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就是生下来活着》－－－叔叔的回忆录节选

去年在泰国的时候结识了一对老夫妻，刚才收到他们的邮件，他们说：
初步定9 月或11月去西贡，金边，河内，希望能再聚。

记得那次回到北京，叔叔和阿姨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做的许多好吃的，
当时是１０月，正逢八月十五，我的生日，现在已经过去半年多了，记
忆犹新。

———大叔正在写回忆录，他说：那是涉及过去我们这一代人，也是你
们这一代封闭的历史。

《生活，就是生下来活着》之二我的小学

前言

在北京故宫紫禁城东面，皇城以里，北池子中部，有一座寺庙。庙门向
西，里面有三大殿，左右钟鼓楼，五六十米长的大影壁。还有参天大树，
配殿厢房就更不用说了。

寺庙在解放前它就已经改为小学了。1947年我的大哥就在那儿上小学。

那时小学生是要参加童子军的。穿一紧身小制服，裹绑腿，扎腰带，上
挂水碗、法绳。我见过大哥他当童子军的照片，可比少先队员精神多了。

解放后这里还是小学。1955年我二哥也来这里上学。

1957年我也到这儿上学了。一晃儿已经到了2007年，距离我入学都五十
周年了，这地儿依然还是小学。它就是 北京市北池子小学.从1957年
9 月至1963年8 月，也就是说我的少年时期，从七岁到十三岁这一段儿，
我就是在这儿渡过的小学生涯。

现在我已经退休了，身体也不算好。人一老就总爱回忆，闲着无事，加
之有一位在美国的小学同学，今年九月份要回来，准备搞一次小学同学
聚会。所以我就先着手写了我的回忆录——（二）：我的小学。

因为从小我记性就不好，上学忘带书包是常有的事，天生的。特别是十
年前因脑血管的疾病在某大医院住院时，经过科学检测，诊断为 老年
痴呆症.有正规病历血液化验单记录，随时可查，不是瞎说的。现在除
了饿了，还记着要吃饭，以前的事几乎全记不清了。因此我感觉得抓紧
点，写点什么记下来，以备不测之需。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文章里会尽全力实事求是，回忆起多少写多少，绝
不添枝加叶。但肯定还有记不准时间、地点、人物的地方，有让人不高
兴、得罪、不理解的地方，请多包涵。看在师生一场、同学一场，就原
谅我这个得了 老年痴呆症 的病人吧！

我一生是穷光蛋，退休后则刚刚能糊口，所以仅能把此文献给当年教过
我的北池子小学的老师们，祝你们长寿！

献给小学和我同窗的男女同学们，真心为你们祝福！

第一章我的社会生活

（一）饥饿

饥饿，基本贯穿了我的小学生涯。从小家里就不富裕，但还能凑合吃饱。

小学一年级刚上学时，妈妈每天给我带一个标准粉面的大白馒头。用手
绢包着当早点，白嘴吃（没有任何辅助的食品）。当然在家里还是窝头
居多。我最爱吃搁黑糖的窝头。黑糖现在好像已经没有卖的了。它是制
糖时先出白糖，再出红糖，最后剩下的像黑焦油似的，发粘带点糊苦味
儿的就叫黑糖。是最低档次的了。就像石油中先提炼汽油，再柴油，最
后剩下的是沥青一样。

馒头带到学校，交给每天的值日生。他用一大网兜装起来，送到操场东
南角开水房。那儿有大蒸锅，由工友负责蒸上。课间操后，值日生打来
开水，提回冒着热气的网兜，分发给大家吃喝。有时家里没蒸面食，我
就拿五分钱在上学路上，经过骑河楼合作社斜对面妞妞房把口的一个小
饭铺时，在那儿买一个糖三角吃。

到了二年级刚开始，我还是能在上学路上，去老买糖三角的小饭铺里买
早点。但五分钱只能买一块手掌心大小粘粘糊糊，用白菜丝儿裹着棒子
面蒸的发糕了，略微带点咸淡味儿。

但那也没有坚持多长时间，就改要粮票了。我还记得改粮票时，邻居四
爷（女性，我们旗人对长辈女性是用男性称呼的）是街道积极分子。她
开完会回来说；用粮票买粮是国家进步的象征，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来
的。从改用粮票起，到小学毕业，我就再也没为自己买过早点。因为后
来，也就没有早点可吃了。

从此以后，饥饿，就成了每个中国人的专利。我的小学、中学、还有插
队，都在享受着这种专利带来的好处，不用减肥。现在看看当年小学毕
业时的合影，男生瘦小，女生枯干，没几个肉多点的。

从三年级第二学期开始，就是1961年初。我接管了全家日常生活的安排，
那时我十岁半。

每月的15号晚上，父亲把开回来的七十二块工资中的四十块钱交到母亲
手里。母亲总要和我抱怨一气，埋怨父亲给自己留下的钱太多，有时还
要掉下几滴眼泪。为了防止母亲一时想不开，十三岁的二哥就和我商量，
把家里唯一的一小块解放前留下的大烟给藏起来了。

母亲然后就把那钱转交给我。我则要先把对门邻居四爷给垫交的上月房
租十一块五毛钱拿出来立马给送过去。当时房租很高，是房管局合作化
收私人房时，房东故意定下的。定的高，房东从房管局那儿得到股息就
多。一直到文革结束，我家房租才降到三块五毛钱。

剩下的二十八块五，就是全家五口一个月的生活费。买粮买菜，打油打
醋，水钱电钱等等，全靠这点钱开支。我先把买全家的米面钱分出来，
再把所有本上票上必须买的东西钱再留出来。结果不单剩不下余钱，还
要缺点儿。买菜就靠母亲随时挣的零敲碎打钱了。有钱就买，没钱拉到。

好在从我记事起到改革开放前，二十来年这社会上就没涨过价儿。也别
说，在困难年头一过，白面从一斤一毛八分四厘涨到一毛八分五厘。当
然工资就更没涨过。要买的东西永远是一个价格，预先倒好算出来，固
定的。所有的生活安排加上采购全由我一个人承担。因为大哥已考上了
电影学院，住校不在家。二哥又气管炎干不了活儿。

像我们哥儿三个的学杂费、家里添些必需的小用具、全家看病、意外花
费等，则是由我父亲负责的。星期天，父亲还要负责洗全家的衣服。用
袜板补全家的破了又破的袜子和衣服。还要到胡同口外去拉水。因为买
一挑儿送到家里的自来水要四分钱。我家里每天只买一挑水，不够父亲
自己再去拉。母亲则专心致志在家里给挑补绣合作社作挑花（十字绣）。

从天亮到半夜，总是坐在桌子上。白天为了就呼窗户亮，晚上是为了离
电灯近，不停的在绣花。一个月多时能有十块八块的收入，补贴进全家
的生活费里。

不久，家里又添了小弟弟，生活就更窘迫了。因为到我手上的一个月生
活费还是那二十八块五，可又加了一个弟弟，变六口人了。好在大哥在
大学里吃住，还有助学金，就能少跟家里要点儿。

每人每月定量的半斤点心，二两饼干（扣五两粮票），只要票儿一发下
来，就先要把点心票跟院里的邻居、胡同里的街坊换成饼干票。因为要
用开水把饼干泡软了用勺儿喂弟弟。母亲没有奶，国家也没有奶。偶尔
能买到 糕干粉 ，一种有点甜味儿，有点奶味儿的粗淀粉。那是专门
给婴儿准备的。熬成膏干（稠糊糊）喂他。仅有的好米，也要每天一把，
坐火上慢慢地把米都给熬混娄，晾凉了灌进奶瓶里，再把奶嘴儿头上用
剪子铰一个三角口子，就能喂弟弟了。为甚么铰三角口呢，这样一嘬就
出，不嘬又不流。是二哥发明的。

家里原有一杆多年不用的老秤，这回有了用武之地了。从此，这杆老秤，
就成了我每天必用的工具。一放学进家门，就先要把晚上吃的十四两米
（老秤，十六两一斤）约出来熬上。再把第二天中午要吃的棒子面约好
单放。有时一兴起，连约出好几天的，所有的盆盆罐罐全分装上。

然而好景不常，吃的蔬菜也有定量了。我们家这块儿每人每天的副食供
应，由故宫东北角楼对面的三义成合作社负责。它按来货多少凭本卖。

来菜少时是一人一天二两，多时能给半斤。品种也就总是那几样。冬天
白菜居多，有时有罗卜、土豆、或豆牙儿。夏天是东瓜、西葫芦。有时
有芹菜茄子，那就算好菜了。

母亲天天一早就要去菜店，等菜车来了好捡拾烂白菜帮子，菜根等。傍
晚则去公安医院旁门等着锅炉房倒出炉渣来，和一堆人抢着捡煤核儿。

我则拿着一个小破盆往回端。

有一次母亲从菜店捡回好多大芹菜根儿，我煮了一锅。不难吃，有甜味
儿。我还试着把大白菜根儿去掉四圈，旋成一圆块儿，一切四半煮了吃。

但不好吃，象吃烂棉花。烂白菜帮子捡回来，也不能全吃喽，大部分要
晒起来。干了洗净切成丝好熬粥喝。当然，一些烂菜叶子你不晒干它，
当时也真没法子吃，粘粘糊糊。干菜叶子是黄的，熬出的粥汤也是黄的。

倒上一大勺子一毛一分钱一斤的酱油，我能喝七碗。但总是有一股子霉
草味儿。

四年级时，菜也不能保证有了。有时就只是一天一人一小块大腌萝卜
（一种最低档咸菜），有半两重。连这也不能保证时，就是一人一天给
二钱黄豆，有十多粒儿。如果要是钻石，那可不少，少说也有几十克拉。

正巧，我家菜本丢了，什么菜也没有了。到月底时又给找着了。我就拿
着去三义成合作社补买菜。这些日子的菜，折合成一人一天二钱黄豆计
算，我一下子买回来小三斤黄豆，可乐坏了。

一天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我就泡了一小把黄豆，放点儿盐给煮了。

怕母亲回来看见，结果没等煮熟就急着吃，吃完就吐了。从此以后，我
一吃黄豆就反胃，闻不得豆腥味儿。一直到中年才慢慢改变过来。

母亲爱种花，就把家里所有的花盆全种上能吃的植物。我最爱吃的是辣
椒叶子与面和在一起蒸熟喽，蘸酱油醋吃。

有一个同学给了我一棵大绿叶子上尽是窟窿的龟背竹。开的花是一个白
色的长棒儿。我给它换盆时发现根上有许多水嫩的小球，不知道能不能
吃。因为麦冬的根上也有，我吃过。所以就试着咬了一口，结果一下子
我的舌头、上下嘴唇全肿了起来。倒是不太疼，就是又麻又木还又辣。

快五年级时，人开始浮肿。因为饿，水喝的多，极度缺乏营养。四肢皮
肤上一摁就是一坑儿，起不来。父亲单位给了一大包粮食代用品。说是
专门研究出来的高科技，叫 小球藻.黑黑的跟大药丸子似的，搁了糖
精，倒不难吃，有些腥味儿。其实就是用池塘里漂浮的藻类合成的。父
亲拿回家来搁在大玻璃罐中，太饿喽我就偷着吃一丸儿。

每回偷吃 小球藻 ，我就都会想起小时看过的一本小人书。一位国王
要发明一种吃了就不饿的药，结果手下大臣就用一百斤白面，一百斤大
米提炼出一丸子药，吃了一天都不饿。国王很高兴，认为找到了节约粮
食的好办法。这 小球藻 药丸是不是也用那办法造出来的呢？

说起糖精，因为没糖吃，合作社就卖一种像药片一样粉红色的糖精片。

一毛钱七片。胡同里许多孩子买了泡水喝，我也买过当糖用。街道上还
专门开了会，通知家长别让孩子去买，越喝越水肿。

学校开始不上体育课了，为了保存体力。后来，连课间操也停了，叫劳
逸结合。当年的体育老师回忆跟我说；上课时他靠在蓝筐柱子上讲课，
被校长看见还挨了批评，（校长办公室就在东侧钟鼓楼上层，居高临下
可看全操场。）但当时那可真是饿得腿打晃啊！

大部分家庭，每个月都要被迫绝食一天。因为按国家规定每个月二十五
号就可以买下月粮食了。后来又改成二十四号中午十二点就开始卖下月
的。可大部分家里到二十三号晚上就断顿了，一直要坚持到第二天中午
买回粮来才能吃上饭。为了能早一点儿买到粮食，就要一大清早儿起来
去排队。好在那时人人都很自觉。到那儿放一块砖头，搁个菜筐就算站
队了。临差不多时候你再去排那儿。所以你常能看见粮店门口有一长溜
儿砖头瓦块，蓝子菜筐在排队。

赶上秋后粮店卖白薯，那大队排的可就更长了。一斤粗粮票给五斤，三
分五一斤。大家都抢着买，糊上一锅白薯，总比其他粮食能多嚼几口。

当然熟了后，也还是要按大小块儿搭配开，分成份儿，各吃各的。它不
但好吃，还能把菜省了，就是醋心。

我家院子里老种几棵蓖麻。秋后摘了晾干喽卖给粮店，卖多了还给一二
两油票。屋前枣树上爬了一架瓜蒌，熟了摘下来晒干了，药铺也收。但
那玩意儿忒轻，一大堆卖不了几毛钱。

因为营养不良，我的嘴唇上全爆起裂皮，露出红红的鲜肉。每到第四节
课时，饿得心慌，就没心思听讲了。我总是用舌头把嘴唇裂皮慢慢地添
软喽。再小心翼翼一点一点地把裂皮啃下来。用牙齿轻轻地磨碎和着口
水咽下去。还真管事，就感觉胃里好受点儿。其实我想是把注意力给转
移了，精神作用。但常因为劲儿使大了，把还没全裂起的皮撕下来，疼
得我就直吸溜。

每次蒸完米饭，我负责用小刀在锅里将饭，按全家人口数划成份儿。好
往碗里盛。空饭锅是我的。到点水把锅涮干净喝喽。蒸完窝头的屉布。

我要用小刀把粘在布上的粘儿刮干净吃掉。有时性子一急，来不及刮它，
干脆就把屉布分部位塞进嘴里去嘬。

还有一回，一位和母亲一块儿作挑花儿（十字绣）的老街坊，不知从哪
儿弄来些豆腐渣。给了我家一大块。渣粗倒还不怕，就是太脏。不知怎
么还有好多头发混在里面。那东西又不能洗，只好蒸熟了一边择着一边
吃。成年后一次单位组织吃忆苦饭，也是豆腐渣，那渣又白净，又细腻。

我就又想起困难时吃的豆腐渣来了，却没有忆出解放前的苦。

那个年头，冬天又特别的冷。普通人家就穿空心袍棉袄棉裤。没有外罩，
更没有内衣。刺骨寒风直往裤腿脖领里灌。我连帽子也没有，耳朵鼻子
冻的都不敢碰，流水儿，生疼。房檐上雪化了结成的大冰溜子，一冬天
都吊着。风一吹，掉在地上，孩子们就捡着吃。我有时在下学路上，也
捡一根儿。一边拿嘴吸溜着一边走，冰的嘴里都发麻。

到快过年时，那可更忙了。几乎整天就是排队。先是粮店按粮本，一户
卖五斤富强粉，（平常吃的白面叫标准粉，麸皮多些，不太白。，一毛
八分四一斤。富强粉卖到两毛五一斤），五斤好大米。（平日吃的机米
就是糙米，一毛四分八厘一斤，占粮食定量的百分之二十。过了一毛六
分钱就算好大米了。）。凭粮本登记再拿面票米票买，并不是多给了细
粮。因为好米不出数，不禁吃，还贵，有的人家就不买了。有时粮店还
给点红小豆之类的杂粮，就一斤半斤的。再接着就是按粮食本儿供应花
生瓜子。一人三两花生二两瓜子，但都不饱满，瘪皮的不少。就像老北
京卖的半空儿。

最忙活的就是合作社了（副食店）。平时一年商店里只有大粒儿盐（未
加工的生晒海盐，现在烧锅炉还用。）和只有咸味，连色儿都淡的酱油，
再不就是馊味儿的米醋，可以随便买。凭票儿的有每月一人二两花生油
或菜子油，过年再加一两香油。半斤点心二两饼干。凭本儿的一家一月
半斤起子（苏打粉）或碱面儿。五盒火柴一块儿肥皂。有一次赶上按本
儿还给一人卖二两咸猪肉，灰白的肉上沾着盐粒儿，拉成小细条条。记
得就只有那么一回。再就不见甚么了。

大商店里才有随便卖的高级点心高级糖。比凭票儿的要贵十倍，一斤五
六块钱。骑河楼合作社就有。每次进去我都先往点心柜台那儿多看几眼。

但一直没碰上有人买过。父亲单位同事里有一个是从印尼被赶回来的华
侨，关系不错。他给了父亲几张华侨卷，我就拿着去王府井华侨商店买
了二斤绿豆和几两虾皮。

这一过年，合作社就要凭本供应过年的东西。一户一块冻豆腐、两块酱
豆腐（腐乳）、一两粉丝、四两粉条、一小包淀粉、一袋白糖、几个大
水疙瘩、二两水果糖等。总共得有十好几样儿。还有带骨头的冻猪肉。

一人半斤，拉来卸在地上，再拿大铡刀铡成小块儿卖。但有的东西商店
就来一丁点儿，比如芝麻酱。因为货少，不够按本供应，索性就放开卖。

一人一次卖二两，谁赶上谁买。所以一听到三义成排队，先不问卖什么，
撒腿儿就跑，先排上队再说。反正往往一排就是俩仨钟头，家里再来人
换。

大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就靠这点儿凭本供应的几两花生瓜子（也要分成
堆堆，谁也别多吃谁的。），在十五瓦电灯泡下，披着大棉袄熬夜。除
了寒风呼呼，窗玻璃上冻了一层厚厚的冰花，再没有一点儿响动。等过
了十二点，还能喝点不加烂干菜叶子的稀粥。就顶腊八粥和年夜饭了。

晚上晚饭倒是吃的正儿八经的白面猪肉馅饺子。可一人就有数的那十来
个，既解不了馋，更解不了饱。

大年三十儿夜里。有计划外的加餐大米粥喝就不错了。弄不好一超了定
量，月底就得提前断顿儿。我管伙食，大秤买回来，顿顿小秤约出去。

所以我就怕比每月饿一天的计划再多断一两顿儿，那可就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了。人要都饿地爬不起炕儿来，那可就褶子了。所以每回约
完十四两粮食，临下锅时我往往还会再抓回一小撮儿，放回粮袋子里。

我这一辈子会过日子，就这么给逼出来的。

这时上电影学院的大哥正参加电影 甲午风云 的拍摄。回来跟家里说
；有一场戏，北洋大臣李鸿章宴请各国使臣。所有摆上的菜肴全是木头
做的。国家只给批了半斤香肠，切成薄片每盘撒上两片。好拍摄拿叉子
叉东西吃的镜头。连导演也没福气吃上香肠。

六年级开学不久，国家稍有点好转。竟然决定给每个小学生供应半斤鸡
蛋。七毛六一斤。市面上有好几年看不见鸡蛋了。我们都按班排着队在
操场上等，商店则来人在东南角开水房旁一间小屋里卖。四毛二分钱，
我用手绢兜着六个乒乓球大小、灰不溜秋的鸡蛋小心翼翼地拿回家。当
天晚上母亲就摊了一个鸡蛋分给我和二哥一人一半，当作晚饭全部的下
饭菜。

这时候，虽然社会上东西多点了，但粮食定量还是那些。依旧还是吃不
饱。饥饿，依然伴随着我上完了小学。