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润,一位新华社河北分社的记者,31年前,他曾采访过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他指出习近平成为最高领导人绝非偶然。以专门挖掘与习近平有关新闻消息出名的“学习小组”,近日爆料了二人交往的这段往事。
公开资料显示,1982年仲春时节,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的习近平,放弃北京的优越条件,来到正定县任县委副书记。当时的正定县是一个有名的“高产穷县”,1981年人均收入不到150元。
赵德润提到,第一次见到习近平,我就很有好感。一见面,非常随和,讲话不紧不慢,实实在在。我们采访接触过很多县委书记,他在其中很突出的特点是,有思想又很真诚。
赵德润称,习近平成为党的领袖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不是偶然的。从正定的政治起点,到他以后在福建17年的历练,都不是完全一帆风顺的,也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挫折。可是,他的胸怀非常开阔,非常善于团结人,团结各种不同意见的人,特别是能够宽容犯过错误、甚至伤害过自己的人,这个一般人做不到。
翻开当年采访习近平谈话记录,没有空话套话,没有穿靴戴帽,没有哗众取宠。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语言,深入浅出,实事求是,平平实实。他的思想和做法无疑是符合中央精神的,但具体做法都是从实际出发有自己的创造,尽管上面领导不一定都很欣赏这些做法。
赵德润最后提到,你要了解习近平为什么有担当,就要了解他所受过的磨难和历练。他的父亲习仲勋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岁领导两当兵变,21岁就是陕甘边区主席,32岁任西北局书记,毛泽东称赞他是“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期间,曾分管参事室、文史馆工作。后来受到陷害,经历了很不公正的待遇。习近平9岁的时候,家里就遇到磨难。他从少年时起所受的苦难,包括16岁到延安梁家河插队一插就是7年的经历,对了解社会、了解人民、磨练意志,打下了坚实的根基。他以宽广的胸怀化解了,这些磨难就变成财富,这笔财富堪称“金不换”。
附“学习小组”整理的文稿
一 缘起
那天,“学习小组”组长给我发短信,问《正定翻身记》是不是我写的。我回短信说:“有此文,有此事。”
我的采访笔记还在。他提到,写《正定翻身记》时是1984年,那时我是新华社河北分社的记者。当时正是拨乱反正的年代,在省里我就听说,正定来了一个年轻的县委书记习近平,而且是从中央机关下来,很有思想,很快使正定的面貌发生了变化。
正定作为高产穷县我是知道的。那个时候高产穷县很难受,为了维持高产,盲目加大水肥投入,最后农民很穷,交了征购粮,口粮都不够吃,还要去外县买高价粮。这都是受了“以粮为纲”这种左的思想束缚。
我是怎么知道这事的呢?很多渠道都在传,在省里一次会议上,石家庄市委书记贾然说习近平到正定确实变化不小。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在当地转换思想后,工副业和多种经营上去了,棉花、瓜菜等产量增加了,农民生活改善了,为什么粮食产量却没掉下来?
我给正定朋友高培琦(就是《正定翻身记》第二作者,身份为县报道组长)打电话,他说得更为具体。于是1984年4月17日的下午我去了正定。
第一次见到习近平,我就很有好感。一见面,非常随和,讲话不紧不慢,实实在在。我们采访接触过很多县委书记,他在其中很突出的特点是,有思想又很真诚。
4月17日那次见面很短,他让我先下去看一看。近平同志把他自己坐的北京吉普车,就是以前那种草绿色的老吉普,让给我们坐。他的司机雷小群拉着我和高培琦一路下去。
我对习近平真正深入的采访是在4月19日,那次谈话印象非常深刻,笔记到现在我还保留着。
我们是在他办公室里见面谈话的。办公室很简陋,实际情况就跟网上那个很有名、很普通的照片一样。他当时抽荷花牌香烟,农民也吸那个烟,当地产的。当时也有贵一些的烟,但是他只吸荷花烟。
二 谈话
那次谈话奠定了这篇文章的思想基础。
习近平同志跟我谈了他的思想,给我的感觉,他善于从大处着眼。他没有只从正定思考问题,他把这个县的发展和全国联系起来了。一开始谈的就是解放思想,他说一个县如果思想不解放,思路不明、路数不清、精神不振,什么都干不成,这是他的开场白。
他说如果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走一步看一步,或者上面说一说下面动一动,那不行。一定要有思路,要有规划,要有长远考虑,不能只看眼前。
他说要科学决策,真正摸清正定经济的发展规律,从根本上解决一些干部的盲目性,改变过去盲人骑瞎马、朝令夕改带来的反复和随意性。要通过立法,提出更严格、更科学的根据,形成十到十五年的远景规划。然后再考虑当前做什么。
近平同志把正定和全国联系起来,是有很深的思考的。他提出建立顾问团,取得智力支持,所以华罗庚、于光远这些大学问家都是正定这个小县城的顾问。他是从北京来的,有自己的人脉,他把这些一流的人才请到了县城里,这个举动有些不同凡响,那时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
他讲“专家教授是大树,背靠大树好乘凉”,我很受触动,所以做成了小标题。他说我们当然要在本地培养自己的人才,但是我们的小树还没长起来,就要先“借一借大树的荫凉”。在正定发展中,“大树的荫凉”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作用。他始终把正定放在全国的背景下考虑,要求重视信息收集,加强对外协作。涉及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江苏,也包括山西、内蒙。既请人来,也把人派出去。
我们也就此深入谈了教育和人才问题。
他主张,正定培养的学生应该大部分回乡参与当地的生产,得心应手地去搞商品生产。他提出既要培养大学生,也要培养职业人才,而正定应该更重视培养初级、中级技术人才,这个观点在今天看也不落后。那时他在正定已经工作了两年多,有了很多的观察思考。他的教育理念我觉得很先进。
他提出要鼓励私人办学。当时正定有个艺文斋,还有个同仁学校,都是私立学校,他说应该大力鼓励这些私人办学,这样国家不用拿钱,人才也能培养起来。这些都是基础教育或者职业教育,县里面发展商品经济、工副业生产等,急需这样的人才。
关于如何发展,他的想法也很超前。
我们谈到了发展旅游。正定有个大佛寺,他专门研究过,发现这里的龙藏寺碑是隋代的,历代文人多次吟咏,在书法史、碑刻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南北朝时期的临济寺早于大佛寺46年,是临济宗的祖庭,在佛教界具有极高的地位。那还是改革开放初期,他就有魄力拨款修大佛寺、恢复临济寺。他说我花钱维护这些国宝,是在扩大旅游资源。城里人拿钱买雅兴,正定人增加了收入。
那时北京说要拍红楼梦,他就想到把剧组的外景地弄到正定来,再花点钱,去找各方面的支持,建成永久性的荣国府、宁国府,留下一景。我稿子里为啥没写,是因为那时候还在筹款,还没有建成。1987版的红楼梦,很多场景都是在正定的荣宁二府拍摄的。
关于正定的优势,习近平也想得很清楚。
他说,正定南部、西部紧挨着省会石家庄,有29公里的边界线。县城离市区15公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城就要“吃城”。“为城里人服务,掏城里人腰包”,这是他说的话。文章里的二十字经其实也是他总结的,“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就是这个意思。
近平同志告诉我,瓜果蔬菜甚至扫地的笤帚,城里人不生产,我生产啊!正定境内滹沱河、老磁河还有18万亩河滩地,我们建防护林带,大户承包在河滩地搞粮果间作,山羊、奶牛、肉牛养殖。潜力大得很。
习近平认为,于光远提出的“半城郊型经济”,符合正定毗邻省会的实际,为正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发挥了作用。
三 激情
被近平同志的激情所感染,我在正定前前后后采访了20多天,最后稿子也是一气呵成。干事业要有激情,记者写稿子同样要有激情。和习近平交谈以后,我们有时候去他办公室,有时候他去招待所看我们,参加我们的讨论。习近平希望我们到下面多看看,不光看先进,也要看后进、看缺点,随便和老百姓聊。他想让我们看到全貌,看到实实在在的东西。到一些乡镇和农户里走一走,村庄的变化,农民的变化进一步感染了我,离石家庄不过15里,不回家了!我非要把正定的改革写出来不可。
我习惯于在采访的地方写稿。因为回去后有各种干扰,而且激情会“衰减”。正像他嘱咐县委书记们不要太熬夜,当初也嘱咐我们注意休息。酝酿和写作过程中习近平至少去了三次,一进屋就摆摆手说“别累着别累着,休息会儿!”(学习小组注:说到这里,赵德润略起身挥了挥手,仿若当年场景),然后就跟我们聊一会儿,这种聊天经常碰出火花,有思想火花,也有语言火花。
吃过晚饭,高培琦陪我到正定西城墙上散步,月朗星稀,下边一片庄稼地。城墙上思考的提纲就基本是最后文章的结构。一开始,题目叫“正定经济的新战略”,5000多字的通讯送到到人民日报后,编辑希望再简练些,稿子压缩到2100字,题目改为《正定翻身记》。
其实文章里习近平虽然只出现过两次,但很多话都是他说的,考虑到文章里一个人的名字不能出现太多,很多他讲的话借“县里的同志说”讲了出来。
比如一些农民反映,没想到两年时间领导就把高产穷县的一盘死棋走活了。县里的干部则说,是胡耀邦同志的指示帮我们打开了思路。
这话其实是他讲的。
现在稿里很多活泼的语言,“为城市服务,掏城市腰包”,“靠城‘吃城’”等,都是他的原话。
当时新华分社挂两块牌子,“新华社河北分社”和“人民日报河北记者站”,新华社发通稿署名“新华社记者”,给人民日报发专稿就写“本报记者”。穆青、冯健、周原写焦裕禄通讯也先发人民日报专稿,署名“本报记者”。所以我在稿子里,也是“本报记者”。
习近平这一年12月份自己写了一篇文章,《中青年干部要尊老》,也是登在了人民日报。当时在县委书记中是不多见的。
那时人民日报没有现在这么多版面,拿出二版那么大一个位置,一个县给了2000多字篇的幅,已属不错。但是我老觉得有些遗憾,因为全文版有更多更丰富的材料,所以在我的作品选里,收入了5000多字的全文版,这里面有更多的细节。
我原来并不知道《正定翻身记》是人民日报上第一篇有关习近平的报道,“学习小组”搜索后发了微信我才知晓。正定是习近平的政治起点。在这里我见证并记录了他解放思想、锐意改革、执政为民,见证并记录了他怎样带领一个县走出翻身路。这是我记者生涯的一个荣幸。
30多年前,他领导一个县,想的走出高产穷县的困境,让人民过上好日子;30多年后,他领导一个国家,想的是“两个一百年”,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夙夜在公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为之不懈奋斗。
四 情义
采访习近平那年,他31岁,我38岁。
我跟近平同志的经历有一点相似,都插过队。不同的是他插队时间长,吃得苦多。我是北大毕业后就到河北临西县插队,一年后到县委报道组,两年后到邢台日报,毕业后第六年就到了新华社河北分社。我在河北分社10年,1985年调到河南分社,近平同志也离开了河北,他去了厦门。
虽然此后再没有以记者身份采访他,但却有了观察他的另一个角度:近平同志是一个讲感情、不忘旧的人。
我不过是写了篇文章,这是做记者的本职。但近平同志一直把我当成朋友。他在福建任省长时,过年先把贺卡寄来,我赶紧回复。
他到了浙江当上一把手,到新华分社去走访,说我跟你们新华社有缘分,年轻时候就有一个记者朋友叫赵德润。分社的同志很高兴,赶紧打电话告诉我。
2006年8月我到杭州,习近平同志刚从温州组织抗灾救灾回来,就和我见面。西湖边他和我有一次长谈,从灾情谈到省情,谈到他的经历,从河北到福建,再到浙江,种种历练和体会。相隔20年,从县委书记到省委书记,地位变了,他谈心、交心还是那样真诚。
后来他履新上海,到新华社上海分社讲话,仍然说有个新华社朋友赵德润。上海分社摄影部主任见到我,高兴地介绍习书记讲话的情景。
我和习近平当初是君子之交,这种友谊的开端,是在他30岁出头时。初次相交那种真诚、那种一尘不染的纯真,我一直珍藏在心里。
习近平同志成为党的领袖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应该说不是偶然的。从正定的政治起点,到他以后在福建17年的历练,都不是完全一帆风顺的,也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挫折。可是,他的胸怀非常开阔,非常善于团结人,团结各种不同意见的人,特别是能够宽容犯过错误、甚至伤害过自己的人,这个一般人做不到。
五 担当
习近平是个有思想,有作为,有担当的人,这是我30年前的观察,也是今天的判断。所谓有担当,就是有思想、有作为必定有自己的创造、自己的主张,必定承担一定的风险。
翻开当年采访习近平同志谈话记录,没有空话套话,没有穿靴戴帽,没有哗众取宠。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语言,深入浅出,实事求是,平平实实。他的思想和做法无疑是符合中央精神的,但具体做法都是从实际出发有自己的创造,尽管上面领导不一定都很欣赏这些做法。
习近平30年前就讲到“改善农民生活的事情要优先”,正定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81年增长56%;粮食单产和总产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人均收入比1981年增长75%。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超过了经济增长的比例,他说到做到了。
十八届一中全会结束后,我坐在电视机前,看到新任总书记面对中外记者,也通过实况转播面对全世界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就想到,实际上他在正定也是这个目标,他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这一届中央,特别是总书记、总理实在不容易。党和国家紧要关头面临的问题“压力山大”,经济下行的压力,艰巨的反腐压力,加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没有担当行吗?处处都得有担当!作家二月河写过清朝的帝王系列,研究过封建王朝的兴衰。他说历朝历代的反腐都没有今天这样动真格。我同意这个说法,这是一个事实。从严治党治国治军,才能重拾党心军心民心。一个个大老虎揭露出来,哪一个不让人触目惊心!不用编剧加工,实录下来个个都是大片啊。铁腕反腐的魄力是前所未有的。
十八大后,习近平从山东曲阜开始,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一系列讲话,如果说铁腕反腐是开刀动手术,这就是吃中药。参事室、文史馆在陈进玉主持下,组织馆内外文史专家编了一本《中华传统美德一百句》,就是从曲阜讲话中受到启发。我们现在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总书记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也需要理论勇气和理论担当。
你要了解习近平为什么有担当,就要了解他所受过的磨难和历练。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岁领导两当兵变,21岁就是陕甘边区主席,32岁任西北局书记,毛主席称赞他是“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期间,曾分管参事室、文史馆工作。后来受到陷害,经历了很不公正的待遇。习近平9岁的时候,家里就遇到磨难。他从少年时起所受的苦难,包括16
岁到延安梁家河插队一插就是7年的经历,对了解社会、了解人民、磨练意志,打下了坚实的根基。他以宽广的胸怀化解了,这些磨难就变成财富,这笔财富堪称“金不换”。
《山海经·西山经》中讲“其中多砥砺”,砥砺就是磨石。人生经过砥砺,就会意志坚强,就会心胸开阔,就会有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