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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善民生和社会政策的背景、思路与对策的战略分析

(2010-03-16 15:17:17) 下一个

送交者: 白朗 于 October 04, 2007 00:29:42:[新观察/xgc2000.org]http://69.65.19.160/~nodomain/xgc/07/10/54980.html
居廉

（一）中国的国内发展背景和问题分析

中国改革30年来，经济增长有了量的飞跃。人均GDP实现了预期目标，当然还相当不协调。改革前提出的要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现代化，也没有完全实现。四个现代化，比较好的是国防现代化，这有苏联解体技术外流的背景，毋庸细数。人均GDP翻了两番半，但是能源资源消耗量却戏剧性的增加了将近50倍。这个发展无论如何是没办法持续的，简单来说，发展成了消耗型经济的增殖。在资源能源大量消耗之后，严重污染了环境，造成空气污染、水体恶化和许多生物资源的灭绝和枯竭。农业方面也没有跟大生产相适应的技术网络的建立和应用，水利设施没有得到有效的维护和改善。最大的进步是杂交粮生产的推广，这个成果始于改革之前，在城镇化耕地大量减少之后，这是唯一稳定农业生产的法宝。城镇化大量人为的产生了城镇化人口，城镇市场主要是零售业，缺少新的就业渠道，新城镇居民的贫困与日俱增。城镇的高房价不仅成了推动城镇化的最大动力，也正是它使城镇新人口的贫困加剧，并妨碍需要合理成本的新产业的发展，根本的就业成为难题。科技迄今没有自主的创新体系，新技术多半以跨国公司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的方式衍生出现，所谓大进大出的产业贸易政策，实际上虽然顺差在我，但是利润在人。科学实验的样品和设备百分之九十以上依赖进口，技术含量高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会依靠也不会相信自己的技术。在国际贿赂头寸激励下，在国际竞价、招标、接轨和合作等华丽口号包装下，无休止的高成本技术引进成了建设的不二法门。举一个例子来说，京沪线跑的高速列车是法国进口的，一节车厢就是 2000多万，体现代价的票价就涨到了500元。以种种理由冷冻了花大力气自己搞的高铁技术，京沪高铁破土动工就在这样的中外接轨背景之下。没有自主的技术体系，肥水尽流外人田，中国的发展到底为谁创造利润，为谁增进就业？最后还由外国人来维护更新技术设备，成本是无底洞。当然，代价最后会散播成国民负担。经济虽然要交流开放，但是更要自我循环。像行云布雨一样，有树木森林，才能蒸润和谐；赤裸裸开放了，成了沙漠，还有什么生命可言？既然发展不能依靠自己的文明体系，成果也没有理由给国民享用。所以，有如这样的发展简直就是头上安头的门面工程。拿廉价的劳动力跟高技术做交易，廉价劳动力的负荷越驮越重，没有光明，看不到希望，其实不必发展了。为了消受代价，于是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搞城镇化，就经营土地，造就了世界上的高房价；搞产业的国际化，就整并企业，大量的下岗失业，城市人口大量的推向社会推向零售业，美其名为服务业的大发展。2005、6年的统计资料证实：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已和就业鲜有正相关的特点。

这样发展没有市场经济的实质，实质还是间接的官办经济加上买办经济。精英阶层义彻云天的高喊市场经济，其实民生的基本面则放手不管。这个发展，没有保持国民利益等比例的增长。尽管这个发展以国内生产总值为纲，但利润大部与外人，跟国民经济增长的要求不相应，与民生提高的呼声难以协调。中国现代发展扮演物质支撑角色的技术制高点在哪里？陟太岳之巅，方可揽天下之原。跟过去建成国防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不一样，现在还没有构建国民技术体系。在跨国公司的分化下，加上绝对超前的生产关系变革改制，破坏了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秩序。按照生产要素分配的纲领，使“以按劳分配为主”成了一句空话。 有组织的公有经济基本化整为零，三年脱困，一夜改制，下岗人员大量进入社会。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抓发展则主要转变成经营土地和房地产。现代的市场经济，是贴近市民用来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和提升民生质量的。设使它没有公正的基础，没有民生的海纳，也没有朴素市场民主的包容，它就是原始的资本经济而已。过多的资本涌进来之后，如果没有良知，没有变革的远见，现行的制度就有可能沦为资本的打手。这是不得不引起国人深思的。

中国如今有着十分明显的贫富两极化特点，城乡和区域的差别经打破计划发展的模式后在无序中扩大，宏观调控的能力随着两极分化的恶性发展而减弱。两个社会层次的经济活动缺乏有效的汇集和交流，但是资本市场的恶性发展，在经济泡沫主导下，中产阶层的有限资产通过房市股市被蒸发，城镇农民则通过被剥夺土地经营权而流民化，和不平衡发展造成生活和生产成本急剧升高必然带来通货膨胀的蔓延。经济泡沫多半源于一个缺少分享精神的经济政策。诚然，在农村隐性失业严重和劳动力富余的情况下，上届政府实行财政投资主义的政策，颇有建设基础设施和增加就业的双重优点。但是投资的重点并非农村发展的基础农田水利设施，也非现代化农业生产的要素如种子、化肥以及农药等的技术要素；而是横贯四处的高速公路和城市的大拆大建。从1988年中国仅有18.5公里的沪嘉高速公路，到现在已有3万多公里，仅次美国，地广人稀的北美交通模式移植到了地少人绸的中国。投资成本高速公路有投资成本高、运费贵、占地多等问题，为了回收投资成本最后成了收费主义，通而不达，增加的运输成本抬高了生产成本。下一轮的高速铁路建设，不光步其覆辙，还要高成本大量引进高速列车。城市房价扶摇直上，失其本性，成了一部分富有阶层和国际金融集团投机无成本持有的法宝。比如上海内环以内的房价在2万每平米以上，高者到4、5万，浦东最贵的公寓房竟高达13万每平米。折射到医疗和教育领域，以大量增加收费弥补社会生活成本和生产成本的飙升。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忽视成本和效益的投资主义的直接效益就在于资产价格本身，客观上，人为造就的泡沫成了最好的回报， 这是政治失衡前提下边际效益最大化的自然结果。最后，泡沫的承担者是普通民众，所以只要有泡沫就会有通货膨胀，从主观上讲，这是很不好的。问题在于持有大量资产是无需成本的，因此快速增殖的大量游资事实上游离于有控制的金融体系之外。政府把管理国有资产的一揽子做法延续到管理私有财产上，不征资产税，不征遗产税，没有釜底抽薪，这是投机泡沫得以长久存在的原因。投机若火，蒸发的最后都是大众的血汗钱。政府的调控不到位，一切有助于民生的政策都无从谈起。但是政府会有相对比较好的办法纠正，代价可以比较的低，当然比较好的解决需要良好的外部条件，这是切待观察的事情。

缺少社会政策的协同，经济政策必然会走上极端的经济主义。极端的经济主义客观上极有可能纵容掠夺经济的倾向，不仅会造成了社会的对立，也会导致了文化、生态和人口资源的破坏和衰竭。文化的破坏主要是无序和急剧的城市化和城镇化中传统的消失和人文与古建筑的破坏。如果照中国做法，古罗马遗址必定在消灭之列。在新农村规划上，缺乏与自然和谐的思路，也没有节约用地的理念。为什么？因为经营土地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同时，文化遗址和老村落的自然和谐在破落之后荡然无存。旧的房、路、桥以及精神文化设施轻易拆毁，新的砖瓦水泥随处可见。缺少规划的新建筑囿于知识和利益的局限而显得凌乱不堪。古人的智慧和劳动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存，哪里还有文化和历史纵深感？对传统文化、价值不从文物等信物上给以感性的认识，历史知识无从身边获得，物质仅是庸俗的物质，对稍稍放大的视野就形同摆设的历史垃圾。否定历史的积淀，同样会快速的给历史淹没。近十余年，大兴土木，城镇面貌焕然一新。急速的扩建带来了新建筑很低的平均使用寿命，几十年之后，必定同样的大败大兴，可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样的冲击将给社会带来无法消除的麻烦。极端的经济主义来自庸俗的物质主义，忽视人的情感因素，造成让后人感受的时代性痛苦也是无可避免的。生态破坏的危害，可见于最近太湖水体的变臭以至不能饮用。三峡水坝的完成也阻断了中国东西特有的呼吸交流模式，缺少足够的泥沙，长江口的大部土地必将如钱塘江口一样陆沉。东北黑土地加快消逝的速度和北方年甚一年的沙尘暴都给不顾一切的经济活动敲响了警钟。

说到人口的衰竭，中国的主流必定以为是笑话。但是只要稍稍的分析，就可知这先入为见的轻忽和三十年如一日的一胎化计划生育隐藏了多么可怕的危机。中国一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在100万以上，有据可查的年数据如：自杀人数一年是28.7万，交通事故10万，20万死于药物不良反应，工伤事故13万，死于结核病也是 13万，中国缺少劳动保障而过劳死的每年60多万人。中国职业病患者2亿，9成是民工。每年工伤事故70多万起。中国性工作者人数官方数字为600万左右，以一个性工作者10从业期来计算，每年进入卖身行业的人数是60万。艾滋病毒携带者2010年要突破1000万，不加控制的话这个数字会以几何级数增加，如果以每年20%的增长率估算，目前是600万左右，每年新增的感染者超过100万。有男女比例失调多出4000万，用进行计划生育的30年的时间跨度去除，每年是133万。总之，非正常死亡人数每年大约150万左右，被淘汰出人口繁衍循环的人口每年是大约300万，总体是450万（此处假定性工作者是能不生育的）。 随着工业化的铺开，环境污染深入没有医疗保障的农村地区，农村罹患癌症的人口数量剧增。 农村地区人口的平均寿命将随着下降，这无疑是在增加中国人口的死亡率，因为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至少70%。目前每年出生1200万左右，正常死亡 1000万左右，加上非正常人口流失的450万，中国目前已处于人口负增长期。考虑老龄化和农村地区的实际，中国人口资源的衰竭是显而易见的，并非是危言耸听，只要以实际情况说明问题就可以得出合乎实际的看法。450万相对1200万的出生率是很大的波动，如果世界保持世代交替正常的生育率是2.1，而中国就需要2.8左右 才能维持正常的世代交替。事实上，目前中国只有1.2-1.3的生育率。中国计生委将每年出生人口多计算50%左右，从而将客观调查的1.2-1.3的生育率修正成1.8中国2005年底实际人口只有12.5亿左右，而没有国家统计局宣称的13.07亿。

随着世界和中国的技术进步，随着粮食产量的倍增，在和平环境里，中国人口出现了难以置信的减少。而为了继续推行一胎化的政策，就得推出资料维持中国人口大量增长的假设。没有正常的世代交替，社会的痛苦不会少于战争和瘟疫，后者对个体的死亡只有片刻的痛苦即告解脱，可是前者延续的时间对个体所联系的社会关系来说则是极其漫长的，这种痛苦在几代人的赡养和生老病死中延续几十年。当发展政策同时导致了社会两极化和人口减少，就没有理由人为减少国家人口规模的正当性。追求幸福是人类的共性，减轻人类个体经历的痛苦也是任何人类集体包括政府的目标。当经济政策同时将导致两极化和人口减少这样两个令社会主体深为痛苦的后果，必须要深切的检视社会政策的严重滞后，唯有如此，才能使经济发展和民生进步能够协调同步。

（二）金融资本的国际和国内运动分析

先进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更严重的南北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从均衡的农业社会经过工业化和信息技术革命之后，南北差距以惊人的速度扩大，例如，1960年富国与穷国个人收人差距为31：1，目前为74：1。新技术革命促进的一次次商业全球化，使资源能源消耗和财富集中的速度越来越快。另一方面，在美苏争霸的平衡被打破之后，局部战略利益冲突对全球格局的影响更加深刻。在911恐怖袭击之后，这种辐射性的影响进一步加剧。发达国家先进的物质技术控制了世界物质和利益的流动，强权的主流漠视弱者，怨声猬集却闲于感应。没有精神上的悲悯，缺少文化上的包容，政治和文化冲突在所难免。在不对称的冲突和恐怖背景下，虽然和平还是主流，但是资本需要长期相对安全的环境。这样一来，以和为贵的中国成了跨国资本安全投资的乐土，但随之不幸也成了投机的天堂。内外的金元游资正在掀搅滔天巨浪，有不得控弦决不罢手之势。加上美国推行弱势美元政策和中国的经济过热，中国好不容易超额储备的美元资产在经济泡沫的控制中极有可能随风而去。

过去10年，美元货币印刷总量超过过去四十年印刷总量，全球官方储备增长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倍之多。弱势美元政策在石油价格飙升后体现的十分明显，现在每桶原油价格接近85美元，是2003年价格的近3倍。所以，推高国际资源能源价格，必然对高外汇储备国家的经济金融造成直接的打压。这是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和随后的伊拉克战争造成国际资金外流局面后的补救政策，利用大量印刷的弱势美元试图仍然控制国际的资源能源。

中国进出口贸易在入世之后以每年35%的速度递增；外汇储备2000年是1656亿美元，从2003年后每年以2000多亿美元的速度递增，目前已达14000亿美元。进出口贸易的高速度递增是以国内市场的不景气为代价的。中国国内市场特别是广大农村市场的迟滞，已经蕴藏了非常深刻的社会矛盾。一方面地方财政缺乏足够的税收支持，另一方面，民众遭受通胀的盘剥，后果是很严重的。例如，广西多镇因计生收费而使大量民众匿居深山，导致了暴动。因为通货膨胀，食堂饭菜涨价，大学生出现集体抗议事件。在高通胀到来之后，农民、下岗失业人员超出忍受能力，社会动荡因素剧增。另一方面国际热钱的持续涌进，使外汇储备急剧增加。这些热钱加上国有银行被核销的20000亿人民币债务和大量流失的国有资产，进入流通领域，形成体制外大流通，严重破坏了经济金融秩序，是目前难以遏止的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它们造成了不动产和虚拟资产价格的飙升，输出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国内资产市场的投机活动风起云涌，目前股市比一年多前的最低位翻升5倍多，沪市最高到达5500点。沪深股市的总市值从05年末的3.2万亿到了近日超过25万亿，虚拟资产增加将近8倍，泡沫化的特征非常显著。

中国的对外金融方面，主要是投资美国国债。美国财政部公布了6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数量为4051亿美元，占美国可流通国债的10%，中国成了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人。此前，中国在4月和5月分别减持58亿美元和66亿美元美国国债。中国的境外消费主要表现在公费出国考察和资产外逃，据测算，每年的公费考察开支是 3000亿人民币左右。资产外逃的测算比较困难，这里引用一些过去的公开数据，2000年480亿美元，1999年238亿，1998年386 亿，1997年365亿。近几年的情况不得而知，监管机制没有明显的进步，目前的出逃数额恐怕不会少。外逃资产本属国有，从道义上说是全民资产，国民共享的。流进来的热钱则是博取暴利的，相当于是盘剥国民财产的，它的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吸取暴利之后，引起并且放大通货膨胀。所以，因为监管不力，普通国民财富是受了双重剥夺的。加上每年3000亿的公款吃喝，3000亿的公车费用，1000亿的办公用品，摊在国民头上的费用竟超过1/3以上的全国财政收入，这一部分还是不计大量热钱投机博取的暴利的。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国民收入的提高和社会保障的增加还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中国发展到目前这样一个状态是很不容易的，决不能让发展转变成对国民财富的掠夺。把发展的优势化为国民的利益，才能巩固发展的成果，这是要借鉴历史上快速发展成现代国家的发展经验的。


（三）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转折战略

19世纪，德国晚于英国开始了工业化进程。随着纺织工业，钢铁，机械工业等重工业的发展，在20世纪初期与美国并驾齐驱，并且超过了英国。然而，在急速的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与工业化伴随着的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其中之一的特征就是新贫民阶层的出现，他们是从农村出来的农业劳动者或者是失业的零散的手工业者，生活非常贫穷，相当于当今中国的民工。他们开始住在都市的周围，从事着土木建筑或是工厂的低工资劳动，失去了传统的保障生活的方式。随着农村到城市、东部到西部的大规模人口转移，他们成了以前的社会从来没有过的叫做贫民的一个新的阶层。这个阶层的数量在19世纪上半叶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上升，他们既为市民所厌弃，又可能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马克思称其为大众的贫困化，这与中国的当今的形势是何其的相似。但是德国采取的不是政府经营土地和股市的做法，更不是把贫民驱离城市的做法（例如，深圳政府在 2004年在几个月之内就驱离至少100万的城市贫民），德国是在世界上最早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

基于国家担负着促进全体福利、共同利益的任务这样一种想法的基础上，德国社会政策学会于1872年成立了，其纲领为“以财富的公平分配和在此基础上调整社会的对立为目标”。俾斯麦执政期间，1883年德国颁布了《医疗保险法》，1884年颁布了《事故保险法》，1889年又出台了《伤残保险和养老保险法》。俾斯麦最初开始的社会福利法，达成了给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降温的政治目的，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最终导致了持久的和有支持力的社会福利制度，为现代工业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奠定了基础。1911年德国上述各项保险一并归入帝国保险法，并开始为死难者家属发放孤寡抚恤金，伤残与老年保险的范围也扩大到全体职员。1927 年又产生了失业保险，1938年手工业者被接纳入法定的社会福利保险体系之内，1957年又建立了农民的法定老年补助。这些法律的实施在缓和了德国的社会矛盾，为德国经济发展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工农业增长速度很快超过了英、法，成为新的世界列强之一。此后，各保险法又经历了数次改革，得到了不断完善。1994年联邦德国又颁布了护理保险法，并于1995年1月1日生效。至此，建立了今日德国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而这一体系的建立也正是德国作为民主的、社会福利的联邦制国家的要求。今天，德国的社会福利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占到30%以上，其中政府、个人和企业负担各占三分之一左右。

俾斯麦的国家主义政策和福利政策使德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德国成了一战和二战的主要国家。即使在一战期间抢夺海外市场和殖民地失败之后，依靠积极、公正和平等的国内社会政策，开拓和发展国内市场，很快又在国际上独占魁首。特别是平稳的社会政策，带来了科技的繁荣，德国在二战前诺贝尔奖得主占26%，是世界最多的。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在神道军国思想的主导之下，快速展开了工业化，在20世纪初着力发展重工业，对外推行军国主义扩张政策，给东亚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造成了深切的苦难。但是对内则实行经济和民生兼顾的发展战略，改革教育，发展科技，学习西方的社会政策。深受德国影响，日本于1897年成立了社会政策学会。但是日本并没有建立与德国类似的社会保障体系，而是主要为富国强兵的军国战略服务，鼓励普通民众增加储蓄，政府没有采取直接扶持贫困家庭的做法，而是出台了很多促进和帮助人们进行自助的政策，比如提高入学率，推行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失业等。所以日本的社会政策是非常不完善的，正是这种不完善产生的贫民化加速了军国的膨胀和对外的扩张。二战之后，美国主导的民主改革，其内容之一就是土改，废除土地封建制，赋予贫雇农以独立的经济地位，从根本上消除因贫困而应征的军国兵源，另外就是鼓励成立工会。所以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政策的确立是在二战之后，到1960年代，基本上推广了社会保险和养老金，但是依然秉承其历史特点是不完备的。在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出口受阻，1986 “前川报告”提出了扩大内需的调整战略。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起了资产价格泡沫，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股票市场和土地市场泡沫破灭，经济衰退，消费不旺。为刺激消费，日本政府采取了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92年宫泽喜一内阁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首次实施额外的10万亿日元规模的经济预算，通过发行国债，用于调控社会分配。迄今小泉内阁为止，日本政府共实施10次刺激经济对策，总额近130万亿日元。国家和地方长期积累的债务截止 2000财政年度已高达680万亿日元，占2000年度GDP的130％，而同期美国的国家公债只占当年GDP的35％。1990年代，政府资金占社会保险制度给付总额的20%—30%，日本政府把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提高老年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作为重要的措施。1998年，政府曾对低收入家庭提供7000亿日元的购物券，这在发达国家中是罕见的。20世纪90年代日本各级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较快，中央财政1990年社会保障支出为11.6万亿日元，2000年上升为16．8万亿日元，10年增加5.2万亿日元，年平均递增3.8%。

另外一方面，日本政府大幅度提高科技投入预算，立足长远的发展。根据1996年制订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日本政府5年内应投入科技资金17万亿日元（约1550亿美元），比上一个五年计划净增 5.7万亿日元，增幅50.4%，年均增长12.5%。对此，日本政府已尽最大努力，前4年累计投入了13.89万亿日元。从2000年34977亿日元的年初预算计划来看，日本将超额完成5年前确定的17万亿日元的科技投入目标。2001年，日本政府扬言在未来50年内要获得30个诺贝尔奖。

美国的情况，不必多说。在二战之后主导世界经济，美元成了最主要的世界货币，世界经济受美国国内政治影响颇深，有人认为美国对世界经济的控制力在于它的印钞机的马力。无论如何，美国是一个绝对重视消费的国家，政府推行一系列的政策支持，比如美国人均的医疗保险开支一年就是5300美元，2005年占GDP的 16%左右，其中近1/2是政府支出。

（四）改革中国滞后的社会政策

中国在近几年比较关注农村的发展、低收入者的生活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取得了不少令人鼓舞的成果。但是也如上面分析的，这部分投入相对社会分配的不公平以及这所带来的财富蒸发，应该还是非常有限的。举例来看，最低保障（低保）人均每月不足60元，农村低保覆盖人口只有1500万，这个数字低于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2365万人，人均每月只有 20元左右。农业税费减免年人均获益不足40元（一年全国农业税总额只有300亿人民币）。在教育领域，1998年开始全面收费之后，大学生国家奖学金的覆盖率只有百分之0.5，免费学生的学费不及财政收入的万分之一。直到2007年秋天起才启动使1/4大学生和大部中职生受益的500亿助学金计划，整整十年的等待。在医疗保障方面，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在分配上是非常不公平的；80%的投入在人口占30%的城市，80％左右的资源是为了850万以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在农村地区，将推广建立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可是，已建立的农村合作医疗，政府的投入年人均不足两美元，全国一年筹资（包括政府投入）才是区区的100亿左右。一切的进步都值得肯定，但是小的利惠难以产生一个应有的局面和气象。

社会政策的滞后在目前许多两难的发展问题是有非常长远、深刻而且是非常消极的影响。这些两难问题在普通民众看来体现为收入没有增加情况下的高通胀，八月份的通胀率是6.5%。在经济私有化后，大量的下岗者恐怕是没有多少门路增加收入。国有企业的利润增加对普通大众和整个国民来说，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大部分的原就业者被踢出了分配的行列之外，社会负担反而沉重了。所以，没有社会保障，民众因为切肌切肤的后顾之忧，刺激内需实无可能实现。在金融领域，两难的问题为利息和汇率等问题。为了抑制通胀，提高利息应为必要。可是提高利息，对生产企业来说，意味着生产成本提高了，这样会抑制国内市场和出口。提高利息，其实对抑制极不正常的房地产市场作用甚微，对几年来赢得二、三倍暴利的房产商没有影响，但是反而进一步增加了有自住需求的购房者负担。在美国进入降息周期以后，提高利息，反而导致国际热钱进入，形成人民币占款压力，流通货币总量剧增，加速了通胀。大量热钱涌进，人民币必定大幅升值。直接的后果是出口迟滞，造成就业压力，通货膨胀的效应将急剧的放大。在经济发展上，社会政策的滞后不可避免的更加依赖出口市场。但是，人民币升值仍然有很强的国际压力。最近，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在中国访问时就以政客的娴熟暗示中国人民币要升值10%。

出口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抵制之后，启动庞大的国内市场必将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举措。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GDP翻了两番半。特别是近十五年来，建设面貌有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是一个基本事实是国内的人均收入仍然为发达国家的1/30，没有实质的提高，而生活生产成本则因社会化程度提高而急剧升高。百姓普遍抱怨所谓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的所谓新三座大山。城镇化、工业化与大众的贫困化相伴而来，形成了世界上最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阶层的对立严重刺激了社会的不稳定。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是没有祖国的。经济发展出现这样严重的社会断裂问题，以经济手段重新统一国民，不仅是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也是一个正常国家所必须采取的社会政策。战略性社会政策的推出和实施是经济发展后劲的来源，是启动国内市场的根本保证。这一点从德国、日本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反之，社会政策和经济发展政策的脱节，不仅带来两难的问题，而且是灾难性的难题，这个灾难会带来人口资源的衰竭密切相关。中国政府事实上已施行补救性的社会政策，可是正如上面分析的，还是蝉翼甘露，温饱可恃，复兴难倚。这一社会政策的典型特征为施惠甚于行仁，不能从实质上改变1/30的问题以根本增加国民整体的富裕程度。当然，近来有改进，比如500亿助学金计划。

先天性的社会保障缺失，因为教育、医疗和住房产业化更加加大了保障缺失的负效应。另一方面，过热经济结果是取富于民，社会两极化的对立愈为严重，通胀无可避免，大众贫困化的加剧，迫切要求保障体系必须在社会政策中得以确立。 这一政策决不只是低保和合作医疗，它应该同时涵盖教育、医疗和农业农村的发展。有了基本的保障，国内市场的启动才有可能，经济强劲发展才能持续。给与基本的保障，这才是分享的思想。

事实上，当中国20000亿的银行呆坏账核销以后，国民没有得到补偿，连最基本的50%的对冲都没有。当每年持续不断的资产外流和财政浪费超过10000亿得不到有效遏制，国民也没有得到补偿，连最基本的50%的对冲都没有。当每年产生的环境污染损失达到GDP的 7、8%即15000亿以上时，健康受到严重的侵害，国民同样没有得到补偿，连最基本的50%的对冲都没有。持续三十年的发展之后，农民因城镇化而失地，工人因改制而下岗，国民的整体收入依然是发达国家的1/30，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相当严重脱离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轨道。而中国政府相当富有，有14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有将近5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却因为国际热钱、房地产泡沫和高昂的虚拟资产价格而进退失据。相比日本政府在90年代发行130万亿日元国债用于实行社会政策，相比其一次发行7000亿日元购物券用于支持其社会政策，中国政府显然还困扰于社会政策的抉择上。唐朝有个著名的将领因为怕突厥袭击，竟然兵不卸甲下马，环结方阵，昼夜相待，结果马瘦人疲，大败而归。手里揣着辛辛苦苦积赚的钱，今天护持股市，明日狙击汇市，恐怕渐消渐耗，不久就光了。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股票市场总值已经超过GDP总值，一朝狂泻，一万亿美元也难护盘啊。如果像日本政府那样积极，发行公债达GDP的130%，藏富于民，即有通胀，也没有通胀的压力，即有资金外逃，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大的损失，民众即有受到健康的损害，也可以大胆的到医院救治。诚然，这样将是最积极有效的宏观调控，也是对国民负责任的调控。在此之外，调控恐怕多半是政治上的形式诉求，事实上难以达成客观的效果。

（五）抓住时机实行社会变革的战略转折

在中国社会政策严重滞后，国内市场无法启动，扩张性财政政策难以为继的时候，如果每个国民家庭或者国民设立一个法定的信用账户，中央政府和央行依据国民收入的差距以此作为基础货币的投放渠道，发行国债充实国民账户，不光国内市场启动了，而且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全然没有了，出口也畅通了，内外通达熙恰。作为第一步，可先试验最低程度的对冲国民的损失，以观效果。作为第二步，一个更重要的意义恐怕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可望在此基础上大功告成。中国政府如果选择此一内外资金充裕的时代，完成这一不世之大业，解放近60年的国民则极有机会真正的步入有尊严的发展时代。这个机遇是天时，谁知道难得的资金条件会什么时候一夜消失呢？正当游资充裕充满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也是抓住机会矛盾转化的关键时期。国民信用账户资金的使用在教育、在医疗、在支农，使用有时又处，这也是积极的宏观调控。当然，这绝对不是鼓励恶意的通胀，而是在道义和客观效果上遏制恶性通胀。同样，这也没有损害政府信用，因为中央政府还有平衡的杀手锏，这就是将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策略导向到国民财产管理的税收政策的改革。所以，充分重视一个外部资金充裕的时代，积极的运用它，利用金饭碗根本解决贫困问题。

社会政策的根本改善，是解决两难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改进宏观调控效果的基础性方法。关键在采取被动的强势人民币政策还是主动的弱势人民币政策。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只有后者才把机会留给国民，也只有后者才能卸外界之压力，并增国民财富以达社会变革的战略转折。

中国深受佛教大乘慈悲度人思想所化，又长熏以天下为公的传统，以大同社会为终极追求一定是全民的共同理想。最后摘引Hans F. Zacher（马普研究所的原所长）的话作为结束，他谈到和社会政策本质息息相关的国家目标时说：“1，通过对贫困窘迫的援助，保障与群体人际的尊严应配的最低生存条件；2，减少财富分配不均和所得的差距，限制人身的依附隶属关系，追求更高一层的平等；3，面对人生的沉浮，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4，提高全体的富裕程度”。 深信这同样是中国的发展终极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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