐湖里升起来的，而不是从沙漠里升起来，沙漠里的沙只能影响周边的地方，（沙子）吹不到那么远，只有盐湖里的盐碱粉尘能吹到北京。我观察了锡林格勒盟的6大咸水湖，也去过那里众多小盐湖，盐碱荒漠化是一个普遍问题，而不是一个孤立现象，不是说只有查干诺尔才这样。
我的观点也有科学研究的支持。比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升就提出，黄土高原的生成和西北荒漠化中沙尘暴的搬运有密切的关系。他认为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等过去都是古盐湖，这些古盐湖的粉尘在被风卷起来的过程中，粗的颗粒留在盆地里成为沙漠，中等颗粒形成了黄土高原，最细的颗粒形成了华北的黏土，再细的到了更远的韩国和日本，进入大气层的上层，这是为什么黄土高原的土含碱性，就是说它是从盐湖演变而来的，要不然它从哪来呢？
由于干涸的咸水湖盆通常都具有深厚的沙、土、尘和盐碱化学物质，是沙尘暴的主要发源地。其中的盐碱粉尘和粘土粉尘在大风的夹带下形成盐碱尘暴，盐碱尘暴是沙尘暴的主要形式之一。它和一般沙尘暴的区别是：第一，由于沙尘暴的沙尘颗粒度的大小不同，大风夹带下移动的距离也不同，造成不同地区沙尘暴的形式也就不同。沙尘源区主要是沙尘暴，而较远地区主要是尘暴。中国东部地区所谓“沙尘暴”实质上是尘暴，其夹带物质主要来源于众多干涸盐碱湖盆和荒漠化土地中的粉尘，而不是沙漠沙地的沙；第二，尘暴是含有以盐碱物为主的多种化学物质的，除了一般沙尘暴的危害外，还有化学污染、化学毒性和化学腐蚀，盐碱尘暴的危害要远大于一般沙尘暴；第三，中国的荒漠化问题的实质是盐碱荒漠，盐碱尘暴是中国荒漠化加剧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多方面的危害绝不可低估；第四，近年来中国西部的咸水湖有加快干涸的趋势，如果我们现在对咸水湖干涸的问题不加理睬、或者对策措施软弱，其产生的盐碱尘暴将加剧生态危机，并可能产生新的荒漠化问题。
澎湃新闻：在你通过种植碱蓬来治理盐碱盆地前，你也是认为是沙漠造成沙尘暴的吗？
郑柏峪：以前都是这么认为的，1999年的时候我向一个企业申请得到一笔资金，就开始在查干诺尔种杨树，因为那时候治沙国家的项目都是这么做的，我也这么做，结果树苗种下去了，底下都是盐碱土，树根扎不下去，而且杨树要水来浇，那里缺水，我们就派一个人每天开车抽水去浇水，浇水浇不起，（杨树）第二年都旱死了。
澎湃新闻：按照你的实验和思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西北种树，可能无益于解决北京的沙尘暴？
郑柏峪：关键看把树种在哪里。沙子的移动距离很近，所以在沙漠的边缘一带种树，可以挡住沙子，阻碍沙漠的移动，但是对很细的、能飘到高空的粉尘用种树的方法就不管用。在荒漠化地区种植高大的乔木是有问题的，因为这对于防止尘暴没有用，对于防止沙子的移动是有作用的。所以不能只靠种树来进行京津风沙源治理，京津风沙里没有沙子，只有粉尘，风选过程产生沙尘暴，其动力源是西北大风，而物质源主要在西部咸水湖盆，所以我国东部地区的沙尘暴是尘暴，而且是含有盐碱物质的尘暴。
盐碱地转化为草场需要人为干预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查干诺尔和类似的盐碱湖干涸是什么造成的？
郑柏峪：我看在那个地区自然界的大趋势就是这样，天气越来越热，就越来越干旱，当然也有人为过度用水等原因。
澎湃新闻：既然是自然界的大趋势，人为干预能改变当地的环境吗？
郑柏峪：自然界的盐湖在没有人干预的情况下上百年千年都不会变成草原，因为植物的根系无法扎下去，风一来在那个盐碱地上都吹走了，如果人干预一下，就能够长出植物，这样就有将盐碱地转化为草场的可能。
澎湃新闻：你提到畜牧业是草原演化的杠杆，怎么看这个杠杆的作用？我们提“退牧还草”也有很多年了，现在有一些专家和牧民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在有的地方过牧并不是导致草原退化的原因，相反，一位的限制放牧，没有了牛羊的啃食和踩踏，草原就无法健康的生长。草原和牛羊之间如何才能找到一个平衡？
郑柏峪：中国的草原大部分都是放牧的，之所以说畜牧业是杠杆的原因是因为草原的载畜量有限，放养的牛羊应该限制在草原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低于这个载畜量草原就会变好，如果高了草原就会退化，并最终导致荒漠化。当然载畜量的标准也不是全国统一的，而应该根据每一片草原的特点来决定。
不过，不放牧的草原不一定是好草原，大多数人都不理解这一点，牛羊在草原上不断地啃食或践踏牧草，使那些最顽强的、最适合牛羊来吃的植物生长比较好，如果长时间禁牧，一些对牛羊来说营养价值较低或没有价值的植物就会长得高大粗壮，那些适合牛羊啃食的植物竞争不过它，从放牧的角度来看这就不是好的牧场。
始终没有忘记查干诺尔
澎湃新闻：你为什么在退休后一个人跑到查干诺尔去治沙呢？这期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郑柏峪：1968年8月，我来到查干诺尔插队，21岁了。那时候我从北京四中高中毕业，由于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没有能够考大学，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我就来到了查干诺尔。来之前我很担心，因为锡林郭勒草原是纯牧区，又是蒙古族聚集生活的地方，怕自己不适应。但是到了草原以后，很快就喜欢上了这里，一呆就是十几年，直到1981年我才回到北京。工作后我始终没有忘记查干诺尔，隔几年就回去看看。九十年代以后多次国家机关精简，我们轻工业部都是精简对象，这期间回查干诺尔的时候多了一些。等1999年国家机关机构改革中轻工业部被撤消摘牌，允许满30年工龄的干部提前退休，我干脆就退休干环保了。从那以后我年年回查干诺尔，一般每年3-5次，多的时候有10多次。关注着草原的变化，开展生态治理项目，成了一个生态环保志愿者。
现在，整个干涸的盐碱盆地上基本已经覆盖了碱蓬，第一阶段基本就算成功了，接下来就是要进行植物替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单一植物，需要过渡到多种多样的植物才好，要不然光是一种植物危险性就大，突然的霜冻、沙尘暴袭击都会导致它大面积死亡。整个植物替代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当然，这中间也可以通过人工撒播一些其他的种子来干预它的进程，这就需要得到资金的支持，这是我现在面临的问题之一。
另外，我还希望得到科学界的理解，盐碱湖盆对荒漠化的影响我认为是很大的，希望能有更多科研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